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 Unz: 面对社会达尔文主义造就的强大中国，美国该如何避免失败(转载)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980641-1.shtml


This is a paper that NOT political right. But important to us Chinese live in north America. What US policy will be toward Chinese? Like the little boy in ABC? So US can face no competition and failure? 

作者：Ron Unz

DXP于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3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规模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目前蓄势待发，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十多亿华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将自己的经济生活从用牛耕作、骑车出行，提升到汽车即将普遍走入千家万户。

中国人的学业成就也同样惊人。根据200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的测试结果，上海（总人口1500万的大都市）学生雄踞全球之冠。1 中国其余地区的PISA结果显示，那些地区的学生的优异表现也相差无几，中国广大农村数以亿计的学生（大多出自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农民家庭）的平均成绩足以与欧洲最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的学生相匹敌，甚或超过，与美国比较更是远远胜出。2

在上一代，邻近中国的多个小型华人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类似的经济和技术成就。而在以白人为主导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规模较小的华裔少数族群同样取得了巨大的学术和社会经济成就。中国大陆不甘示弱，尾随其后，取得了上述成就。黄帝的子孙看来注定要在人类未来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人来说，他们更加熟知的是中国的赤贫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狂热，故而中国新近的这些成就可能会令其吃惊，但对于100年前的杰出思想家来说，它们就远不是那么出乎意料了。当时的很多人都曾经预言，中国终将重新跻身一流大国之列。比如美国早期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A.E. Ross就曾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Chinese（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忽略彼时中国的贫穷、痛苦、腐败，而把目光投向了未来的现代化中国，预测其科技实力将足以匹敌美国及欧洲领先国家。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广泛赞同Ross的观点，比如Lothrop Stoddard就预言，中国若从长达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则必将对欧美国家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霸权构成挑战，而这一天也不会太遥远。

中国现下取得的广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当今西方的主要媒体上鲜见深入探讨。这些媒体倾向于避开对华人民族特点的关注，而对其机构体系、政府形式更感兴趣。不过，尽管后者的作用显然至关重要（比如在经济成就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显然要远远逊色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我们需要记住，中国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发生的社经/政治制度等背景多种多样，并不是单一的。

举例来说，数十年来，香港拥有世上最为自由的市场之一，其经济体系接近于毫无政府干预的纯自由主义状态；而与此同期的新加坡则处在李光耀及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人民行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政府的指引与控制随处可见。但两地的人口均大多是华人，两地也都经历了几乎齐头并进的快速经济发展，均在50年间就从战后的一片破败凄凉、处处难民窟的景象，迅速转变为全世界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台湾的华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发展路线，同样取得了类似的经济成就。

在美国，尽管华人经历了长久的种族歧视与虐待，但那里的小型华人群体现在也同样兴旺发达，华人人数甚至在1965年移民法案通过后快速增长。近年美国的顶尖学子中，无论是按客观标准，比如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或英特尔科学大赛中获奖的比例，还是按较为主观的标准，比如常青藤学院的入学率，华人均占了相当数量。从具体数字来看就更加惊人：尽管美国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中仅有1%是华裔，姓氏分析表明华人在尖子生中的比例占到了近15%，这一数字是犹太裔美国人（学业表现最佳的白人族群）所占比例的4倍多。3 在世界各地，无论来自什么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华人似乎都在繁荣兴盛。

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美国的顶尖学者几乎无一人能预见这些新形势，而其后继者尽管就生活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却同样没能认清形势。学者有多鼠目寸光，于首屈一指的发展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及James Robinson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其著作中对中国经济升至世界主导地位的描述着墨不多，且认为这种繁盛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要曲终人散，仅仅因为中国遵循的机构体制与两位作者所推荐的“超级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大不相同。4中国政府在引导经济决策方面卷入过深，故而必将失败，虽然所有证据都截然相反；而美国高度金融化的经济必将成功，尽管我们的失业率高企，增长乏力。按Acemoglu和Robinson的看法，国际间的竞争成败取决于政府体制，由于中国现有体制不对，故而必将失败，尽管现在似乎没有任何失败迹象。

