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天
最近，前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先生写了篇游记《看得见的台湾》，跟韩寒曾经吹过的“太平洋的风”如出一辙，把走马观花看到的台湾又给美化了一次，无数的网友追捧。我的台湾朋友看到了，大呼：“我们台湾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他啥也没看啊。”
2006年，我在台湾住了三个多月，走遍了台湾的东西南北，每天都和台湾人接触，每天都看台湾的风土人情，我还是不敢说我了解台湾，读懂台湾，我不敢写台湾。为什么韩寒、李承鹏去台湾走上几天，就可以对那个复杂的地方公开地大放厥词？
说实话，李承鹏的一些感受，颇符合我到台湾第一个星期的心情。那时我博士毕业，在北大做博士后，去台湾做访问学者之前对它有过无数的想象，觉得那是个民主自由法治的乐土，仿佛空气都弥漫着神圣味道。七年多前踏上台湾土地时兴奋的心情仍记忆犹新。
李承鹏说到台湾的心愿之一是要参加一次示威游行，我到台北伊始就实现了这个愿望。凯达格兰大道上，“倒扁”运动如火如荼，广场上呛声震天，我和一位台湾律师在密集的人群中穿行，看各色人等表演，像参加嘉年华一样。马英九和宋楚瑜的出现，让我着实振奋，我没想到可以在那么近的距离接触到他们，并跟他们一一握手。只是握手没有停留五秒钟，所以我也来不及说“久仰久仰”。不过我还是在联署名册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初到台湾的人，大概都会被台湾的自由景象所吸引。弹丸之地，一百多个电视台，而且不同的电视台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就像演肥皂剧一样，政治完全娱乐化。台湾本地人可能对这些都已经麻木了，只有我激动地追着《全民大闷锅》等节目乐此不疲，并且对蓝绿之争非常感兴趣。那一年正好是台湾县市长以及议员的选举，所以我得以看见一些候选人的街头大幅广告，很是热闹。去台观光的人大多是喜欢凑热闹的。
李承鹏说要去旁听一次议会，这个有点意外，因为那只是地方民意机构，台湾本地人认为那是议员作秀的地方，比如在审预算的时候杀杀价，他们也只有作秀才会引起老百姓注意。李承鹏说他们争来争去的金额不大，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背后暗箱操作的金额，比如我刚到台湾时就看到阿扁亲家赵玉柱正在被调查涉嫌贪污捐款1000万的事情，后来更是扯出阿扁本人贪腐涉及好几个亿。所以台面上的争论，未必是事实的全部。
我只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上亲眼见过陈水扁一次，而且隔了至少十米远。对于这位完全由选民投票出来的领导人，台湾人心情很复杂。我在当地淘到一本陈水扁早些年做律师时候写的书，他在书中豪言壮语说自己要做台湾的丹诺，最伟大的辩护律师。他是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跟施明德算是共患难的战友。我至今保留着旁听施明德演讲时发的一枚倒扁徽章，一个大拇指冲下的手势，针对的是当时还在位的阿扁。施明德对贪腐的阿扁失望之极，发动百万人倒扁运动，却无法把任期内的阿扁赶下台。
看得出来，李承鹏很憧憬台湾的直选式民主，字里行间对政党轮替充满艳羡。我曾经也跟他一样幼稚，以为这就是民主的样板。现在想起来有点脸红。台湾的民主之花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台湾人卓阳告诉我，台湾民主造成政党内斗，斗中之重是逢中必反，2002年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奋起，台湾内斗造成一度不给台企台商进入大陆，反而让韩国企业占了先机。在他看来，台湾政客是在故意挡台湾发展的道路，台湾选了三十年，经济状况是每况愈下。而我的朋友玛西认为，民主自由法治自然是好的，但光喊口号，背地里搞特权私利，有什么用？
我个人很喜欢在台湾的生活。我接触过一些台商，他们对台湾颇有微词，反而更认同大陆，乃至被一些台湾政客批为内奸。我理解他们的抱怨，所谓的民主并没有给台湾经济带来繁荣，阿扁当政八年，台湾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而小马哥上台后，经济也没有明显好转，几个季度连续负增长搞得很难堪。若不是大陆经济的带动，台湾泥足深陷，不知还要停滞多久。难怪民进党多次说台商被大陆绑架，总是帮大陆说好话。但是要让台湾和大陆经济割断联系，受伤最大的又是台湾。连李承鹏提到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表示，因为大陆经济成长率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急速下降，所以台湾经济实在没有理由“悲观”。
