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就是写检讨，不知何人发明，显系自我批评的一大法宝。这种法宝在中共建政后的数十年时间内，威力无比，触及灵魂。
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的文章，说，“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
是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这些赫赫有名的开国功勋，都免不了要写检讨。刘少奇在1967年有两次检讨，第一次容光焕发，在对自己一生的错误进行回顾后，结尾，像个没有完成作业的小学生那样谦恭地表态说，“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1967年4月14日的检讨结尾则加上了真诚的口号：“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据说一生也做过多次检讨，其中一次是大跃进前因为反冒进，引起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勒令周恩来写检讨，有回忆文章说，周恩来写检讨写得一夜白发生。周恩来的检讨未见公布，到底怎么写的不得而知。邓小平的检讨写得多，在文革中被打倒后，他至少三次向毛泽东写检讨，也往往以口号做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朱德因为早就远离权力中心，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小一些，但是据朱德孙子写的回忆录，朱德在“高饶”问题和彭德怀问题发生后都分别做了检讨，但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他受到围攻，林彪就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林彪虽是粗人，但是话却说得格外生动形象深刻精到。写检讨就像脱裤子示众，心理不够强大，廉耻心未曾丧失，实在是无法度过这一关的。
话说回来，其实中共建政后，检讨写得多，写得深刻，触及灵魂的，还不是这些位高权重，戎马半生的人，而是众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据说灵魂不干净，要予以改造，改造的过程就是触及灵魂的过程。因此，考察知识分子在那些年月所写的众多自我作践的检讨书，就可以看到时代的特色与知识分子内心的绝望、挣扎与沉沦。
有一位学者叫做商昌宝，几年前专门写了一篇论文《 检讨书：特殊时代的文体及其文化蕴涵》，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的检讨书文化，对于检讨书的章法，路数做了详细分析，并且引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样本。按照商昌宝的研究，检讨书一般由这些内容组成：1、错误事实，2、上纲上线，3、追根溯源，4、思想参照，5、整改举措，6、总结展望。
检讨书首先要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如果拒不承认所指定的“错误事实”，轻则检讨通不过，重则要受皮肉之苦甚至牢狱之灾，还要被扣上“顽固不化”、“抗拒组织”、“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承认“错误事实”后，就开始自我“上纲上线”，进行理论升华，给自己戴帽子。如文学家欧阳山在《我的检讨》中说：“这种顽固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经抬头，并和侵袭来的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结合之后，就使我逐渐离开工人阶级立场，向着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工人阶级的立场方向走去。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立场，使我产生了功臣思想、特权思想，官僚架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生活上的铺张浪费，享乐腐化等现象。”较为轻度的“上纲上线”一般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封建思想、资产阶级买办思想、崇美思想、洋奴思想等，更严重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对毛主席。到了“文革”时候，检讨者无论怎样无限上纲上线，也决不能坦言承认反毛主席，这是防线也是底线。桥梁专家茅以升在《我的检讨》中一次性给自己扣了英雄主义、技术观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妥协主义、适应主义、宗派主义、雇佣观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等13顶帽子，却没有获得通过。理由是帽子太多，不免滑稽，态度极不端正，有失严肃，无奈他只得再次检讨。可见，“上纲上线”是个高超的技术活，以建造复杂、精致的桥梁而名垂青史的大工程师，也隔行如隔山，玩不转这种活计。
承认自己犯有错误，就要深挖产生错误的根源。一般情况下，错误根源主要包括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社会因素、思想内容、阶级范围等。欧阳山的《我的检讨》中就这样归纳说：“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我的顽固的、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我生长在城市贫民家庭，从小就养成了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幼年受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加深了这种思想意识，后来又受到帝国主义电影、西欧资产阶级文学和中国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的影响，使我在自私自利之外，加上自高自大，又加上我是长期从事写作生活，更使我脱离群众，妄尊自大。1940年到解放区以后，既没有经过什么实际斗争的锻炼，又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组织上给我的教育很多，但我自己接受的很少。那保留下来的、顽固的个人主义一碰到解放后资产阶级思想的猛烈攻击，立刻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逐渐向资产阶级投降，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所谓思想参照就是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寻找一个正确的思想标杆，以此映照出错误本身的面目。大哲学家冯友兰在《一年学习的总结》中说：“我以前并不知道共产党有批评及自我批评的办法，初解放时，虽知有此办法，还不了解这个办法会是一个革命的武器。后来参加过几次共产党员入党及由候选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会，看见一个党员于入党之前，必先在群众面前，反复的受人批评与自我批评。……近几个月来，我也试行作一点自我批评，才觉得这种工夫，做下去是无穷的。”“文革”时期，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则是最前沿、最有权威性的思想参照。诗人邵燕祥贫贱检讨：“首先，敬礼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1.这一周，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时，重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于自己的执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罪行，正是这两个光辉文献所一再严正批判过的许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实战，读起来分外亲切，仿佛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就站在我的面前，批评我、斥责我，促我觉悟。我惭愧，我痛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只有脱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整改举措是指可以检验检讨者对错误认识的程度和克服或改正错误的具体措施是否得当的方法和手段。哲学家金岳霖所作的《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中的最后一部分即以“决心”为题写道：“我快六十了，我从前是对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新人，要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我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甚至于五年十年。只要我不断地努力，我一定会成功的。”
一般在检讨书的结尾部分还要有表示谦虚的结语和对未来的展望或号召。结语一般要态度真诚、老实，如郭沫若《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中写道：“只要一息尚存，我总要不断地警惕，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我要努力争取，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到了文革后，结尾的口号更是不可少了，连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都口号喊得震天响，遑论形形色色的臭老九。
商昌宝归纳六要点，是那时触及灵魂的检讨八股的基本程式。我找到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在反右时期写的万字篇幅的检讨，题目就是《向党、向人民请罪》，很长的检讨书，完全符合商昌宝的总结。其中既写了自己对党和人民所犯的罪行，也写到自己的家庭出身，犯罪的思想和阶级根源，写到对自己罪行的认识，以及改造的决心等等。
正如林彪所说，检讨就是“脱裤子”，是一件自我作践，自我羞辱，自我丑化，自我污名的事情。林彪深知这一切，所以他坚决不脱裤子检讨，也因此也死无全尸。通过检讨一个人将自己剥光示众，失去一切尊严和体面，检讨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对于命中注定的检讨，按照他人的要求，照单全收，是一种苟全于乱世的生存策略。诗人丁耶在《检讨春秋》中披露说，在他给别人代写检讨，给人家拟定“罪行”时，“‘检讨’的主人还想不通，说什么‘帽子太大了，白纸黑字，将来放在档案里是个历史问题呀。’我硬说服了他们，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说你啥，你就承认，免受皮肉之苦，只要活着，就是胜利，我不相信他们的天下能坐多久，有一天真理会战胜邪恶的。”
确实，在人们用这种方式苟全性命的时候，触及灵魂的检讨完全变成了一种以荒诞对荒诞的超级黑色幽默。丁耶在《检讨春秋》一文说，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位姜教授几次检讨都无法过关。后经领导启发和帮助，心有所悟，于是不得不歪曲事实，不得不颠倒黑白，硬把自己在白区写进步诗文检讨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区检讨为“投机革命”，把认真教课检讨为“和党争夺下一代”，终于被领导树立为检讨模范，并号召全校教师向他学习。在检讨的集体大竞赛中，谁越不实事求是，谁越会胡说八道，谁就越有可能过关并被树立为检讨模范。
这种检讨模式，也被人总结并使用，就是不断地狂扇自己的嘴巴，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确实不是人”，于是过关，于是继续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