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随笔》
认清中国的今天，一定要看清中国的历史——绝大多数人并没读懂中国的历史，因为他们普遍担心中国是否还会爆发革命。
比较世界各文明体，中国虽有没中断文明的荣耀，却有不断革命的历史，且革命的次数与规模无与伦比。与此相对应的是，欧洲、中东以王朝战争、宗教战争为主，南亚以外族入侵战争为主，中国却以革命战争为主。这革命指的是穷苦大众不满统治者的压榨、盘剥大规模揭竿而起，以战争为主要手段、以消灭统治者与富人为主要对象的流血斗争，与那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民族战争不是一码事。于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样密集度与大杀戮的革命何以中国最甚，难道果真是中国的穷人骨头最硬，动不动就要起来革命改变命运？即使如此，也要追本溯源这革命的“文化基因”何以在华夏子孙的血液里如此“发达”？下面，试从三个基本层面逐步递进的分析，并以欧洲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对比，因为在地域面积、文明程度上欧洲与中国具有最大的相似性，欧洲没有爆发如此频繁、广泛、巨大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起义却似家常便饭。
一、中国历史上9次农民大起义的基本情况
中国农民起义的革命几乎有个普遍的爆发规律，这规律可以用如下模型表现出来：普遍贫穷加官员败坏。普遍贫穷往往与天灾有关，也与人祸相伴。下面分别从天灾与人祸两个方面揭示中国农民起义与革命频发的直接原因。
9次革命的主要数据
名称 主要发起者 政权称谓 规模 人口减少
秦末农民战争 陈胜、吴广 张楚 主要中原 70%左右
及其混战
西汉末年农民 王匡、王凤 更始 主要中原 65%左右
战争及其混战 樊崇
东汉末年农民 张角、张宝 未 主要中原 85%左右
战争及其混战 张梁
隋末农民战争 王薄、翟让 魏、夏 主要中原 73%左右
及其混战 窦建德
唐末农民战争 王仙芝、黄巢 大齐 中原、南方 76%左右
及其混战降到
元末农民战争 韩山童、刘福通 大宋 中原、南方 50%左右
及其混战 徐寿辉、邹普胜 天完
明末农民战争 高迎祥、李自成 大顺 中原、四川 86%左右
及其混战 张献忠 大西国
清代白莲教 王聪儿 未 中原、四川 30%左右
起义 李文成
太平天国农民 洪秀全 太平天国 中原、南方 18%左右
起义
上述如此密集度与大杀戮的革命何以中国最甚，下面试从三个基本层面分析其中的原因，并以欧洲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比较。
二、直接原因：天灾人祸下的普遍贫穷。
中国农民起义的革命几乎有个共同的爆发规律，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模型表现出来：普遍贫穷加政治败坏。普遍贫穷往往与天灾有关，也与人祸相伴。下面分别从天灾与人祸两个方面揭示中国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1）9次农民大起义时的天灾。根据史料，我们可以对上述9次农民大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天灾做个对应性分析，就能看到中国革命频繁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多么一致。
名称 自然灾害 主要地区 社会原因 时间
秦末农民战争 税负沉重 秦二世
及其混战 严刑峻法
西汉末年农民 旱灾 湖北、河南 土地集中 王莽新政
战争及其混战 陕西、安徽 矛盾激化
东汉末年农民 水灾、蝗灾 陕西、河南 腐败 王朝末期
战争及其混战 土地集中
隋末农民战争 旱灾 中原 暴政、横征暴敛 杨广统治
及其混战
唐末农民战争 连连灾害 河南、陕西 腐败 王朝末年
及其混战降到 土地兼并
元末农民战争 旱灾 中原 残暴、腐败 王朝末期
及其混战 黄河决堤 赋税沉重
明末农民战争 旱灾、瘟疫 陕西、河南 腐败 王朝末期
及其混战 税负沉重
清代白莲教 腐败、 中原 民族矛盾 清朝中晚期
起义
太平天国农民 主要水灾 湖南、广西 战乱、吏治腐败 王朝末期
起义 民族矛盾
