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6221(28)红歌
作者 何克祥
红歌,随着薄熙来被审判,已经被赋予“唱红打黑”的特殊含意。薄熙来也借由红歌,拥有了一大批“红粉”。其实,红歌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绝大部分好听的红歌,都是“大革命”前十七年,以及抗战时期创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在中科大6221读书时,就学会了几十首红歌。江西电视台每年举行红歌比赛,歌手有了一些新的演绎。中科大广播站,每天早晨通过高音喇叭,播送革命歌曲和广播体操。每次收看“红歌会”,都像回到中科大在玉泉路的校园。正像“现代京剧”的创作者和演出者都是“名角”一样,“革命歌曲”,词曲作者都是名家,红歌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回想在中科大6221,除了唱红歌,也通过读“毛选”,学“修养”,接受了大量的爱国教育。1962年冬天,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差点捉住印方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1963年到1964年“九评”,把赫鲁晓夫轰下台。1964年十月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说爆就爆”。这些胜利都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为国家自豪,为中国人骄傲。特别是中国乒乓球队,以辉煌战绩,使乒乓球成为“国球”。更是对广大青少年,包括中科大6221学生,产生了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时政,成了一代人“爱国通病”。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经常唱的红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习过方志敏烈士的遗作,“可爱的中国”。再唱“风在吼,马再啸”,就会催人泪下,今天再唱,仍然会被感动。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率部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捕。被捕后,他被押送到南昌。在被关押的6个多月里,方志敏在狱中一共撰写了16篇文稿,计13万多字。就是在囚室中,方志敏写下了他的遗作“可爱的中国”,同年8月6日被杀害 。
当时中国的领袖实行“先安內,後攘外”的错误政策,方志敏烈士没有在抗日战场上牺牲,却被杀害于内战的牢房。 同期被杀害的,还有抗日爱国名将吉鸿昌(1895-1934)。他在刑前题诗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何等悲壮。在“抗日统一战线”达成的前夜,这二位爱国将领蒙难于“风波亭”,令人悲痛。
在“可爱的中国”一书里,方志敏烈士满怀悲愤,诉说“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屠刀架在脖子上,方志敏烈士想到的是“可爱的中国”。 他把中国比作“生育我们的母亲”。饱含热情,讴歌祖国。“要奋斗,。。。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疾呼抗日救国。 “我自横刀向天笑”,与谭嗣同无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堪比文天祥。方志敏烈士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在中科大6221, 学习“可爱的中国”,五十年过去了。方志敏烈士拳拳的爱国之心,耀然纸上。为了挚爱的祖国,方志敏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挚爱的祖国,方志敏甘居清贫。与时俱进,时代赋予爱国新的历史内涵。两岸三地,海外侨胞,前扑后继保钓,华夏子孙心系可爱的中国。 正如一首“新红歌”所唱,“祖国,在我心中重千斤”,永远爱我们最爱的母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是我最爱唱的一首红歌。国恨家仇,不共戴天。日本鬼子的铁蹄,曾经蹂躏过我的家乡,枪杀了我的伯父。逼迫我这个襁褓中的婴儿,跟大人一起“跑反”。“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
1937年12月17日,日军攻占南京。进行残无人道的大屠杀后,要侵略武汉,先行强占安庆。1938年5月29日,日军总部下达大陆令101号,命令“华中派遣军以一部占领安庆附近”。后又下达大海令120号,命令“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协助陆军占领安庆附近”。6月1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合肥陆地行军,南下攻占安庆;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沿长江西上攻占安庆。6月10日夜,日海军由芜湖溯江而上,向安庆发起进攻。驻守安庆的27集团军,在总司令杨森率领下,对日军进行炮火阻击。但因军力悬殊,日军在南北两地分别登陆。
1938年6月12日,安庆沦陷。
我的伯父何振苗,1918年出生,属马。老家在安徽省怀宁县马庄,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生的唇红齿白,高高的个子,是全家的顶梁柱和希望。安庆沦陷前,在市区一家布店当学徒。1938年,1月13日,安徽省政府由安庆外迁至六安。3月下旬开始, 日军大规模轰炸安庆。 大批难民,纷纷逃离城区。我的伯父逃至离安庆五十华里的谭桥镇(现属怀宁县茶岭镇)。借钱开了一家小杂货铺,专卖油盐酱日用品,兼带“万国邮政”。有一天,不知国共哪一方游击队来人,告诉我的伯父,把汉奸朱某人的信件扣下。我的伯父遵命照办。可惜,由于年青缺乏经验,只把信件藏在柜台下面,被汉奸朱某人发现。狗汉奸勾结日本鬼子,进行报复。1939年1月20日,“狮子山”据点的日本鬼子,从十公里外赶到谭桥镇,抓走我的伯父。在押往狮子山的途中,我的伯父曾经成功逃脱,躲进一户人家。在翻墙外逃时,不幸被日本哨兵发现而射杀。遇难时,刚过20岁。1950年,镇压反革命,汉奸朱某人被枪毙。日本鬼子还欠着我们家一笔血债,没有偿还。
我本人出生于1944年,早于1945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为躲过日本鬼子扫荡,从出生之日起,常常由母亲抱着我,四处“跑反”。有时会和鬼子遭遇,躲避之处和鬼子相差几十米。母亲告诉我,有一次我大声啼哭,吓坏周围的乡亲。她只好用手捂住我的嘴,差点闷死我。
红歌曾被“文化大革命”所用,着实“火过”。后来为薄熙来用于造势,这些都不是红歌的过错。一个民族还是需要有点精神,需要唱红歌,鼓舞士气。如果人人都唱“亲”,“我的爱”,吸足了精神鸦片,可能有一天真会再现林则徐所言,“无可打仗之兵”。等到有一天,日本如安培所说,“再现辉煌”,千万不能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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