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为何对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不一样？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把专案组的材料正式提交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这个结果，专案审查的结论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不可能全部掌握审查事实，只能在专案结论的基础上作出判断。

刘少奇与邓小平都是因为文革第一阶段在派工作组掌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受到批评，从而失势，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但是，在对待两个人的处理上却完全不同。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七位，邓小平位置没有变化。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在1966年10月向中央做出检查，从检查内容看，邓小平的检查比刘少奇深刻，态度上有差距。毛泽东在邓小平检讨的稿子上做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批示，而刘少奇却无法获此殊荣。
 
刘少奇被打倒后受到批判，妻子王光美被立专案审查。但“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虽遭批判、囚禁，却始终没有把他和患难于共的妻子分开，没有遭到诸如刘少奇或其他“走资派”所受的人身迫害和摧残。
 
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撤销一切职务，而邓小平只撤职未开除党籍。
 
刘少奇专案组存不存在值得商榷，邓小平专案组成立是1968年。邓小平只在贺龙专案下设了一个组。这种政治待遇的不公平说明问题性质上的轻重区分。
 
刘少奇受到撤职并在中南海受到批斗，同在中南海居住的邓小平却没有被批斗。
 
刘少奇被疏散后住在开封老市委所在地，而邓小平却可以到江西部队住将军楼。
 
刘少奇被打倒普遍认为是充当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邓小平则认为是因为不听话和林彪的嫉恨。
 
刘少奇被打倒后负责人是周恩来，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刘少奇被打倒后很少再与中央高层交流，邓小平却可以通过汪东兴经常给毛泽东写信。
 
刘少奇被打倒后很少见到毛泽东对其评价，邓小平则多次受到毛泽东提起并作肯定性的评价。当戚本禹文章提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刘、邓小平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指邓小平──论者著）同刘区别一下”。毛泽东在1968年九大召开前的视察途中谈到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是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至少是常委。”连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这些都是邓小平女儿毛毛在邓小平生前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讲的。
 
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病逝，邓小平则在1973年重新出山。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完全抛充邓小平。
 
毛泽东对刘少奇是基本抛充并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邓小平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
 
一是邓小平历史清楚。邓小平一直与毛泽东在一起，后来主要在军队工作。没有刘少奇复杂的白区工作历史。
 
二是邓小平历史上是“毛派”，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后许多关健时期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充当着一线先锋的角色，并且从来没有夺权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邓小平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亲自主持落实把很多人打成“右派份子”和“右倾分子”。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与苏方针锋相对，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形象，使毛泽东大为满意。他是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坚决支持者和实践者。
 
三是邓小平没有拉帮结派。刘少奇被毛泽东警惕一个很大因素是建国后他在白区工作时的人进入了中央管理层，形成了事实上的刘少奇派。而邓小平与高岗、林彪、刘伯承、粟裕等高层都有交恶。由于没有担任军队职务，他第二野战军的班底主要将领都转向了贺龙、叶剑英和林彪。这一点让毛泽东放心。
 
四是邓小平只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刘少奇是一线领导的一把手，而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只是执行机构。既使出现问题也不需要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弱化了他的问题。
 
五是邓小平不属于刘少奇体系，他虽然在高岗和铙漱石的问题上站在刘少奇一边，但在反右中积极，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在四清中态度与毛泽东相近，在彭真的问题上没有搞到一起。他基本属于红区派，与周恩来等代表的“留法派”也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六是邓小平会检讨。如果看过《邓小平的检查》、《我的自述》和他给毛泽东的几封信，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和真诚认错，以及他的“永不翻案”决心令人感动。

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几次复出是周恩来的功劳，其实是一种误读。虽然邓小平与周恩来都属于留法派，但邓小平与周恩来是一种貌合神离。周恩来曾多次批判过邓小平，而邓小平对周恩来的“错误、过失”讲的比较深刻。邓小平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邓小平这种说法表面上是谈“过失”，其实等于把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划了等号。周恩来虽然没有在邓小平专案批示中像刘少奇那样写下“此人该杀”，却没有给邓小平结论留下多少余地。

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出邓小平批周恩来“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曾经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也说，“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由于文革中提出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多人都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绑在一起。事实上这两个人仅仅是在工作组问题上在一起，政治上、组织上、历史上并不属于一派。由此作为国家掌门人的毛泽东，对两个人的处理上也不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派组织或高层领导公开提出过为刘少奇平反，包括曾经重新出山的邓小平。
 
毛泽东作为国家一把手，文化大革命的任何错误或问题都该承担领导主要责任。无论是“大权旁落”还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都不符合事实。然而既使在文革被否定以后，对刘少奇的迫害包括刘少奇的亲属在内却加在林彪和四人帮身上，极少因此指责毛泽东。这样的结果究竟是借用毛泽东这个“钟馗”，还是毛泽东在刘少奇打倒问题上态度不明朗，是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没有毛泽东的态度，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它中央级老干部的被打倒都难以实现。而这其中有多少是毛泽东的“预谋”，有多少是根据群众揭发或专案审查结论下的决心，需要在证据面前就事论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