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五十年来精英阶层内部矛盾分析
（转帖者：在飞扬军事闲逛发现这样一篇旧文，读后觉得颇有裨益，请大家分享一下。）
作者：hjhd1983
来源：飞扬军事
新中国五十年来精英阶层内部矛盾分析
在过去五十年来，共产党政权底下的当权派总是被人有意或者无意地看作铁板一块；或者把毛泽东个人作用格外突出出来，把当权派自身的意志和利益取向刻意淡化，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作为局中人毛泽东对此有非常深的感触，他曾经转述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一句话来形容，这已经广为人知。此外在1968年，毛泽东还说过“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两报一刊五一社论《乘胜前进》）他还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并且断言“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之后还是这样。”（1968年4月26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在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形成的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在新中国已经消失，然而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仍然存在。这个新形成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构成是两个群体：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这两个群体也是对在新中国恢复精英主义制度最有兴趣，毛泽东在1957年称之为“思想上的阶级”，这个阶级实际上在现实中尚未形成，只有在他们追求的优势地位被制度化之后，才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也就是所谓的潜在“复辟势力”。毛泽东虽然本人是思想上独树一帜的人文学者，同时也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首脑，但是与这两个群体都有矛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长期站在这两大精英群体的对立面，来批评指责他们，并发动一系列运动试图改变他们。毛泽东与他们的矛盾不是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或者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是体现了阶级和路线分歧的内容，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
在这里我们集中讨论一下新中国精英阶层内部矛盾的发展轨迹与演变过程。
一、中国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
在精英阶层内部存在着推进精英主义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平民革命特色，在革命中知识精英群体选择了看客或者反革命的位置，结果在革命成功之后，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边缘化的社会政治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精英阶层内部知识精英群体和官僚精英群体存在着长期的分离与隔阂，而且由于知识精英群体掌握着的话语权，一方面对执政的官僚精英群体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构成挑战（表现为邓小平和彭真积极的反右扩大化要求），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平民革命的思想遗产相对立（表现为与毛泽东的对立）不能真正自觉地为捍卫多数人利益而言说，因而带来长期的摩擦和磕磕碰碰。
1、 反右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矛盾的大爆发
1949年，中国共产党把城市工作部改名为统战部，统战部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滞留香港的知识精英群体的佼佼者接回，筹备政治协商会议，为成立新中国中央政权做准备工作的。在具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集团时，共产党和知识精英群体的关系是相对融洽的，没有了共同的敌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将要受到严峻的考验。
知识精英群体拒绝共产党在战争期间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多数人利益优先原则，他们总体上希望的是一个政治上可以进行轮流坐庄或者实现公开分赃的欧美精英阶层民主的政治模式，实现精英阶层的整体化。然而在战争年代备受考验的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深知不能抛弃多数人的利益，在感情上也无法舍弃或者背弃对工农的解放承诺，足以促进精英阶层整体化的民主协商政治很快就有名无实，知识精英群体对共产党的不满也日益外露。1957年的大鸣大放就为他们表述自己意愿提供了机会，这一表述应该说是不彻底的，也是遮遮掩掩的，但是毕竟都是高手过招，相互知道对方的后手和引而不发的部分，结果这个事件被官僚精英群体利用成为打击右派的由头，反右扩大化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官僚精英群体要捍卫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容批评和挑战。在这一次运动中，陆定一布置收集并编辑的右派言论，决定了毛泽东必然地要据以同意部署反右运动，得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之后，共产党高层官员中最积极的是邓小平和彭真，彭真首先在北京搞按单位下指标和比例，邓小平则积极地通过自己掌握的党务体系，把彭真在北京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各地的当权派则在巩固自身既得利益的积极性驱使下，积极地加以执行和贯彻。这一次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扩大化，各地的当权派都非常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有利于巩固自身优势地位的“反右扩大化”政策，扩大化自然有官僚精英群体的目标在内，此后再也少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当权派的了，当权派的从此可以比从前更放心地为所欲为。相比较而言，工人农民提意见远远没有知识精英群体的眼光，也没有他们那样具备良好的表述能力。
二、中国官僚精英群体的构成及其内部矛盾
中国的解放和蒋介石的垮台，使得新中国的政权建立提上议事日程。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虽然通过延安整风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地域的彼此分离和作战任务的相对独立性，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人财物在管理上，还是存在着实际上不可避免的山头主义。 =}y_"
新中国的政权机构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组建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以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和薄一波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而各个地方局和省政权的建立，在官僚精英群体组成人员的来源上看，华东局各省主要是三野军转人员为主（陈毅、粟裕部下），东北局和中南局主要是四野（林彪部下），西南局是二野（刘伯承邓小平部下），西北局、华北和内蒙是一野和华北兵团专业人员占据优势（彭德怀部下和聂荣臻、杨成武部下）。由于战争年代的军队内部需要令行禁止的高度一致作风，因此这个深刻地影响到人员组成上的派系和势力分野。此外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乃至旧政权留用人员，也占有相对较小的成分，但是在局部地区往往还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实际上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官僚精英群体内部就同时开始了基于权力和位置争夺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除了和西方国家一样，往往以政策主张和信念为依据划线之外，还要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从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官僚精英阶层的群体分野，也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些具有政治权力斗争性质的争夺，往往被共产党自己界说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长期忽视了对参加者基于自身政治利益诉求，而主动参与的一面。实际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间，就有许多当权派利用这次机会搞党同伐异，最明显的表现在河南省，原来的淮阳地区和商丘地区合并之后，商丘地区的干部在省委第二书籍吴芝圃等人的支持下把淮阳地区过来的干部打成右派；而吴芝圃自己则在中央刘邓等人控制的组织部系统的支持下，一举把平原省合并过来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等人排挤掉。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纯粹是“五风”干部联合起来，在上至中央的“五风”源头刘邓等人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通过“指鹿为马”测试之后进行的大规模清洗和换班。“四清”演变成按照“桃园经验”展开之后，也是一次试图建立和强化上下级之间父子或者猫鼠关系的努力。这些权力斗争过程，都是依托垂直的组织系统，在同级或者下级之间进行的清洗过程，目的是要建立起上下勾结良好的组织体系，在文革期间被学生造反派抨击为“黑帮”。
