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
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
三.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千古如此。
四.“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
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
如今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谁?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普世公知”。道理很简单：谁不赶快灭亡中国谁就混不下去，谁就必然最急着灭亡中国。美国想灭亡中国不假，但美国到了不马上灭亡中国就混不下去的地步了吗?美国至少有相当一部份人在靠中国发财吃饭，就凭这，美国内部就不可能一致，就不那么容易下决心马上灭亡中国。
中国的“普世公知”不同。他们心中有数：不赶紧灭亡中国，自己就要灭亡。由他们“顶层设计”、一手包办了几十年的世纪性大骗局已经山穷水尽，“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照老样继续往下混了。一旦骗局彻底破产，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必将大白于天下，他们必将被要求对自己几十年来的一切决策言行全面负责、彻底负责，必将面对全面的清算、彻底的清算，必将面对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他们会傻不楞登老老实实坐以待毙?不先下手为强、赶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抢先灭亡中国才怪——只有中国灭亡了，自己才可能逃避掉历史的清算。狗急了忍不住要跳墙，弥天大谎即将破产的大骗子忍不住要孤注一掷杀人灭口——逻辑关系利害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有中国这帮“普世公知”自觉自愿全力以赴自发免费当内应，美国即使没想灭亡中国也不由得不动心了;即使没打算马上灭亡中国也忍不住跃跃欲试了——“苍蝇不抱没缝的蛋”、“没有家鬼，引不来外鬼”、“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此结论根据何在?就在眼前的实事中。
如今不管中国哪派，还有多少人继续坚持否认中国如今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道德体系分崩离析、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等事实?但承认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承认问题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单向的主观行为，可以符合实际，也可以不符合实际;改造世界是主客观双向的互动行为，必须符合实际——画老虎可以随心所欲，跟老虎打交道不能随心所欲。任何中国人，只要真心想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得不实事求是;而只要实事求是，即使一开始政治上超越左右、不设立场，一旦着手认真调查研究试图解决哪怕一两个实际问题，就必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得不跟“普世公知”们的这条那条“顶层设计”迎头相撞、直接对抗：
——贫富悬殊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厉以宁);“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樊纲)——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制造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是改革的需要，社会根本就不应该平等，而应该拉大贫富差距，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不平等”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吴敬琏说：“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厉以宁说：“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吴敬琏说：“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机会不平等、贫富悬殊天然合理，谁不满意谁就是“对大家庭没有群体认同感”。总之贫富分化没关系，什么事都不必做，只要让不满的人“调整心态”就行。
——根据厉以宁的定义，“贫富悬殊”仅仅是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现象差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贫富悬殊”不是现实问题，而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观测角度问题。既然换个角度看就不是问题，那就不需要做什么事，只需要让所有的人都换个角度看就行了。
——穷人受穷是厉以宁的“顶层设计”：“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把“贫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仇富”、挑拨离间、破坏社会和谐。
——根据“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厉以宁说，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人”(用当年被鲁迅痛斥的梁实秋的话说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既然根本没有穷人，那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贫富悬殊、贫富对立。刘吉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懈可击。”易纲说：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只存在“贫富差别暴露”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贫富悬殊，全怪一些傻瓜经济学家大惊小怪、无聊媒体没事找事，一群笨蛋搅臭了一锅汤：“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换句话说，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有什么难的?封锁消息让大家都不知道就行了。既然根本不存在贫富悬殊，那还有什么社会矛盾激化问题?既然没有社会矛盾激化问题，那“解决社会矛盾激化问题”就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贫富悬殊问题根本不存在，纯粹因为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所以吴敬琏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把“贫富悬殊”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对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破坏改革开放、岂有此理、罪大恶极。
——根据萧灼基的“顶层设计”，贫富悬殊没什么了不起——“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根据这条“顶层设计”，对贫富悬殊问题置之不理就完了，哪用得着大惊小怪兴师动众解决?
