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暴露中国媒体的糊涂范儿
王维佳
今天一早起来打开电视看新闻，立刻感受到一派紧张肃穆的气氛，原来是南非总统曼德拉在清晨去世。某大媒体的主播用慢速悲伤的语调宣布这一消息，原本只有几十分钟的新闻栏目，足足用了半个钟头来回顾曼德拉的一生。整个节目不断强调这位世纪老人为自由平等，特别是种族和解而做出的奋斗。演播室连线驻美国前方的记者，第一时间传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悼念讲话的精神，整个介绍长达数分钟，近乎对讲话全文翻译。随后，屏幕底端出现了令人震撼的标题：“全球公民典范”！伴着香港歌手专门献唱的《光辉岁月》，镜头中再次不断展现曼德拉一生的辉煌瞬间，尤其强调他与原白人统治者和解，以非暴力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的伟大历史功绩。
短短几个小时内，新闻编导能够制作出这么政治定位鲜明、情感充沛饱满、内容资料丰富的电视片，实在让人赞叹。随后整整一天中国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更是体现了快速而强悍的国际新闻反应和展示能力。当然，由于解读角度和煽情方式都基本一致，也不免让我这个从早到晚的实时关注者感到一丝乏味。
赞叹归赞叹，乏味归乏味，作为媒体研究者，我又不免多想点什么。在国际新闻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规格来纪念一位逝者了。回想今年春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逝世的消息传来，大媒体在报道时间和报道角度上也都让人感觉怠慢。新闻中不断讨论的问题无非是委内瑞拉会不会政变，社会主义统一党是不是在利用查韦斯逝世做公众宣传收买民心等等。我当时在某大媒体做兼职新闻评论，拟定的一个选题是回顾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国内实行的各种社会民主政策和福利政策，结果刚一提出就被编辑否决，通知我不能做和查韦斯相关的正面选题（当然抹黑的选题也不能做）。至于他们否决的原因，我都有点说不出口，编辑很坦诚地对我说：“怕美国人听了不高兴”。这次经历，也让我彻底丧失在某些媒体上发声的兴趣，遂而推掉兼职，老老实实地回学校教书了。
有点媒体阅听经验的人都知道，新闻界对一个政治人物去世的报道，从不会是简单地臧否个人，更是在传达一定的政治观念和媒体立场。前面提到的两位逝者：一个在冷战结束后不断宣称忘记仇恨走向和解；另一个在新世纪还执着地对帝国主义实施抵抗而且言辞激烈。一个最终放弃了激进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造，只谋求政治权利和种族身份平等；另一个将阶级不平等问题和大众民主问题重新带回现代政治。在当今中国大部分媒体上，哪个会被媒体讴歌、哪个会被媒体怠慢，恐怕结果早就注定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虽然表面都是中产阶级的普遍主义调调，但认真解读欧美媒体新闻报道的人会了解，在国际新闻领域，国家立场是他们的一致倾向（例如，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国家的敌人永远存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问题，而国家的朋友即使人权状况再糟糕都不会引起媒体关注）。这种国家立场不仅存在于与本国相关的国际问题报道中，比如领土主权冲突等，也存在于媒体对那些与本国事务并不直接相关的他国社会问题和政治人物的报道中。
巧妙的是，这种国家立场往往在具体的新闻语言上转换成一套政治上普遍正确的标准，只是应用的对象上有清醒的甄别。然而，在中国诸多大媒体的国际新闻中，除了与本国主权和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在对其他国际问题和政治人物的报道中却很难发现一以贯之的国家立场。相反，我们常常见到的是与欧美媒体一拍即合的普世标准。媒体动辄卖力歌颂同一个世界的美好，总是让观众为之动情动容。
曼德拉逝世的报道就是一例，那么，在这个事件上，中国的大媒体有可能建立一套不同的叙述吗？其实，编导们只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查一查真实的历史资料，动一动脑筋，新的视角并不难获得。
南非的种族和解不是哪个英雄人物缔造的结果，更不是冲突双方本着和平的意愿自然形成的结果。曼德拉固然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曾经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有着高尚的人格和巨大的魅力。但是这位在冷战发展关键阶段被困于牢狱之中毫无行动自由的老人不可能给1990年代南部非洲的政治局面带来决定性影响。他只不过是新的政治条件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很容易被塑造成民主和平偶像的最佳人选而已。曼德拉入狱前和入狱后的两个年代，不仅对南非来说是各种政治条件极为不同的时代，对整个世界来说同样如此。南非人民为了解除种族隔离而做出的努力奋斗从来都不局限在这个国家内部，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事件，在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起到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
