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给日本战犯超一流的伙食标准
初来乍到时日本战犯曾大闹管理所，把高粱米饭倒掉要求吃大米饭，经过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不但给他们都吃上了大米饭，而且还分出大灶、中灶、小灶的级别来。官当得越大，杀中国人越多就吃得最好。将官级吃小灶；校官级吃中灶；校官以下吃大灶，这大灶也相当于当时东北中等家庭的标准。
为了让这些战犯们吃饱，吃好，吃熟、吃热，吃得卫生，食堂里增添了切面机、绞肉机、面包炉、烘烤箱、电冰箱等。六十年前这些都是高级宾馆高级点心店里才拥有的设备，如今都在为日本战犯服务。管理所除建立了一支阵容不小的30人炊事员队伍外，还特地从沈阳、哈尔滨请来了厨师和面包点心师。
为了让战犯吃到新鲜蔬菜，管理所开辟了40亩菜园，种了茄子、青椒、西红柿、豆角、黄瓜、土豆、白菜、萝卜、芹菜、菠菜等。还新建了一处暖棚，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腊月季节，棚里的蔬菜却是碧绿青翠，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季节里。如果暖棚的菜还不够，管理所还建有能储存几万斤蔬菜的菜窖，照样能提供新鲜的瓜菜豆，保证吃到下一年的新菜上市还有富裕。在院外还养了几十头肥猪，两头荷兰奶牛，几百只鸡。战犯管理所就像是自给自足的人间乐园。
战犯们每天吃的是土豆烧牛肉，白菜炖猪肉，海带、豆腐炖鱼，鱿鱼炒蒜苗，鸡蛋炒西红柿，炒虾仁白菜，胡萝卜炒油豆腐等，仅副食食谱就有40多种品种，做到每周菜谱不重样。炊事员们还都学会了做日本特色的饭菜，如“甜不辣”、“米绍汤”、“苏泊汤”、“炸肉串”、“八宝饭”、“达子饭”、“紫菜饭卷”。每年春节，战犯们自己动手包饺子、打米糕，增加节日气氛。到了元宵节就给他们吃元宵，到了端午节给他们包粽子，到了中秋节，给他们发月饼。中国人过什么节，日本战犯都一个不拉也照样过。那瓜子、花生、糖果、点心、水果则是应有尽有，堆了一大堆。
对于病号和年老体弱者，每天要给他们供应五、六餐饭菜，按时供应牛奶、糕点。奶粉是特地从英国进口的，糕点是从哈尔滨俄人开的秋林商店买来的。（抚顺战犯曾一度转移到哈尔滨关押过）
当战犯们正在吃着大米饭和大鱼大肉时，而管理这些战犯的管理员、看守员、医务人员和炊事员们，他们吃的却是高粮米、窝窝头！那是吃下后拉出来都是红色干屎，能把肛门给撑破了的粗粮，他们每星期只能吃一次大米饭。即使在中国农民活活被饿杀4000万人的“三年人为灾难时期”，这些日本战犯的伙食供应标准始终不变，粮食品种不少，定量不减，副食调剂仍如前多样化。而管理所的所有工作人员和炊事员们，却在自力更生参加农场劳动，吃的是粗粮和代食品做成的又黑又硬的窝窝头，但连这个都填不饱肚子！
战犯们喂得白白胖胖，满面红光；而管理员和炊事员们却累得一个个患了胃病。许多采购员早饭要忙到中午才吃，晚饭要忙到深夜才吃。
战犯们的伙食费每月东北币1亿3千6百多万元，在拨给战犯用的生活费中，是不准节余上缴的，必须保证按标准花掉，保证战犯“吃到口，拿到手”。这些生活费，即使让战犯们天天吃大米白面、大鱼大肉也是花不完的，怎么办呢？于是给战犯们买来高级点心、月饼、果品、罐头等。
除了保证战犯们吃饱吃好外，还得要吃有营养。医务人员制订了一日三餐营养食谱。为此许多炊事员都痛哭流涕，一位姓刘的炊事班长忿忿地说：“我过去被日军抓去当劳工，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要遭受毒打。日本鬼子害得我们中国人吃糠咽菜，家破人亡。现在他们大米白面管够吃，大鱼大肉侍候他们，我们干革命的却吃高粱米，而且忙得吃不应时。现在又要对战犯讲营养，这么多的花样，我伺候不了，你们另请高明吧！”护士长赵毓英也哭，她有什么办法，她是执行着大汉奸大卖国贼这个上级命令的呀！她说：“难道我没有当过亡国奴？难道我愿意找这个麻烦？”
七、对战犯的照顾真是“天大地大”“爹亲娘亲”
在吃好吃饱吃得有营养之后，就要让战犯们活动活动身体了。1955年3月，各监门锁都打了开来，战犯们可以你来我往互相串门了。不管是伪满战犯还是日本战犯，不管曾当过官的战犯还是下级战犯，都可以探亲访友，称兄道弟，相互间任意交往，没有拘束。他们可以下棋玩耍，可以漫步谈心。既不像中国的五类分子在劳教、劳改时，要受到监规制度的严格控制，连问一下“你为什么进来的？”都是不容许的。
战犯有组织地成立了乐队，舞蹈队、话剧队，经常进行排练和演出。他们吹奏动人的乐曲，扭动身体跳起了秧歌，写出了剧本演出了独幕剧和多幕剧。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就举行了29次文娱会演，开了24次大大小小的运动会。而无产阶级专政干部对于中国五类分子绝对没有这样仁慈过，他们最痛恨五类分子高兴和笑声。每当五类分子娱乐时，他们就会提出警告：“你们改造好了吗？”
战犯们除了可以相互交往谈心外，关了五年以上的还可以与家属聚居。他们的日本太太可以远渡重洋，前来探监，可以住下来共同生活。子女们可以与战犯爸爸同唱共舞，一同演出节目。一个叫菊地修一的日本战犯，竟要他的女儿计算一下，她爸爸在中国杀了多少人。
有些战犯在日本有未婚妻，这些未婚妻已经为他们等了十五年，战犯们都不敢给未婚妻写信。管理所的管教干部告诉战犯，你写好信后，我负责一定帮助你寄走。很快这个战犯就收到了未婚妻的回信。一个叫田村贞植的战犯在收到未婚妻信之后，天良发现，对自己过去乱杀无辜行为进行了忏悔。他写了一首诗，写当年他是如何毁灭中国新婚夫妇美好生活的。诗中写道：“这是普通一座房/春联散放着笔墨香/彩纸剪成红喜字儿/刚刚贴上纸格窗。 是谁家的姑娘/冬夜里守着灯光/压住心跳/把青春的梦，美好的希望/刻进纸剪的鸳鸯/噢是把新春和婚礼/一并迎进新房。 ‘开始扫荡’/我喊叫得那么疯狂/像恶魔的粗气，在暮霭里荡漾/军队一阵阵地嚎叫/像扑食的恶狼/枪声响起/哭声一片怆凉。 ‘放火’/一声令下，大火飞扬/烧毁了纸剪的双喜字儿/还有美丽的一对鸳鸯……”
下面的这个故事更为“动人”。当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和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时，中国军队战士在进行生命大营救时，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故事。在汹涌澎湃惊涛骇浪中一次次地跳入水中抢救人员，在余震还在发生时，钻入断层楼板寻找幸存者。但是所有这些动人故事，英雄情节，都没有我下面记述的那个故事感人，它就发生在战犯管理所内。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冷风刺骨的早晨，一个日本战犯厌世想不开，跳进了大粪池里想自杀，他想这一次一定能自杀成功，谁能跳进臭气薰天的大粪池里来救他。就在他往下沉的时候，突然一名看守员，毫不犹豫地跳进了这两米深的粪池里，把这个战犯打捞了上来。接着不顾全身的粪便和刺鼻的臭味，看守员和战犯竟嘴对嘴地进行了人工呼吸，把那个战犯救活了。我担心，在做这样的人工呼吸时，会不会是在吃大粪？
