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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梦” 

          （一） 

近几个月，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梦”，特别是“中国梦”。我想凑凑热闹，也谈谈这个话题。 

         （二） 

这里所说的“梦”，当然不是指人们睡觉时所做的梦，睡觉时所做的梦属生理和心理现象。 

我几乎天天做梦，甚至大白天午睡也做名副其实的“白日梦”。我常用是否做了梦，作为衡量我是否睡得好的一个重要标志。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梦醒来就忘了，否则我真想遵照老妻的建议，把它们逐个的记下来，编一本我的《一千零一夜》。当然，偶尔也会记得一些片段，但大都支离破碎，实在难以整理成文。 

我的梦有的可以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古话来解释，但有的实在太离奇，古话解释不了。梦中的内容我不仅没有“日有所思”，甚至从来就没有“思”过。为了弄清我何以做这样那样的梦，我曾读过《周公解梦》和弗洛伊德分析梦的著作，但越读越糊涂。 

梦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待解的谜。 

      （三） 

这里所说的“梦”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大概指人们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属人文现象。 

为了区别属于生理、心理现象的真梦和属于人文现象作为比喻的梦，我特地给后者加了个引号，写成“梦”。 

         （四） 

一 个人的“梦”，与他的身份、地位、学识、智慧有着密切的关系。伟大人物或领袖的“梦”和普通老百姓的“梦”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样是伟大人物或 领袖的“梦”，也是不尽相同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的“梦”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华盛顿、林肯的“梦”不会相同。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毛泽东的“梦”和邓小平的，也是不会完全相同的。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因此，“中国梦”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只有“伟人的梦”、“领袖的梦”、“平民 的梦”和你的“梦”、我的“梦”、他的“梦”，没有人人大体一致的“中国梦”。 

同样一个人，他的“梦”也会因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不可能一“梦”到底。拿“伟大领袖”来说，他早年的“梦”很可能真是他1949年10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的“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晚年呢，大概是自己不便明说、只好由他的“笔杆子”代言的当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领袖”或“绝对权威”吧。领袖如此，普通人更是如此。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普通人的“梦”大概是填饱肚子。我的一个同事本来是大学外语 系的教师，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而偷食了食堂的几个馒头，结果不仅遭到批判，被“下放”到中学，而且未婚妻也因此而不辞而别。改革开放之后，听说他已调回家乡苏州，他现在做什么“梦”不得而知，但我深信绝对不会再是填饱肚子了。 

愿望和“梦”似乎有些区别，主要在于很多愿望是人们无法为之奋斗的。例如我近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天灾人祸少一些，但我能把它作为奋斗目标而为之做点什么吗？什么也不能做。再如我近来也经常为世界和平而祈祷，然而面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我同样什么也不能做！ 

        （五） 

过去人们常常称道的“美国梦”，大概是普通人的“梦”吧，指的是相信“只要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奋斗，便能在美国获得成功和好的生活，而不必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地位和他人的援助”。但不同的人对所谓“成功和好的生活”的要求，是不会一样的。有的人想做成功的企业家，有的人想做高明的医生，有的人想有点发明创造，而更多的人只是追求所谓“一栋房、两部车、两个孩子、一年一次或两次外出旅游”。所以“美国梦”也是因人而异或至少是大同小异的。 

引发近日国人大谈“中国梦”的是中国“第五代”主要领导人习近平，他不断鼓吹的“中国梦”究竟是什么呢？他自称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后来又解释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并声言这也是“中国人民的梦”。 

他的“梦” 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从他上台后公开发表的言论和网上流传的一些“内部讲话”看，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他的“梦”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他所声言的“这也是中国人民的梦”却完全不合乎实际。他的“梦”会同主政重庆时的薄熙来的一样吗？肯定不会一样。会同至今仍身陷囹圄的刘晓波的“梦”一 样吗？也不会。会同在最近被揭发出来并引起中央重视的辽宁“马三家”劳动教养所饱受酷刑折磨的被“劳教份子”一样吗？更是完全不同。至于天天为日益严重的 环境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而不知所措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经常和优先考虑的当然不会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类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的大问题。即使是忧国忧民成癖的社会精英，他们“梦”的重点，大概和“在其位、谋其政”的习近平，也不会仅仅大同小异。 

