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今年饭局妇女联欢等全取消
2014年03月08日 21:43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4lianghui/riji/detail_2014_03/08/34570705_0.shtml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1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葛剑雄两会日记（3月8日）
两会待遇演变：从特别招待到正常化
我前天讲到了座位，发现大家也还蛮感兴趣，所以我今天想比较一下两会过去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哪些地方有进步。
我第一次参加两会是1977年，我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那个时候刚打倒“四人帮”，开会很有趣。代表发言很多，像开批判会一样，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四人帮”，很热闹。
当时外面的物资条件比较差，大家感觉这个会真好，可以买到很多外面紧缺的物资，比如水果、大白兔奶糖。很多书新华书店买不到，这里面有，比如我当时就买了《新华字典》。那个时候外面买香烟都要香烟票的，里面不要香烟票还有香烟卖。
开 会以后，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安排看戏、看电影、看杂技，当然都免费，忙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云南的京剧团到上海演出，主要演员叫关肃霜。我的老师那时是全国人 大代表，受邀列席上海市人大，虽然不愿意来，但这一天我陪他一起去看京戏。至于住呢，主要是招待当天不能往返的郊区代表，还有农民代表。农民代表开一天会 要补贴钱的，因为他不干活了，工人没有这个问题，会期单位工资照发。
所以会上经常听到基层的代表发言，提到：旧社会把我们当草，共产党把我们当宝，党对我真关心，让我当人大代表，看招待得这么好，我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刚刚恢复时的情况。地方这样，全国也是如此，我的老师是全国人大代表，从他那里了解到，北京开两会期间，北京的东安市场（后来叫东风市场），某一天晚上对外停业，专门招待人大代表购物。
但后来慢慢就有变化了。大概从1980年以后，开会的晚上看戏、看电影要收钱了，象征性收一两毛钱，那时候工资也很低。当时开其它会要自己付饭费的，开人代会，这个钱不收。
2000年到2007年，我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那个时候开会大家对吃饭好象不 当一回事，因为整个条件都比较好了。但也还是有些便利的地方，在开会的地方一般都会有一些商品供应服务，比如说软中华烟，在外面不大买得到。我记得当时每 人可以买两条，像我这种不抽烟的，往往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叫我帮他们买香烟，还有买邮票、买衣服、买皮鞋、配眼镜，还有土特产、糖果，全有。价钱倒未必比外 面便宜，只是比较方便，食品比较放心。晚上看戏、看电影都没有了。
2008年我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一直到今年是第七年。参加全国两会这几年生活上的变化，并不像外界想得那么大。像吃，其实都是自助餐，也基本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不像外界想象的宴请。另外会有一些企业送个小礼品，比如有一个品牌经常送茶叶，我还收到过一个小的收音机，一些画册。有的是放在你房间里，还有的放到过道走廊里让你自己拿。
很多酒店不愿承办两会
开 常委会的时候，当时政协一个副主席经常跟我们叹苦经，说政协的会现在也不容易组织，以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大酒店都乐意承包两会，因为这表示政治上被人 瞧得起。现在讲市场经济以后，酒店都不愿意承办两会，为什么呢？因为要求很高，经济效益并不好，国家给的钱都很有限。而且酒店承办两会，往往提前好几天就 要把客人清掉，要检查安保措施，有些包房要停掉，所以他们并不见得乐意。
另一方面，委员们都抱怨条件太差，所以说这个工作很难做。每次两会之前，要把大酒店的老总请到中南海，请他们吃顿饭，然后跟他们拍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他们才能够把工作做好。所以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容易。
过去，相对讲，政协的条件比人大要好，因为有个概念，政协是统战的对象，人大代表们是自己人，还有这么个区别，所以当时人大安排的住房还要差一些。现在当然大家差别不是很大了，但一般都是这样，条件最好的是港澳代表。
比如到现在为止，无论我们开常委会还是开大会，港澳的代表跟委员一般都是安排在北京饭店旁边的贵宾楼，差不多是固定的。我们开常委会或者住在友谊宾馆，或者住在铁道大厦，房间都很小，并没有想象那么好。
八项规定后饭局全取消
以前两会为什么给人感觉是吃吃喝喝，其实吃喝多数是这几类情况：一个是地方政府在北京有办事处，把有关官员还有其他在外地工作的都请来，联络感情。还有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聚会。另外就是企业家私人请客了。有一些有钱有势的、有影响力的人就太忙了，在驻地不太吃，经常外面去吃。外界看着两会期间北京的餐饮热闹，就是这么造成的。
其实两会本身吃得很一般，八项规定出来后，一般的代表委员如果没有采访，那就相当清闲了，特别是今年，所有以代表团形式、政府形式的吃饭统统取消。我们上海的聚会去年就停掉了。今年我们一来就收到中央给大家的一封信，要大家好好开会。
妇女节的演出联欢也取消了，换成了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大会向妇女表示问候。中午吃饭的时候，餐厅放了蛋糕，女委员来了就给她切上一块。
我们吃饭是刷卡的，我吃饭晚一点，每天一刷卡都是200多号，甚至有300号，证明现在基本都在这里吃饭。以前没有，特别是晚上，经常没有几个人吃饭的，都被车拉出去。
今年吃的应该承认肯定是下降了，比如鱼，我吃到带鱼、小黄鱼，菜全是家常菜，日常供应水果就是西瓜、哈密瓜、龙眼、小橘子，不会有什么特别。
下午休会，特别关照大家出门不要带上两会的牌子。因为习近平讲到，以前有些人以视察为名，带着牌子在北京招摇，要考察平时可以来，现在两会就开好会。休息就是休息，叫大家注意安全，同时要求不开会时不要带两会的牌子。
不要什么都提高到政治、提高到爱国主义
上午的大会发言主要偏向教育、科技、文化。我们的发言水平还要提高，哪里要提高呢？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妇联代表讲到现在有些地方歧视妇女，招工的时候，“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这句话也赢得大家的笑声和掌声，但是我觉得恰恰讲错了，妇女不能受歧视，难道残疾人就可以歧视吗？中国人都知道武大郎的意思就是矮，矮为什么就不能要呢？武大郎不是有错，也不是他能力一定差，武大郎卖饼卖得很好，心地善良，怎么说“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呢？
不要歧视妇女是对的，但歧视残疾人也是错的。说明真正的人权观念、平等观念还是没有深入人心，不经意间就会暴露出来。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位发言说要重视书法，重视汉语，但最后他讲到，要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这里面就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什么叫中文？中国的所有文字，而不只有汉字，当然汉字是主体，但是少数民族文字也是我们法定的文字，也要顾及。
又比如弘扬书画艺术或者汉字，当然对于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很有帮助，但未必都要提到爱国主义。汪精卫的书法也很好，他爱国吗？那么现在有些已经逃到海外的人字也写得很好，有的还在外面教书法，他一定就是爱国吗？这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不要什么都提高到政治、提高到爱国主义。我们还是就事论事，书画是我们中华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要弘扬，这都是对的，把这个看成广义的爱国主义也可以，但毕竟书画就是书画，艺术就是艺术，它可以为爱国服务，但是反过来有些人并不因为书画好了就爱国。
今天下午休息，本来每年我都会利用这个时间拜访一下周有光先生，刚才中午我打电话到他家去，保姆说他刚刚医院里出来，身体比较弱，建议不要去看他。他已经109岁了。这样我就不过去。（本文由葛剑雄口述，朱诗琦整理）
张凤阳：政协委员的“吹”与“说”
2014年03月07日 11:16
张凤阳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张凤阳两会日记（3月6日）
今天（3.6）下午接受记者朋友采访，最后一个问题很诙谐。记者朋友问：张委员，您知道微博微信上最近流行的一个段子吗？我笑答：不太会玩那种高科技，还真不知道。他主动解释：这些日子北京的天挺蓝，有人调侃说，是“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吹”出来的，您听了别生气呀。
哈哈，怎么会生气呢。如果代表和委员有本事“吹”出一片蓝天，那可就真好了。老百姓讨厌雾霾，代表和委员是一样的心情。今天本组讨论，很多委员都强烈建议，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还应借此倒逼我们的产业升级。事实上，环境治理问题在去年的“两会”上就被代表和委员反复提及，今年的热度更高。看一看总理的报告就清楚，政府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在中国的语境中，“吹”有“浮夸”的意味。以我的现场感受及了解的相关情况，委员的发言是坦诚认真的。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固应批评，但也不能认为肯定政府治理的成绩就是“吹”。一年来，“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难道我们不应该报以掌声吗？所以，我更愿意换一个词来谈一谈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那就是“说”。
以我的认识，民主政治就是“说”的政治。动不动就拳脚相向，那样的政治很粗野。民主政治之好，就是让各种观点都“说”出来，借助一套制度化的规则和程序，在一个一个节点上，用和平的方式化解或平衡内部分歧。这样的政治才文明。但要使这种文明的政治良性运作，得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古希腊人叫做“请提出你的逻各斯”，换成中国式的表达就是请“说”出你的道理。好的民主政治要求以理服人，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同观点之间应进行理性的沟通、对话和协商。
在这个意义上，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就是“说”。有人可能会调侃，“说”了又没用，不等于白说嘛。我从第一篇日记开始就一直解释，政协在法理上不是一个决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委员一“说”政府就得听，岂不成最高决策者了？那才是自我膨胀的“吹”。政府对委员的“说”——提案也是一种“说”——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不管听不听，都得给委员做回复，讲清楚道理，让委员服气。反过来，委员要想使自己的建议被政府采纳，也得抓准问题，出好点子，说透道理，让政府服气。这样，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就很关键了。
不由得想起古典民主时期的两个公民训练科目：逻辑学和修辞术。民主政治允许各种观点都“说”出 来，凭什么你的观点就能为多数人接受，变成公共选择？首先得懂逻辑，不仅为自己的观点做合理辩护，还要有本事找出论辩对手的漏洞。所以，学会做逻辑分析对 参政议政很重要。但是，单纯的逻辑分析不免有些生硬。人是情感动物。要让大家接受你的观点，光做抽象的理性推论不够，还得设法打动人的内心。这就需要掌握 些修辞技巧。经验表明，能够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进行恰当的修饰，使之入耳中听，沁人心脾，对参政议政也很重。如果真的做到情理融贯，你的观点就不愁被人心 悦诚服地接受了。古代的希腊民主及罗马共和都讲究这些。
接下来的政协会议要进入大会发言环节。去年的大会发言好像做了网络直播，不知今年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相信看直播的网友们会发现，那些问题找得准，既能以理服人又能以情动人的发言，一定赢得人民大会堂现场委员们最热烈的掌声。
（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洪：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
2014年03月08日 21:49
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蒋洪两会日记（3.7）
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
今天上午是联组会，民主党派往往要谈对台方面的问题，所以大部分话题都集中在这方面，发言从9点钟开始，到10点半结束，没安排到我，自由发言的时间里大家很踊跃，又没轮到我。