文革中曾流行过一首歌叫《天大地大》，八亿人都在唱，都会唱。其实中国人没有理由唱这首歌，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经把中国人整得够苦够惨的了。这首歌应该让日本战犯唱才合适。歌中唱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变成日本战犯的再生爹妈，甚至比亲爹亲妈都要亲十倍百倍千倍。
唱“天大地大，爹亲娘亲”是唱不够的，在战犯管理所内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下面一件事也是前所未有，世所未闻的。上面提到的一个叫武部六藏战犯，曾任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名义上是辅佐溥仪皇帝，实际上是骑在东北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的太上皇。在中苏办理交接手续时，他是躺在担架上从车上抬下来的。移交给中方时，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病入膏肓垂死之际。经过中方医务人员的抢救，保住了一条命。1952年，他突发脑血栓，昏迷过去，从床上跌落。为了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不死一个战犯的指示，医务人员几乎是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进行抢救。总算从死亡线上把他抢救了过来，但是人已瘫痪，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此时他嘴歪眼斜，只能干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于是，管理所为他单独建立了一所病房，派了一个年轻护士焦桂珍，专门对他进行服侍。一日三餐为他喂水、喂药、喂汤、喂饭；为他擦身、按摩、理发、刮胡子、剪指甲。当武部呕吐喷得焦桂珍一脸一身时，焦桂珍默默地把一切都擦洗干净，然后又继续给他喂饭。武部长期小便失禁，焦桂珍也不嫌弃，还经常给他做床上浴，用酒精和滑石粉擦拭他的全身。每天还要抱着他翻几次身。
这个长期卧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战犯，躺了四年，竟没得褥疮，养得满面红光；而焦桂珍却一天天地瘦了下去。每天在忙完武部之后，才赶到幼儿园里去接自己的孩子，她总是最后一个去接孩子的家长。
焦桂珍连续为这个杀人魔王悉心服侍了四年。当武部假释回国时，焦桂珍亲自把他送到天津港码头，直到他的担架被他的妻子接走上船为止。武部把焦桂珍介绍给妻子武部歌子：“这位小姐端屎端尿侍候我四年，没有她，你我今天就不可能相见了。”接着他叙述了焦桂珍四年如一日照顾他的动人事迹。武部歌子听了丈夫的这番话之后，抱住焦桂珍放声大哭起来。那时候还没有“天大地大”的歌，如果那时有这首歌，她又会唱，武部歌子一定会把它唱得很感动人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这些日本战犯光是在战犯管理所里耽着也不行，周总理作了决定，让日本战犯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到社会上去见见大世面。于是他们分作三批奔赴全国各地，既到东北，又到内地；既到城市，又到农村；既参观新建的工矿企业，又参观改建扩建工程；既参观科教部门，又参观名胜古迹。从北国一直到长江沿岸，游览和参观了抚顺、鞍山、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11个大中城市，99个单位，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日本战犯外出参观期间，他们都穿上了新发的衣服。他们坐专车，住旅馆，到处有人接待，顿顿四菜一汤。陪同人员都不带枪，在外人的眼里这是一支大型旅游观光团，而不是什么日本战犯参观团。
在纪念馆里挂着一张战犯参观的路线图，沿着这条线，就像当年日寇踏着铁蹄打开中国道道大门时的情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挑衅，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和整个华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 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就在上海打响。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败，南京沦陷，五万日军进城后，开始了对三十多万战俘和平民百姓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6月至10月，有百万中国军人参加的“武汉保卫战”打响，经过四个月的奋战，最后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手。
日本战犯在数个月的参观中，最忙碌的就是医务人员了。北方和南方的季节、气候差距很大，变化也很大，医务人员既要担心他们在北方着凉，又担心他们在火炉武汉中暑，为此要为战犯准备各种各样的药物。
每年国庆节，这些战犯还应邀参观抚顺市的国庆典礼和群众游行。
周游各地所耗的旅游费，仅1957年春夏之交的一次有四百五六十人组成的参观团，参观了四个城市，所化费的经费足可以开办管理所新设的四座电机厂，当时一座电机厂的投资是四万元。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惜化费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来讨得杀人魔王的欢心。
被免予起诉的战犯
八、日本战犯像凯旋归来的英雄受到干部隆重接待