也许这些学究会被证明是对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将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土崩瓦解。但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假如过去35年间一直持续的国际趋势再继续维持5到10年，那我们就应该转而向那些久已为人遗忘的思想家（如Ross和Stoddard这样的个人）寻求解释：他们实际已经预见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世界发展形势。日本侵华、二战、内战致使中国蒙受大范围破坏，随后毛泽东思想又带来了经济上的破败，这些使先贤预测的中国崛起向后推迟了一两代人，但除去这些意外，他们对中国潜力的分析看来极具先见之明。比如，Stoddard曾心有戚戚地引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Charles E. Pearson教授的预言：

终有一天，中国将从其煤矿中开采出廉价的燃料，用铁路和轮船实现廉价的交通运输，设立技术学校，发展工业，而这一天已近在咫尺了。对于这一点，有人怀疑吗？不管那一天何时到来，到时，中国将从英国和德国手中，夺走世界市场（特别是全亚洲市场）的控制权。5

困境铸就的民族

与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学术界相当不同，具有与当今截然相反的信条和禁忌，其时代精神也自然给当时的领头学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迹。种族主义——即认为“不同民族所经历的独特历史，往往会给该民族留下与众不同的内在特质”的观点——在那时占据主导地位，几乎人人均将其奉为真理，并加于欧洲人及非欧洲人头上，有时所用方式相当粗暴。

对于华人，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央集权式的中国社会在长达数千年间保持基本稳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称独特，给华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尽管中国也出现过政治分裂局面，但为时短暂。实际上，这个东亚的罗马帝国从未真正沦陷，东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罗马灭亡后西方所遭受的长达千年的野蛮蒙昧、经济崩溃、科技退步的命运。

而其不利一面在于，最近数百年来，庞大的人口增长逐渐使中国极为高效的农耕体系疲于应对，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离马尔萨斯描绘的饥荒仅一步之遥；这些压力和困顿据信也反映在华人身上。比如，Stoddard写道：

中国大地人口密集，在巨大经济压力的重重逼迫下，人人艰难求存，如大浪淘沙，举世罕见。在国内，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几近食不果腹。因此，离开故土来到其他较宽容的环境中后，中国人依然勤奋努力，常常令其竞争对手瞠目结舌。6

为支持他本人的这些生动用词，Stoddard还大量引用了其他重要观察家（有西方人，也有中国人）的详细描写。Ross的描写要更加谨慎、更富经验性，写作风格没那么文学化，但其分析也颇为类似。在他关于中国人的专著中，有超过40页用于描绘中国人日常挣扎求生的动人细节，这部分内容的标题颇为耸人听闻：“中国人的挣扎求存”（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7

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种族主义成了思想理念上的禁忌话题，很少能在公共演讲中听到诸如“若某个民族置身于某个特定环境中长达数千年，将会给该民族烙上不可磨灭的印迹”这样的观点。但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在权威性学术季刊上又能再度看到这种看法。

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要数A Farewell to Alms（别了，救济）。作者Gregory Clark在其发表于2007年的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层次根源。该文在精英圈子中广受评点与赞誉，《纽约时报》的经济学专栏作者Tyler Cowen称其可能将是“经济学中下一个热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Brad DeLong称其“精彩”。

Clark在文中虽然着墨于多个方面，但最受关注的要数他从人口构成角度对英国历史所做分析。分析依据的是他对流传下来的个人记录的一番审视。Clark发现，有证据显示，在数百年间，较富有的英国人的后代数量要远远多于穷人的后代，因此，前者的后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随每一代人而递增。可以想见，这是由于他们有财力早早结婚，并且由于营养较丰富、生活条件较好，他们本人及家人的死亡率因此降低。确实，当时的普通英国人大多接近马尔萨斯描绘的饥寒境况，故而，穷困的下层人民往往无有子嗣，其位置逐渐为富人子孙中境遇不佳者所取代。由于个体的经济境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诸如是否勤奋、节俭、能干等特质，Clark认为，这些特质逐渐扩散，在英国人中变得较为普遍，为英国后来的经济成就打下了人的基础。