我今天想谈谈公务员涨工资的事情，也是目前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到底是不是低？
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社会公众一般很难认为他们是低收入者，如果低于一般收入水平，公务员考试就不会这么热，更重要的是除了摆在台面上的收入，还有台面以下的收入，这一部分现在难以估计，因权力大小有所不同，或者涉及的部门不一样，额外收入也就不一样。
主张给公务员涨工资的人说，现在部级干部年薪只有20万， 相当于企业中部门经理的工资，我认为这不能说明部级干部的工资低了，而是有些企业他的工资标准定高了，特别是国有企业，收入水平按说不应该由企业来定，而 是应该由国家，特别是通过人大讨论，到底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多少为宜，总归要有一个标准，这一标准无论如何不能让企业自己来定，哪个企业挣钱了，就把工资 水平提高，这样的做法是不适当的。
我的看法是，随着全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水平的变化，做调整是可以的，但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该与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水平保持某种相适应的关系，可以略高一些，但是与同等素质的人能够获得的市场工资水平，应该有一个对应关系。
现 在之所以提出来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是因为提出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顺序搞错了，在目前的情况下，第一步是要弄清公务员的灰色收入，灰色收入杜绝了才能考虑 工资是否提高。现在是把另外一个问题撇在一边，对他们的灰色收入视而不见，然后说收入如何低，这个就把事情搞错了。所以，只有在把各种漏洞堵住的情况下， 才能认真考虑公务员劳动报酬问题。
再比如，公务员退休以后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如何整顿都是问题，只有把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与社会统一起来，才能够比较客观的考虑公务员收入情况。
在现有制度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如果一定有加工资的必要，那重点应该是低层次的基层公务员，工作在第一线，工作辛苦且收入比较低的人，如果普遍都加，也会把富裕公务员全部包含进来。事实上，这些加工资的呼声主要来自于公务员系统。
当政协委员的一个心病
我一直还有一个心病，当政协委员以来，别人就跟我反映各种各样的情况，希望我能够向有关方面交涉，但都石沉大海，没办法解决。前年我曾把聂树斌案做了个提案，但后来说不适合做提案，只能够作为意见书转到有关部门，转到有关部门后就没有消息了。
我 也碰到过有人拜托我呼吁一些事情，比如山西省晋中学院退休教师马彰铭就对我说他们单位的领导以权谋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揭发以后就给自己带来很多麻 烦，包括工作受到影响，而且人身受到伤害。当地报纸还报道过他的事迹，说他勇于反腐败，将其作为英雄人物来处理的，但到头来他不仅受到精神上、经济上的伤 害，同时还受到人身伤害。他在山西，千里迢迢到上海来跟我诉说他的情况，然后也留了他的材料。
我 心里一直是很同情他，但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我知道他至少联系过两个政协委员和一个人大代表，要求帮他转。这都成了我的一个心病，他千里迢迢来找我， 而我却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后来他走了以后，不时会打电话过来，我一直都不敢接，因为不知道怎么对他说。他的腿被打伤了，当时他撩起裤脚管让我看他的 伤，我心里真是难受得很。他到我学校来等我，聊了以后他一走，就变成了我的一个负担，因为感到很无奈，想不出什么有效途径。
我看到葛剑雄老师也说自己手上很多申诉的材料，都是一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到底怎么解决？这说明我们的司法系统有问题，老百姓很多不平的事情没地方解决，投诉无门。（本文由蒋洪先生口述，朱诗琦、周东旭整理）
叶青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凤凰网推出“叶青看两会”栏目，邀请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开设专栏，解读热点、观察两会。
叶青两会观察（3月7日）
自从3月5日上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之后，各种媒体采访就不少，仿佛回到了当年在北京当人大代表的岁月。但是，有的采访有一点出入，比如说，一年的公车经费在15-20万之间。这与我的说法不一致。
我的原意是这样的——叶氏车改：自购私车，一月1200，出武汉市实报实销，一年可以节约8万元，加上统计局给我的补贴14500元，一辆公车假定不私用，最少都要10万一年。如果领导私用、司机私用，恐怕就要在15万左右。可能达到20万一年的也有，但是不会是高比例的。如果车改，以杭州为例，全国就可以节约800—1000亿元。
今天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自从国务院公布“三公”经费至今，各级“三公”的公车经费中，就没有司机的经费内容。所以，总是说，中央机关一辆车的平均开支在3-5万元之间。如果各级政府都是这样公布的，“三公”中的公车费用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我经常对媒体说，难道我们的公车都是无人驾驶吗？从“三公”经费公布的一开始，我就一直质疑这个问题，可惜没有丝毫的改变，也没有任何人给我解释。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务院会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
这样的“三公”数据的公布，很容易导致以下问题：
一是导致公车经费极度不真实。养一辆公车，可能就是3-5万，但是，养一个公车司机，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把每一辆车都加上一个司机的经费，那么公车经费就要增加一倍。我自己搞车改，真实地感受到，真正节约的就是司机的费用，因为，购车费、保险费、维修费等，都是刚性支出，只要买车就要花这些钱。
二是不能反映公车经费的完整性。公车经费只考虑物质性的开支，不提人力资本，也会破坏“三公”经费的完整性。不完整的公车经费公布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是公车司机经费哪里去了？有的人给我解释说，司机的经费都算到行政支出中了，不好算到“三公”之中。我要弱弱地问一句：公车、公务接待、公务出国不都是从各个项目中“挖掘”出来的吗？为什么不把公车司机经费也挖出来呢？
四是难以让老百姓接受。在不考虑司机费用的基础上，公车经费已经占到“三公”经 费的三分之二，如果加上司机的经费，可能会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这也反映了公车改革的必要性。其实，老百姓不知道公车经费中没有司机经费，已经对公车改革很 有期待了，如果知道司机经费不在其中，可能会更有意见。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公车经费的真实数字，会更加认识到公车改革的必要性。
真心希望李克强总理能够关注这个问题，新的一届政府能把公车司机经费真实地公布出来，不要人为地降低“三公”数额。因为，不说不等于不存在。
叶氏车改：当统计局长半小时就炒掉司机
2014年03月05日 19:33
叶青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凤凰网推出“叶青看两会”栏目，邀请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开设专栏，解读热点、观察两会。
叶青两会观察（3月5日）
我是1979年上的大学，专业是财政学。没有想到，从此让我与财政分配、人大代表联系在一起。
1991年12月，在我的硕士导师推荐之下，我加入了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使得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可能。
从1993年东莞沙田镇车改开始，我关注中国的车改。尤其是大庆车改。我在讲座中提出：哪一天我当官，第一天就车改。
2003年3月，我参加了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生涯。
2003年5月，我到湖北省统计局当副局长，上班半个小时“炒掉”司机，实行“叶氏车改”——自购私车，一月500（现在1200），出武汉市实报实销，建议双轨过渡。一年节约8万。同时，也开始了官员代表谈车改的历程。
2004年3月，我第一次以官员代表的身份提出公车改革。此后先后八次提了车改的建议，其中，有四次是直接以“公车改革”为题提出，四次是放在压缩行政支出的建议中提出。
2013年1月、2014年1月，我是湖北省政协常委，仍然提了两次推进公车改革的政协提案。
2011年3月5日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我的座位上，看到报告中有“公车改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含着眼泪唱国歌，就像是自己的梦想在现实中出现了。很多记者发来短信表示祝贺！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写道：“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要精简会议、文件，清理和规范各种达标、评比、表彰以及论坛、庆典等活动，从经费上严加控制。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各级政府都要努力为人民办事;每一个公务员都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写道：“更加注重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能是要压缩字数，没有出现“公车改革”，让我郁闷不已。但是11月25日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系统的关于公车改革的论述，让我再次激动不已。这就是“2013版车改”——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推行公务出行的社会化、市场化。车改最大的益处就是节约司机的费用，让公务员自己解决出行问题。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写道：“要严格执行‘约法三章’，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强行政监察，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加大审计和审计结果公告力度。”
我相信，经过2014、2015年的车改磨合期，公车之费肯定会得到根本解决。
张凤阳：人大以“群分”，政协以“类聚”
2014年03月06日 13:09
张凤阳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张凤阳两会日记（3月5日）
人大以“群分”，政协以“类聚”
政协会议期间，委员应做且必做的一件事是小组发言。昨天（3.4）的讨论围绕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政协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展开，谈的是政协自家的内部事务。今天（3.5）上午听了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下午开始，政协的讨论主题就与人大合辙了。对公众来说，“两会”已成习惯叫法，在电视画面上，两边的个人发言形式好像差不多——面前摆个话筒，就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某个问题或某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但实际上，人大和政协的议事方式很不相同，悉心揣摩，会觉得蛮有意味。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人大以“群分”，政协以“类聚”。看电视新闻联播或现场直播的观众应该有印象，人代会是按行政区划组织代表团的，如某某省代表团、某某直辖市代表团、某某自治区代表团等等。这就是“群分”的意思。但政协就不一样了。稍微细心一点的观众会发现，电视新闻在说到政协分组讨论的时候，通常是讲某某“界”，如文艺界、教育界、医卫界、民族宗教界等等。委员们来自全国各地，按各自的界别结在一起。这就是“类聚”的意思。