1954 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了一支900人的庞大调查组，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审理，他们到过曾被日寇侵占过的地方，动员群众，向幸存者取证。曾搜集到 26700余件控诉书、鉴定书和日本残留在各地的档案8000余份。为了实事求是，检察员、审判员和律师还共同进行鉴别证据、复查案情，重新补充侦查，又搜集到1300余件有力的确凿证据。数万份材料证明这些日本战犯曾在中国犯下了反人类罪的各种罪行，杀死的中国人达85万7千多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万8 千多处又4万4千多间，抢粮3千7百多万吨，煤炭2亿2千2百万吨，钢铁等金属3千多万吨。他们还制造了三十多起大惨案。杀孕妇，杀婴儿，用活人当细菌试验、解剖试验。甚至还吃人肝，扒人脑……按照国际法量刑，在这些战犯中，起码有超过百人可以判为死刑的。为此战犯管理所向上级提出了对罪大恶极的70余名战犯处以死刑名单，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1956年1月，却传来了周恩来相反的指示，要对日本战犯“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罪行确凿的才能起诉，对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法律工作们都想不通，提出不少意见。领导又二度进京汇报，但中央仍坚持对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
就这样这些法律工作者辛辛苦苦调查来调查去，化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了数万份有力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战犯可杀，想以此来安慰九泉之下的中国父老乡亲。但是中央的一个命令，他们的心血都白费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不但愚弄中国普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甚至连专业的法律工作者都要被耍弄一番。瞧瞧老毛老共有多霸道：让你们去辛勤劳动，把日本战犯罪行调查得清清楚楚，至于给这些战犯判不判刑，判刑几年，那就不能听你们的了。你们这些学法懂法的人有什么能耐，老毛的无法无天一样能打天下治天下。
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退了一步，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赔款总可以的吧。想不到又一次遭到拒绝，周恩来果断地回答：“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日本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日本怎么拿不出钱来，那时的日本已经向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发起冲击了。
就这样在大汉奸大卖国贼的操纵下，一份蔑视、嘲弄、践踏《国际法》的《决定》出笼了。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中明确规定：这些日本战犯一律释放，免予起诉；严重者也要分别从宽处理。
1956 年6月21日，在辽宁省抚顺市女子中学的礼堂里，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会。首席检察官王志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宣读了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命令。宣读完毕，会场上战犯们哭声恸地，想不到他们杀了这么多中国人，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但不杀不关他们，而且还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国，与家人团聚。那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
很快又传来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讲话声，宣称从现在起到回国之前，他们将由红十字会来负责接待。于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一下子竟变成了由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救助的对象了，杀人魔王一下子变成了受灾受难的弱者和被救助者，那真是比魔术师变魔术还快。
当战犯们回到管理所时，一百五十多名中方干部在大门口列队欢迎，那场面就像是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接着100多桌酒宴在俱乐部大厅排开，20多道中西餐一一端上。所长孙明斋高举酒杯，向日本战犯频频举杯祝贺。宴会一直进行了三个小时，宴会结束后，立即把他们用专车送到了抚顺市政府招待所，战犯瞬时变成贵宾了。
管理所除了发还给他们四年前曾存放在这里的行李物品外，还发给每个战犯每人一套毛料人民服，一双皮鞋，一顶毛料帽，一条新疆纯毛毯，以及生活用品，再加五十元的零用钱。六十年前的五十元相当于中国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两倍。他们使用过的乐器和演出节目的道具也都送给了他们。
九、蔑视嘲弄践踏国际法的所谓公开审判
中共除了将1017名日本战犯分三批作出免予起诉全部释放外，为了平息中国民众的愤怒，不得不在沈阳、太原两地，分别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45名日本战犯，装模作样地进行了象征性的公开审判。妄图用所谓的“正义”审判来掩盖他们大汉奸大卖国贼的丑恶本质。