姑且不论历史证据是否支持Clark的假说——经济学家Robert C. Allen就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且相当有说服力的文章，与之针锋相对8——他提出的理论架构看来相当言之成理。尽管文风不同、数字例证详略不同，但Clark就英国的分析显然与Stoddard、Ross等人对中国的分析遥相呼应。也许因此可以探讨一番，看看对于中国人，我们是否也能套用一下Clark的那种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Clark本人也用了几页篇幅探讨这个问题。结论是，与英国不同，中国富人的子嗣并不多于穷人，因此不会在中国出现类似的某种特质逐代越发明显的趋向。9但Clark并非中国专家，他的简短分析所依据的是皇家凤子龙孙的出生记录，完全无法代表更广大的普通民众。事实上，只要对来自中国的资料再细看一遍，就可找到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直接与经济状况有关的中国家庭子女人数的严重不对称，而且这种模式甚至比在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明显。

更有甚者，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点可能还对这种效应起到了维持和强化作用，其机制也完全不同于在欧洲或其他很多地方可见的同类机制。的确，中国可能要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极端“社会达尔文”社会，这个因素在塑造现代中国人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0。

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

中国社会以其稳定、长久而著称。从隋（589-618）唐（618-907）时期官吏政治制度逐渐建立，到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千年间同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一直挥之不去，仅在因王朝更替、军事征服，导致政府上层建筑出现周期性变化的时候才略有演化。

该官吏制度的中心特点，就是中央政府通过优胜劣汰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任命为地方官员，以此替代贵族对地方的统治。究其本质，中国早早便摒弃了世袭封建领主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结构（比欧洲国家要早一千多年），代之以“除身为统治者的皇帝及皇族之外，几乎人人均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制度。

科举制度具有极大社会重要性，其作用相当于欧洲直至现代之前一直采取的、根据血统来决定某人可否迈入统治精英圈子的做法，其渗入本国大众文化的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国或德国的大贵族家族也许能将其历史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或巴巴罗萨时代，他们的祖先在那时被提升为贵族，随后其后裔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在历史长河中起起伏伏。而在中国，一个家族会自豪地一一列举历朝历代该家族中曾出过的状元，还有他们因此被任命的重要官职。在欧洲，像“英勇的平民小伙为国王立下汗马功劳，并因此获封骑士或更高等贵族”的传奇故事虽广为流传，但这些故事直至法国大革命也只是故事。但在中国，即便是最伟大的书香世家，其根源也几乎均出自普通农耕家庭。

中国是第一个利用书面考试来实现优胜劣汰的国家，不仅如此，世界其他地方所采用的类似做法，归根到底也很可能是模仿中国。比如，在18世纪、19世纪，以中国的制度为样板，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唯才是用的公务员制度，使效率有了革命性提高。更有极具说服力的历史证据表明，甚至连大学入学考试以及荣誉学位考试，也是借鉴中国的科举考试。剑桥大学著名的Math Tripos（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便是最早的范例11。现代的书面考试可能跟筷子一样，是典型的中国产物。

既然在过去1500年间的大部分岁月中，中华文明均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去占据具有全国性权势的位置，有时不免让人猜测，可能考试的能力已经溶入中国人的血脉，不仅在文化层面如此，即便在生理层面也是如此。不过，虽然这种猜测也许有一点真实成分，但它所描述的机制不大可能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在科举时代，中国的人口达好几千万，并且不断稳定增长，从公元900年之前的6千万人口一路增长到1850年的远超4亿人口。但在过去600年间，得以参加科举中最高级的殿试、成为进士的中国人数目，每年却常常少于百人。其中要数宋代（960-1279）的进士最多，但人数也仅超过每年200名。即便我们加上低于进士的举人，这些高等书生的人数可能举国也不过寥寥数万12,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远低于工匠、商人的人数，更别提占据人口绝大部分的务农者了。考试选才制度具有庞大的文化影响，但其直接的基因影响应可忽略不计。

同样是这种相对比例上的不对称，令任何拿生物进化模型去套中国的做法都困难重重。Gregory Cochran和Henry Harpending令人信服地用进化论解释了欧洲Ashkenazi犹太人高智商的成因。13这些犹太人人数不多，不与外界通婚，绝大多数人从事很需要高智商的商业与金融业工作，仅有无足轻重数量的基因来自从事其他行业的外族。与之相对的是，并无证据显示成功的中国商人或学者会不乐意从普通民众中娶妻；而每代人中仅需些许此类婚姻出现，就会令有助于商业成功或学业成功的基因稀释。若想找到可以与Clark关于英国假说中所述相提并论的机制，就必须仿效前面提到的19世纪观察家们的做法，把目光投向中国数目广大的乡间农民的生活环境：他们在数百年间均占人口的百分之90以上。