翻阅相关的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从1950年代开始，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就一直保持着与中国GCD高层领导的通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每一封回复给对方的电文中都对这些抵抗运动表示出毫无保留的支持。不仅如此，如果离开中国、苏联和古巴等国对南非周边多个国家民族独立和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的持续支援，离开这些国际力量对南非国内抵抗组织的直接帮助，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不可能获得长期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如果我们像今天的新闻报道一样，把南非种族间的最终和解完全归结于开明政治人物的相互妥协，就等于掩盖了中国曾经参与其中的，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主义力量支持非洲人民抵抗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而这恰恰是欧美国家乐见其成的舆论导向。
概括来说，两个关键条件促成了199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与和解局面的最终形成：
第一个条件是二战之后亚非拉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革命行动将自由和平等的诉求带给了被殖民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三世界民众，让政治权利的扩大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力量的支持给解放运动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政治舆论环境，其中包括各种人员、物资、技术的支持和在联合国范畴内持续展开的与欧美原殖民地宗主国之间的斗争。
不仅如此，亚非拉殖民地人民对解放和平等的呼声还直接启发了原宗主国内部的社会运动，从而催生了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要求种族平等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民主运动。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半个世纪的对抗（多数时候甚至是暴力的对抗），最后的政治和解不可能凭借美好的意愿而达成。在决定意义上，为南非黑人和印度人最终带来和平与平等的，恰恰是长期的暴力和非暴力抵抗，而不是相互谅解的宽容精神。
第二个条件是冷战的最终结束。苏联等国在1980年代就逐渐撤出对非洲多国的各种支援，这使得共产主义力量在南部非洲迅速消退，也让非白人群体成为可以被精英阶层赋权、吸纳，而不至于继续带来赤化威胁的力量。
此时，经过几十年的斗争，种族平等和政治平权的呼声已经在舆论上完全占据上风，南非的白人精英统治者必须做出让步，而共产主义与底层结合的威胁既然已经消除，欧美等国也就乐见种族和解的达成，而不会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有政治上的后顾之忧。
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希望保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顽固派力量遭到了国际禁运等制裁，最终不得不对非白人群体做出让步。而这走向和解的关键一步，恰恰是白人统治精英主动做出的，曼德拉也是他们从监狱中释放的。
对于南非的非白人抵抗力量来说，因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持续时间长，结束时间晚，错过了20世纪民主建国的最佳时机，因而在冷战中后期，他们其实已经不具备夺权和重新改造社会的可能性，最终走向妥协也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曼德拉被象征性地推上了历史舞台，并凭借个人的魅力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政治使命。
如果我们能够对南非种族间和解的长期历史做出复盘，就可以很容易发现媒体报道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首先，媒体动辄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电视新闻和占据数个版面的成千上万的报道文字，并没有透过曼德拉这一个人看到真正的历史过程，而是用尽全力、不厌其烦地去塑造一个“全球公民典范”，一个似乎是凭借着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就能够促成世界和平的个人英雄。
可以说，这样的舆论效应，正是欧美国家大力抬举曼德拉想要达到的目的。曼德拉的成就与“和解政治”的达成掩盖了二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这一实质政治进程已经中断（或者说失败）的事实。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真的将“和解政治”当作一场伟大胜利，中国GCD曾经的国际支援行动也是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而在中国很多大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个起码的“国家立场”。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曼德拉的革命生涯基本上孤立于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孤立于所有国际力量，这样的报道不是真实客观的，它基本上等于一场政治宣传。在曼德拉逝世的节点上，我们的一些媒体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欧美主流新闻媒体所主导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政治宣传。
