李鹏没有为三峡做什么事情，只是摘取三峡的成果

三峡的筹划，应当说周恩来最积极，再早就是孙中山了。周恩来积极是有道理的。他负责国务院，搞建设，水利规划，下游防洪是他的责任。1954年长江大洪水，武汉危机，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人提出三峡问题。五五五六年，三峡的讨论就已经在报纸上展开。当时大多数人是促进派。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召开成都会议，周恩来带领众多专家学者，和水利方面的干部从武昌溯流而上，边参观游览边讨论。大多数是赞成的，只有李锐唱反调。后来反三峡的许多人 都是支持的。现在大多数作古了，我不愿在提他们的名字。
但是在成都会议上，毛病没有通过立即兴建三协的决议。我认为毛泽东是从战略角度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要知道58年春天，中国刚刚从朝鲜撤军，还没有完成，而美国人根本就不想响应中国的撤军倡议。相反地，美国的军用侦察机几乎天天在中国领土上空飞行。那一年警告的次数超过两百次。但是毛泽东不愿意在会议上说不立即搞三峡是防备战争，他得找其他借口。所以他就点名反对三峡的李锐发言，另一个是三峡的总设计师林一山。毛泽东批评了林一山的高坝大三峡方案，对李锐的发言并无一句赞成的话，不过让李锐当他的兼职秘书。等于对他有所肯定，这就在他嘴里成了他说服了毛泽东。其实在我看来，是他为毛泽东当了一次马前卒。对于他当一次马前卒也是足够风光了。恰恰是这次三峡，周恩来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执意上三峡，让我对他的失去了几份敬意。这一点还不如黄万里，他曾经说过不能高三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争。不过后来他变了。其实早年他应当是赞成派。
但是成都会议关于三峡的决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件，表明毛泽东是如何处理党内的分歧的。这个决议，在现在看来也是一个促进派的决议。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的《民主，话语权与幼稚病——与李锐先生商榷》
再说两句黄万里教授。现在他成了反对派的精神代表。其实黄万里青年时代从美国回来就是冲着长江来的，而长江的最大工程就是三峡。就没有任何一个水利工程师不想在三峡工程上大显身手。黄先生反三峡是政治立场，无关技术，技术知识托词。怎么证明这一点呢，那就是你一跟他谈技术关键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他与我的老式孟昭英是好朋友，， 想通过孟老劝劝黄老。孟老摇头，，不过说他可以转达我的意见。我就想黄先生提出管道输沙来解决可能的泥沙问题的建议，请他批评。看在孟先生的面子，黄老还是回了信。但是他的观点则是“人家美国人用管道输宝贵的煤，你却要输无用的沙”。这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也不客气，回他说，我输的不是无用的沙，而是有害的沙。他不能否定管道输沙的可行性。其实如果他认真讨论，可以提出输沙的特殊性的问题，我就可以跟他深入讨论下去。他不，居然千里之外，还说泥沙问题是比天文武力更复杂的问题，没有人能解决。但是在我看来，说到底，无非是把那部分多余的沙处理掉的问题。管道输沙是一个方式，还可以在水库入口处把这些多余的沙栏下来用作建筑材料。还不够全国用呢。我们的饿实力专家的思路太狭窄。泥沙绝对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黄先生的政治立场更反映在南水北调上。他从反对三峡走到反对南水北调。他的论断是，北京不缺水，根据是什么？说来很好玩。他说北京的降水量比马德里还多，而马德里不缺水北京怎么会缺水？这是诡辩。北京缺水不缺水他这个北京人，水利专家应当知道。但是他却用一个弯弯绕诡辩说北京不缺水。对于他这个表面上似乎“有理”的说法，只要看一看北京与马德里的人口密度就可以明白是非了。他的这个“聪明的技巧”，让我对他很难是不齿。我也明白跟他没有什么可辩论的。这种人是根本不会跟你讲理的。知识分子耍起无赖来比街头混混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