这里，除了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清朝中晚期白莲教起义主要是人祸外，其他7次农民大起义都发生了严重的天灾，或者旱灾或者水灾或者其它灾害，有些灾害甚至直接导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的惨状——这就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中外学者根据史料做过较为精确的统计与研究，其中主要说说旱灾，因为中国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是大旱年。据史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旱灾记载为公元前1809年（距今3800多年）的伊洛河流域大旱，并认为“伊洛竭而夏亡”。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表明，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中国有记载的旱灾共1074次，平均约每3年4个月1次；水灾共1058次，平均3年5个月1次。美国学者郑麒来通过史料统计，认为汉代以来因各类自然灾害导致的人相食事件周期性地发生，至少50%以上为干旱引起。另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到1949年110年间，全国各地共出现人相食事件50年次，平均两年左右1次，缘于旱灾的30次，缘于水灾的10次，其他灾害计10次（包括旱水、旱蝗、旱雪、霜灾、春荒、冬荒及其他）。
与此形成对照，欧洲历史上的灾害比中国少很多，危害程度更是低很多。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近300年来全世界超过10万人死亡的灾害共50起，欧洲仅3起，即1812年法国冻灾（死亡40万人），1845-1846年爱尔兰饥饿（死亡150万人），1908年意大利地震（死亡11万人），中国则达26起；这些灾害共造成死亡总人数1.51亿，中国死亡1.03亿，占68%。至于其它灾害同样中国最烈，仅地震中国有记载的就达8000多次，其中6级以上达1000多次，本世纪以来因地震死亡的人数中国占50%以上。同时，欧洲的主要灾害并不在广阔的平原与腹地，如意大利火山、威尼斯和荷兰的海水上涨、冰岛火山、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地震，对生命的威胁小很多。
鉴于欧洲的灾害特别是旱灾远没有中国的严重，也就不可能出现基于灾害引发大量饥民的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式的革命也就没有了客观的根据与发生的理由。与此相反，中国上述所列9次农民大起义中至少5次是大规模的灾害尤其是旱灾诱发的，天逼民反也就成了中国农民起义的一个不能消解的痼疾，它存在于中国，却在欧洲没有市场。
2）中国王朝统治下的人祸。这里的人祸主要是统治集团给被统治阶级（尤其是农民）人为制造的祸害。从中、欧王朝的比较中发现，就统治阶级加害给被统治阶级的人祸而言，欧洲比中国要弱得多。
（1）腐败。与欧洲相比，中国的腐败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从王朝开始的较为清廉到后期的普遍贪腐（有些短命王朝是建立即迅速腐败），二是腐败的官员具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三是腐败的裙带关系非常明显也就是集体腐败成为常态，四是腐败成为一个王朝最终灭亡的重要根源（无力回天）。至于腐败的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包括克扣粮饷、侵吞灾款、截留税负、霸占田亩、行贿受贿、私卖官帽等等。欧洲的腐败主体应该是罗马教廷，那里的腐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已经猖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售卖免死符、霸占良田、大肆淫乱、增加什一税等等，但作为王国的君主、贵族、官僚则基本没有中国式的腐败，也就是没有像中国官僚与罗马教廷的腐败。
（2）税赋。税赋是人祸的第二个表现，中、欧的差别亦是非常明显。中国的税赋是以王朝为主提取的，一般在开始时多是轻徭薄赋，然后不断增加，以至于最后百姓主要是农民不堪重负承受不起，纷纷抗税抗捐，国家财政崩溃，一个王朝轰然倒塌。欧洲各个王国基本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即使出现了关于税赋征收的冲突，也是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很少出现农民与王国政府的冲突。
（3）官员膨胀。中国各个历史王朝的官员膨胀也是拖垮一个王朝的人祸之一。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中国的官民比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有资料统计：西汉时期是1：7945，; v s, [7 I/ ]; r: 唐高宗时期为1：3927，元成宗年间为1：2613，明神宗时代是1：2299，清康熙年间为1：900。1949年后，官民比建国初期是1：290，1978年为1：48人，1999年为1：为30人（同一时期，日本官民比例为1：200，中国是日本的7倍）。欧洲各王国，基本没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各级封建主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领地，没有爵位继承权的家族成员协助管理政务，或者选拔一批亲信帮助管理庄园，产生不了一个复杂的官僚集团围绕皇帝或国王统治国家。
