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诞生的中国

上世纪“抵抗到底”的抗日战争中，有1400万到2000万左右的中国人死难。还有8000万到1亿左右中国 人成为难民。这场战争摧毁了中国的大城市，让农村成为荒野，让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还终结了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多元社会的所有希望。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中国史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他的佳作《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里写道，“有关这场战争的叙述是一个民族历经磨难的故事。”

米特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不是发端于欧洲的平原，而是发端于1937年一次意外的擦枪走火，事件发生在北京西南面几英里外的卢沟桥，尽管日本在八年后投降，但是以蒋介石为首 的获胜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蒙受的损失，可以说远远大于被彻底击败的日本。到了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掌握了政权。

然而，战争不仅仅是摧毁了这个国家，也不仅仅是为共产党的 专政搭起了舞台。米特写道，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国家。”日本的入侵（日本曾是中国的导师，现在则被 视为恶魔）催生了一种国家认同感。1938年，在国民党在战场上取得第一次胜利后，中国人第一次开始在意他们的统治者是谁。这个民族也许处于混乱之中，可 是“中国”作为一个概念变得与个人休戚相关、有意义了。

纵贯全书，米特讨论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新契约”，其背景是国家变得“更加军事化、分门别类化和官僚化”。由于战争的紧迫要求，相互竞争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各自管辖区内的民众的索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不过，与此同时，民众也期待着领导人提供更多的回报。

此外，进行战争需要大规模的动员，这种需要渐渐确立了共产 党人的路线，形成了他们的统治风格——首先是在他们的延安根据地，后来在他们内战胜利后推广到全国。米特提出，战争经历排挤了那些希望以比较宽容的方式执 政的共产党人。战争的可怕（先是与日本的战争，后来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强化了政府官员头脑中对混乱无序的恐惧，这种恐惧延续至今。

这场战争还使中国人一直对日本人耿耿于怀。日本人或许不再像战争时期那样被称为“倭寇”，但是即便现在，中国人的“愤怒之情也可能突然爆发，而且似乎找不到直接原因”。正如米特所说，“如今，战争对中国的遗留影响随处可见，如果你知道该去哪里寻找的话。”

他说得当然没错。然而，反日情绪之所以在当今的中国如此高 涨，主要是由于寻求通过民族主义来巩固统治的根基脆弱的领导人指示进行的灌输。而且，即便米特所描述的比较宽容的共产党人占了上风，任何形式的中国共产党 统治都不太可能是自由或良善的，尤其是在毛泽东的专横领导下。米特不必讨论当今中国的复杂情况，但既然这么做了，他本应当对自己的评判作出更为扎实的背景 分析。

对于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一些美国人戏称他为“兑现我的支 票”），《被遗忘的盟友》描绘了一个总体上令人同情的角色，这一点与近年其它修正主义著作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The Generalissimo)。我们了解到，不可靠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派到中国的将领、难以相处的“酸醋乔”史迪威（“Vinegar Joe” Stilwell)如何让蒋介石陷入军事和政治困境。尽管面临逆境——日本人的野蛮、盟友的冷漠和国内的满目疮痍——但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并没有屈服于在军 事上占优势的日本。实际上，事实证明中国的抵抗在打败轴心国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把日本军队困在了所谓的“中国泥潭”。战争末期，中国重新获得了它在 1842年《南京条约》中丧失的主权，并成为了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四大国之一。

战争期间，险恶的形势往往让人觉得“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已无历史”（当时一名政治人物所言）。然而，米特指出，1945年中国人“终于获得了谱写下一篇章历史的权力”。不幸的是，这个篇章将会用更多中国人的鲜血来书写。

章家敦(Gordon G. Chang)是《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的作者，以及Forbes.com的撰稿人。

翻译：陈柳、张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