——使中国老百姓保持贫困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李剑阁);“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反对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吴敬琏);“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茅于轼);“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不仅要改，而且要赶快改，再改迟了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刘吉);“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郑必坚)——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谁想解决贫富不均谁就是蓄意破坏改革。
——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张曙光);“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茅于轼)——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腐败是个好东西，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好事，大好事，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消灭，而且应该保护。
——制造“利益集团”、大规模以权谋私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以权力创造市场”(杨帆);“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张五常);“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张维迎);“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刘吉)——这些“顶层设计”是“一盘很大的棋”：只有大批制造出“利益集团”、让以权谋私泛滥成灾，才能证明共产党“天生邪恶”、必须推翻、必须消灭。
——根据“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可恶，反腐败才可恶——朱学勤说：“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张维迎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樊刚“证明”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腐败，用不着大惊小怪：“什么叫腐败呢?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权取消，变成私权”——既然“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那么“卖肉挑肥拣瘦的腐败”跟“从国库盗窃个几千亿的腐败”就没什么两样。既然没什么两样，要监督公权反腐败就得一视同仁，怎么监督盗窃国库上千亿就得怎么监督卖猪肉。既然“监督是有成本的”，这么多的监督成本无论如何也赔不起，唯一的可行之道就是一个都别监督了，干脆公权“民营化”、市场化：卖肉的公权“民营化”，政府的公权如军队警察法院国库管制土地管理等等也“民营化”——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要么别反腐败，要么国家政权私有化。
——根据张维迎的“顶层设计”，根本就用不着为中国社会的任何问题伤脑筋：“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五常宣布：“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社会性道德沦丧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市场经济不讲道德，经济学家道德沦丧理直气壮，坑蒙拐骗、“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振振有词——“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赵晓);“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我93年就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骗子出现的程度，跟市场经济的程度成正比，他不骗你，你的制度怎么完善，怎么知道怎么防范?”(樊纲);“市场制度最道德”(张维迎);“资本没有道德，不要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钟伟)——根据这些“顶层设计”，中国社会性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是大好事，谁反对谁就是破坏市场经济、破坏改革。
——环境污染、豆腐渣工程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刘伟);“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环境污染、天灾人祸都是好事，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大惊小怪，而且应该拍手叫好。
——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城镇化”(国务院文件)、“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厉以宁);“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李扬)“物权法专家组组长江平支持强拆重庆钉子户”——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获得“改革红利”的不二法门，谁妨碍谁就是跟改革过不去。
——“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美经济相互联系已非常紧密，美国经济发展不好，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发展好，对美国也有好处”、“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涨，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对中国也不好”、“我们必须从大局来看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元的压力会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美国，间接帮助自己，是一个双赢。”(林毅夫)“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龙永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融入世界”、“中美国”……
——“以改革的名义掠夺”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厉以宁);“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盛洪);“对没有合法权利来源的私有财产，物权法也照样应该予以保护”、“即使是抢来的财产，也不能被随便抢走”(江平);“最大程度宽容民企不规范”(汪洋);“企业家不依法纳税的现象不是犯法，而是犯错误”、“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张维迎);“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刑罚入罪标准要提高”、“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刑法》要重新法典编撰制订，很多罪名要合并，不能说什么罪名都可以搞企业家”(陈有西);“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劳动不创造财富”(茅于轼)、“‘恶意欠薪’属于劳资纠纷”、“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劳资双方应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恶意欠薪入刑会“从外部刺激劳资对立”(贺卫方)——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抢劫国家财富合法，抢劫穷人血汗合法;白拿富人的物质性商品不给钱是抢劫，算犯罪;用“恶意欠薪”白拿穷人的劳力性商品不给钱不是抢劫，而不过是“劳资纠纷”，不算犯罪。名为改革，实为掠夺，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又：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向来高，而老百姓的存款是正数;毛泽东时代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正数。吴敬琏突然宣布：“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然后闹着要把国有银行全部卖掉，还不准人说“国有银行被贱卖”，因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这边国有银行钱不见了，那边同步冒出来一批没有任何正当发财手段的暴发户，其发财速度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都望尘莫及，而且个个跟国有银行某管理人员有某种关系。不等国有银行的主人翁有机会查帐，“普世精英”们就急急忙忙要把国有银行都卖掉销赃灭迹，叫人永远都没法再查帐追究。个中奥妙不言而喻。)