公开审判前，法庭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审判程序也与其它审判一样，有审判长的致词，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然后出示大量证据，接着控诉人控诉，辩护律师辩护等。当铃木启久被带到法庭接受审判时，受害人张俊金脱下衣服，让法官察看他满身伤疤。在法庭上他失声大哭控诉说：日本鬼子在大街上砍杀7个人之后，砍到第8个时就把他拽住，把他的眼睛蒙上，准备杀他，他挣扎着不让蒙眼睛，日本鬼子就把他踢到井里，朝井里开了两枪，打坏了他的骨头。又往井里扔死人、石头、土块，扔完就走了。后来他被人救出后就昏了过去，变成了残废。有200多人是被打死、烧死、薰死的。张俊金说完后像发疯一样冲了过去，要跟铃木启久拼命。
铃木启久还指挥日伪军制造“潘家戴庄惨案”，被杀群众达1280多人。从死人坑里逃出来的周树恩出庭作证，这位44岁浑身是伤的农民流着泪控诉：1942 年10月28日早晨4点，日军包围了潘家戴庄之后，挨家挨户搜查，把全庄人都赶到一个大场里，逼着青壮年挖坑。然后把1200多人推到坑里用火活活烧死。他从土坑里侥幸逃出。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洗劫一空。
法庭判了铃木启久20年有期徒刑，但在1963年6月提前释放回国。
藤田茂是日本战犯中的“武将头”，刚到抚顺时，他蓄着一把仁丹胡子，穿着一套日本陆军将官服，肩戴中将肩章，足蹬皮马靴，每天朝东方膜拜，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大和魂万岁”口号。藤田茂侵华期间杀人无数，残忍无比，1939年春血洗山西安邑上段村，一下子杀死村民140余人。在山东莱芜、蒙阴一带烧杀奸淫。把上百名俘虏当作新兵试胆训练的活靶子。62岁的证人张葡萄，全家都被杀害，只剩下她一人。当她控诉时，气得全身发抖，满脸流着汗水、泪水、口水。因愤怒和激动，她白发倒竖，数次扑向藤田茂。
在一天半时间里，有26个证人出庭作证，控诉他的罪行。结果藤田茂只判18年徒刑，第二年他就被提前释放回国了。
在公审期间，战犯的太太们都从日本赶来，准备要与中共大干一场，抗议关押她们的丈夫。到了中国听了丈夫的陈述，才知她们的丈夫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藤田茂的夫人喜代子听了丈夫的话后，大为感动，想不到她丈夫杀了这么多中国人，没有处他死罪，太宽大了。她觉得作为妻子，也有一定责任。她向中方提出：让她也进监狱，陪着丈夫一起坐牢来赎罪。
管理所工作人员听了她的话后哈哈大笑起来，想不到战犯太太有多天真可爱！于是他们对她作了一番解释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讲究祸灭九族的，男人犯罪，株连家属。我们打倒了封建主义，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怎么还能走回头老路呢？”
管理所工作人员所说的，骗骗日本人还可以，骗中国老百姓就难骗了，谁都知道中国的五类分子的子女，就株连成了黑五类，他们在上学、上工、入党、入团，甚至结婚、生子处处都受到阻碍。文革中，连生下来的婴儿都会被活活打死，谁让他们生在五类分子的家里。
这是一场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立场上，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的，蔑视嘲弄践踏国际法欺骗世界舆论的所谓审判。两个月的公开审判终于落下了帷幕，沈阳先后判决36 名日本战犯，各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到20年不等，太原共审判9名日本战犯，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他们大部分都假释、提前释放或特赦后回国了。
从此毛泽东和共产党又往脸上多贴了一层金，除创造了把杀人魔王改造成新人的奇迹外，还吹嘘说“这是在我国领土上，由代表中国人民的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审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近代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它在世界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总结，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一个标志。”毛泽东和共产党不仅又争到了第一，而且把抗日胜利的功劳和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光环都套在自己头上了。于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站起了两次，一次是毛泽东建国时说的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想不到审判日本战犯时，中国人民又站起来一次。
这个大汉奸大卖国贼集团，竟能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瞪着大眼说着瞎话，因为早在九年前日本刚投降不久，在中国各地已经对日本战犯进行过公开审判了。王俊彦著的《日本战犯审判秘闻》一书中曾写道：“在中华大地欢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锣鼓声中，从14年艰苦抗战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将昔日横行中国的日本战犯迅速尽行逮捕，可谓扬眉吐气，大快人心。从1945年8月到 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难道这些审判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吗？难道这些审判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审判吗？还有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梅汝璈先生对日本甲级战犯判处绞刑的审判，这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审判吗？难道只有中共的沈阳、太原的审判才是在中国领土上，代表中国人民的审判吗？按照毛泽东和共产党逻辑，沈阳太原的审判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这种代表日本战犯立场上的审判，可能会让中国人民永远当日本人的亡国奴，而不是站起来。