一府两院领导当代表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参加全国人代会的地方代表团团长，自然是当地的人大主任。在今日中国，地方人大主任通常由书记兼任，是真正意义的一把手。代表团中，一般还有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以及相关党政系统和职能部门的头头脑脑。我时常想，按照本然的制度设计理路，一府两院的领导也当人大代表似乎不太通。因为，你要对人大述职，自己又是其中的一员，岂不有些自说自听、自说自评的味道吗？参加人代会倒是必须的，只不过应该扮演被质询的角色。但中国的现实国情如此，改进要假以时日。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地方领导，真心觉得其中一些人水平很高。撇开天赋能力不说，有一点我们这类“业余选手”怎么也比不上——政府管理是人家的“实践性”专业。我要着重强调“实践性”这个限定字眼儿，因为我所在的学院名为“政府管理学院”。曾有朋友跟我开玩笑：你们学院很厉害呀，干脆反过来读，叫“管理政府”吧。我也笑答：我们不过是一群靠“研究”政府管理吃饭的书生，你想砸我们饭碗啊。话扯远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参加人代会的地方领导有丰富的党政管理经验，满脑子数据案例，问题看得真切，办法也有操作性，何况还有秘书班子，所以，他们的发言质量，总体来说是一般的政协委员比不了的，普通的人大代表可能就更比不了。
为什么“更”比不了？你想想，那么多领导端坐在面前，眼睛直盯着你，你不会紧张啊？反正我会紧张。脑子先得加速旋转，说些什么好呢？美言肯定得讲，但净是美言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可是，说了过头话领导不高兴怎么办？分寸实在是难拿捏呀。脑子转来转去，突然停摆了，话筒在面前，却张口结舌，恨不得钻地缝里去。我没资格参加人代会小组讨论，以上情境模拟是我的揣度，可也不能说全无根据，因为，人代会上好像真的有类似的场面。不妨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群分”议事的心理效应。
委员讨论氛围更平等 不必看“领导”颜色
政协中也有地方党政领导，比如，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协主席、副主席，中共统战部部长等，但数量比例要比人大少很多。更重要的是，政协采取“类聚”的议事方式。这些党政领导一般都归入“中共界”或“特邀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小组讨论，其实就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内部研讨或经验交流，所以，不会对其他界别的委员构成面对面的心理压力。
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总计111人，分为三个组。我在41组。本组的委员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高职院校、民办院校和中学，其中不少是校长、书记。小组召集人就从这些领导中间选任。大家晓得，召集人的职责不过是主持一下本组讨论，跟真正意义的“权力”不搭界，何况专家教授平时也不太在乎什么领导不领导。总得来说，“类聚”在一起各界别委员，彼此间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即使像我这样的“场面型”心理紧张者，也可以在平等的氛围中自由表达自己观点和见解，不必有看别人眼色行事的思想顾虑。显然，这样的议事方式要比人大宽松许多。当政协委员将自己的专业素养与公共关怀结合起来，自主独立地为良好国家治理建言献策的时候，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空间是不是就跟着拓展了呢？
张凤阳：代表和委员谁更应该“放炮”？
2014年03月05日 11:19
张凤阳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张凤阳两会日记（3月4日）
我的专业领域是政治学，但说来汗颜，中国的实际政治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自己的头脑中即便不是一片空白，至多也是略知皮毛。所以，从担任政协委员的那一天起，除了努力尽公共角色赋予的责任，我给自己设定的另一项任务是对政协做“参与式观察”。很多学界同仁羡慕我有这样的“田野调查”机会。我私底下还表达过一个奢望：要是能有机会亲身观察一下人大会议的流程就更好了。这有点贪心不足。
学生曾问过我：老师，你一年观察下来，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跟他们说：回答这个问题得异常小心地加一些限定修饰词，因为我的观察还不充分，如果非要我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部分人大代表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像“政协委员”，部分政协委员仿佛有那么一点点像“人大代表”，他们的角色扮演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错位”了。学生顿时瞪大了眼睛，我晓得，这神情所传达的信息，不是“惊讶”而是“费解”。
我解释说，按照本然的制度设计理路，人大代表对政府治理应该“少美言多质疑”，政协委员对政府治理应该“小批评大帮忙”，可是，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情形正好反过来了——两会期间“放炮”的多是政协委员，像是抢了人大代表的差事；一些人大代表呢，则更喜欢替政府说好话，像是端了政协委员的饭碗。听到这里，学生大致明白了“错位”的意思，但继续追问：你说的制度设计理路的“应该”究竟怎么理解？
这 就得讲点抽象的大道理了。在制度安排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都从这个最高权力机关派生出来，所以，它们干得怎么样啊，人大代表 就应该经常性地问一问。干得好自然要肯定，但更重要的是找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多质询、多批评，以便改进。人大代表在质询政府工作的时候之所以理直气壮， 法理上是因为他们经由一个选举程序获得了人民的授权。
这两天有政协委员批评现行选举方式的某些弊端，其实，这个问题对人大来说才更重要，政协倒在其次。
为什么政协在其次？因为政协委员本身就不是选举产生的。有人可能会说，上届全国政协会议不是对下届政协委员候选名单做过投票吗？但严格讲来，这种投票不是“选举”而是“确认”。不管公众和媒体怎么评论，政协委员自己首先要搞清楚，政协在法理上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没有表达国家意志的功能，而仅仅是一个辅助性、咨询性的协商机构。所以，政协委员的产生不像人大代表那样实行选举制而实行“推举-委任制”。 照此逻辑，政协委员老挑政协选举的毛病，就不免有些身份性尴尬了：你自个儿就不是选举出来的，从推己及人的角度做反思，总不能先对自己做规避拷问的无条件 豁免吧？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政协机构的现行选举方式不存在问题，而只想强调，这些问题对政协之外的公众和媒体才成立，政协委员死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却理路不 顺，甚至有些悖谬。
也有委员抱怨说，你推举-委任我，都没知会我一声，我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当然说明所在地方的统战工作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接受了，最好别抱怨，除非你拒绝。
人大的制度设计理路是，政府是我委托的，我就有权利对政府质询批评。而政协的制度设计理路则似乎倒了过来：人家觉得你不错，推举-委任了你，你照理就得给人家做点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的事情，俗称“小骂大帮忙”。这当然不是说不能批评对政府，而只是说，政协委员对政府“放炮”，细细想来，有另一层身份性尴尬：自己的委员身份是自上而下安排的，终究没有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众选举授权哦。
令 人欣喜的是，一些政协委员秉持公心，放胆建言，显得腰板很直，底气很足。其所以如此，我想，不仅因为参政议政是政协委员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我们身处的时 代是一个民主化时代，一个信息化时代。政协会议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透明的舞台，你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电视观众和网友们看得很清楚。只要表达了老百姓 的正当诉求，真心为国为民做事，公众就为你鼓掌点赞。从这个意义来说，政协委员就不必为有没有选举授权程序过分纠结，归根到底，“票”其实就是老百姓心里的一杆秤。
葛剑雄：政府工作报告制度设计有天然缺陷
2014年03月07日 10:03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1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葛剑雄两会日记3月6日
政协座位轮换的“秘密”
昨 天我看蒋洪两会日记，他说弄不懂政协的座位是怎么排的。前几年，有人也提出过意见，一些人总是坐前面，后来就开始实行轮换了，上下左右同时换。关于主席台 上，政协每次开大会，理论上是常委会来组织，常委就坐在台上。常委的座位是以姓氏笔划为序，到现在已经第七年了，我的姓氏笔划多都坐在最后一排，旁边都是 姓谢、姓魏、姓蒋这些，也有人表示过应该换，大概比较复杂，所以没有换。
我们开常委会时，也换座位，每开一次会，往前移动两排。这次开会你可能坐第八排，下次就要坐第六排，常委一年开四次会，总有一次会坐在第一第二排。也有特殊情况，因为座位的排数也不是标准的，是扇面形，到了前面，第一第二排就位置就少了，中间还有柱子，所以不是很精确。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比如张海迪常委是坐轮椅的，所以她总是在靠近走道的地方坐。以前邓朴方担任副主席，会把他座位上的椅子拿掉，这样他的轮椅正好可以推到这个位置。
座位的确也会牵扯到其他因素。有人认为，主席台上，特别是坐在前面的，也是一种政治资源，因为坐前排，在新闻中露脸机会多，每次拍领导人，至少都会被当做背 景。此外，坐前面，领导人看见你、甚至跟你交谈的机会也多。所以有人把前排的位置看得比较重，我也听到有人说不公平，怎么我总是坐在后面，露脸的机会都没 有。有人也私下提出，主席台的座位也应该轮流，不然坐在后面的人，总是在拍照时候当背景。正因如此，转播时有时会专门把摄像机到后面扫一下。
姚 明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每次开大会，都得单独给他安排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边上，不能在中间。我问过他，他也不舒服，椅子还是普通椅子，他脚都没有办法伸。 我也注意到最近网上流行一张照片，唱国歌的时候，姚明站起来，旁边的人站起来就像没站起来一样，所以人家调侃怎么唱国歌的时候委员们都不站起来。以前姚明 休息的时候，有时候会坐在我们常委休息室，这次没看到，他目标太大了，总有人给他来照相，围着他。
政协讨论大家都抢话筒发言
今天（3.6）是小组讨论，明天上午又有一次联组会。现在我们教育界，比如说有三组，总共111位委员，明天上午就要坐在一个会议室里面。联组会一般会有一些领导参加，比如教育部长会来，还有相关的其他部长也会来。为了便于大家利用这个机会集中发表意见，或者向领导反映建议，每组会推选一些委员作为重点发言嘉宾，一般要求不超过8分钟，剩下一点时间会有自由发言。
今天我们都是自由发言。每次开会，除了刚开始可能大家会有一点谦让，接下去都是抢着话筒发言。大家发言都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给政府工作报告谈一点看法，更多的是联系到自己想要说的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上午是早上九点钟开始，中间也没办法休息，讲到11点多一点。下午三点钟开始，有时五点都结束不了，中间还有一些媒体的采访。昨天下午的讨论是对境内外的媒体都开放的，今天是对境内媒体开放，所以有采访证的记者，都可以到会议室里面。
现有政府工作报告制度有缺陷
政协主要是对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包括肯定的、也包括可以商榷或者批评的意见。我们委员之间相互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报告中有一点讲到，要提高贫困地区农村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例，要再提高10%，对这点我们委员中间就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要保证贫困地区的学生上大学，这是好的，但没有必要规定一定要是重点大学，因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少数，重点大学一般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课程相对比较深。另外重点大学培养并不是到本科为止，也有好多还要继续往研究方 面培养。农村的孩子，如果成绩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因为照顾而进来了，他自己学不好，对他也不利，将来毕业以后，他的就业以及本身的目标，也未必就是进一步 深造，对这样的同学，也许到一个应用型的大学更有利。但也有委员认为，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他们的学习条件差，但并不见得他们自身素质一定差，到环境 好的地方，或许还是能跟得上，要给他们创造条件。
另 外，现在达到了百分之几？再提高到百分之几？教育部对这个问题，最好有一个解释。报告定了很多目标，都很不错，但还看不到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具体的做法是 什么。也有的委员提出来，这个报告首先要对照一下去年，哪些目标做到了，哪些目标没有做到，尽管已经取得了成绩，但还应该围绕去年的报告，一项一项对照。