——“言论自由只属于‘普世公知’、不属于老百姓”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张维迎);“对改革的问题不能‘捣糨糊’”、“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吴敬琏)——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应当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严厉镇压、“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你们这些人算个屁”……
“普世公知”们几十年来“顶层设计”的实际内容和真正后果：
——勾结国际垄断资本消灭中国民族工业、伙同世界银行合谋对付中国国有企业、把中国的国家主权拱手相让、里应外合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消灭中国的一切骨干民族工业，肆无忌惮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工业、农业、金融、水利、新闻、森林、草原、土地、房地产、矿业、航空、能源、通讯、铁路、医院，甚至军工企业、公共供水系统等要害领域都对外资开放，任凭外资控制中国城市水务(美国的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导致中国28个战略产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
——让国际垄断资本家肆意掠夺压榨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资源、操纵中国经济的定价权、迫使中国人始终处于“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的极端屈辱、极端受害的境地、中国的战略资源稀土卖得比面粉还便宜还宣布“我们绝不对各国封锁稀土原料的出口”、中国煤炭被贱卖得让日本拿了去填海、中国60%的食用油依赖进口、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几周、任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产业被外国财团控……
——让外资低价圈占中国大型金矿、控制黄金产业、放宽黄金出口、严控黄金进口、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把中国的金融命脉拱手让人、向外资贱卖国有银行股份、把十几亿中国人民用受尽盘剥之后残余的微薄收入积累而成的天文数字的万亿血汗财富换成美元白条、让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贬值全部侵吞(仅“两房”债券就使中国损失4500亿美元，超过甲午战争年中国损失的120倍。如今美日更进一步肆无忌惮以本币贬值代换人民币升值洗劫中国：去年以来日圆大幅度贬值，G20峰会却对日圆贬值只字不提，实际为各国货币贬值开绿灯，美国却咬住中国不放，继续逼迫人民币升值，同时狂印钞票、自贬本币币值。可以预见中国对美元、日元的货币兑换损失恐怕将达上万亿，其最终后果必将是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继续飞腾，直到达到天文数字，中国的亿万外汇储备将迅速变成一堆废纸);甚至在美国政要公开宣布决不会还债、美国通过法令宣布“抛售美国国债视为对美国的战争行为”之后仍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且强行关闭左派网站，彻底封锁中国人民了解购买美国国债的一切渠道，使中国人民无从了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情况……
——制造出“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的“中美国”——美国不必生产、只印刷美元欠条就买下中国的工厂、拿走工厂的产品和利润、甚至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商品上只要贴上美国商品标签转手在中国市场售出便获得几倍的利润，如苹果手机、耐克鞋、名牌服装等。使中国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消费品和基础工业产品，人均生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四倍以上，人均消费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占人口一半的农民从总体上还属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人口。(据中科院的报告，2011年中国被美国免费拿走的财富达3.6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当年总产值一半。一年的损失就超过旧中国一百多年的损失，使中国实际上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使中国建成的高效生产能力成为为美国服务的工具、对外奉送财富的工具)……
——不顾中国地震、冰灾、雪灾、旱灾、泥石流等灾难频发、不顾中国失学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教育费用高昂、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等现实，在全世界到处撒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全球化”、“负责任大国”、买美国国债、买欧洲债券、买希腊国债、救美国、救欧洲、到处免除外国债务、仅2009年一次就宣布免除50个国家256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在日本右翼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坚持否认南京大屠杀、坚持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情况下鼓吹“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跑到日本宣称“决不延续仇恨”、大张旗鼓把日本核污染食品进口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民……
——使中国社会贫富极端分化、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公德全面崩溃、社会治安空前恶化、到处是冷酷无情、到处是尔虞我诈、到处是荒淫无耻、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环境污染登峰造极、贪污腐败穷凶极恶、无官不贪、官员个个富可敌国、中国的“三公”消费占的国家预算比例世界第一……如今中国人民处于世界上最低最贱最掺的境地、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恶劣、饭碗福利最没有保证、前途最渺茫、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人替他们说话，还要忍受拖欠工资、物价飞涨、假冒伪劣商品毒害、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饱受封建把头黑社会欺凌等无孔不入的敲骨吸髓的层层压榨，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任何保障……
——对中国老百姓穷凶极恶：开口闭口“民智未开”、“民粹”、“愚民”、“屁民”、“刁民”、“暴民”、“劣根性”……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只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10几亿，只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53人，只抓了4个电焊工……“菜刀实名制”、“微博实名制”、“维稳高于一切”、“维稳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严禁上访”、封杀全部左派网站、“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强迫拆迁、暴力劫访、满街警察红袖标，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车、摩托、装甲车林立、藏猫猫死、俯卧撑死、鞋带上吊死、洗脸死、发疯死、激动死、喝水死、睡觉姿势不对死、自行从高处坠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