初来乍到时日本战犯曾大闹管理所，把高粱米饭倒掉要求吃大米饭，经过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不但给他们都吃上了大米饭，而且还分出大灶、中灶、小灶的级别来。官当得越大，杀中国人越多就吃得最好。将官级吃小灶；校官级吃中灶；校官以下吃大灶，这大灶也相当于当时东北中等家庭的标准。
为了让这些战犯们吃饱，吃好，吃熟、吃热，吃得卫生，食堂里增添了切面机、绞肉机、面包炉、烘烤箱、电冰箱等。六十年前这些都是高级宾馆高级点心店里才拥有的设备，如今都在为日本战犯服务。管理所除建立了一支阵容不小的30人炊事员队伍外，还特地从沈阳、哈尔滨请来了厨师和面包点心师。
为了让战犯吃到新鲜蔬菜，管理所开辟了40亩菜园，种了茄子、青椒、西红柿、豆角、黄瓜、土豆、白菜、萝卜、芹菜、菠菜等。还新建了一处暖棚，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腊月季节，棚里的蔬菜却是碧绿青翠，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季节里。如果暖棚的菜还不够，管理所还建有能储存几万斤蔬菜的菜窖，照样能提供新鲜的瓜菜豆，保证吃到下一年的新菜上市还有富裕。在院外还养了几十头肥猪，两头荷兰奶牛，几百只鸡。战犯管理所就像是自给自足的人间乐园。
战犯们每天吃的是土豆烧牛肉，白菜炖猪肉，海带、豆腐炖鱼，鱿鱼炒蒜苗，鸡蛋炒西红柿，炒虾仁白菜，胡萝卜炒油豆腐等，仅副食食谱就有40多种品种，做到每周菜谱不重样。炊事员们还都学会了做日本特色的饭菜，如“甜不辣”、“米绍汤”、“苏泊汤”、“炸肉串”、“八宝饭”、“达子饭”、“紫菜饭卷”。每年春节，战犯们自己动手包饺子、打米糕，增加节日气氛。到了元宵节就给他们吃元宵，到了端午节给他们包粽子，到了中秋节，给他们发月饼。中国人过什么节，日本战犯都一个不拉也照样过。那瓜子、花生、糖果、点心、水果则是应有尽有，堆了一大堆。
对于病号和年老体弱者，每天要给他们供应五、六餐饭菜，按时供应牛奶、糕点。奶粉是特地从英国进口的，糕点是从哈尔滨俄人开的秋林商店买来的。（抚顺战犯曾一度转移到哈尔滨关押过）
当战犯们正在吃着大米饭和大鱼大肉时，而管理这些战犯的管理员、看守员、医务人员和炊事员们，他们吃的却是高粮米、窝窝头！那是吃下后拉出来都是红色干屎，能把肛门给撑破了的粗粮，他们每星期只能吃一次大米饭。即使在中国农民活活被饿杀4000万人的“三年人为灾难时期”，这些日本战犯的伙食供应标准始终不变，粮食品种不少，定量不减，副食调剂仍如前多样化。而管理所的所有工作人员和炊事员们，却在自力更生参加农场劳动，吃的是粗粮和代食品做成的又黑又硬的窝窝头，但连这个都填不饱肚子！
战犯们喂得白白胖胖，满面红光；而管理员和炊事员们却累得一个个患了胃病。许多采购员早饭要忙到中午才吃，晚饭要忙到深夜才吃。
战犯们的伙食费每月东北币1亿3千6百多万元，在拨给战犯用的生活费中，是不准节余上缴的，必须保证按标准花掉，保证战犯“吃到口，拿到手”。这些生活费，即使让战犯们天天吃大米白面、大鱼大肉也是花不完的，怎么办呢？于是给战犯们买来高级点心、月饼、果品、罐头等。
除了保证战犯们吃饱吃好外，还得要吃有营养。医务人员制订了一日三餐营养食谱。为此许多炊事员都痛哭流涕，一位姓刘的炊事班长忿忿地说：“我过去被日军抓去当劳工，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要遭受毒打。日本鬼子害得我们中国人吃糠咽菜，家破人亡。现在他们大米白面管够吃，大鱼大肉侍候他们，我们干革命的却吃高粱米，而且忙得吃不应时。现在又要对战犯讲营养，这么多的花样，我伺候不了，你们另请高明吧！”护士长赵毓英也哭，她有什么办法，她是执行着大汉奸大卖国贼这个上级命令的呀！她说：“难道我没有当过亡国奴？难道我愿意找这个麻烦？”
七、对战犯的照顾真是“天大地大”“爹亲娘亲”
在吃好吃饱吃得有营养之后，就要让战犯们活动活动身体了。1955年3月，各监门锁都打了开来，战犯们可以你来我往互相串门了。不管是伪满战犯还是日本战犯，不管曾当过官的战犯还是下级战犯，都可以探亲访友，称兄道弟，相互间任意交往，没有拘束。他们可以下棋玩耍，可以漫步谈心。既不像中国的五类分子在劳教、劳改时，要受到监规制度的严格控制，连问一下“你为什么进来的？”都是不容许的。
战犯有组织地成立了乐队，舞蹈队、话剧队，经常进行排练和演出。他们吹奏动人的乐曲，扭动身体跳起了秧歌，写出了剧本演出了独幕剧和多幕剧。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就举行了29次文娱会演，开了24次大大小小的运动会。而无产阶级专政干部对于中国五类分子绝对没有这样仁慈过，他们最痛恨五类分子高兴和笑声。每当五类分子娱乐时，他们就会提出警告：“你们改造好了吗？”
战犯们除了可以相互交往谈心外，关了五年以上的还可以与家属聚居。他们的日本太太可以远渡重洋，前来探监，可以住下来共同生活。子女们可以与战犯爸爸同唱共舞，一同演出节目。一个叫菊地修一的日本战犯，竟要他的女儿计算一下，她爸爸在中国杀了多少人。
有些战犯在日本有未婚妻，这些未婚妻已经为他们等了十五年，战犯们都不敢给未婚妻写信。管理所的管教干部告诉战犯，你写好信后，我负责一定帮助你寄走。很快这个战犯就收到了未婚妻的回信。一个叫田村贞植的战犯在收到未婚妻信之后，天良发现，对自己过去乱杀无辜行为进行了忏悔。他写了一首诗，写当年他是如何毁灭中国新婚夫妇美好生活的。诗中写道：“这是普通一座房/春联散放着笔墨香/彩纸剪成红喜字儿/刚刚贴上纸格窗。 是谁家的姑娘/冬夜里守着灯光/压住心跳/把青春的梦，美好的希望/刻进纸剪的鸳鸯/噢是把新春和婚礼/一并迎进新房。 ‘开始扫荡’/我喊叫得那么疯狂/像恶魔的粗气，在暮霭里荡漾/军队一阵阵地嚎叫/像扑食的恶狼/枪声响起/哭声一片怆凉。 ‘放火’/一声令下，大火飞扬/烧毁了纸剪的双喜字儿/还有美丽的一对鸳鸯……”
下面的这个故事更为“动人”。当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和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时，中国军队战士在进行生命大营救时，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故事。在汹涌澎湃惊涛骇浪中一次次地跳入水中抢救人员，在余震还在发生时，钻入断层楼板寻找幸存者。但是所有这些动人故事，英雄情节，都没有我下面记述的那个故事感人，它就发生在战犯管理所内。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冷风刺骨的早晨，一个日本战犯厌世想不开，跳进了大粪池里想自杀，他想这一次一定能自杀成功，谁能跳进臭气薰天的大粪池里来救他。就在他往下沉的时候，突然一名看守员，毫不犹豫地跳进了这两米深的粪池里，把这个战犯打捞了上来。接着不顾全身的粪便和刺鼻的臭味，看守员和战犯竟嘴对嘴地进行了人工呼吸，把那个战犯救活了。我担心，在做这样的人工呼吸时，会不会是在吃大粪？