其次，媒体的报道竭尽全力展示曼德拉“和解”的和“非暴力”的一面，不仅掩盖了历史事实，而且通过在政治理念上否定暴力与和平的辩证法，显露了明显的保守立场。如果细心去分析报道的文本，我们会发现媒体有选择性地引用曼德拉的名言，内容全部是要弃绝仇恨、达成谅解，塑造一种伟大宽容精神，用非暴力的方式达成人类的和平。与此同时，媒体对曼德拉生平的叙述则刻意回避了他与GCD密切联系、领导暴力抵抗运动的经历。
1961年，正是因为不同意非国大的“非暴力原则”，曼德拉与一群非国大成员自行组织了一个名为“民族之矛”的独立军事组织，并亲自担任主席。在当地GCD的配合下，“民族之矛”对约翰内斯堡等地的市政厅发动武装破坏行动。正在曼德拉准备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游击战的时候，他不幸被警察抓获，由此才结束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然而，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几乎都很难找到这段关键的历史。曼德拉并不是因为参与“不服从运动”这样的非暴力抵抗而入狱，而是因为发动暴力袭击才被判终身监禁，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却被宣传“非暴力和解”的媒体“无意识”地掩盖。
很显然，通过这样一种表述，媒体在为矛盾的解决划定一条唯一的出路，它所凭借的就是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重新解读。在这样的报道框架下，他的人生史被有选择地展开叙述：那个年轻的、危险的、革命家的曼德拉未曾存在，而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曼德拉则永世长存！
最后，在曼德拉的故事中，媒体所强调的政治正确性是一种基于种族身份平等的承认政治。似乎南非社会的所有矛盾就集中于不同肤色的人能否消除歧视和隔阂，相互尊重，只要基于种族肤色的矛盾解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建成了。在忽视非洲大陆整个殖民历史和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前提下，这样的叙事很容易建立起来。
为了回应媒体的简单化叙事，我们不用费力去解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经济背景，只要看一看当年非国大的政治纲领----《自由宪章》是怎么阐述的吧。这份1955年起草的宪章宣称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论黑人抑或白人，它不仅要求所有公民都有投票权、担任公职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而且主张对矿山、土地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曼德拉本人撰写的文章指出：“它的确是一份革命性文件，因为它所设计的变革，只有打破当今南非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够实现”。
由此可见，当时的非白人革命者非常清楚，种族问题是表象，它无法构成一个合理的政治目标，他们的纲领是要达成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这就需要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根本调整，对殖民体系进行根本清算。然而，冷战后的和解，正像今天媒体宣传的论调一样，将南非社会的根本矛盾归结为种族歧视，只要解决了承认问题，就等于解决了所有矛盾，几百年的殖民和殖民的遗产就一笔勾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关于曼德拉和南非的媒体报道框架仍然“无意识地”起到了掩盖根本矛盾的作用。
以上所列举的种种现象在这一整天有关曼德拉的媒体报道中绝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普遍倾向。行文至此，我自己也感受到媒体的可怕力量，这些有意无意的鬼蜮伎俩通过每一个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塑造着大众的政治观念，成就一种简单而保守的舆论氛围，让重要的政治讨论和重要的历史事实被排除在公共视野之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调动几百亿的巨额资金投入这些大型媒体机构，希望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力和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在这么大的投入下，当前中国许多媒体这种连基本的历史认识和政治判断都很模糊，跟着欧美主流媒体的宣传口径起劲呼应的状况，是多么的令人遗憾甚至令人愤懑啊。
2013年12月6日夜
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