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春晚执行总导演吕逸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春晚是一直都被重视，只是今年更加重视了，把它定位为国家项目，这是第一次。我自己觉得，那国家项目是什么呀，奥运会开幕式是国家项目。”“春晚太重要了，觉得过不好年呢老百姓过不去。”
一个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是如何获得今天这种地位的?
●除了春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电视综艺节目能成为“民俗”
就好比端午吃粽子，中秋赏月亮，清明扫墓，除夕看春晚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民俗之一。
除夕之夜的八点，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响的几乎是同一个声音。从内地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乃至部分海外华人区，所有人在那一刻都端坐在电视机前，开始每年春节的必备项目——打开电视机，看春节联欢晚会，尽管近年它经常被戏谑地成为“春节吐槽晚会”。
一台晚会没有办好，就等于全国人民的年没有过好。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电视综艺节目达到了这样的影响力。
●1956年《春节大联欢》：春晚的鼻祖
195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纪录电影《春节大联欢》。在这台联欢会上，今天的主持人在那时被称做报告员，而联欢会上男报告员是演员郭振清。
在这部纪录电影中，你能数出来的各界名人几乎都有露脸：老舍、巴金、周立波、杜鹏程、孙谦、陈其通、袁雪芬、梅兰芳、侯宝林、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荣毅仁、乐松生、郭兰英、张瑞芳、白杨、赵丹……
《春节大联欢》称得上是新中国最早的“春节联欢晚会”，事实上，在此后历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还能够依稀寻到《春节大联欢》的痕迹。
●1979年，邓在军杨洁执导了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届“春晚”
人们习惯把198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称为“第一届”，其实这并不准确。
除了“文革”期间停播，从1958年央视成立，一直有春节晚会。1978年中央台复播当年就恢复了春晚，年年在做，规模不一。
1979年，中央电视台就录制、播出了这种“茶座式”晚会，名为“迎新春文艺晚会”，执导晚会的是周恩来的侄媳邓在军以及《西游记》的导演杨洁。这台晚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届“春晚”，不过，因为1979年全国的电视机不过485万台，没有产生社会影响。
这 台晚会将香槟、交谊舞、斗牛舞等多个“洋气”的创意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晚会引用了芭蕾舞《天鹅湖》中节奏比较明 快的一段音乐，男女演员换上紧身服装，表演西班牙斗牛舞。因为没有考虑到大家是通过黑白电视看到这段表演，观众误以为男演员没穿衣服，女演员坦胸露背、穿 着暴露，遭到不少投诉。
●1983年，“造福全中国人民”的春晚首次走向全国
1981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这台晚会十分成功，使马季、邓在军等演艺界名人萌生了在除夕之夜举办一台面向全国的大型综艺晚会的想法。
回到北京后，马季把这一想法跟央视导演黄一鹤讲了一遍。黄一鹤一听，马上拍板：“多好的创意啊，如果中央电视台能把这样的晚会举办成功，将是造福全中国人民的大事啊。”
当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洪民生听到这一建议后，更是拍手叫绝。于是，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中央电视台任命马季、姜昆、王景愚、杨勇等作为主创人员，另外，聘请了侯宝林与袁世海作为顾问，开始筹办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