       （六） 

作为芸芸众生一员的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梦”呢？  

小 的时候，我的“梦”似乎是漂浮不定、一闪而过的。例如，看到成绩好的同学我很佩服，想超过他；看到运动员球打得好很羡慕，想向他学习；看到漂亮的女生很向 往，想和她亲近亲近。但我并未把这些当作刻意追求的目标，因而与其说那是我当年的“梦”，毋宁说是我在那个年龄段的一种“本能”或“条件反射”更为合适。 

上 中学以后开始有了追求的目标，那就是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做一个“人上人”。但现实很快粉碎了我的这个“梦”。我的整个中小学阶段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共 内战时期度过的，多次颠沛流离而不得不频繁的转学和对时局的忧虑，让我无法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从而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而家境的每况愈下和适逢春季高中 毕业，又使我无法在毕业后立即报考大学。本想参军一段时间锻炼锻炼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和体验一下久已向往的“军旅生活”，以及节省一些生活用费，而后在夏秋 时节退伍报考大学。没想到参军后接受的第一堂课就是“一切服从组织”和“只有参军的自由，没有退伍的自由”这些先前闻所未闻的“清规戒律”。我的“大学梦”就这样被伟大的党轻而易举的粉碎了，以致我后来填写的学历自始至终只能是“高中毕业”。 

      （七） 

变 色易帜以后的中国，是一个只许领袖做“荒唐之‘梦’”而不准有“个人之‘梦’”的国家。谁有“个人之‘梦’”便会被扣上想“成名成家”和走“白专道路”的 帽子，轻则横遭批判，重则被当作“异己份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能有什么“梦”呢？做好本职工作、争取入党和立功受奖，大概就是我最好的“梦”了。 

一九五七年的风暴连我的这点说不上是“梦”的“梦”，也被彻底摧毁。几经磨难之后，我成了一名“三类学校”的教师，而且只要有政治运动，就会挨整。此时的我还能有什么“梦”？ 

许多人在自己的“梦”未能实现之后，常常寄希望于子女，盼望他们能圆自己年轻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圆的“梦”。我能像他们一样吗？显然不能。无情的现实告诉我，我的“问题”必然会株连到子女甚至孙辈！ 

党是英明正确的，在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阶级敌人以后，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敌人，及时的提出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和“给出路”的政策。 

按照这一概念和政策，我的大 儿子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之后只能上山下乡，经过若干年脱胎换骨的改造之后，可能被招进某个工厂做学徒或普通工人（我预估的是“南宁耐火材料厂”之类的重劳动 工厂）。我的小儿子可能幸运些，毕业后不用上山下乡，会直接进入某个街道小厂（我预估的是“南宁五里亭风炉组”之类的集体所有制小厂）。这就是那个时代我 的儿辈最有可能的“梦”，也是全国所有的阶级敌人和候补阶级敌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及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儿女的“梦”。 

       （八） 

有些朋友读了我最近写的几篇文章，觉得基调太低沉、太悲观。读了我的这篇文章，也会有此同感的。其实那个时代就是一个低沉和令人悲观的时代。我只是如实的写了当时的情况和作了某些合乎逻辑的“推测”而已。如果让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死而复活来写他们所受的迫害，或是让他们的亲人来写回忆他们不幸遭遇的文章，基调一定会比我写的更低沉、更悲观。 

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是主宰那个时代的“伟大领袖”和他所创立和至今依然坚持的整个官僚体系的问题。君不见“伟大领袖”心血来潮一次，也就是做“荒唐之‘梦’”一次，中国人民，上至他的“亲密战友”、下至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就会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一次。一些理论家直到今天，还把“伟大领袖”的这种心血来潮或“荒唐之‘梦’”，吹嘘成是他“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是匪夷所思！ 