（4）土地兼并。土地集中是中国每个王朝中的必然表现，而且与一个王朝的不断延续呈正比例发展态势，也就是王朝延续时间越长，土地集中的现象越严重。汉朝红阳侯王立占地几万，唐朝边咸的家财可两年军费；，明朝潞王有田4万顷，福王有赐田2万顷，明朝徐阶田产40万亩。整个帝制时代，中国的土地集中主要通过兼并实现，但自由、公平的买卖并不占主导地位，主要是权力或权势强买强卖、强行霸占获得。随着土地不断集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受官府与地主的双重盘剥与压榨的程度也不断加重，最后贫者越来越多，流民越来越多。欧洲各个王国基本没有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发生，它们更多的是贵族间的土地相互侵占，但那都是通过战争与联姻实现的，不是官僚与王家土地的不断扩大，也不是针对自耕农的不断剥夺。
（5）劳役。劳役则是官府给百姓增加的格外负担。中国历史上劳役沉重莫过于秦始皇与隋炀帝。可是说，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的，也是有作为的朝代，一个修了长城，一个修了大运河，但修万里长城是百万劳役，修大运河也是百万劳役，而且秦始皇、隋炀帝的残暴形象也是因为没有休止地征发民工导致了沉重的压榨、剥削直至卖儿卖女证明的。欧洲整个中世纪时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征发民工上百万连续几年、十几年地修建一项工程。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就没有什么大工程出现了，一些国家的王宫则是几代国王完成的，他们不可能征发那么多的劳力没完没了地建设耗资巨大的工程，即使有些工程也根本不可能与中国古代的浩大工程同日而语。
三、间接原因：庞大帝国的绝对专制统治
天灾与人祸促成中国农民革命的频发，天灾似乎可以归之于地理不同，那人祸的原因又是什么？其实，人祸就是人为因素，归纳起来通常可以称之为政治因素。但是，难道中国以外的所有文明体就不是王朝统治，他们的王朝统治就没有政治缺陷？恰恰这中、欧王朝人祸的不同彰显了不同的政治机制。
1）中、欧农民起义的差别。欧洲具有与中国大致相同的文明程度，具有发生农民或者穷人革命的条件，那么，欧洲的农民起义如何呢？古代的希腊有一个斯巴达克起义，以后欧洲各国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农民阶级的起义或革命了。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发生过一些农民起义，这些起义主要包括：1303年意大利多里奇诺领导的农民起义，1358年法国农民起义，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1515年斯洛文尼亚农民起义，1524-1526年的德国闵采尔起义，1573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农民起义，1667-1671年俄国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1773-1774年俄国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
然而，与中国的农民起义比较，上述农民起义简直就是小儿科，其基本区别如下：规模小，最大的起义也就聚集了10万人；时间短，最长的不到2年，最短的几天；范围窄，起义波及的范围，与中国地域比较来说最多在一个省的范围内；目的有趣，这些起义几乎没有力图推翻现行统治秩序的，更没要求取而代之，有些起义还得到了宗教势力、国王的支持，甚至英国、法国的起义者打到了王宫，也没有赶走或消灭国王，最多是希望减少压迫，国王的代表同意后就散了；次数有限，每个国家几乎只爆发过一次、最多两次大一点的起义（稍多一点的是俄罗斯，想必是它的压迫最重所致）；时间集中，这些起义最早的是意大利的农民起义发生在14世纪初期，以后欧洲各国的农民起义多在此后到18世纪之间，也就5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而这段时间恰恰是资本主义冲破封建主义的时期，它与资本主义兴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等社会大变革存在内在的关联。西欧各国中世纪1200年左右，仅有3-4次有影响的农民战争。