1983年除夕之夜，首次大规模、有影响的“春晚”隆重推出。后来有人说马季为春晚立了头功，是春晚的开拓者之一。
●茶座式观众区、未经完整彩排的节目，早年春晚是名符其实的“联欢”
1983年的这届春晚，由王景愚、刘小庆、姜昆和马季主持。它的开场真的像一个“会”：首先是赵忠祥致开幕词，然后是主持人介绍到场嘉宾，接下来是相声大师侯宝林讲话，再是主持人代表所在行业向全国观众拜年;这些“议程”结束，《拜年歌》响起，然后又是主持人介绍到场演员。而主持人和演员的衣饰，绝不可与后来动辄数十万的造价相比。主持人姜昆的那身行头，今天的工服也比它光鲜。
当年，黄一鹤想出了四个点子：一是要实况直播，此前，所有的春晚都只是录播;二要开辟电话点播;三是起用节目主持人;四是邀请中央首长出席。
没有绚丽的舞台背景，没有先进的电脑灯，现场只有五台摄像机，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不到60人，节目甚至也没有完整彩排过，但是，茶座式的观众区、较低的舞台这些都让晚会过年联欢的味道很浓。
在那时多数是黑白的荧屏上，人们看到了李谷一的歌曲《乡恋》，马季、赵炎的相声《山村小景》，胡松华的歌曲《马铃响，玉鸟唱》，王景愚、姜昆的小品《吃鸡》，郑绪岚的歌曲《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严顺开的小品《阿Q的自白》，刘小庆的歌曲《红花》等节目。在当时社会政治氛围还很浓的情况下，这台晚会尽最大可能做到了把“乐”字放在第一，这也成为后来历届“春晚”的基本风格。
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获得巨大成功，大年初一，各地民众互相拜年问好之后，就是急切、兴奋地谈论这台晚会。绵延至今的除夕固定大戏央视“春晚”，由此奠定;历时约30年的“新民俗”，由此发端。
●那些年，领导要求的还是“争取做到让观众不换台”
1984年， 黄一鹤连任春晚导演，这一年的春晚又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开始筹备的。一场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没结束，同时，中国与英国正在进行香港回归的一轮轮 谈判，黄一鹤在这个敏感而微妙的关口申请由台湾艺人黄阿原、陈思思，香港艺人奚秀兰、歌手张明敏参加春晚。关于黄阿原做主持人的申请持续了半年，直到腊月 二十七才获批准。连续两年的高收视率为央视春晚赢得了雄霸除夕一晚的绝对优势。
春晚的确是有过巅峰岁月的。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对全国民众来说，过年的乐趣几乎等于“春晚”的乐趣。那时，没有人会发起“今年除夕看不看春晚”的民调，对除夕之夜还坚守岗位的工作者，人们描述他们的奉献时往往会说：“过年夜，还在工作，看不上春节晚会……”
黄一鹤曾说：“那时候，沿海省市的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春晚，北京电视台也录制了春晚。1983年的时候，北京台台长还说跟我们打擂台，但是在除夕夜，连他们的播放人员一边播一边都在看中央台的春晚。”他记得当时领导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争取做到让观众不换台。
后来，观众也不用换台了。
1986年以后，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有了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制播同类的晚会节目。从此，央视春晚形成制度性垄断，优势变质为强势。30年后，除夕之夜，人们拿着遥控器轮番转台，却只是看到不同电视台转播这同一台晚会，后者已与“神坛”无异。
●1985年春晚的惨败，让“联欢会”的宽容、创新通通止步
1983、1984年的导演和演员是幸运的。那时候，只要观众打进电话点节目(那时有电话的人也实在是少)，他们就可以无休止地唱下去、演下去，节目的随意性大到不可想象。刘晓庆和姜昆临时搭档《刘海砍樵》，王刚的服装是借来的，人们团团围坐成小型茶话会的模式，演员就坐在观众席中，需要演出时再上来。刚从政治阴霾中走出的中国人，一点点小乐子就逗得大家放声开怀。
执导1984年春晚过程中，黄一鹤甚至能对不批港台演员的领导说，“艺术家是要不断创新的，你要不让我请港台演员，那我就不当这导演了吧。”
但这些自然，宽容，创新通通止于1985年。