李承鹏的“自由行”，去了不少地方，但我不知道这些地方是台方给他安排的，还是他自己要去的，因为太像一个剧本，给人感觉他在印象中的台湾逛，根本没接触到真正的台湾。他首先去的地方叫九份，那个地方因电影《悲情城市》而闻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观光景点。那是特意保留复古的地方，跟信义区、大直台北的豪宅风格完全迥异，代表不了台湾，就像乌镇代表不了中国大陆。他去的梅花戏院是三级戏院，其实台湾年轻人大都去华纳威秀、国宾看院线影片。我在台北倒是正儿八经看过“国家大剧院”和“国家音乐厅”演出，分别是裴艳玲的京剧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天鹅湖，都是外请的。
李承鹏说台北很旧，他照了仁爱路的违规摊贩，那里是诚品老店，估计是他没有去看过诚品在信义区的旗舰店和在松菸的创意馆。甚至连故宫和台北101都没有去过。台北是一个传统的城市，但也是非常现代的城市，盲人摸象是无法客观描述全貌的。整个台湾，差别也很大，他可能没有去过淡水、宜兰、花莲、垦丁，我曾经在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坐到夕阳落山，周末坐火车到内湾的小镇上去淘宝，也曾经在垦丁的沙滩上百无聊赖地发呆。李承鹏看到的台湾，跟我看到的台湾，并不一样。
李承鹏去旁听了一次议会审议预算，我则旁听了四次台北地方法院的开庭，审理的被告是赵建铭。我写过一篇旁听案件的体会，发表在大陆的《法制早报》上，结果几个月后被民进党的一个立委挖出来，直接变成政治口水战。2006年底的一天，我在深圳接到来自TVBS、苹果、中天、凤凰、美国之音等二十多家媒体的电话，要采访我怎么会去旁听赵建铭案的审理。我的名字被民进党的报纸、电视放在头条，我照片和履历被他们贴在墙上，用来向台北地方检察院张熙怀主任检察官发难，质问他为何“安排敌国的学者旁听”。李承鹏说他旁听没有被当成大陆的卧底，而我却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他们上纲上线的水平不比红卫兵差。
后来，我对台湾某杂志的记者说，我是你们请过来的贵客，我所在的中研院院长是你们阿扁的好朋友，我跟阿扁的御用大律师顾立雄一起吃过饭，你们的高等检察署邀请我专门做过演讲，你们所谓“中华民国检察官协会”理事长还亲自给我颁过感谢状，台湾的很多大法官、立委和台大教授都跟我有私交，拜托你们去查一查。国民党一下子反转了，搞了半天，这“敌国学者”是你们民进党的座上宾啊。于是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其实，我只是单纯的学术访问，我跟台湾所有的人士的交往都从未涉及政治。但这件事情，差点逼疯了台湾公诉之神张熙怀，也让我对台湾的政治混战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在台湾的几个月里，除了跟学者、律师、法官、检察官接触比较多，还接触到一些民间推动司法改革的人。“民间司改会”曾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我也得以了解台湾司法存在的困局。印象最深的苏建和案，拖延十几年，几次被判死刑，几次被判无罪，三个年轻人在监狱中熬成中年人。《无彩青春》这本书就是讲这个冤案的，《正义的阴影》这本书则是控诉了台湾司法更多的黑暗。2012年8月31日，在我离开台湾整整六年后，这个拖延二十多年的刑事案件才以无罪判决收场。
顺便说一下，李承鹏说行政院院长江宜桦看完电影《看见台湾》后，“一只红白拖从头上扔下来了，一名学生因不满弱势劳工的待遇，就怒扔拖鞋。他被带离现场。可并没有被殴打也没有进看守所，更没有被侦破出偷过摩托车、参与过街头斗殴、小时候偷看过女厕所之类的不堪。”李承鹏还说江宜桦嘱咐安保人员不要为难学生。他当然没有看见，那位丢鞋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系四年级学生孙致宇已经被法院判決罚款5000元，比起海南大学丢鞋给司马南的那位大陆学生太不幸了。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取决于大眼的角度和姿势。
李承鹏说，在台湾，“打开电视，你觉得这座民意沸腾的岛快暴动了。走到大街上，人们却眼神从容、秩序井然”，这倒是没错。但他忘了，在大陆这边，同样也是如此。你打开微博，看公知们义愤填膺煽动推墙，到处都是民不聊生暗无天日，仿佛明天就要起义，但走进菜市场或者公园，你却发现每个人都是那么气定神闲，晚上推开窗户看到的依然是万家灯火的祥和。台北的蔡律师告诉我台湾一句俚语：“不要吃碗内，看碗外”，其实大陆也有这种谚语，何必贬低自己抬高别人？以为走马观花几天就了解一个城市，也太井底蛙了。龙应台由于长期不在台湾，被当地人批评说根本不了解台湾，说她心中的台湾永远是眷村时代。
李承鹏在文章最后引用图图大主教的名言，但他忘了这位大主教最有意思的一段话是讽刺西方文明的虚伪：“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其实，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说的一句的名言用来概括李承鹏的文章更合适：“太平洋没有加盖，你觉得对岸好你游过去嘛。你游过去就不要再回来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