那么，中国的农民起义呢？翦伯赞先生的《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认为，仅中国中古时期约500年中，就发生过1000次以上的农民起义。北魏从公元386年到公元451年的65年中，人民反抗包括反对民族入侵与压迫的斗争共37次，百分率为56.92%；自452年至485年33年中，爆发农民起义46次，平均每年1.5次以上。人民起义或杀州郡守宰，或袭城掠地，或自拥成王。宋朝前后300余年，爆发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在北宋，203次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2）不属于农民起义的欧洲战争。欧洲没有中国如此频繁而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但并不等于没有战争，只是这战争与中国的战争差别很大。1986年，美国《实况汇编》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战争史专家乔治·C·科恩的一本书《战争词典》（中译本名为《世界战争大全》），一本为学界公认目前为止记载战争史方面的权威性参考书。该书总结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1984年世界各地发生的战争共1700余次，其中540次发生在欧洲，有学者将这540次欧洲战争根据不同性质进行了分阶段的量化统计，结果革命战争或者说农民起义的战争几乎没有，王朝战争、宗教战争、领土战争构成了最基本的内容，与中国革命战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恰成对照。正因如此，欧洲就从未发生过通过革命推翻一个王朝的战争。
3）中、欧战争类型差异的制度性区别。翻开两大文明体的历史，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政治画面就是，欧洲从未形成过一个大帝国统治整个欧洲地域的政治格局——古罗马帝国也只是中南欧的部分地区，而是多个王朝并行地控制着欧洲的疆域，甚至外族入侵后还要在欧洲的版图上割一块构成自己的帝国，如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而且他们统治的时间多达几百年。中国的版图与欧洲差不多大，但在这块地域上形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周边存在一些诸侯国。可是，这多个王朝统治的地域总是爆发王朝战争好理解，但一个大帝国统治下的地域不断爆发农民战争作何解释？
（1）中国皇帝绝对专制的人祸。秦朝统一全国后，实行了郡县制，尽管汉朝企图恢复分封制，但经过七国之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基本结束了，形成了皇帝一人拥有全国所有人口、地域的绝对专制制。对于这样庞大的土地、人口的统治，只能建立各级地方政权，然后皇帝派遣各级官吏前去进行时间、责任、权力有限的管理与治理，他们统一的负责对象是皇帝，皇帝是他们权力的唯一来源。于是，帝国基础上的一个庞大的官僚统治阶级形成了，他们通过皇帝的绝对权威与命令统治全国，这个官僚阶级包括中央的办事机构与地方的派出官吏，这是中国官员数量庞大的直接原因。尔后，这个官僚阶级的产生逐步通过荫庇、举荐等多种方式发展到科举而最终制度化，隋唐科举取士制度的应运而生即是这个政治制度运行的必然产物。于是，中国的内阁制、官僚制、科举制构成了中国绝对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组成部分。
然而，当这个政治体制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时，麻烦就来了。庞大帝国的所有权、统治权、管理权归皇帝一人，皇帝不可能治理这么大的国家，那就需要参谋班子代为管理中央权力，委派地方官员代为管理地方事务。他们的共同政治理念是，国家是你皇帝的，我来帮你治理国家。治好了，最多皇帝奖励给我一些钱财、荣誉之类的，治不好挑子一撂与我何干？结果，所有绝对专制统治的弊端都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土地兼并、官绅勾结、劳役摊派、官员膨胀统统出来了，人祸在这个巨大帝国的卵翼下一个一个形成了，农民起义也就不绝于史地频繁发生了。至于这个体制下的人民，如果能够摊上个德才兼备又雄才大略的皇帝，还要这家伙勤政、节俭，也许能够过得安居乐业，如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如果摊上个自私、懒惰的皇帝，王朝连同它的大臣与人民就没救了，专等哪一天革命爆发。可以说，一个皇帝绝对专制统治下的庞大帝国成为中国人祸为烈的基本原因，也成为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基本根据。