关 于这个，我也插话了，说这个也麻烦。因为李克强总理今年是第一次作报告，去年的报告是温家宝总理最后一次做的。去年换届选举是在做政府报告以后，还是即将 离任的总理做报告，新总理选好，会议就闭幕了。所以，这个在制度安排上是有缺陷的，按理说，前任政府应该主要汇报前任政府的工作，后一任政府的事应由选举 出来的新总理，做他的执政演说。制度怎么保证衔接是需要考虑的。但是，要这样做又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不是竞选，尽管大家都知道李克强要继位了，但是法律 没写出来。
所以，今后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办法，换届以后，在下一次人大常委会上做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执政报告，不一定要在大会上，也可以向人大常委专门报告一次，或者他确认前任政府提出来的目标，这一任政府全部接下来。
我们现在有些制度要不断完善，有的制度习惯这样做了，觉得很有道理，其实有先天缺陷。
提议聂树斌案等历史遗留交由人大复核
明天下午是提案的截止期，我昨天已经把提案全部提交了，我这一次提交了七个，五个提案，两个工作建议，我已经交给有关媒体，这是可以公开讨论的。
其中有一个是提议全国人大复核一些重大案件。比如近几年大家很关注的河北聂树斌案。由于腐败影响着司法系统，的确存在着冤假错案，最好应由全国人大来审核，公布结果，作为一个临时性措施。当然长期的话，最高法是最后一关了，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
我的提案写得比较简单，提案用不着很多的论证，原因是什么，提什么建议，怎么来操作，这样就行了。提案要有可操作性，最好是针对全国性的事情，地区性的也可以，但是要有一定的代表性，纯粹地方的事，就可以由地方解决。
葛剑雄：建议取消五年计划
2014年03月05日 19:27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1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葛剑雄两会亲历日记（3月5日）
五年计划已跟不上实际 建议取消
前一阵子，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也是征求意见对象，所以有些内容已经知道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有些提法之类，都有进行修改。我觉得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总的看比以前更加务实，比如有的指标谈的不是确切数据，而是左右，因为有一些经济指标不是完全能够控制住的，用“左右”这个词，将来有所空间，我觉得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这次我准备了一个关于5年计划的提案，就是针对类似问题提出来的。这个提案什么意思呢？我们实行多年的5年计划，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从解放初经济恢复及建设以后，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5年计划，一直到现在。
但实际效果怎样呢？有不少是5年计划已经规定了，连续两次都没有完成，但是计划还照定。比如教育经费要占到GDP总量的4%，这个是1993年制定的5年计划提到的，事实上我们用了20年才做到，也没有说明原因。中央是这样，地方也是这样，都是辛辛苦苦定5年计划，但不见结果。比如上一个5年计划，现在过了一半时间了，一方面要看中期做得怎么样，另一方面又已经准备要定下一个5年计划了。问题在于，经济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都是以5年为周期的。为什么不定7年计划，3年计划呢？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关起门来，以经济自给自足为主，又在中央集权下，或许管得住。现在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外向，很多是国际市场决定的。不要说5年，就一年，有的指标都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何况5年呢？
现在有的地方是为了保5年计划，已经定下了数字，有的官员为了政绩，非要保住5年计划这些数字不可，实际上造成了浪费。再一个不妥当的原因，是现在的计划跟政府任期是不一致的，也没有办法追究政府的责任，做好还是做坏，没有任何追究。现在是第12个5年计划，但这是从上届政府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本届政府一定要百分之百负责吗？将来如果有哪个做不到，到底是上届政府的责任，还是本届政府呢？中央如此，地方也这样。
现在讲深化改革，我们不能够总是盯着一些很小的具体的事，五年计划这是大事，应该改变。因此，我的提案之一，建议从“十二五”计划以后不要再制定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计划。中央政府可以有一个中长期的发展纲要，大致上规定要做点什么事情，但不用那么仔仔细细地定5年经济计划。
这不是讲完全不要计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契约性的计划，比如西部或者中部这些地方，比如产业计划，比如社会发展计划，但时间也不一定就是5年，比较急的或者发展比较快的可以3年，定长了也没用，有的可以时间长一点。主要从实际出发，从事情本身的规律出发。一些重要计划尽可能与政府任期同步。
国家财政年度应从6月开始才合理
与此相适应，政府要搞好每年的财政预算和结算。这一点我前年提过，今年我要继续提，就是要调整国家的财政年度。现在从1号开始，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形式主义。因为人代会要3月份才开，开了以后，原来的预算可能需要修改调整，甚至将来有可能不被批准，要重新定。
应该是人大会议开完以后，财政部去修改预算，再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查通过。地方也应该走这个程序。中国财政年度应该从6月份开始算是最合适的。
同样，基层经费也不应该每年12月底冻结，应该延长至5月底。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经费下来，已经是下半年了，12月就要结束了。为什么中国普遍存在年底突击花钱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钱没来我不敢花，万一不给怎么办？只能等钱来，而钱下来了，时间又很紧，但是不花完又不行，今年花不完明年你的预算就要减少，于是年底就拼命花钱。
就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财政部，预算从1月 开始，还没开人代会，钱怎么拨？他说我们借一点，批下来以后按照正式数字核对。我说万一借出去的钱，这个项目没有批准，或人代会批不准怎么办。他笑笑，说 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可见我们以前对预算的审查是怎样的，或者说根本没有认真审查。像美国，议会不批准预算，最后政府是要关门的。因为我们不存在这种可 能性，所以就不重视这种程序。我们现在既然讲法治，就要依法办事。从技术上来做这件事一点也不难，但效果来说可以维护国家财政的严肃性，也保障了人大行使 其最高权利。
当 然现在这个不调整，大家日子也照样过，就是缺乏足够的动力。很多改革是要倒逼的，不能等主动改。但我总希望国家不要造成太大的损失，假如中国出现了这样的 情况，比如人代会通不过预算，或者某些重大项目实际上已经成型，被人大否掉，造成的损失就大了。现在这种情况很多，有些工程投了几十亿上百亿建得差不多 了，一曝光，国务院就赶紧批准这个项目。我说好笑，这个时候还要你批准啊，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之所以不肯改或者改不了，原因就是旧的体制没有让有关部门感到危机，至少没有给他的小部门带来不便。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讲现在改革肉已经吃掉了，要硬骨头了，再深入的话就触及到各个利益集团，我想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也是改革最核心的东西。因为好改的都改了，现在要改的当然都不是容易的，正因为不容易，更要改。
宪法规定出版自由 建议取消书号刊号限制
还有一些提案，其实我提了好几次。我们现在一方面讲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到现在还在限制书号。既然宪法规定出版自由，出版本身就不能限制，出了以后如果违法可以追究，但不能限制他出多少。
本质上讲，书是文化商品，好的商品多多益善，不好的商品不该你去清理，而是自己被淘汰。书号就该备案登记，放开。现在，有些书商还在买出版社的书号，出版社不该通过这个谋利，这才是非法的。既然书商已经成为事实，为什么不让他们合法出书呢？
第二，刊号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刊号根本领不到，连我们的学术刊物，有些已经是学界公认的高质量刊物了，也领不到刊号。这就是因为有关部门控制。所以现在用的最多的办法是以书代刊。既然书客观上是在流通的，为什么不能给他刊号，让他合法出呢？就算是商业性刊物，不也是文化建设吗？文化建设就是文化产品，他有本事通过商业性刊物挣钱那也挺好的，也促进文化繁荣。所以我觉得刊号应该全面放开，谁都没有权力来限制。
第 三，要废除出版总署对稿费的指导性意见，什么底薪多少之类。现在不少人呼吁提高稿费标准，这是个伪问题，这些人呼吁错了。其实稿费也好、版税也好，已经成 为一种市场行为，国家是不规定，也没有限制的。现在有些出版商利用作者的无知，拿出版总署指导性价格来压你，其实国家是没有规定的。国家也不该管这个事 情。
最后一个，就是要提高版税与稿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现在为止还是800块，实在太低了。个税现在都是3500元开始征的，那精神产品的劳动也都得调整一下。（本文由葛剑雄口述，朱诗琦、陈清扬整理）
葛剑雄：政协报告没有掌声才正常
2014年03月04日 09:23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1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葛剑雄两会亲历日记（3月3日）
不要对政协的报告做过多的期望
今天是大会开幕，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开幕的奏国歌后，加了一个给遇难同胞的哀悼。昨天晚上就有人在我的微博上提 到这件事，我说我很赞成，就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临时动议。我们参加会议时没有这个议程、这样的动议。但是今天看来大会秘书处有一个及时的处理，我觉 得非常好。以前的会议，有时换届时，会对已故的政协委员默哀。那这一次很及时的增加默哀，一方面显示我们全体政协对这样的恐怖活动的强烈谴责，也是对我们 同胞的哀悼。
另外，这次会议我们作为常务委员事先已经讨论过了俞主席的工作报告、韩启德副主席讲的提案。应该在这次报告中，有的提到了我们大家的意见。当然这个报告能不能通过还要看委员的讨论，总的来讲内容的的确确都是实事求是，套话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了。对于这一点，我的感觉很强烈。以前总是强调我们写了多少提案，而这一次不强调要多少提案，而且指出提案要有质量，有些事是不必要作为提案的。其实这个也是体现一种实事求是。
当 然，对政协的报告，我们不要做过多的期望。为什么？因为政协是一种本身政治协商机构，总结的主要是政协本身一年来的工作，而不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个 跟人大不同。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当然是政府的工作，但这个报告的是政协的工作。所以他主要的报告范围，是政协委员对问题关注得怎么样，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进一 步做好政协的工作。至于国家的大方针，这一年里发生的重大的事件，下一步怎么改革开放，这是我们在会议期间要讨论的，一定要谏言献策，会后要进一步协商 的。
今天的会上，对于上次常委会的时候大家提出的一些意见，已经有了一些修改。比如说提案不是强调数量，而是要进一步提高提案的质量。这些在常委会都提到了，所以在报告里会有反映。
政协委员没有外国籍的有证据可举报
我 觉得昨天新闻发布会上有一点是很重要。我们在常委开会的时候，有常委就反映了，外界都盛传说政协的某某委员是外国籍的，也有人在说他有证据哪些人是有外国 籍的。前一阵网上不是都有吗？一会儿说谁，一会儿说谁。那么这一次我也要求政协在这问题上一定要明确，到底有没有，没有那么你就没有。所以这一次发言人也 是很肯定的讲到这一点，全部政协委员说没有一个外国籍的。那我觉得对外界的那些委员是及时的围堵，你不能吞吞吐吐。同时我也希望关心政协的人，包括那些讲 这些话的官员，如果有就拿出真凭实据来，就举报。如果没有那么就别说，如果自己并不知道就不要去讲一些东西。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说的话。这涉及到一 个法律问题，因为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对不对？
他如果入了外国籍就像上次那位企业家，那也应该是自己就辞掉。(编者注：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在变更国籍后，辞去政协北京市朝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一职)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很多的，我想趁这个机会，特别是我们的政协的发言人已经这么斩钉截铁的做了说明，那么你没有证据就不要再传了。如果有证据就拿出来，不怕公开，或者就跟有关方面举报。
