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

长春蒋匪近来以灭绝人性的罪恶行为，于抢尽长春市民存粮使他们陷于饥饿之后，又把他们强迫驱出在敌我封锁区之间，为数八万余人，且日渐增加中。该难民停留区，由于敌人抢掠，早已十室九空，已陷于严重的饥饿状态中。每天饿毙者日渐增加，情况甚惨。省委按东北局指示，为救活数万难民着想，已决定分别收容，紧急救济，分散安置，对处理这批难民的具体办法省委决定如下：

一、以唐天际、武少文、董昆一、朱明、李庭序、李隽、军区一人和长春、九台、伊通、双阳等县县长等组织处理难民委员会，并由前指唐天际同志负总责，武少文、董昆一同志副之。处委会的任务，领导和处理难民一切工作。省委责成该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计划和规定具体办法，并限期处理完毕。救济办法由处委会决定，原则上必须多照顾最贫苦的难民。

二、长春、九台、德惠、伊通、双阳、永吉、磐石、舒兰，蛟河，桦甸等县应准备接收难民，分配各县数目由处委会按实际情况（粮食情况，搞农业副业条件可能等）去决定，大体规定如下几种办法：（一）有劳动力的工人及其他技术人员一律送省府及工业部，分别考查使用。（二）十六岁以上青年学生（不论男女）一律送东大集中考查教育（已请示东北局）。（三）原属东北其他各省逃出的难民，由处委会介绍其回原省处理。（四）毫无依靠之小孩、妇女及老弱者，分散到各县适当安插和发动群众作社会救济。（五）一般的市民，应利用其社会关系安插，或分散各县参加生产。（六）反动首领及重要的嫌疑分子，属军事系统的送军区政治部，地方系统的送公安处分别处理（如收容登记时，发现阴谋破坏分子，除省公安处认为须拘留者外，应驱逐出境）。

三、干部和运输等问题决定如下：（一）李庭序同志所领导的约一百二十人省委工作团，全部移交处委会使用。（二）由九台、长春、伊通、双阳调十五到二十人地方干部，到处委会工作。（三）由军区设法抽调一个连交处委会使用。（四）各地调来的干部和军区抽来武装，难民工作结束后一律归还原地原机关。（五）所需要的运输大车由处委会提出计划，由省府按战勤支差办法动员。（六）要求铁路局和东线战勤司令部对交通运输上给予帮助。

四、所指定各县及各单位，由处委会所分配和介绍来的难民必须认真负责处理，不能推卸责任。在数万难民中也可能夹杂些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乘机来我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各县及单位，必须警惕，任何疏忽麻木都是有害的。

五、遣散难民各种费用，由处委会作出预算，呈报东北局和东北政委会批准。

六、数万难民处理之复杂繁重任务，非处委会单独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党政军民及各县发动群众共同努力，认真负责，才能完成。数量巨大难民单靠政府长期救济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群众力量和组织难民自己生产，解决生活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同时各县必须展开救济难民宣传运动，着重揭露蒋匪灭绝人性罪恶行为，普遍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市镇特别发动富裕市民募捐救济（救济款交处委会分发）。

中共吉林省委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6]

1948年10月15日，《西京日报》报道了长春围城后难民凄惨情形：

（本报沈阳一日航讯）据由长春逃沈者谈：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国军亦有搜刮居民粮食。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表示：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宋占林表示：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他们）吃穿全靠抢。居民李素娥表示：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 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15]

城内部分国军军官和食物充足的人刮起“临时夫人热”，用食物换女人。张正隆写道：“疯狂的士兵在居民区打劫粮食和女色，不时引动一阵喧闹。兵团部政训处长杨天挺，奔60的人了，搞了个17岁的少女。”^[16]

时任中華民國长春市市长的尚传道后来谈到妻子时说：“困守长春的两个月，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15]

市长尚传道回忆说：“新七军三个师囤积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六十军则比较困难，到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饿死士兵的事。”^[17]，关于死亡数字，他称：“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15]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10月24日报道称城外“尸骨不下十五万具”^[15]

国民政府方面认为，解放军围城期间屠杀出城饥民、阻止城内饥民逃出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共产党方面则认为，造成大量平民饿死是国军不肯放粮给城内市民所致。作为围城方，解放军不可能突破防线放粮给人民，而国军宁肯眼睁睁让大量饥民饿死也不肯交出城池。而且国军大量掠夺居民粮食，到投降时为止，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但是国军却漠视居民挨饿。（苏联政府在列宁格勒围困战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如规定士兵的日配给是800克面包，城市工人是350克，此外士兵还有一些糖，肥肉和伏特加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