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浮夸风
(2011-02-05 00:19:46)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把持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1958年9月16日—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
1958年9月19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3日，刘少奇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刘少奇对浮夸风负有什么责任
简介：1953年开始毛主席退居二线，一线（国家日常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并于1959年 正式担任国家主席。由于需要整个官僚系统的配合，浮夸风一定是由一线发动的，所以只能是刘少奇及其心腹了。这期间刘少奇没有任何反浮夸风的言论和讲话，就 足够说明问题了。作为浮夸风的发动者和推动者，刘少奇负有浮夸风的主要责任，为什么又被平反了？一点责任也没有追究？几个饿死人的省委书记，他们又是谁的 势力？为什么文革期间被残酷迫害了？为什么后来又被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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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特色当局还是右派，在讨论浮夸风的时候，都忽略了整个官僚体系的存在。似乎全国刮浮夸风时，所有高官不见了，整个官僚体系也不见了，连影子都没 有了。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出现上面一句话全国人就搞浮夸风的现象，一定需要整个官僚体系国家机器的配合运作，才有可能。但如此浅显的道理，三十年来 批评浮夸风时从来没有被提起，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某一个人一声令下，全国人立即搞浮夸风，然后就傻乎乎的等着饿死。这可能吗？如果不可能，为什么这三十 年来从没有人追查这些官僚的责任，而是一股脑的把脏水泼到毛主席身上？这只能是蓄意污蔑了。而众多被洗脑的人还成天在那里觉得自己多么有理呢。
要查清楚整个官僚体系的责任，就得了解新中国建国后的权力变更情况，不能想当然的以为就是谁谁。一旦搞清楚这种情况，那么就容易搞清楚表任了。实际上 新中国的权力变更，的确比较独特。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由夺取政权转变成建设国家了。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战略家，毛主席就有了换岗的想法，这样一举两 得：实现权力顺利过度，自己又不被政府日常工作缠身，转而搞战略思想工作。但此时国家刚刚成立，出于稳定考虑也不宜过快，这个权力与职务交接过程如下：
毛主席于1953年提出了一线二线的安排，这是吸取苏联斯大林的教训采取的措施。也就是由刘少奇负责一线的日常工作，毛主席负责二线的战略思想工作。从这时开始毛主席就不再负责国家日常事务了。
1956年9月八大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明这时权力完全转交成功，由刘少奇负责。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1959年4月，刘少奇正式担任国家主席。而这前后各一年的时间段内，浮夸风就从这个时候发生发展消亡的。
1966年10月， 二线制度算废除。在刘少奇执政时间内，反右扩大、浮夸风、勾结势力打击异已、贪污腐败等罪恶层出不穷。毛主席发现浮夸风时极力反对，而且告诫说会饿死人， 结果毫无效果。此时的毛主席被架空说话没人听，这让毛主席看到官僚体系的反人民特性，经过深思熟虑了发动文革，进而全世界闹文革，这是后话，不多说。
那为什么后来官方材料都不介绍这个曾经出现的一线二线制度呢？如果一介绍，显然浮夸风是一线搞的，那是谁的责任呢？
由于需要整个官僚系统的配合，浮夸风一定是由一线领导发动的。此时一线负责人是谁？他们各自负担什么责任？这应该是很清楚吧，当然是刘少奇及其心腹了。更加神奇的是，作为一线工作的负责人，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浮夸风猖獗的三年时间内，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只有一篇讲话。这太荒唐了，人家可是国家主席，可是一线负责人，其他讲话都弄哪里去了？其他都讲了什么？为什么不敢示人？害怕被人发现真相？
浮夸风应该算是先从河南刮起，从河北徐水开始正式成风。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各种高产卫星就上天了。巧合的是，这正好是1958年8月刘少奇派陈正人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之后的事情。这有什么玄机？
换一种说法，在三年浮夸风期间，可有任何官方资料证明刘少奇反浮夸风？如果有的话，当局早就拿出来铺天盖地的宣传起来了，根本不用别人提醒。至于说刘少奇也是受别人指使，那完全是想当然，完全是造谣污蔑了。
毫无疑问，即使抛开浮夸风的发动者不谈，作为一线领导，作为国家主席，作为负责国家日常事务的头目，对于浮夸风刘少奇绝对负有很大而且不可推卸的责 任。但是奇怪的是，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的时候，一点责任也没有追究，一点也没有提起。似乎这一切都跟他无关？他什么责任也没有？他当时不存在？他当时不 管事？特色当局心里清楚，左派心里清楚，无脑右派心里可清楚？
还有饿死人的四个省委书记，河南吴芝圃，四川李井泉，安徽曾希圣，山东舒同，他们是谁的心腹？属于谁的势力？他们受谁指使搞的浮夸风？当然是当时的一线头目了。他们的遭遇如何？奇怪，在文革期间都“受到冲击”、“被残酷迫害”、“受到批斗”等非人待遇，因为整个社会动荡浩劫黑暗人性泯灭了嘛。后来呢？巧了，都平反了恢复名誉了，没有死的都当上大官了。比如邓小平主持吴芝圃的追悼会上说：“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听明白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