俞正声担任政协主席以来的确是有不少新的会风
今年政协请假的人比较少，为此我们的秘书长也很高兴。他后来也在会议上讲到今天的出席率是比较高的，请假的大概只有几十个人。
政协会议请假是有规定的，是要经过批准的。会议期间如果要请假的话，也有定好的请假条，你要填写，填写好首先经过小组召集人的签字，也是有手续的。首先，作为政协的会期，那么多内容，我觉得也不能太短，所以一定要大家认认真真开会。以前京外来的人可能就开会，京内有的时候请假比较多。那么这一次再三强调，就是不能请假。另外还有一个政协主席俞正声也提出，要求大家认认真真地开好会。当然根据八项规定不能够去参加什么宴请，打着参观或者视察的旗号也不容许。所以政协你来了就好好开会，不要去做其他。我们讲的会风不单是一个表面现象，一年就这么一次大会，我想是要开好。
今天的政协工作报告也说了，要努力营造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当然不是说报告提了就肯定能做得到，但是我觉得俞正声担任政协主席以来的确是有不少新的会风，有的就是他自己倡导的。比如上周协商会，到现在为止每一次他自己都参加了。另外这个会风是大家不搞长篇大论，可以讨论，可以打断人家讲话，有什么讲什么。俞主席本人经常打断，然后问到底怎么样，这是会风。更主要的是这个增加这么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因为原来这个新政协成立，去年是有这个“双周协商座谈会”，后来一停就停到这一次才恢复。
你说参政议政，说协商，你不给一个协商平台，叫什么协商？现在是这样，比如说一年52个星期，至少大概可以开20多 次会议，这次我们常委会已经提出了今年将要协商的一些提案，或者一些方向，而且鼓励大家有的还可以再提出来，纳入进去，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变化，有很重要的 进步。有一些会上，包括常委会，有个发言稿，但是俞正声主席从来不照念，都是讲的，而且我发现他在讲的中间把我们讨论提到的有一些问题他就及时的都讲了。
曾经有常委质疑，我们讨论的话，领导、主席到底知道不知道，现在我想不用多解释了。因为主席他随口讲的内容里面，有的就把我们参加的小组里提到的联系到了，这个是很好的。
政协报告没有掌声才正常 用掌声来衡量质量很危险
有记者说他们看直播的时候，这次会议中途好像没有什么掌声。其实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以前动不动鼓掌，反而是不正常的。因为这次报告内容也很平实，这些事，老实说很多都跟大家知道的一些精神、大家所期望的都很一致。这用不着老是鼓掌。
以前总是用多少次掌声来衡量报告质量，我觉得这种解读很危险。比如说他这次50次， 到下次怎么办？下次少了之后就意味着他讲的不好？完全形式主义。有的比如他讲完出于礼节大家鼓鼓掌，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而且他这个报告，从大会来讲还是 要有待大家讨论通过的，这是严肃的政治活动。我每次都会提出来，这是政治活动中例行要做的事，不要把他办成像个喜庆的节日一样，这鼓掌掌声怎么热烈，这套 东西不要了，我觉得反而好。
当然，如果他提到了一个什么大家意想不到的、或者特别令人振奋的，大家自觉的鼓鼓掌，这是应该。但这次在俞正声主席以及韩启德副主席做报告的过程中间，的确是没有掌声，我觉得很正常，再一个也没有必要随随便便鼓掌。
谈“你懂的”：不能轻易评价没有正式受法律处理的人
还 有一件事我今天也说了，就是昨天会上《南华早报》记者关于某位前官员的提问。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对有些事情该有个过程。以前我们看这个人如果不露面或者审 查，就断定他已经出事了。我倒是觉得，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公开点名的这三十几个人，从法律上，他还是一个犯罪的嫌疑人，就是其中一部分他是审查，审查出来应 该是两种结果，或者有或者没有。就是有的已经提交司法程序了，也还是个犯罪的嫌疑人。
所 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作为媒体，你可以凭你的本事去调查，但是不要出于猜测。实际上有些信息是有的，我断定前常委中间有人出事了，我有确切的根据，而且是 公开发表的，那就是习近平等去看望老同志的报道。新闻其实是可以做比较的。去年这条消息，我当时看的很仔细，而且我数了有多少人，数下来133个。 这次就变成了江泽民、胡锦涛等老同志，那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在主席、总书记这一级里面，两个人都登了，在前常委这一级里面，没有办法登了，为什么呢？如果 名字登全，但是有的人已经被审查或者肯定有问题了；如果不登全，等于就发布这个消息了。所以采取的方法就是登到常委这一级就没有了。对这个办法，我们这个 年纪就想起历史上一件事，林彪出问题。林彪是9月 份出的事，到了国庆，还没有正式公布这个消息，当时外国都要打电报来祝贺中国的国庆，照理这个抬头是毛泽东主席，然后是林彪副主席。结果出现了个奇怪事 情，就是这一年所有的来电都是没有抬头的，上来就是正文的。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作为新闻的报道应该是有惯例，所以我说我找到的证据是确切的。
但是我不能说常委你是谁，是谁中央还没说，但是至少中央给全世界透露一个信息，在常委，前常委中间有一个或者不只一个人已经不能够在这种场合公开姓名了。这两天不断有媒体问我， 什么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对他做评价。但是他作为现在还没有正式受法律处理的人，他还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不能够说媒体或者我们个人轻易的就把他作为一 个肯定的罪犯。除非你有真凭实据，才发表意见。比如他们问我，你对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怎么样评价。我说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是看到网上传 的报上一句话说他资金是过亿。那么到底是不是？或者有没有？我们还是耐心地等待他正式判处以后再说。但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分析，可以批评。
昨天新闻发言人的回应方式，熟悉中国政治生活的人都明白。不要说中国，其他国家的新闻发言人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肯定的，否则他就一句话都不说了。（本文由葛剑雄先生口述，朱诗琪、陈清扬对话整理）
葛剑雄：两会期间我是一个“公共产品”
2014年03月03日 07:08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1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葛剑雄两会亲历日记（3月2日）
全国政协常委会，在2月26号到28号期间召开。常委会结束后，我也不可能再返回上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交通费，就直接转到国际饭店（教育界委员驻地），准备参加3月3号下午的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会。
什么情况下撤销委员资格
根据政协的章程，在全体会议闭幕期间，有常委会，常委会上面还有主席会议。我们有个说法，叫做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就是指每年开一次的大会，这个和人大的一起开，就是所说的两会；常委会是每季开一次；主席一般是每个月开一次会。
我是常委，每个季度都要参加一次常委会，常委会有一部分就是为大会做准备的，比如通过主席要做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政协主席代表常委会做的。
所以在政协大会开幕前，我们已经听过报告的内容，不但听过，还提意见，并修改，我们先通过了，3月3日下午政协主席要在大会上做报告。大会报告之后还要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并再次修改，最后才要通过。
对这次报告，我们常委会上提了很多意见。我觉得俞正声当主席以来，是比较注意听取大家意见的，我们在分组会上的发言，他在常委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都提到了。
除了讨论报告，常委会要通过一些人事任免，比如这一届已经有4个政协委员被撤销了（编者注：这4人分别是原上海卫计委副主任黄峰平、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刚、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迎霞）。根据政协的章程，是要在这次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予以追认的。政协委员被撤销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不适合担任委员，但还没有涉及到犯罪，一般采取主动辞职，这比较简单；另一种涉嫌违法违纪的，比较紧急，如果不撤销委员资格，是不能抓、不能审查的，因此像这种情况，只能先撤销，再追认。
两会期间我是一个“公共产品”
我这两天也没空，一要参加会议，会议之外采访的媒体非常多，今天我也记不得你是第几家了（编者注：25日，葛剑雄刚刚抵达北京，便告知我们下榻的宾馆，晚上拜访他的一个小时，就有三个电话打进来采访）。吃完早饭就开始有电话进来，有的电话采访，更多的是我约他们来，你也知道，有一部分有采访证的可以直接到驻地；还有一部分没有采访证的，我必须到大门外把他领进来，第二批第三批……有些就赶到一起，我也正好不用讲第二遍第三遍，讲到12点40才结束。中午你们的电话打进来，房间里还有十几个记者。
今年记者好像都提前了，往年高峰期在明天，昨天也有十几个记者采访。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一直讲，两会期间我应该是一个“公共产品”，大家都能用，我的原则凡是媒体来找我的，来者不拒，电话也可以，凡是打电话来，不管多晚都可以接进来，没问题的。
只要我有空，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因为我觉得媒体很敬业，另外我们的民众也有这个需要，他们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两会的情况，这是好现象。
我也一直讲，官方应该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资讯，我们其实是普通人，给媒体提供的信息并不是很大，政府有关负责人应该把更多你了解的情况提供给媒体。
但我也理解官员的一些顾虑，有时候哪怕他是代表个人观点的，大家也会把他看成代表官方的声音。因此我也希望媒体的朋友跟我们形成良性互动：
第一， 不要老是提一些在其他场合已经提过的问题，两会期间应该把采访的精力集中在跟两会、跟当前大家关注的热点相关的问题上。
第二， 我也希望媒体稍微做点功课。我举个例子，今天和昨天很多人都问我两年前问教育部长考试作弊的事情，这个事情去年我已经跟至少十家以上媒体都说过了，早就解决了。但我不晓得为什么，有的媒体开始那么感兴趣，但解决的时候，有几家媒体提都没提。因此，我要说媒体也有个规则，不要选择性太强，该报的要报，我们本来的目的就是把事实真相、前因后果弄明白，你只有开始没有结果，当然公众是不满意的。
全国两会要常态化
这几年我都在讲一个观点，即我希望全国两会常态化。因为我们以前开两会，总讲“顺利召开”，这个话其实有点讽刺，两会都开不起来还像国家吗？开起来就叫顺利，甚至还没开完怎么叫顺利呢？到处是花团锦簇，又是清扫卫生，又是张灯结彩，像过节日一样，有必要吗？
全 国两会，当然是大事，但不是什么非常的或者意外的事，这是国家政治生活每年例行的一件事，太平情况下，每年都开有什么好庆祝的？哪一个国家政府开个会要庆 祝？当然特别的或者特殊时期的会，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们国家要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种庆祝一下，是应该的。正常情况用不着这样，因 此，两会不要娱乐化、节日化，要常态化。
现在已经好多了，习近平指示，既隆重，又简朴务实，这个我觉得很好。今年我在北京基本上没有看到类似往年那种庆祝标语，当然现在也不放鲜花了。
两会其实是365天都存在的，不能认为开大会有两会，平时就没有两会了。比如说人大代表，难道你平时就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散会回到上海就不是政协委员？要履行职责只有大会期间吗？但现在我们的代表委员履职基本上都只是在两会期间。
另一方面我们的民众对两会有过高的期盼，也是不对的。就说明平时两会没起 作用，所以才期盼开会。我在两会前都会收到很多民众各方面的要求，比如要求解决问题的、控告的、要求转达意见的等等，这说明什么？说明平时我们有关部门没 有负起责任来，信访部门踢皮球，所以他才来找我这个素不相识、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政协委员，仅仅是因为知道我的名字、单位。这并不值得我们庆祝，更不 能说明大家重视两会，恰恰说明我们两会没有常态化、经常性的工作没有做到，还证明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失责。
就 在我来开常委会的这两天，我已经到北京了，还有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反映问题，某市一千多名教师，退休十年了，还有十几个月的工资没有领到。说到底这个事情 不该找我的，但是七十多岁的退休教师，其中几十个人已经去世了，我觉得真可怜，应该给他解决，可我实在没有办法。正好碰到这个省的政协主席也在开会，我就 把这封信抄下来，请他带回去处理。信他收下来了，至于能不能解决我就不知道了，当然，这也不是他的事，但我希望他带回去，如果这个事是教育厅的问题就交给教育厅。这不是某些部门失职嘛！否则怎么告状告到我这里呢！