在央视春晚的30年历史上，1985年的春晚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事实上，地方台除夕夜禁播同类节目的决定，就与那年春晚有关：前两届春晚的巨大影响力大概远远超出了一台晚会所预期承担的责任，影响力越大，有效掌控的力量随之增长，而1985年的失败所招致的民愤更加深了对失控的担忧。
看过1984年天安门广场大阅兵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的黄一鹤打算改变春晚面貌，把春晚做成一个中国人的嘉年华，形成一个真正的大Party。但结果，在他们当时的技术手段下，这个空间变得昏暗沉重、杂乱无章。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这台晚会的结果是巨大的失败，为此，当时晚会的总导演黄一鹤以非党员身份参加了半个月的党组会，接受各方批评。一封封批评信用麻袋装着送往电视台。这一年3月2日的《新闻联播》中，央视向全国观众道歉。
●从电视台决策者到春晚实施者，“安全”成了第一要义
至此，安全、不出错代替轻松、娱乐成为央视春晚的第一要义，可以没有个性，但谁也不愿意冒险创新。从电视台的决策者到春晚的实施者，谁也不敢越这个雷池，而且，整个体制似乎也要从每个环节扼杀可能的风险。
一位跑春晚多年的资深文化记者曾透露，审春晚相声小品有严格的标准：像情景喜剧一样有好桥段;包袱明显且甩得快;不能丑化社会;笑了之后还能感觉到有深度;主题不能雷同;不能超时。
2002年春晚，赖声川的相声《千禧年，我们来说相声》被要求反复修改了14次，意识形态的问题，咬文嚼字的毛病，领导喜好的原因，到后来陈雨露实在想不出理由让赖声川再改一遍了，“就是因为赖声川是台湾导演，不能出一点纰漏。”
相声审查之严，可从原文化部长刘忠德对《南方人物周刊》所讲的一个例子看出：有两位相声演员20多天没睡觉，排出一个叫《钱》的相声;而刘忠德在审查时一听这个题目，立即说不用看了，直接“枪毙”。他说：“没钱不能办事，但钱是万恶之源，几分钟能说清吗，上春节晚会不是找麻烦吗?”
为了在逼仄下打开新局面，相声工作者只好在形式上另找出路。最明显的是，把相声变为小品，在小品那里，讽刺的功能还具备着。但讽刺的对象越来越偏离艺术的应有品格，有人就指责，赵本山的小品只应了一句话：“美国的艺术家在挖苦总统，中国的艺术家在嘲笑农民和残疾人。”
也不能都怪创作者。赵本山的某小品，原本是讽刺乡长公款吃喝，审查者认为基层干部很辛苦，不能这么挖苦;改为讽刺国有企业厂长，审查者说现在国有企业困难，厂长们正满腹牢骚呢，也不能讽刺;最后改为讽刺“皮包公司”经理。如此下来，节目内涵稀释殆尽。
●春晚改变了你，你改变不了春晚
此外，审查虽然有可以量化的标准，却没有可以量化的操作。
赵本山曾抱怨说，“审查的人老是提一堆不懂的意见，看一个节目时，第一次看都说好，这个不错;第二次看觉得不好笑了，就进行删减;看了很多次最后台词都能背下来了，就觉得不搞笑了，就把节目给毙了。”
指导过两次春晚的总导演袁德旺曾说，在领导小组的名单中，总导演的名字是排在第十几个，表态的机会很少。
“领导小组除了有大家可以想象到的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央视之外，会有管意识形态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还会有工口、团口、妇联等等部门。每个口都会有自己的意见，节目是不是正面表现了他们的行业，或者表现得够不够，一到开研讨会，就是他们的天下。”2011年春晚总导演王冼平曾说。
“1983年 春晚，大家团团坐，所有演员坐在环境中，给主演的人当‘托儿’，整个调动大家情绪，这就形成了台上台下特别明确、特别良好的互动氛围。现在台底下坐的都是 各个赞助商，没有一个位子能提供给演员，除了‘托儿’，没这个氛围，你就觉得不是团团坐，大家一起联欢的感觉没有了。”曾担任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策划 的甲丁说起早年的春晚，还是如数家珍。
连 前段时间强硬到能连发七条微博“怒骂”影评人冯小刚在春晚面前也“服软”了。在接受网友提问时，冯小刚说，自己对春晚的改变，远不及春晚对他的改变。“我 看到一些网上的调查，大多数人还是对我执导春晚有期待，但是我非常想借这个采访机会，要跟大家讲这个问题，我要说我个人的能力，面对这么一个有30年历史的春晚，这么多年下来，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新民俗，想改变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很难的。”
Z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