文革中曾流行过一首歌叫《天大地大》，八亿人都在唱，都会唱。其实中国人没有理由唱这首歌，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经把中国人整得够苦够惨的了。这首歌应该让日本战犯唱才合适。歌中唱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变成日本战犯的再生爹妈，甚至比亲爹亲妈都要亲十倍百倍千倍。
唱“天大地大，爹亲娘亲”是唱不够的，在战犯管理所内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下面一件事也是前所未有，世所未闻的。上面提到的一个叫武部六藏战犯，曾任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名义上是辅佐溥仪皇帝，实际上是骑在东北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的太上皇。在中苏办理交接手续时，他是躺在担架上从车上抬下来的。移交给中方时，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病入膏肓垂死之际。经过中方医务人员的抢救，保住了一条命。1952年，他突发脑血栓，昏迷过去，从床上跌落。为了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不死一个战犯的指示，医务人员几乎是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进行抢救。总算从死亡线上把他抢救了过来，但是人已瘫痪，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此时他嘴歪眼斜，只能干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于是，管理所为他单独建立了一所病房，派了一个年轻护士焦桂珍，专门对他进行服侍。一日三餐为他喂水、喂药、喂汤、喂饭；为他擦身、按摩、理发、刮胡子、剪指甲。当武部呕吐喷得焦桂珍一脸一身时，焦桂珍默默地把一切都擦洗干净，然后又继续给他喂饭。武部长期小便失禁，焦桂珍也不嫌弃，还经常给他做床上浴，用酒精和滑石粉擦拭他的全身。每天还要抱着他翻几次身。
这个长期卧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战犯，躺了四年，竟没得褥疮，养得满面红光；而焦桂珍却一天天地瘦了下去。每天在忙完武部之后，才赶到幼儿园里去接自己的孩子，她总是最后一个去接孩子的家长。
焦桂珍连续为这个杀人魔王悉心服侍了四年。当武部假释回国时，焦桂珍亲自把他送到天津港码头，直到他的担架被他的妻子接走上船为止。武部把焦桂珍介绍给妻子武部歌子：“这位小姐端屎端尿侍候我四年，没有她，你我今天就不可能相见了。”接着他叙述了焦桂珍四年如一日照顾他的动人事迹。武部歌子听了丈夫的这番话之后，抱住焦桂珍放声大哭起来。那时候还没有“天大地大”的歌，如果那时有这首歌，她又会唱，武部歌子一定会把它唱得很感动人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这些日本战犯光是在战犯管理所里耽着也不行，周总理作了决定，让日本战犯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到社会上去见见大世面。于是他们分作三批奔赴全国各地，既到东北，又到内地；既到城市，又到农村；既参观新建的工矿企业，又参观改建扩建工程；既参观科教部门，又参观名胜古迹。从北国一直到长江沿岸，游览和参观了抚顺、鞍山、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11个大中城市，99个单位，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日本战犯外出参观期间，他们都穿上了新发的衣服。他们坐专车，住旅馆，到处有人接待，顿顿四菜一汤。陪同人员都不带枪，在外人的眼里这是一支大型旅游观光团，而不是什么日本战犯参观团。
在纪念馆里挂着一张战犯参观的路线图，沿着这条线，就像当年日寇踏着铁蹄打开中国道道大门时的情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挑衅，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和整个华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 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就在上海打响。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败，南京沦陷，五万日军进城后，开始了对三十多万战俘和平民百姓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6月至10月，有百万中国军人参加的“武汉保卫战”打响，经过四个月的奋战，最后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手。
日本战犯在数个月的参观中，最忙碌的就是医务人员了。北方和南方的季节、气候差距很大，变化也很大，医务人员既要担心他们在北方着凉，又担心他们在火炉武汉中暑，为此要为战犯准备各种各样的药物。
每年国庆节，这些战犯还应邀参观抚顺市的国庆典礼和群众游行。
周游各地所耗的旅游费，仅1957年春夏之交的一次有四百五六十人组成的参观团，参观了四个城市，所化费的经费足可以开办管理所新设的四座电机厂，当时一座电机厂的投资是四万元。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惜化费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来讨得杀人魔王的欢心。
被免予起诉的战犯
八、日本战犯像凯旋归来的英雄受到干部隆重接待