——对外来侵略百般逢迎：严禁反映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对中国渔民船员被杀害默不作声、对韩国海警打中国人听之任之、对一个外国间谍之死大动干戈、对利比亚丢掉400亿无动于衷、特意邀请公然支持疆独闹事的土耳其总理到乌鲁木齐维族聚集区表演“亲民”扩大影响、对外资公司制造的渤海海湾漏油大污染装聋做哑、东海油气田谈判丧权辱国、南海诸岛任凭外国抢占、在中国南海的三十多个钻井平台全是外国的情况下高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慷慨解囊向侵占中国领土的国家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巨额贷款甚至无偿援助、帮助侵略者用中国的钱买先进武器抢中国资源杀中国人，还振振有词：“韬光养晦”、“顾全大局”、“负责任大国”……
——遵照西方国家精英关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属于‘垃圾人口’、必须用高技术清除”的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决议，不动声色地、灭绝人性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华民族实行全面的隐形大屠杀——无限制地毁灭可耕地(连“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都不提了)、荒废水利设施、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全面摧毁中国农业，蓄意把中国人都饿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源，蓄意把中国人都渴死;无限制地制造环境污染(黄浦江变“猪江”、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蔽日，伸手不见五指……)一步步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巨大的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毒气室，蓄意把中国人都熏死;无限制地包庇保护假冒伪劣，放纵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蓄意把中国人都毒死;无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国人都砸死;无限制地摧毁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使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蓄意让中国人都病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要害战略资源，剥夺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国人都困死;无限制地强制推广能毁灭生殖能力的转基因主粮，蓄意消灭中国人的后代，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
——公然美化汉奸卖国贼、鼓吹卖国有理、卖国有功、分裂有理、亡国有理、“国家分裂好”、“军阀割据好”、“军阀混战好”、“天下大乱好”——“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国际接轨”、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秦桧站起来”、“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李鸿章忧国忧民”、“汪精卫忍辱负重”、“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袁世凯、蒋介石、北洋军阀皆被美化，毛泽东、共产党皆被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等革命烈士全部否定，连王二小、刘胡兰等孩子也不放过，却为日本开拓团立碑，为外国侵略喝彩叫好：“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八国联军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中国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中国人都被秦始皇洗脑洗坏了，老是追求大一统”、“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民族自决”、“区域自治”、“七块论”、“台x独立”、“西x独立”、“新x独立”、“内x独立”、“香x独立”、“广东共和国”、“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
任何人，只要当真想把中国搞好，只要当真想解决哪怕一个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必然发现无论如何绕不过“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所有这些社会问题无一不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无一不以“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为理论根据和保护伞。要解决问题，就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而“普世公知”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顶层设计”，因为这是他们的命根子——“普世公知”不干实事，全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有两大命门：第一，“理论”必须与众不同——“理论”只要不能与众不同就是重复，重复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靠这“理论”吃饭的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因此“普世公知”必须绞尽脑汁标新立异拿出与众不同的“理论”来，不管这“理论”荒诞不荒诞、行得通行不通。所以“普世公知”的“理论”总是充满了异想天开和胡说八道。第二，绝对不能承认“理论”有错——“普世公知”全靠“理论”吃饭，一旦“理论”有错，那“理论”就立刻一文不值，自己就立刻丧失了存在价值。因此“普世公知”的“理论”不管如何异想天开漏洞百出，只要一出笼就必须“落地生根”，变成“金口玉言”、“老虎屁股——摸不得”、“佛象眼珠——动不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后退，要干就狠狠地干到底”，再荒谬绝伦也不能承认有错。对“普世公知”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绝对不能退让。所以人们尽管看到“普世公知”们的“理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荒诞不经，但从来看不到任何“普世公知”会承认自己的任何“理论”有错。谁敢说“普世公知”的“理论”有错，谁就得准备着他们扑上来拼命。
情况一目了然：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这“顶层设计”，而“普世公知”们宁可毁灭世界，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顶层设计”。这不仅因为靠“理论”吃饭的人必须如此，而且因为“普世公知”们完全心知肚明：自己干的一切后果太严重、责任太大太可怕了——把十三亿老百姓变成了“改革代价”，当初赌咒发誓许诺的“先富带后富”、“一包就灵”、“一私就灵”、“共同奔小康”等弥天大谎根本不可能兑现;靠自己的“顶层设计”根本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任何人只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不追究问题的根源，就不可能不追查到自己的“顶层设计”，就不可能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当初他们轻松愉快挥洒自如地决策“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必须牺牲一代人”、把上亿人的生存幸福一笔勾销时，他们虽然根本就没打算有朝一日会面对这一切的后果、承担决策的责任，但自己心中不可能不清楚自己把老百姓害得有多惨，不可能不清楚自己多招老百姓的仇恨。只要想到可能面临无数受害者仇恨的目光，他们岂能不胆颤心惊?
