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在2007年左右就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向自己的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了郑重承诺。但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出去走走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简直到处都是残疾人，公车上，地铁上，商场里，饭店中，剧院中，乃至运动场上，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几乎跟常人一样畅行无阻，而且不要人照顾，都是独立行动。以至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发达国家的残疾人规模，比咱们中国可是大太多了。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截至2011年，中国残疾人数量已高达8296万人，堪比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总量了。但是到大街上看看，有多少残疾人的身影？偶尔出现在地铁等场所，也往往都坐在轮椅里，做昏昏欲睡状，靠推轮椅的亲友全程陪护。我们的残疾人静悄悄，当下中国虽以喧哗而著称于世，但从残疾人的角度来看，却不能不说是异常的沉寂而荒凉。
评估残疾人福利的状况，这是一个直观却最真实最重要的指标。社会对残疾人的权利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对他们有多少尊重？提供了多少方便？说什么都是空的，最根本的就是看结果，看他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的水准，自由出入于公共场所，享受公共生活。而我们的绝大多数残疾人，显然都在公共生活之外，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仿佛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生活于跟我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是关心、爱心所遗忘的角落，有如大气层之外的辽阔太空，那里怎样的冷，都不难想像。但人毕竟不是来自北方的狼，人都是社会的人，没了社会的关心、爱心，就像没了阳光和空气，纵然侥幸活着，也只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活着，而不是社会意义上、人文意义上的活着。这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整个世界抛弃，被人类抛弃。
我们的大街都光鲜亮丽，我们的公共场所都赏心悦目，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秩序井然，这个社会很正常，简直太正常了。但太正常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因为这种太正常是用8296万残疾人中的绝大多数被遗忘为代价换来的，为了维持那样的正常，让那么巨大的一个人群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那种正常毋宁说是一种残忍。
这残忍其实不限于残疾人。常常有人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不存在西方贫民窟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但说这话的人忘记了，我们并不是没有贫民，只不过他们中幸运的少数被分散到城市的边缘，不幸运的绝大多数则分布在黑洞般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无人得见而已。某些发达国家（比如法国），会把低收入人士按比例安排到城市繁华地带跟富人杂居，为什么？就是为了减少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为了让不同收入阶层更平等地享用社会的公共资源。而我们贫民的高度分散和边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跟被遗忘的绝大多数残疾人一样，只能生活于冰冷的异度空间，享受不到人类的温暖。
我们人为刻意维持着一个正常的秩序，为了让正常人满意、让正常人充分享受正常的愉悦而维持一个正常的秩序。不惜把我们所认为的所有异类，把我们所认为的哪怕是一丁点点的不正常，都要用铁腕从我们的世界中驱逐出去，让我们眼不见心不烦。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隔离，只不过，它往往是无形的，是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而往往不需要制度化的隔离。而这恰恰最可怕，比制度隔离可怕一万倍。因为制度隔离往往容易沦为靶子，沦为公平和正义不断冲击的目标，最后在持续冲击中不得不轰然倒塌。但非制度化的，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基础上的隔离则不然，它往往更不易觉察，更不易成为问题，往往都根本不会被人想到，偶尔被想到也往往出于思维定势而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非制度化的隔离才是最强大的最持久的最难撼动的。
而无疑，这是最残忍的，是一个社会中最大的不公平不正义，是整个社会的原罪。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积累到临界点，就一定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整个社会就都要付出代价。那时不会有幸免者，因为，你可以逃脱报复，但是你逃不掉恐惧，没有谁可以是安全的。当此关头，重温和兑现《残疾人权利公约》何其重要。
本文作者笑蜀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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