1954 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了一支900人的庞大调查组，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审理，他们到过曾被日寇侵占过的地方，动员群众，向幸存者取证。曾搜集到 26700余件控诉书、鉴定书和日本残留在各地的档案8000余份。为了实事求是，检察员、审判员和律师还共同进行鉴别证据、复查案情，重新补充侦查，又搜集到1300余件有力的确凿证据。数万份材料证明这些日本战犯曾在中国犯下了反人类罪的各种罪行，杀死的中国人达85万7千多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万8 千多处又4万4千多间，抢粮3千7百多万吨，煤炭2亿2千2百万吨，钢铁等金属3千多万吨。他们还制造了三十多起大惨案。杀孕妇，杀婴儿，用活人当细菌试验、解剖试验。甚至还吃人肝，扒人脑……按照国际法量刑，在这些战犯中，起码有超过百人可以判为死刑的。为此战犯管理所向上级提出了对罪大恶极的70余名战犯处以死刑名单，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1956年1月，却传来了周恩来相反的指示，要对日本战犯“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罪行确凿的才能起诉，对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法律工作们都想不通，提出不少意见。领导又二度进京汇报，但中央仍坚持对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
就这样这些法律工作者辛辛苦苦调查来调查去，化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了数万份有力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战犯可杀，想以此来安慰九泉之下的中国父老乡亲。但是中央的一个命令，他们的心血都白费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不但愚弄中国普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甚至连专业的法律工作者都要被耍弄一番。瞧瞧老毛老共有多霸道：让你们去辛勤劳动，把日本战犯罪行调查得清清楚楚，至于给这些战犯判不判刑，判刑几年，那就不能听你们的了。你们这些学法懂法的人有什么能耐，老毛的无法无天一样能打天下治天下。
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退了一步，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赔款总可以的吧。想不到又一次遭到拒绝，周恩来果断地回答：“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日本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日本怎么拿不出钱来，那时的日本已经向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发起冲击了。
就这样在大汉奸大卖国贼的操纵下，一份蔑视、嘲弄、践踏《国际法》的《决定》出笼了。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中明确规定：这些日本战犯一律释放，免予起诉；严重者也要分别从宽处理。
1956 年6月21日，在辽宁省抚顺市女子中学的礼堂里，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会。首席检察官王志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宣读了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命令。宣读完毕，会场上战犯们哭声恸地，想不到他们杀了这么多中国人，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但不杀不关他们，而且还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国，与家人团聚。那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
很快又传来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讲话声，宣称从现在起到回国之前，他们将由红十字会来负责接待。于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一下子竟变成了由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救助的对象了，杀人魔王一下子变成了受灾受难的弱者和被救助者，那真是比魔术师变魔术还快。
当战犯们回到管理所时，一百五十多名中方干部在大门口列队欢迎，那场面就像是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接着100多桌酒宴在俱乐部大厅排开，20多道中西餐一一端上。所长孙明斋高举酒杯，向日本战犯频频举杯祝贺。宴会一直进行了三个小时，宴会结束后，立即把他们用专车送到了抚顺市政府招待所，战犯瞬时变成贵宾了。
管理所除了发还给他们四年前曾存放在这里的行李物品外，还发给每个战犯每人一套毛料人民服，一双皮鞋，一顶毛料帽，一条新疆纯毛毯，以及生活用品，再加五十元的零用钱。六十年前的五十元相当于中国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两倍。他们使用过的乐器和演出节目的道具也都送给了他们。
九、蔑视嘲弄践踏国际法的所谓公开审判
中共除了将1017名日本战犯分三批作出免予起诉全部释放外，为了平息中国民众的愤怒，不得不在沈阳、太原两地，分别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45名日本战犯，装模作样地进行了象征性的公开审判。妄图用所谓的“正义”审判来掩盖他们大汉奸大卖国贼的丑恶本质。
公开审判前，法庭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审判程序也与其它审判一样，有审判长的致词，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然后出示大量证据，接着控诉人控诉，辩护律师辩护等。当铃木启久被带到法庭接受审判时，受害人张俊金脱下衣服，让法官察看他满身伤疤。在法庭上他失声大哭控诉说：日本鬼子在大街上砍杀7个人之后，砍到第8个时就把他拽住，把他的眼睛蒙上，准备杀他，他挣扎着不让蒙眼睛，日本鬼子就把他踢到井里，朝井里开了两枪，打坏了他的骨头。又往井里扔死人、石头、土块，扔完就走了。后来他被人救出后就昏了过去，变成了残废。有200多人是被打死、烧死、薰死的。张俊金说完后像发疯一样冲了过去，要跟铃木启久拼命。
