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王岐山当选中纪委书记。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纪委提交了一份有分量的成绩单。这一年中纪委的工作节奏被总结为：“一年一年 抓，一个节一个节抓，一件事一件事抓”。这些成绩都离不开王岐山个人的领导风格，这一年中也闪烁着王岐山一些令人津津乐道的插曲。
多次提到美剧《纸牌屋》
王岐山喜欢看书、强调制度设计，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等书。 《大清相国》是作家王跃文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一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余年生涯，体现他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充满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情怀。
一 位知情人士表示，近期王岐山还曾向纪检干部们提到了美国政治剧《纸牌屋》。《纸牌屋》改编自英国同名小说，描述众议院和华盛顿的权力角逐。消息称，王岐山 在提及这部美剧时，非常重视剧中“党鞭”这一政治角色。“党鞭”（Whip）一词源于英国，指议会内的代表其政党的领袖人物，负责督导同党议员，并维持议 会党团纪律，多为党内权威人士。政党的“党鞭”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
“像亲人一样接待信访群众”
据 知情人士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纪委平均每天会收到800来件信访，王岐山要求件件有着落。接访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中纪委没有增加一个编制。王岐山要 求局级、处级干部以及各科室的主任都必须要接访。过去没有接访任务的某科室被分配了三个人的指标，需要轮流接访，日程表已经排到了下个季度。
在 接访问题上，王岐山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把上访民众当亲人，把接访当作纪委的责任和义务，而非“给老百姓办好事”，接访时不能来回踢皮球。有工作人员总结 了一套“接访礼仪”：“看身份证后确定对方的年龄，大10岁以上的要叫‘老叔’，大10岁以下的叫‘大哥’，比你小的要叫‘兄弟’。一进来首先要握住手， 然后另一只手半搂住对方，热情地道一声‘欢迎’！”
在家中做饭招待老友
2013 年6月18日，中央提出整“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后，岐山更是律己于先。王曾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职，交游士林，商界学 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但今年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一应不赴。甚至中秋节朋友们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他的夫人姚明珊也将朋 友夫人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时日一长，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就成了难题。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 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王岐山带 头遵守中央的规定，在一些事情、细节上甚至苛刻到“不近人情”。2013年5月底，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限期清退收受的会员卡。一位王岐 山的老友告诉《凤凰周刊》，前些年有个国企老总曾送过一张高尔夫球场荣誉卡给王岐山，王从未用过。王想起此事后，让秘书翻箱倒柜找出来退回去。该国企的老 总接到电话后十分为难：“企业股权都已卖光，没法退卡。”但是王岐山坚持，无论如何，必须处理掉。
主政中纪委之前，王岐山的工作领域跨度广泛，历练颇多。从下乡务农，到上书中南海，从农村改革，到反腐行动，从广东挽救金融，到北京抗击非典。他奔波转换，一次又一次地做了时代的弄潮儿。从政三十年，由于工作的需要，王岐山不断更换脸谱，人格魅力以及工作经验不断丰富。
参加地下读书会，反对四人帮
1971 年，王岐山进入陕西省博物馆。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王岐山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时期，王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参 加当时在西安的地下读书会。在“文革”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一部分高级干部享有在此类书店买书的特权。“读书会”成员中不乏高干子弟，因此在 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读书会”的成员往往能接触到常人看不到的“内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当 年同为“读书会”成员，“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歧山为要好的朋友。”葛岩 回忆，王岐山曾约两人见面，以期化解矛盾，但未能成功。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王岐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早在插队时就已显露，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也曾向 媒体透露，彼时“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
葛岩认为，王岐山身上有一种“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葛岩在其纪念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写道：“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1976 年，“读书会”的伙伴们就是从王岐山处首先得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于是众人到饭馆“饮酒至酣”。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清明节， 王岐山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就曾来到西安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这在“四人帮”尚掌握大权的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反革命事件”。
对话中南海：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若干个“大钢厂”，“大跃进”中打了鸡血一样的时局隐隐可见。
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的注意。当时在社科院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小型沙龙，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讨 论中，黄江南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分析勾起了李银河的兴趣，于是，她把王岐山介绍给黄江南。王岐山与黄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黄江南对王称 赞不已：“岐山这个人，他不学经济真是可惜了。他异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听就懂”。王岐山很快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于 是，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一行四人在北京车公庄附近的市委党校租了一个房间，在里头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这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 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中，四个年轻人“预测了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这 份报告最终转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处，赵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赵紫阳在见面之初，这样对他们说。当时除了赵紫阳和三位年轻人外，还有国务院负责经济 工作的高层官员，包括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人。
这些年轻人尝试着告诉国家的掌舵者们：社会主义是有经济危机的。当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以至于时任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当场批判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他当时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发言的宗旨就是说，你们年轻人，理论都没学好，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有经济危机”。在黄江南的回忆中，薛暮桥的发言最终被赵紫阳打断了，“你甭说了，我们不是听你说，我们听年轻人说。”
这次对话后不久，《人民日报》在1981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黄江南如是评价。
光着膀子趴地上写报告
1981年夏天，黄江南和王岐山来到广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请他们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着手开始调研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与省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座谈，并走访各县、市及农村。
“广东每个厅局的一把手带上各个处长，都来给我们汇报。我们当时给他们发提纲，就是问卷，让他们先做功课。做完功课他们来对着我们讲，我们就提问，一个个回答问题。”
紧张的调研之后，两人开始着手起草报告。当时的广东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热得呀，那会儿也没有空调，就光着膀子趴在瓷砖地上，瓷砖地凉快点嘛。在小凳子上写，小凳子放在电扇底下，我们俩就趴那写。”
报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负责经济的省长、副省长和厅局级干部至省委招待所开会，由黄江南和王岐山对报告进行说明介绍。
“我们提出要重点依靠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管理和技术，发展外贸型的经济结构。七山一水二分田嘛，广东省农业要以发展出口型产品的农作物作为方向。”
后来广东省的发展进程，与这份报告基本吻合。但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和黄江南还是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我们说广东粮食不用自给啊，不用以粮为纲啦，进口也行，内调也行。广东地少嘛，要改成为出口服务的，要提高它的价值。”
在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交通阻绝，广东省曾发生过惨烈的饥荒。饿殍遍地的景象给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广东省领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当时就有领导提出“以粮为 纲绝对不能动”。会上，还有一些老干部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投机倒把现象深恶痛绝。“有痛哭流涕的，老同志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
对 此，王岐山和黄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时候。莲花只有顶破那层污泥出来了，才能开出秀丽 的花朵。要是想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的话，那改革就没法搞。这个成本我们要允许，不能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不动了，就不改了。不干净我们也要改。”
写文章坚决不署名，在他手下很舒服
1986 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 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 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 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 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 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曾被人下跪灌酒，坚决不从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
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还不到5个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次他要处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务，而是传染病疫情。此时的北京，因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王岐山面前，是一盘危局，因为每天都有人死。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数就从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现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王岐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开非但不会加剧恐慌，反而能够安抚人心。他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惯例，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尽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比此前成倍扩大，他依旧坦然：“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
当 时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则评价他“喜欢说实话”。其实，王岐山与WHO官员的第一次会面，气氛并不轻松。WHO的官员对于此前北京隐瞒疫情， 非常不满，提出了批评。王岐山回应道：“你不满，我比你更不满，我了解的问题比你知道的更多。但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真诚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 来。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等以后再总结吧。”
在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说句实话”似乎是王岐山的口头禅。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他在接受央视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共说了18次“说句实话”、“说实在的”。
在王岐山的“救火”下，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名单。
ZT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