（2）欧洲封建等级君主专制下的人祸。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庞大的个人君主绝对专制的政体，虽然在东欧特别是俄罗斯帝国崛起之后具有个人君主绝对专制的特点，但在整个欧洲中世纪不具有主体的地位，它整体实现的是分封的政治体制（又叫采邑制），与中国自秦始皇之后的君主个人绝对专制的政治体制并不相同，正是这个体制的不同决定了欧洲主要是王朝之间的战争。同时，一个统治整个欧洲的天主教的存在，因宗教引起的战争也成为一种基本形式；中国没有自生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也没有宗教性质的战争。还有，中、欧均有民族间的战争，但中国的民族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而且这是一种纯粹民族间的战争（虽然也有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却也不占据支配地位）；欧洲的民族战争是广泛存在的，并且往往与王朝战争交织在一起，纯粹的民族战争并不多见。所以，欧洲爆发的王朝战争多而中国爆发的农民战争多，最基本的差别就是欧洲实行了分封等级君主制，中国实行的是君主绝对专制制。
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实行过君主个人专制的统一政治形态，与中国秦汉以后的政治制度相同，这可以称为绝对君主专制政治。但进入中世纪以后普遍实行了分封制，一个与中国版图一样大的区域，形成了几百个封建国家。也就是中国是先封建制后绝对君主制，欧洲则是先绝对君主制后封建制，政治上采取了不同的演变道路。欧洲的分封制是土地、人口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手上。欧洲的人祸就体现在这分封制的政治制度里，与中国的人祸完全不同了。
欧洲的分封制开始于公元5世纪，以法兰克族（日尔曼人）攻陷西罗马帝国（47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5世纪，历时1000年左右。这一政治体制的普遍实施，与欧洲北方蛮族大量南下成为欧洲的主体民族有直接关系。日尔曼蛮族的很多部落是分头从中欧和北欧入侵进入西罗马帝国的，这就有了很多王，他们各占一片地方，然后对部属进行分封。随着公元6-8世纪法兰克人统治的扩展，分封制也逐渐扩展了整个西欧。
与此同时，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与天主教的等级制共存，形成了两大社会管治体系，国王以下各级贵族的政治管治体系与罗马教皇为首的教士管治体系，前者以一个王国为管制范围，后者将所有中、西欧各王国纳入统一的管治体系。同时，分封制下的欧洲形成了三大政治主体即国王、贵族、教士，进而形成了多元的政治关系格局，否定了任何一个政治主体对权力的无限与绝对控制。与此相对应，分封制下的欧洲，形成了三大稳定的职业集团，种田的农民，打仗的贵族、武士，做祈祷的教士。他们各有职守，相互制衡，谁也吃不掉谁，谁也灭不了谁。更有趣的是，在欧洲的版图上还在分封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几十上百个大小不等的王国，这些王国相互之间都难以完全消灭对方，导致三元政治格局下的欧洲各国之间王朝战争不间断地爆发，而始终统一不成一个大帝国或者一个大帝国不能绝对主导下面的诸多小诸侯国。
这一多个王国共存前提下的多元政治格局，除了王朝、诸侯、宗教战争，几乎不可能爆发农民起义的革命战争：王国小，土地又分封了，宗教承担了相当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甚至战争职能，其直接的后果是国王的绝对权力没有了，他不可能将自己的王朝与国家为所欲为的玩弄，也难以像中国那样一个暴君、昏君统治，将这个国家搞的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激起民变；各个王国的各级贵族世袭统治自己的领地，国王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统治国家不必要了，官员膨胀没了，官员的腐败少了，官员鱼肉乡里少了，官民矛盾不可能达到难以调和的程度，以致官逼民反；土地是世袭的，没有自由流动与买卖，农民不担心丧失土地，贵族不可能像中国的官僚、地主一样无限地收买土地，引发大量流民四处流浪，聚众谋反。这些无一例外地决定了欧洲的王国难以爆发农民起义的革命，它既没有经济上的条件，也没有政治上的条件。
问题在于分封制于中国的秦朝就正式结束了，为什么欧洲到了公元5世纪后反而盛行起分封制了呢？换句话说，欧洲的分封制能够形成不灭而中国的分封制形成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那个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吗？好像问题没这么简单。所以，寻求中国农民革命爆发的原因还需要更为深入地探寻。
四、根本原因：严重失衡的民族结构