铃木启久还指挥日伪军制造“潘家戴庄惨案”，被杀群众达1280多人。从死人坑里逃出来的周树恩出庭作证，这位44岁浑身是伤的农民流着泪控诉：1942 年10月28日早晨4点，日军包围了潘家戴庄之后，挨家挨户搜查，把全庄人都赶到一个大场里，逼着青壮年挖坑。然后把1200多人推到坑里用火活活烧死。他从土坑里侥幸逃出。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洗劫一空。
法庭判了铃木启久20年有期徒刑，但在1963年6月提前释放回国。
藤田茂是日本战犯中的“武将头”，刚到抚顺时，他蓄着一把仁丹胡子，穿着一套日本陆军将官服，肩戴中将肩章，足蹬皮马靴，每天朝东方膜拜，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大和魂万岁”口号。藤田茂侵华期间杀人无数，残忍无比，1939年春血洗山西安邑上段村，一下子杀死村民140余人。在山东莱芜、蒙阴一带烧杀奸淫。把上百名俘虏当作新兵试胆训练的活靶子。62岁的证人张葡萄，全家都被杀害，只剩下她一人。当她控诉时，气得全身发抖，满脸流着汗水、泪水、口水。因愤怒和激动，她白发倒竖，数次扑向藤田茂。
在一天半时间里，有26个证人出庭作证，控诉他的罪行。结果藤田茂只判18年徒刑，第二年他就被提前释放回国了。
在公审期间，战犯的太太们都从日本赶来，准备要与中共大干一场，抗议关押她们的丈夫。到了中国听了丈夫的陈述，才知她们的丈夫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藤田茂的夫人喜代子听了丈夫的话后，大为感动，想不到她丈夫杀了这么多中国人，没有处他死罪，太宽大了。她觉得作为妻子，也有一定责任。她向中方提出：让她也进监狱，陪着丈夫一起坐牢来赎罪。
管理所工作人员听了她的话后哈哈大笑起来，想不到战犯太太有多天真可爱！于是他们对她作了一番解释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讲究祸灭九族的，男人犯罪，株连家属。我们打倒了封建主义，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怎么还能走回头老路呢？”
管理所工作人员所说的，骗骗日本人还可以，骗中国老百姓就难骗了，谁都知道中国的五类分子的子女，就株连成了黑五类，他们在上学、上工、入党、入团，甚至结婚、生子处处都受到阻碍。文革中，连生下来的婴儿都会被活活打死，谁让他们生在五类分子的家里。
这是一场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立场上，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的，蔑视嘲弄践踏国际法欺骗世界舆论的所谓审判。两个月的公开审判终于落下了帷幕，沈阳先后判决36 名日本战犯，各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到20年不等，太原共审判9名日本战犯，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他们大部分都假释、提前释放或特赦后回国了。
从此毛泽东和共产党又往脸上多贴了一层金，除创造了把杀人魔王改造成新人的奇迹外，还吹嘘说“这是在我国领土上，由代表中国人民的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审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近代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它在世界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总结，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一个标志。”毛泽东和共产党不仅又争到了第一，而且把抗日胜利的功劳和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光环都套在自己头上了。于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站起了两次，一次是毛泽东建国时说的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想不到审判日本战犯时，中国人民又站起来一次。
这个大汉奸大卖国贼集团，竟能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瞪着大眼说着瞎话，因为早在九年前日本刚投降不久，在中国各地已经对日本战犯进行过公开审判了。王俊彦著的《日本战犯审判秘闻》一书中曾写道：“在中华大地欢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锣鼓声中，从14年艰苦抗战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将昔日横行中国的日本战犯迅速尽行逮捕，可谓扬眉吐气，大快人心。从1945年8月到 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难道这些审判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吗？难道这些审判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审判吗？还有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梅汝璈先生对日本甲级战犯判处绞刑的审判，这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审判吗？难道只有中共的沈阳、太原的审判才是在中国领土上，代表中国人民的审判吗？按照毛泽东和共产党逻辑，沈阳太原的审判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这种代表日本战犯立场上的审判，可能会让中国人民永远当日本人的亡国奴，而不是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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