阶层不固定，可流动变化

事实上，尽管西方的观察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中国惊人的贫困上，中国的传统社会其实具有某些非同寻常、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特点，可能在塑造中国人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也许其中最为重要的特点，要算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固定阶层，不同经济阶层之间具备极强的流动性。

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1000来年，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已经宣告终结，在法律面前几乎人人平等。14士大夫——通过科举获得秀才或更高功名者——拥有某些特权，而小人——娼妓、乐伎、奴仆及其他各种社会底层人士——则遭受法律歧视。但这两种阶层均很小，各占据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而平民——其他所有人，包括农夫——则完全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不过，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极为悬殊的贫富之差，即便是同宗的小村庄也不例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国的农村居民按其财产的多寡、按其“剥削”收入的多少，被分为：地主（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或全部收入均来自地租，或剥削自雇工）、富农、中农、贫农。他们的财产及地租收入依次递减，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必要性依次递增。此外还有雇农，他们拥有的土地可以忽略不计，将近全部收入均依赖出卖劳动力。

若时势艰难，财产的多寡很可能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但人人都认同，这种划分只是经济层面的划分，而且并非固定不变：若地主丧失其土地，就会变成贫农；而发了财的贫农就大可与地主平起平坐。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说，地主与富农仅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却占有百分之70到80的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与雇农仅占百分之10到15的土地。立场中立的观察家认为，这些说法为宣传效果而夸大了事实，但离严酷的事实也不是很远。15

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再加上经济地位的天差地别，两者合一，造就了有史以来羁绊最少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仅仅在城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也是一样（在传统中国，几乎全部人口均居于农村）。土地这一主要财富形式可被自由买卖、交易、出租、转租、抵押。金钱借贷、粮食借贷，两者均随处可见，特别是在荒年。利息通常高得有如高利贷，往往超过每月百分之十的复利。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出卖妻儿换取钱粮的做法也不鲜见。若无亲戚接济，无地无钱的农民常常饿死。与此同时，那些境况较佳的农民往往投身极为商业化、极具企业色彩的农业活动，常常涉及复杂的商业安排。16

几百年来，中国农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人口密度极高。随着中国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个世纪里从6500万增长到4.3亿17，几乎所有土地最终都被开垦出来，用于高效耕种。尽管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在1750年，山东省的人口密度即已达到荷兰的两倍以上，虽然荷兰是当时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的人口密度更是仅有江苏省的五分之一。18

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向来极为高效，但到了19世纪，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在当时科技水平与经济制度的局限下，农业体系的绝对马尔萨斯负荷容量终于被人口赶上并超越。19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受到死亡率（包括高婴儿死亡率）、因营养不良所致的生育率下降、疾病、周期性的地区性饥荒等因素的极大制约，而地区性饥荒平均消灭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生命。20甚至连中文都演变成以食物为中心，比如传统上打招呼的用语是“吃了吗？”，再比如人们常常用“去吃酒”来表示去参加婚礼、葬礼或其他重要社交场合。21

文化与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制约，也使得这种无休无止的生命悲剧更加难以终结。尽管与此同期的欧洲贫民无论男女，都很晚结婚，甚至一生单身，但中国人生活的一大主题就是尽早成家，生儿育女。亚圣孟子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确，娶妻生子成了长大成人的标志。另外，只有儿子才能继承香火，在父母百年后给父母及祖先上供。为了预防夭折，还得生育多个儿子以防万一。从实用角度来说，若生的是女儿，嫁出去后便成了夫家的人，父母老来只能依赖儿子。

几乎所有农业社会都强调孝顺父母、娶妻成家、生儿育女的重要性，并将儿子置于女儿之上，但在传统中国社会，这种趋势显得特别强烈，成为生存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主题。由于极端贫困，为人父母的常常要做出残酷的选择，将女婴杀死（包括任其自生自灭）的事情并不罕见，成为穷人的主要生育控制手段。这导致婚龄妇女的数量往往比婚龄男性要少百分之10到15。因此，为求得这些女性青睐，育龄男性竞争激烈。这些女性往往二十不到便名花有主，几乎无一漏网。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便是人口总数自然而稳定地大增，直到各种因素导致死亡率上升，将增长的势头遏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