然而，究竟什么决定了中国的专制政治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分封制在中国最终难以为继终结于于秦汉的原因是什么呢？与此相对应欧洲的分封制能够不断延续直到自然演变到资本主义呢？
1）中国的分封制何以终结。人所共知，自夏朝开始到商朝再过渡到周朝，中国的政治结构选择的是分封制，而且到了周朝分封制已经非常成熟、发达了，比之于欧洲各国的分封制至少早2000年以上。但是，周朝的分封制没能确保其王朝的永续存在，它不是被外面被推翻的，而是亡于分封制本身。分封制下的诸侯自主收税，自养军队，天子所辖地域狭小，军队有限，国家开销需要诸侯国上缴赋税，国家安全需要诸侯国军队拱卫。一旦诸侯国拒交税收、拒不出兵，天子就成了毫无力量的孤家寡人，成为空有最高天子头衔的傀儡。最后，到周朝正式灭亡前夕，连旗子的作用都没了，那些想称霸天下的诸侯国，连同天子与其它诸侯国都在格杀之列，最后结局只能是分封制退出历史舞台。
2）中国分封终结的深层原因。最简要的角度归纳，应该说这与东方这块广袤的土地形成了一个强大而庞大的惟一大国有关，即从游牧部落进化到国家时，中国是一个国家独霸天下，欧洲则是多个国家同时并存，与中国同样版图的国土，欧洲形成了几百个王国、公国、侯国，中国却是一个庞大的惟一的国家加上北方难以持久的草原部落。一个地域庞大的国家没有了分封的政治条件，而在专制政治成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惟一选择时，唯一合理的政治结构就是皇帝控制一切的绝对专制。所以，亚细亚广阔地域上中华大国的唯一存在，成为中国一元性绝对专制政治形成的基本原因。
那为何欧洲能够形成几十、上百个国家，中国却不能，甚至周朝之后已经形成的多国竞雄的局面达几百年还是被秦始皇统一了？对此，惟一能够给予合理解释的只能是，中国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构成的国家，虽然这个国家的名义下也存在所谓的多个民族，但这些民族与那个主体民族相比，只是被称为少数民族的几十个民族，她们根本没有能力形成独立持久的国家，因为它们不少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欧洲则是几十个民族构成的上百国家，也就是多个民族的同时存在形成了以民族为单元的多个国家，结果是欧洲的版图被具有自身民族语言与文字能力的不同民族瓜分了。从中我们可以获得的一个结论是，一个庞大民族的存在是中国难以形成多元政治结构的基本原因，这个民族就是汉族——正是这个民族构成了中国的绝对主体，它就像一个巨人与无数小孩组成的一个国家，这些小孩不能形成国家，只能依附汉族这一庞大的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度里。—个庞大无比的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巨型的大国，欧洲却是几十个、上百个民族构成的，他们可以以各自民族构成一个个国家，却没有一个庞大无比的巨无霸民族建立的巨型国家。中国是一个人数巨大的汉族与人数极少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共同占有着东亚细亚这块广袤的地域，而且少数民族主要在是在极端边沿的南、北、西地区，中原那可是汉族人的绝对天下。中、欧民族结构的不同成为了中、欧文明选择政治制度分殊的基本原因。
然而，东方的中国为什么一个民族拥有这块土地上90%以上的人口？这里提供的尝试性解释是，中国的地理结构决定了遍布在亚细亚广阔土地上的各个部落在进化的水平上并不均衡，其中一个或几个部落进化的速度更快，当他们在相互融合中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语言与文字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时，其他部落还在茹毛饮血，这一不均衡进化的结果便使发达的民族在扩展过程中，不是将其他尚未形成民族的部落同化，便是将他们消灭，而这个发达民族力所不及的地方则留下了一些十分落后的部落的自然进化，如南方的云贵高原与北方的大草原。中国的地理地貌成为汉族在这块大地上居于绝对主体地位的物质原因，也成为后来这个地域上形成一个巨型国家、一个绝对皇帝、一种全能主义政治的决定因素。
相反，欧洲所以分封制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在于，那些南下的法兰克部落，并不是操同一种语言的同一民族，而是都具有自己方言的部族，因此以操同一种方言的部族南侵后就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加上原有的民族以拉丁语为为母语，结果欧洲版图上就出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民族，大的如法兰西、日耳曼、意大利、英吉利等民族，它们以自己的民族为单元建立王国，实行分封。于是，欧洲形成一个绝对主体民族基础上的庞大帝国不可能了，而几十个民族基础上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王国的国家形态确立了。这些王国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融合不了谁，他们只有在纵横捭阖的王朝战争中此消彼长。至于各个王国下的分封诸侯，任何一个或几个诸侯不可能联合起来通过叛乱推翻中央王朝，并且只要如此另一个王国就会趁你王国的内乱将你收拾掉——分封诸侯没有能力足以推翻中央政权取而代之，分封制得以在几十个民族基础上的几十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保存了下来。