看看这些事实：《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报道“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纽约时报称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美国研究报告称，由于燃煤造成飞污染使中国北方5亿居民折寿5年。美媒9日刊文称，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昂贵代价，经济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正在逐步扼杀着中国民众”、“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贵州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里被活活冻死”、“重庆下岗女工饿死被发现时只剩白骨”、“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最后的日记日期是2002年8月8日，最后一页日记没有日期，上面写着：一个月没吃肉了，好想吃回锅肉、烧白……这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日子”、“长得十分漂亮，曾是该厂的厂花”、“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针织厂倒闭，被迫下岗，当时只领到下岗补贴四千元钱”、“厂里有的女工沦落为妓女，靠卖淫为生。张苏玉由于没有找到工作，也不愿与她们为伍，无奈之下省吃减用”、“成都青白江区妇女李桂芳由于长年吸毒因偷盗被抓，后被送去强制戒毒，派出所和戒毒所的冷漠无情和相互推诿让只有三岁的其女李思怡只能被独自锁在家中，直到17天后的2003年6月21日被发现活活饿死”、“南京两幼女饿死震惊全国”、“孩子整夜拍着门喊妈妈”、“饿得趴在马桶里吃粪便”、“一次次绝望地拍着窗户”、”“抱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已经风干了”、“孩子的父亲因吸毒坐牢，爷爷奶奶已去世，母亲吸毒”、“暴露的不仅是孩子母亲绝望的无情冷酷，更是折射出社会生存的无情残酷”……
“饿死三千万”是“普世公知”的凭空捏造，“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变改革代价”、“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吉林大火死120人”、“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重庆下岗女工被饿死”、“成都三岁女孩李思怡被饿死”、“南京两幼女被饿死”……等等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普世公知”控诉共产党毛泽东，翻箱倒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编造拼凑出林昭、张志新、王实味等几颗炮弹滥竽充数;而一旦清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改革代价”站出来说话，轻轻松松就能有近上千万——“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每年死于癌症250万”、“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120万”、工伤事故受害的、病死饿死的……想想近上千万受害者及其家属满腔悲愤怒不可遏扑上来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们摧残自己的情景，能不让“普世公知”们不寒而栗肝胆俱裂吓得满裤裆拉稀吗?能不让他们发狂般不顾一切要避免这种前景吗?而要彻底避免这种前景，就必须灭亡中国——只要中国存在，就不免有人想把中国搞好;只要有人想把中国搞好，一旦有机会就不可避免要当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要当真着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只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就不可避免追究“顶层设计”者的责任——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连环套，最基础的一环是“中国存在”。因此“普世公知”只要想彻底逃避自己“顶层设计”的责任，就必须先下手为强，灭亡中国、消灭一切苦大仇深的受害者，“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利害关系就是这样简单明确，没有任何动摇的余地。不管他们如今如何东拉西扯上推下卸找借口编理由，核心只有一个——胡搅蛮缠，推卸责任，逃避惩罚，其他全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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