我手头这样的信还不止一封，真有点犯愁，我没有秘书，也没有那么大能力，我怎么办？因此，我讲两会常态化有两层意思，一是代表委员平时要履行责任，另一层是指委员也不能够代替政府部门来解决各种问题。像我刚才说的事明显不是政协该管的事，如果政府部门都负起责任来，老百姓何必还来找我们呢？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做政协本身应该做的事情。
必要的道路管理还是需要的
关于两会安保方面，从驻地方面来看，跟去年差不多，还不知道明天开会路上会怎样。但是两会期间，我觉得必要安保，必要的道路管理还是需要的。
这没有办法，毕竟这么多人。我去年就碰到一件事，就是闭幕式那一天，因为电铃坏了，他们电话没通知到我，结果我大概晚出来5分钟，大巴车已经走了，驻地就给我另外安排一个车。
但是就因为晚这五分钟，道路上的管制已经撤掉了，我这个车就陷在车流中，最后等我赶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已经在奏国歌，会议已经结束了。最后他们说我没有请假，我说我怎么请假呢？晚了5分钟也不是我的责任。
虽然我因为迟到抱怨，但我还是支持这样做的，车子一过马上就撤销管制，减少对市民的影响。 （本文由葛剑雄先生口述，朱诗琦整理）
葛剑雄：大会发言无趣 有人公开表达不满
2014年03月07日 22:04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1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葛剑雄两会日记3月7日
有人曾在政协大会公开表达不满情绪
今天早上我们联组会，就是三个组在一起交流。这个比较重要，每个组都是分别准备，我们组有四个人做准备。大家时间都掌握得比较好，一般没有超过8分钟。最后10个还是12个人发言以后，还有不少人争取到了自由发言的机会，有的自由发言讲得也蛮长的。上面来了全国政协副主马培华，还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教育部几个司长也来了，另外还有国家海洋局的，国务院纠风办的，监察部的领导都来了。
发言主要还是围绕着大的教育概念。比如讲到防震减灾校舍，民办教育，学校能不能办产业，怎么理解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怎么自主办学等，范围很广。
今天我没有发言，我老是发言，再说我讲的内容主要东西也讲了。所以就一直听着。下午是大会发言，这是惯例。这次会议有三次大会发言，今天第一次。大会发言，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每个人不超过8分钟，有各个党派代表的各种意见。
大会发言可以自己报名，还有一些书面发言都印出来的，现在大家都放在网上了。但是每次人太多也不行，三点钟开会到五点，两个小时的发言，8分钟一个人。因为大家积极性很高，所以安排了三场。这个会一般都会由中央一两位领导直接来听，一般会来位副总理，有时候人大副委员长也会来听。
委员比较看重这种发言机会。这里看重的有几种：一种他觉得内容重要，在会上发言，当然也有人看重；还有一种认为这是自己身份的象征，发言说明自己的地位重要。发言质量大多数还可以，但老实说，相当一部分大家不爱听，因为都是念念稿子，有些话大家都不当一回事。有些报告大家听得不耐烦，有人曾公开表达不满情绪，有的委员干脆去走廊喝茶、聊天，我们坐在主席台往下看，好多位子都空着。工作人员也很为难，一次次到走廊里把大家赶进来。
当然每次也还是会有发言赢得大家的掌声，比如几年前来自上海财大的委员蒋洪，讲政府预算，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的，还到各个政府网站去查政府有没有依法公开预算，结果大多数都没有做到。还讲到一些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这样的报告往往会赢得热烈的掌声。
所以今天我不提内容，就提报告会的会风，看看能不能真得有改善。现在也在强调要大家认真开会、心无旁鹜。明天也许我可以再结合下我的观察，因为我们坐在台上，我可以从最后一排往前看，大会情况一目了然，看看空位置是不是还会那么多。
曾被邀请做大会发言 提交稿子后被婉拒
大会发言人怎么选？据说大家报名以后，党派代表优先得到保证，还有代表专委会的，再有就是个人的。我一直没报名，因为我知道要你讲会找你，不要你即使报名，最多把你的报告发言印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上一届，有电话打到上海，希望我做个反对学术腐败方面的发言，并让我写个1500字左右的稿子。我很愿意讲，还提供了3000多字的稿子。可是临开会了，我接到电话，领导说这个内容已经有人讲了，同样的内容不安排第二个人发言了，不要我讲了。我说没关系，本来我就没有报，是你们叫我的。但报告会听完，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内容。
如果你自己报名，最后叫你发言，会通知你，但是不会都满足。有时候印的书面发言，一本一本的，很多。有位少数民族委员，每一次他自己的书面发言都要报二三十篇。我曾经问他怎么那么多，他说是有人帮他写，叫他来提。尽管大会不发言，但有一些地方上有诉求的，都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今年据说这些都做成电子版，放在政协内部网上，不再印出来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过大会发言稿。
没有说过“党官要由党费来养，不能耗费纳税人的钱”
微博上有人传，说我讲过两句话，意思是“党官要由党费来养，不能耗费纳税人的钱”，有的还附上我的照片。这两张照片都跟这个讲话没有关系，而且我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去年我有一个提案，提出对离任国家领导人制定礼遇条例，所谓礼遇，既包括物质也包括精神，这完全是正面的事。可有人在后面加上两条，“党官要由党费来养活，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我都不知道，直到被很多人转，甚至今天还有人发给我这两句话，海外媒体也引用这个话，也没有时间地点。
我觉得这个不道德。就算要编造也是去年的事了，今年我没有谈这个事情，还有人问“不管是不是你说的，你赞成不赞成”？
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在网上发表一个简单的说明，我去年的提案，跟党是无关的，因为我强调的国家领导人，而且我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如果你们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不敢掠人之美；如果是错的，我也不愿意代人受过。如果你们谁手头有我讲话的录音，或者经过我审议的采访稿，尽可以公布，以正视听，如果没有，就请各位不要再传了。
我是知道底线的，我们不会在政协大会上对共产党内部的事来发表意见。所以当初有记者问，你为什么只讲国家领导人、而不讲党和国家领导人？我特别强调，党应该由党内部来管，我们没有资格管，所以我只讲国家领导人。
一般平时这样，我也不是特别介意，也不太管。但你看我今年那么多发言，那么多媒体采访，根本没有谈到这件事，突然这么闹一下，弄得海外都以为我要干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人让我不要再说话，弄得我说不下去，还是要给当局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本文由葛剑雄口述，朱诗琦、陈清扬整理）
蒋洪：退休官员希望我呼吁高房价问题
2014年03月07日 09:06
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蒋洪两会日记（3.5）
如何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
今天（3.5） 下午小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有一个习惯我是不太赞成的，每一次谈体会，好像这次是最深刻的，言下之意是以前的都好像不怎么地。实际上，近三届总理，从朱镕 基到温家宝再到李克强，要管理这么一个大国，千头万绪的事务真是很不容易，我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都非常赞赏，一定要是非常能干的人才能做具体事务 的掌门人。
从报告的内容来说，涉及很多方面，概括起来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化的改革，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意味着对以往现实的一个判断，也就是市场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政府职能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边界。而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部分要扩大，政府职能范围要受到限制。
如何认定市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我认为有两个标志性方面，第一，是否划清了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哪些事情只能让市场干，而政府不要插手。职能范围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我们以前有一个基本判断，那些经营性的活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政府就不应该介入，这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改革中取得了共识的部分，但是目前仍不清晰，比如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是不受限制的，不管哪个领域，他想干就可以干，只要有钱挣就可以介入。
第 二，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公共部门或者说是政府部门，掌握的资金占总份额的比例应该受到控制，或者应该有所减少。以往的问题是过多资金集中在政府手 里，或者是政府所拥有的机构、企业手里，如果这一格局得不到相应调整，市场起确定性作用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就不会落实。
这要求我们不能够再继续高速扩张政府财政和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工作报告说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多，财政收入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以上。换句话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GDP增长，而且还高出不少。既然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就要把大部分资金留给家庭、社会和民营企业，但目前的情况实际是政府部门所占用的资金具有相当大的比例。
小组讨论会上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事情。小组讨论开始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半个小时，各个委员谴责昆明暴力事件，大家都非常气愤。今天上午开大会的时候，李克强总理也提到这个事情，所以下午的讨论就延续了这么一个格局，大家发表看法后再讨论李总理的府工作报告。
小组委员们因为每个人所关注的点不一样，涉及到的方面比较多，有的是教育，有的是农村，也没什么印象太深刻的，总体上大家对李总理的报告都抱有非常肯定的态度。不过话又说回来，实际上每一次也都是这样的。
退休官员深夜发短信让我呼吁高房价问题
昨晚（3.4）十一点后我一个老同学发来短信，他以前也在政府部门工作，特意跟我谈高房价问题，希望我能在两会上呼吁一下，他说现在房价已经高得离谱了，这也代表了公众的一般看法。
短信原文如下：
“报载正部级官员年薪20万，上海市区单价至少4万以上，100平米普通房最起码400多万，正部级官员不吃不喝需20年，创世界奇迹，且一线城市还在无休止地涨，房产商们弹冠相庆，广大民众欲哭无泪，连基本生活条件也成问题，还谈什么中国梦？
委员们应该在会上发出声音，一线城市的调控力度必须加大加严，不受房产商们崩盘论的干扰。去年年初一线城市对房价调控政府都立下目标（低于人均收入和GDP增幅）年底漲幅却都达20%以上，上海达21%为全国首位，11月才出微调措施，沒见谁追责，将重大民生目标视同儿戏，其实政府完全有能力控住，在这问题政府行政信用完全丧失。
这是你的性格，也是委员的神圣职责，不知道习主席会不会象抓吏治反腐那样雷厉风行抓一抓这个巳持续十年之久的老大难问题，割除绑架中国经济危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毒瘤。”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记得去年两会，政府说要控制房价，可采取什么办法呢？征收房产增值税，结果非但没有控制住房价，反而使房价暴涨，我觉得政府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为住房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条件，政府对控制房价是负有责任的。
要 控制房价，征税不是一个好办法。好办法有，但是政府不愿意采用，我过去就讲过：第一条是要降低房地产税费，因为房产价格包含有很大部分的房地产税费，降低 了才有可能使房子便宜，税越多，房子越贵；第二，要打破房地产一级市场的垄断；第三，对于畸形的消费需求，要采取精确性打击，去年正好揭露出一些人，可真 让我们开了眼界，我本来以为有三五套房子就很了不起，后来发现几十套、上百套的，像这些人，完全可以目标非常明确，一查就查出来，逼着他们吐出来，房价还 不跌吗？政府要房价跌下来，是完全有手段的，就看愿不愿意采取对收入会造成影响的手段。我刚才说的几条办法，都会使政府收入受到一些影响。（本文由蒋洪口 述，朱诗琦、周东旭整理）