3）中、欧地形的差异比较。既然地缘成为理解中、欧历史上政治差异及其演进路径不同的基本原因，当然需要具体了解中欧地形差距的具体状况，这在西方称为地缘政治学。如果将曾经划走的地域算在一起，中国的版图应该有1200万平方公里，整个地形是一个四面封闭、整体联系紧密的大陆。中国的中原地区（包括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黄土高原）地势平坦，较少山脉，有些丘陵地带，这些平原及丘陵地区的原始部落进化出了非常发达的民族，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带的部落必然进化成为更为先进的民族，即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而且这些平原地区的各部落是能够相互流动的，他们很容易相互融合为说一种语言、用一种文字的统一民族，这就是庞大的炎黄民族——尽管到了汉朝以后才有了关于中原地区庞大民族的汉族称谓，但那可是整个中原地带一个具有高度融合性的巨大民族形成的地缘基础。至于其他地区都是高山、荒漠与草原。尽管还有多达近90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但几乎不利于农耕，也就无法实现农耕经济的生产与经营，这里的部落当然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根本无法与先进的农业文明部落竞争，只能以游牧、狩猎、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形成人口极端稀薄的少数民族。当中原汉族已经基本形成了成熟的语言、文字后，这些地区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文字为何物，而文明程度的差异巨大决定了这些民族要么逐步汉化，要么成为边缘地域永远落后的少数民族。于是，一个巨大的汉族与其他很小的多个民族占居这个地区的民族结构形成了，然后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大帝国永远地雄踞于中原，其它所有弱小民族偏于一隅的短命王朝，构成了东亚细亚的国家结构。
欧洲的地域约为1100万平方公里，为世界七大洲中最平坦的一个洲，平原面积占了近60%，但东欧平原面积近500万平方公里，占了欧洲平原总面积的80%，其纬度与西伯利亚平原相同，气候是平原中最寒冷、干燥的，人口十分稀少，存在着较为分散且十分落后的部落，后来转化为了东欧的各个落后民族。至于波德平原面积为30万平方公里，地势平坦，正是这块平原进化出了后来的日耳曼各部落，他们大部南下侵占了南部地区，逐步稳定成了后来的各个民族。其他地域则是一些河流的三角洲地区，或者部分低丘陵地区（西欧平原），面积都狭小、分散，有利于各部落独立存在形成民族。此外，欧洲总面积的1/3以上属于半岛和岛屿，其中半岛面积约240万平方千米，约占全洲面积的24％；岛屿面积约75万平方千米，约占全洲总面积的7％。这些半岛犬牙交错、切割厉害，导致交通不便，相互流动困难，也就促成了各半岛上的部落自我进化成为独立的民族。
基于地缘形成的上述民族格局成为了欧洲多个国家王朝建立的民族基础，也形成了无数个只能控制一个平原、半岛、丘陵地域的王朝。进一步来说，这一地域不大的王朝分封后的诸侯，实际控制的地域更为狭小了，他们的力量也非常弱小，对内不足以对抗中央王朝政府与其他诸侯，对外更不可能对抗一个其他民族王朝的掠夺，从而确保了欧洲各国分封制能够持续下去。
中、欧不同的地缘决定了中国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民族构成的大帝国，四周则是落后许多的弱小“蛮族”，他们最多能够建立寿命长约100年左右的民族国家，但根本不足以与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帝国匹敌；欧洲却可以形成几十个势均力敌且文明程度相当的民族，最后他们各据一块建成几十、上百个国家，通过分封制立邦建国，相互之间连年混战的王朝战争成为主要的战争形态，难以形成农民起义的革命战争。也正是这个政治结构，成为了后来自由的资本主义能够先期从这个大地上孕育而成的基本原因——尽管中国的古代文明长期走在欧洲的前列，更在世界的前列，也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