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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当代小说中的“官场” [复制链接]
寒凝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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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当代小说中的“官场”
[color=#999999 !important]2014-1-26 00:28| 发布者: [color=#999999 !important]龙翔五洲| 查看: 107| 评论: [color=#999999 !important]1|原作者: 李云雷|来自: 鲁迅文学院五届网络作家班的博客
摘要: “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毛时代，邓时代和当代小说中的“官场”2014-01-25 14:30:26 来源：鲁迅文学院五届网络作家班的博客 作者：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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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19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争夺，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争斗。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很难让人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斗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在双方的争斗中，虽然存在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观念斗争的，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学”作为比照，我们便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变化。与“改革文学”不同，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斗争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因素，虽然斗争的双方也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一因素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无的。权力以及在权力阶梯中获得更高的位置，成为此类小说主人公最高的价值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在积极地干事业，在遇到诸如抗洪之类的事情时(《二号首长》)，他们表现出的决断与果敢也足以令人动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需要“政绩”，另一方面这些“事业”仍然依附于权力斗争，是在这一框架的制约下进行的。
在这里，涉及到了“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人物，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敢想敢做，勇担重任，不仅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且也获得了女性的青睐，收获了爱情。其中的优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偶像。但是“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朱怀镜、池大为，还是唐小舟、侯卫东，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但却很难说是正面人物，或者说很难以道德伦理加以判断，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弃“良知”而取得的，同样，他们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卫东)，但他们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或者说置身于官场中的他们，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或能力的大小，成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在此已经失效。
在“改革文学”中，尽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在为各自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他们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虽然“保守派”常常会被丑化或漫画化)，这样他们斗争的手段便多是能摆在桌面上的，较少有阴谋诡计。而“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则不同，首先斗争的目标不是“公心”而是“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斗争的手段则更加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阴谋，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杀人等非法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以上这些层面的不同，也决定了“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学”中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总体基调是明朗的，“官场小说”就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权力的因素，在《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爬在桅杆上的人》等“干预现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与“改革文学”和“官场小说”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中的权力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们可以看到，与“改革文学”相似，在“十七年文学”中很少看到权力斗争的直接表现，在这里，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并且受到思想斗争的制约。在《创业史》(1960)中的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在《艳阳天》(1964—1966)中的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还是单干——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双方的斗争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他们的斗争中，很少看到个人权力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文学”中思想斗争的叙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学”所开创的。在这里，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评价以思想斗争或路线斗争为主要线索的小说?在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大多以强调“阶级斗争”为名对之加以否定，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参照：(1)在以思想或路线斗争为线索的小说出现之前，比如在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1960)等小说中，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对地方生活经验与乡村人物的生动描摹，但却缺少一种整体性把握当代社会的能力与方式，《创业史》等小说中的“思想斗争”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2)与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模式相比较，“思想斗争”的方式无疑更具严肃性，也更能够为人接受。——如果以这样的视野去看，虽然我们可以批评十七年小说中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对其开创性与重要性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
其次，更具“人民性”。无论是“官场小说”中的朱怀镜、池大为、唐小舟、侯卫东，还是“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刘钊，都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处于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上都占据优势甚至是核心优势，与他们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宝、萧长春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中，他们都是被视而不见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对象，或者“权力斗争”的被动承受者。“十七年文学”对他们的生活及其斗争的描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在文学与政治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众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更具“纯洁性”。在“官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及权力斗争的严酷内幕，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在这方面，“改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虽然也不乏残酷，但相比之下，却是光明正大的，双方都在为理想、为公共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现实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在这方面，“十七年文学”比“改革文学”更具纯洁性，对道德的要求更高。比如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其中反面人物刘世吾的缺点是“官僚主义”，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故。《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艳阳天》中马之悦的缺点是“自私”与“世故”，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置“合作化”于不顾。在“改革文学“中，反面人物的缺点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在政治斗争中也是拉帮结派，欺上瞒下，以便巩固个人的权力与势力，但这样的行为尚未不择手段，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线。而在当今“官场小说”中，则充斥着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与欲望横行。从这些缺点与“底线”，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