蒋洪：会务组提醒委员少单独外出注意安全
2014年03月05日 18:20
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蒋洪两会日记（3.4）
小组讨论会上提普世价值和宪政
今 天上午我们是小组讨论，围绕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报告以及提案情况。昨天我已经在日记中对报告说了一些体会，今天我在小组讨论上说，民主应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 理念，党中央最近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就把民主放在突出地位，这是共同认识，也是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其实都是举世公认的，具有普世价值性质，包括宪政，不就是法治的表现吗？这些都是我在小组讨论会上明确表示的。
所以，我认为要让民主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把他落在实处。当我们能够清楚知道官员的行为、财产收入状况，当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政府授权用权的来龙去脉，能够知晓政府的所作所为，民主就变成看得见、摸得着了。当然，其中可能包含了某些批评的意味。
会务组特意通知房间饮料非宾馆准备 委员们会心一笑
而在此之前，我们得到一个通知，今天早晨宣读的，也让我感受到这次两会有一些特殊的气氛。就是说让我们尽量少单独外出，要注意安全，要把自己的委员证和特别出入证保管好，这无非是提示需要认真对待安全问题。
还有一个，特别告诉我们房间里的那些饮料和甜心，不是宾馆送的，而是会务组准备的，大家都会心一笑。换句话说，这不是别人送的，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的。这说明此次两会是在八项规定大力实施的背景下面开的，在两会时期，这些方面也都非常注意。
也有一件让我自己很有感触的事，可能是因为近几天工作太紧张的缘故，开政协大会时突然间不知道怎么进入一种昏沉状态，蒙蒙中感觉到我的手机在震动，把我从昏沉状态中唤醒，打开手机一看，是我太太发来的短信，上面写着：“您已经陶醉在会议之中了”。当时我马上意识到，她在提醒我。她一直在关注着我，其实是在电视中看到我，用短信提醒我应该打起精神，但是又不想伤我的自尊。看到这个短信以后，我马上就清醒了，两会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我应该提起精神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插曲，也是自己在两会中的一个经历吧。我后来也想，实际在我们代表委员履职时，大家都在关注，很多人都在关心，能感觉到家人对我的关注，对我工作的支持或者督促，心里也挺感动。
我一直都是记名投票 希望大家看到我的主张
昨 天我讲了秘密写票的问题，刊发后也引起一些质疑，我是认为秘密写票已经失去意义。说实话，我如果决定怎么样表达，就希望大家都知道我是这样表达的。按我的 性格来说，宁可让大家看到我怎么表达，不管我是投反对票或者是赞成票，这样大家才能够识别你到底主张什么，不主张什么，是不是？否则大家就不知道你的想 法。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代表们的所作所为也应该是透明的，只不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不是无记名，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阻力，或者有些不利因素就会产 生，所以，无记名实际上对一些特殊环境的特殊设置。在正常环境中，无记名和记名都是无关紧要。我甚至一直都是记名的，这样每个代表和委员的主张是什么，赞 成什么，反对什么，大家都会知道。
当 然，我不是反对无记名投票，在当今社会中无记名投票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大家按照自己内心的真正判断进行选择，而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过多干扰。想想看，那 些候选人就可能坐在你的旁边，或者是你的领导、朋友、熟人和各种各样的关系，都可能受到干扰。对我而言，还没碰到刚才所说的人际方面的干扰，因为所面临的 候选人我几乎全部都是不认识的。（本文由蒋洪口述，朱诗琦、周东旭整理）
蒋洪：委员和代表们不再送家乡特产
2014年03月03日 14:14
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蒋洪日记（3月2日）
委员和代表们不再送家乡特产
如果说今年的两会与前几年有何差异，我感觉在开支方面节约了一些，比如我们从上海过来，前几年都是专机，座位很宽松。这次我们一个挨一个，坐得比较紧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变化。
另外，今天晚上我去驻地吃饭，从饭菜的品种等各方面，感觉伙食也比以往节俭了一些。包括驻地提供的饮料也比往年少，今年只有一箱饮料和一盒饼干，晚上肚子饿了可以吃点。
往年两会都有一些委员或者代表，拿家乡的土产到会上来送给大家。这应该是能起到两种作用，一是联络感情，一是宣传家乡的品牌，比如茶叶什么的，今年就没看到，一点也没收到。
新闻发言人直面周永康传言也没什么
我 今年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反腐。目前我们的反腐的确取得了一定成绩，也看到了明显的成效，整个社会都感受到中央反腐的决心和采取的超常规力度。但是，要想 长效根治腐败，单靠内部自上而下的管理和监督还不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解决根本问题，就必须建构机制，让社会公众对权力部门形成制约，套用习总 书记的话，也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什么样的笼子才能够把权力关住呢？在我看来，只有一种笼子可以，那就是民主制度。
今天下午（3月2日） 的政协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也直面回答了关于周永康的传言，我觉得这没什么。说惊讶也可以，惊讶在于他是一个大人物；觉得平常也可以，因为历来都是这样，以 前也抓过大人物，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这带给我们的只是一种神秘感，不知道明天到底哪一个会被抓起来，不知道事情又会发生在哪个人的头上。
我更向往能够在一种有规则的政治制度下来进行反腐，这样很多问题可能就会消失在萌芽状态，我们反过来也要反思，为什么会容忍这样的人这么长时间处于高位上。
去年政协大会选举我为什么全投弃权票
很多人认为现在政协委员敢于表达各种观点，说话的尺度可能是更大了，但我没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让我参与，如果唱一样的调子，就无所谓尺度大不大，反正都是一样的，问题是你如果说了不同的话，会有怎么样的情况，比如预算法修订，我就感觉到好像媒体在避免讨论这些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受到上级的提醒，就是博客在很短的时间被关过，也是因为我登上去一个提案，批评某些规定，涉及到保密。
去年关于我投票的事情成为关注话题，出于什么理由？关于那次政协选举，我在小组会上就对选择办法表达了不同意见，我把这个意见也传达到了大会。
在选举的时候，候选人如何参政议政、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见解，都没有介绍，我们只知道他年龄多大、当过什么官。我说我们不能够依据年龄和当过什么官来决定选他还是不选，我们应该介绍的是他们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方面有什么样的主张，但是这些内容在选举材料中都没有，那我们凭什么选他或者不选他？这是第一点。
第二，选举办法在还没有通过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培训委员怎么填票，操作流程怎么样。选举方式都还没讨论、还没征求意见，却已经在培训了，说明根本就没把大家对选举方式的讨论意见当成一回事。选举办法必须在讨论之后，才能据此去告诉大家怎么操作。
第三，选举本身设计上就是有问题，如果同意，就不用填写，如果有不同想法，就填表。所以，只要你一动手，就表示有不同的想法。这样是不能够表达明确意思的。如果你完全赞成，实际上就是一张完全空白的选票，你能表达什么呢？既然赞成，为什么亲自做出反应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我十几年前就在地方人代会上提过，后来他们跟我解释，说是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当然，我一个人不可能改变结果，但我在投票的时候，可以行使自己的职责。我当时对所有候选人，填的全部是弃权，是因为我对投票方式表示不赞成，这是我的权利。
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一个全部投弃权票的委员，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要给全部候选人投弃权票，也就意味着要涂200多个空档，这是需要费一定时间的。因此从我一拿到选票，就开始努力填，也是非常高效率的。本来填好交上去，谁也不知道这是谁填的，其实我一点也不介意人家是否知道我是怎么填的。
为什么后来这个事凸现出来？因为投票现场过不了几分钟，主席台上的人就问，“大家填好了没有”，底下没有反应；又说“填好了没有？没填好的请举手”，我就举手了，结果就我一个人举手；大概过了两三分钟，又问一次，我依然没填好。这就把我的投票变成一个事情，我周围所有人都可以证明，我是在努力的填，从来没有任何松懈。
后来有一个委员在他的日记里提到这个事情，但他也没写是谁。再后来有一本杂志对我进行了专访，其中提到这个事情，也发表了出来。
怎么样做好一名政协委员
去年就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有将近一半是新委员，新委员参加会议之前有个学习班，我作为老委员被邀请来谈谈体会。一共只有两个老委员，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我又是光头，形象容易被记住。
我是在全国两会前半个多月接到的通知邀请，从政协来看，他们一直认为我在上一届中表现还比较出色。
怎么样做好一名政协委员？我当时谈了这么几点：
第一，要与自己所熟悉的领域结合起来，比如我熟悉财政，就比较关注财政问题，这样的话可以发挥自身长处。
第二，要注重调查研究，这一体会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第二，一定要为社会公众说话，要敢于侧重实际，从大道理上来说也是这样。
第三，政协委员的职责是政治协商，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基本的政治构建和制度建设，而不是那些琐碎的技术性问题。我强调这一点，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来。
最后一点，我说委员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真正能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下面的话，就导致他人做出蛮大的反应，我说希望能够“言者无罪”，如果事情关系到整个社会，关系到我们长远的共同利益，即便有罪也要说，可能这个话分量重了，超出了承受界限，后来我收到的光盘中，这一段话是没有的。
这些话我今年还会说，当然，我会尽可能把话说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里面。
我 并不是一概反对举手赞成，因为有些事情是应该赞成的。问题是对那些不该赞成的如果举手赞成，那是很不负责任的。我大部分场合投的还是赞成票，毕竟有很多事 情我不了解，只能够就我比较了解、比较有把握、或者有强烈看法的事情来表达。对于那些凡事只会举手的，我表示很不赞成，我们之所以要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能 够发现问题，如果你已经肯定没问题的话，还来开会干嘛呢？（本文由蒋洪先生口述，周东旭整理）
蒋洪：为何没人到秘密写票处写票
2014年03月04日 14:58
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蒋洪，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其第七年履职。
蒋洪日记（3月3日）
此次政协非常强调民主气氛
今天听了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报告，讲话还是有新意、有启发的。俞主席在报告中说，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这就表明此次政协非常强调民主气氛，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这个精神和中央最近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完全相对应的，完全体现了价值观的精神，因为价值观里面特别凸显了民主。俞主席这番话是针对政协来说的，让委员愿意讲话、敢讲话、讲实话，然后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我认为在政协里面发扬这种精神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这样一种方针，应该是针对全社会的，换句话说，不仅政协应该这样，人代会也应该是这样，整个社会和公民也都应该这样，营造言论畅通的氛围。民主不是一个小范围的事情，而是一个大范围的事情。