1950年代，对中央一级权力分配格局不满的情绪，主要集中在军队干部群体中，并且以有军功的干部对无军功干部的高权位不满表现出来。因为中央政府的组建主要是以刘少奇薄一波系人马为主，因此对中央一级政治权力分配的不满，往往就表现为对刘少奇等人的非议。1953年的高饶反党集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四野、三野、一野的部分政治势力，要求重新划分中央一级政治权力的诉求。当时的背景是毛泽东在内部吹风中已经提出要退居二线，而且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在工作方法方面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这样高岗等人就认为自己虽然不敢与毛泽东比，但是和刘少奇还是有得一比，应该轮流坐庄。当时出面支持高岗的明里除了饶漱石之外，暗里还有一野的彭德怀等人。而极力支持刘少奇一方的除了邓小平、陈云之外，还有周恩来。在这一次斗争中，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阵线非常分明。最后取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毛泽东，毛认为刘少奇政治上比军队干部强，最后支持了刘少奇他们一方继续掌权，某些人就借机对挑战者高岗等人给予严厉制裁和打击。
1959年的庐山会议，被一些有心人描绘成毛泽东不容许不同意见，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彭德怀于7月14日递上万言书，万言书中的内容就其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远远不如庐山会议前期所讨论问题的深度，也没有超出毛泽东开列的19个讨论问题的范围。信中指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被认为是大大地冒犯了毛泽东，但是7月23日毛泽东自己在会上讲话，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过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还说马克思曾经预言说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也是同一性质。许多人喜欢把毛泽东描述成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大独裁者，但是毛泽东已经出版的书信、讲话和著作，都完全是一种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即便是在军事指挥问题上，也常常附带说明如果有不同意见请提出反驳。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挑落马下，显然与他的万言书无关，更与冒犯毛泽东没有关系，这毫无疑问是具有另外的重大原因的。
四、简要回顾共产党内高层思想分歧与路线斗争轨迹
由于中国革命是一场社会底层平民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的“哀兵奋起”的搏斗，不是一场埋葬旧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在革命的过程中，平民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而为多数人所畏怯，缺乏持久战的意志，因此转而注重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希图一举竟全功的左倾主义乃至于盲动主义很有市场；这些人在认识上就表现为在革命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心态。由于马克思在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中留下了后门，许多人就前赴后继地对此进行再认识和重新发现，并加以利用，从陈独秀和托派的“二次革命论”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论”“补课论”“社会主义制度异化论”“唯生产力论”等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充斥着共产党内，这是表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教条主义。这个至关重要问题和相关争论，应该说在大革命失败和红军进行长征这样的惨痛教训打击下就已经结束了，在党内高层是形成了充分共识的，在解放后刘邓等人所做的“重新认识”过程，是背弃了共产党内已经形成的共识，至少是没有认识上的根据的，而只是个人利害关系和地位变化起作用的结果。
实际上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和根本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关心和力量动员，就无法完成社会人力物力的动员，完成革命的使命和建设的起步。多数人的利益优先本身，才足以动员和激励中国人民去努力奋斗，不需要经过少数人的优势地位，再给多数人利益提供未来和保证，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年代是后发外生型的工业化，面对的世界是无法对外转嫁矛盾的现实，以资本为中心整合要素，以竞争为旗帜，不能够顺利实现资本积累过程的完成，只能是激化国内矛盾，无法整合国内的人力物力实现对外竞争的优势，反而会成为新殖民主义的盘剥对象，适足以成就别人，损害的只能是自己，这是解放前和改革后的教训所在。
因为毛泽东时代采取平民主义的发展战略，社会分化受到有意识的抑制，经济上的社会分化不严重，因此精英阶层的优势体现是不明显的，或者说与精英阶层掌握的政治和文化优势相比，他们的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却相对不明显，因此精英主义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两个群体在争取推进精英主义和扩大社会经济分化上，是积极的而且也常常是很主动的，这是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依据所在。中国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精英阶层总是试图建立或者发展主张精英主义的思想格局和利益格局，并要求相应的政治力量格局，就是当时号召人们警惕的“党变修、国变色”。因为中国平民主义发展战略的全部保证力量，就是共产党政权的人民性，而要实现复辟其起手要当然是掌握政权的人，这其实就是“政治挂帅”或者是“突出政治”的内涵，毕竟这是双方争夺的要点，是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实现或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关键。
根据权延赤采访毛泽东身边卫士和工作人员的资料，毛泽东平时刻意与党内高层保持一定的距离，只和党外一些人保持相对密切的往来，毛泽东有意自外于党内派系斗争，在高层人士之间保持等距离接触，也是为了防止自己被派系斗争作为筹码而利用。毛泽东与党内当权派代表人物的重大分歧，不属于精英阶层内部矛盾，而是具有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的阶级对立性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主义之争”，因而具有“不得不争”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他自己是一个“打着破伞云游四海的孤僧”，有人说是斯诺翻译错误，不过也许不仅仅是翻译错误，毕竟代表多数人利益的人，在精英阶层内部总是少数，要不然孔夫子发现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惯例，就不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间成为一个难以突破的惯例了。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初稿
二○○三年九月八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