我个人非常期待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真正做到言者无罪，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要让人家说，如果人家说都不敢说，也就没有什么打棍子、抓辫子的事情了，然后才是说了以后，不去问罪，而是鼓励大家说，而后交流。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另外，俞主 席在报告中也提到政协委员要努力做到言之有据不道听途说，言之有理不主观臆断，言之有度不偏激偏执，言之有物不大而化之。如何做到言之有据？这就需要调查 研究，与之相关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政府应该是透明的，而且新闻报道也要能够全方位反映真实情况。在这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雾霾、水污染等情况，大家都不了解，这些信息往往就被神秘化，要真解决这些问题就很难做到言之有据，大家只是一个猜测。再比如公款消费，有人说是3000亿，有人说6000亿，还有说9000亿的，大家都是推测，这种推测为什么只能够停留在无聊的争议，与政府的统计和信息公布不健全有关。
始终琢磨不透政协会议按什么规则安排座位
我个人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事情，也不是特别针对这次政协会议，就是大会的座位问题，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你坐在哪里，规律是什么，我始终琢磨不透，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这次可能坐在这些人中，下次可能坐在另一侧，不是根据姓氏笔画，也不是根据号码，也不是根据级别。
总 而言之，座位让我感觉到有一种神秘感，不知道到底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在排，因为每一次会议你所坐的位置都是不同的。我自己找不出规律，其他的代表委员 好像也在琢磨这些规律，到底有什么逻辑，哪些方面可以找出来，但是找不出。这些并不是单纯针对这次政协大会报告，而是作为两会花絮来谈。
当委员这么多年没看见有人去秘密写票处写票
还 有一个花絮是大会有秘密写票处，写票可以不让别人看见，但这个设计也让人有一点难以理解，因为如果你秘密写票的话，就要从座位上出来，一整排的人都要起来 让你，换句话说，你要秘密写票的话，反而会变得非常怪异，因为人民大会堂的秘密写票处是设在会场最后一排边上的一些小房间。
我 听一个老同志说过，在一次会议上宣读投票规则时，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是在人代会还是政协会上，有一个代表委员提出应该秘密写票，要不然写什么票都会被人家看 见。后来大会就觉得要考虑这个事情，经过讨论后，就把秘密写票列为规则。后来的结果是，只有这一个提议的人，从座位上挤出来，挤到秘密写票处，全场哄堂大 笑，太搞笑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没考证过，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反正这个秘密写票处蛮有意思的。
现在也一直都有秘密写票处，实际上是没有用处的。你想想看，精神正常的人会到那去秘密写票吗？上海的那个秘密写票处就在主席台的两侧，北京的秘密写票处稍微隐蔽一点，在座位最后的房间里。我当了这么多年委员也没有看见有人去秘密写票处写。
投票时的乐曲很切题
还有一个花絮，大家都知道，投票的时候通常会放音乐，放乐曲。知道放的什么乐曲吗？有两首，都是广东音乐，一首叫做“喜洋洋”，还有一首叫做“步步高”，这两首曲子都挺切题，都挺搞笑的。总而言之，跟选举很切题，因为选举的时候不是意味着“升官”了吗？当然是步步高。步步高了，还不喜洋洋吗？有一部分人客观上的确是会步步高，然后又喜洋洋。大家这么多年听下来，我就不知道人家心里面的体会怎么样。(本文由蒋洪先生口述，朱诗琦、周东旭整理)
迟福林：材料明显减少 一两分钟完成报到
2014年03月02日 22:30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社科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叶青、张凤阳等，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两会委员和代表的视角，为网友提供另一个角度的全国两会。
迟福林两会亲历日记（3月2日）
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社科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到委员驻地报到，迟福林说，与往年比，今年材料明显减少，手续也比较简单，一两分钟就完成报到。迟福林还向凤凰网透露，昨晚昆明发生的暴恐分子袭击平民事件，也成为委员们谈论的焦点，但两会驻地的安保“和往年还是大体相同，可能更细一点，别的没什么太大感受。”
一两分钟完成报到
今天是政协报到日，因为昨天来北京开会，所以今天就直接过来报到了。报到程序和往年大概差不多，工作人员提前都把东西准备好，包括各种材料，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报到手续，然后服务人员协助我把东西送到房间，总体程序和往年大概是差不多的。
今年报到只有几页材料，一个是注意事项，都是一般性的内容，再一个是整个大会的安排，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一界别委员的通讯录，没有什么其他多余材料，很简单。与往年比，今年材料明显减少，一个塑料袋装在一起，手续也比较简单。
昆明暴恐事件成委员热议焦点
今年整个安保应该还是明显加强的，进出要严格查证，我刚开始去报到，他们要拿去详细看一下，核对一下，比较细致。但直观的感受和往年还是大体相同，安保可能更细一点，别的没什么太大的感受。
昨晚昆明发生暴恐分子袭击平民事件，今天报到后我遇到两位比较熟的人，中午大家一起吃饭都议论这个事情。两会前制造这样一件事情，很显然是有目的的，大家基本都有共同的看法。大家也感觉到绝对不能忽视反恐，要高度重视，恐怕未来还是一个长期任务。
对 于反恐，我认为不但不能手软，可能还要动员全社会，提高反恐认识，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在发挥武装力量打击恐怖的同时，要动用社会力量，提供信息、社会参与 等也很重要。这次昆明的恐怖事件这么多人，穿着统一服装，而且是集体性行动，这样一些事情应该提前有征兆，我们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参与反恐，可能更有利于 打击恐怖力量。
尽管大家都很关注昆明恐怖袭击的事件，但委员中并没有什么恐慌，对两会委员也没什么影响。
争取在政协大会发言的人不少
今年我感受最大的一点就是媒体的热情很高，一会一个电话，都是要采访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接受了三四家媒体的采访，因为我是研究改革方面的专家，再加上今年又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局面，媒体也都是与我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今年会有6个提案，还有两个书面发言和政协全体大会的口头发言，也就是6＋2＋1。 除了提案以外，政协委员可以提交书面发言，或者书面印发给大家。政协全体大会发言要大家来争取，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大会发言前的两三天，才正式通知你是否能 够发言。今年我提交了一个口头发言稿，能不能安排现在还不知道，大会有一个讨论和协商的过程，。因为大会发言是政协两会期间很重要一个环节，所以委员都很 重视这件事情，我想申请做大会发言的人会很多。
今 年是我第七年参加全国两会。政协委员在国家民主协商制度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说是越来越重要。现在政协委员除了参加大会以外，平时还有一些专门的调 研，还要参加各种活动，有好的建议社会也希望政协委员能够发出声来。另外，政协也会召开一些专题会议，邀请委员参加。如果没有做一些调研，没有一些好的谏 言方案，委员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这就需要，第一，提醒不要忘了你是全国政协的人；第二，必须要了解情况，要有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第三，在一两个自己 重点关注的方面，要有全局性的思考和建议。我们不敢说政协委员的责任有多么强，但民主协商的空间是在逐步扩大的。（本文由迟福林先生口述，周东旭整理）
叶青：网民意见到达人民大会堂
2014年03月04日 21:58
叶青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凤凰网推出“叶青看两会”栏目，邀请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开设专栏，解读热点、观察两会。
叶青两会观察（3月4日）
默哀表现了政协大会从善如流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会上，全体与会人员为3月1日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遇难的群众默哀。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再次高扬生命至上的旗帜，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对于政协大会默哀这件事，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分析了2000条18～45周岁青年网民发表的信息。统计显示，超过9成青年网民为此举叫好。我建议把主持词再修改一下：“全体起立，为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以及在过去一年的各种事件中遇难的群众默哀”。
这是政协大会从善如流的一种表现。
关 于以默哀的方式悼念遇难者，2日一早就有人提议。2日上午《足球》报记者赵震表示：“我希望3月5日中国国家队与伊拉克队的客场比赛里，中国队能为昆明恐 怖事件里丧生的平民戴上黑纱。第一轮中超比赛，所有比赛应该为死难者默哀。”中午，新京报开始调查——有网友建议：两会第一项议程，全体代表委员为昆明暴恐事件遇难者默哀，向全体遇难者的家属及受伤人员拨付专款予以抚慰，并专门研究全面打击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你是否同意？这是较早开始调查的媒体。
人民大会堂的个税改革之争
网民的意见，不能代表所有民众的意见，但是，毕竟是代表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人的意见。在我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生涯中，列席过三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中的第二次是关于个税的修改，这次修改，就充分考虑了网民的意见。
在2011年6月30日的常委会闭幕式上，个税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后，再度提高500元，达到3500元，顺利通过。而在这500元的背后，经历了一场场激烈的争论。我终身难忘这次人民大会堂里的个税之争。
第一天的上午，第一个报告就是个人所得税修改的 方案。下午的第一场讨论也是个人所得税。大家都知道个人所得税是这一次会议的重点，因为4月份那次会议就没有表决，意见分歧很大。这一次新的方案出来以 后，同样也引起了争议，而且这次争论就比4月份那一次，建议提高免征额的力量要强大得多。每次分组会讨论到个税时，都讨论得异常激烈，不少有投票权的人士 明确提出，如果维持3000元免征额不变，他们就会投反对票。
但 是，在6月30号上午9点分组会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了新的个税改革方案。我们比公众提前6个小时得知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定在3500元的消息。30号下午 是闭幕式，第一个表决的项目就是个人所得税。下午3点06分，结果出来了，90%的常委是赞成3500，以高票通过这样一个个税改革的方案，弃权和反对大 概在10%左右。
之所以会有这次的人民大会堂的个税改革之争，源头还是网上关于个税改革方案的民意调查。有23万人对个人所得税的方案发表了意见，是作为人大征求意见之最，有8万多人对3000元的免征额发表了意见，这8万多人里面只有17%的人赞成3000元，剩下的83%是反对的。反对里面绝大多数是要求提高，只有极少数认为还要降低，应该降到2500元。因此，常委们反复提到的一个数字就是83%。83%网民反对的比例，肯定也是最后起作用的一个关键点。
在分组讨论中，我的建议是，个税免征额应提高到4000元。不管采纳与否，我都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争 论虽然激烈，不少人心里也颇为纠结。因为若对3000元免征额的方案投反对票，意味着二审方案无法通过，个税将继续实行2000元免征额、9级累进税率， 纳税人还将承受现有税负。即便推迟到8月份三审，也要多交两个月的税。但最终有关部门还是做出了让步，免征额再提高了500元。虽然可能这个免征额仍不能 让所有人满意，但毕竟大家都尽力反映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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