我们的不幸恰恰是生活在那个时代！ 

怪谁呢？ 

怪生我、养我的父母？不能；怪创造宇宙人类的上帝？也不能。看来只能怪自己了。这下你可懂得什么叫“生不逢时”吧，谁叫你“生不逢时”！ 

我真的十分奇怪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其中包括我的某些朋友，他们患了十分严重的“健忘症”。吃饱肚子并没有多少年，私下议论议论领导人的短长也不过是最近二十来年的事，但他们却“好了疮疤忘了痛”，把应该“记忆犹新”的许 多往事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怀念甚至希望回到那个一提起就令我毛骨悚然的“毛泽东时代”，胡诌那个时代多么公平公正，工人农民如何当家作主。我能理解他们对 现实的失望和不满，我也同他们一样忧国忧民，但我绝不希望开历史倒车，不想用回到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 

      （九）       

所幸的是，我居然活着看到了“伟大领袖”与世长辞，看到了“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看到邓小平的复出。“伟大领袖”的许多“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明决策”被废止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邓小平主政后干的第一件“大好事”就是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 而且不像十年前那么看重“出身成份”，而是强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我的两个儿子得以幸运的跨进大学之门。这样，我至少能像一般人那样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了。 

更出乎我意外的是，从一九七九年年初开始的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之风，也吹到了“玉门关”外的广西。二十二年前强加于我的“中右分子”被改正了。尽管由于某些基层领导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的干扰，党的政策在我身上并未完全落实，但毕竟恢复了我的党籍和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遗憾的是这时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 龄，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时光被浪费了。历史同我开了个大玩笑：我想做“梦”的时候不准我做“梦”，我可以做“梦”了，但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圆它！王勃在 《滕王阁序》中写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实在是读透了中国历史的经典名言。我的智慧学识和才 气本领当然不敢与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等先贤相比。他们生活在“圣主”当政的“明时”，也竟然发生了“易老”、“难封”、“屈于长沙”和“窜于海曲”之 类“命途多舛”的事，而我呢？我的“圣主”在哪里？我生活的时代是“明时”吗？写到此处， 我忽然想起秦始皇和晋惠帝来。我的“圣主”自诩“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但有时却更像昏庸糊涂的晋惠帝。晋惠帝在灾荒之年奇怪老百姓为何啃树皮而不 吃“肉糜”，我的“圣主”忽而对“亩产十三万斤”稻谷深信不疑，为中国粮食太多而发愁；忽而又相信用几片烂菜和树叶“培育”的太空食物“小球藻”，可以挽 救路边的饿殍！我的“圣主”哪里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是集秦始皇和晋惠帝于一身。 

我就这样无可奈何的从“知天命”之年，经过“耳顺”之年和“从心所欲”之年，而进入耄耋之年。 

        （十） 

作为耄耋老人的我，还能有什么“梦”呢？ 

健康长寿毫无疑义的是老人们共同的“梦”。我当然不会例外。 

在“健康长寿”中，第一位的应是“健康”。没有健康的长寿毫无意义。我的一位比我只大半岁的老战友老年得了海默尔氏症（即老年痴呆），2007年我回国后专程到桂林看他，他已认不得我。2009年 见到他的时候，他躺在“桂林中医院”的病床上，连老婆儿子都认不得了，吃东西要人喂，大小便拉在床上。看到他这个样子，回想起当年我们在桂林和上海“指点 江山，激扬文字”时的情景，我非常悲伤。这年冬天他的家人告诉我，他走了。我以为，无论对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去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人活到多老才叫长寿？长寿的极限就是所谓“尽其天年”，就是活满“上天”给你的年龄。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推算出人的“天年”大致是一百二十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极限年龄和其生长期或成熟期有关，寿命应当是其生长期的五至七倍，为100—140岁。美国科学家海尔·弗利克则认为，人的细胞分裂到五十次时就会出现衰老和死亡，而正常细胞分裂的周期大约是2．4年左右。照此计算，人的寿命应为120岁左右。中国《尚书》说：“一曰寿，百二十岁也”。这当然是对人类“整体”的估算，“个体”的人应该有所差别，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活到120岁左右，才能叫做活到了应该活到的岁数，也就是才算“尽其天年”，这应该是有点科学文化知识的人的共识。 

至 于个体的人究竟能不能“尽其天年”？这一方面取决于“先天”的基因，另一方面取决于“后天”的努力。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在“后天”的某些方面下点功夫， 对于“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另外一些方面，却完全无能为力。这真应了民间“阎王叫你三更死，你无法活到五更天”的说法。 

      （十一） 

对于长寿，人们经常是矛盾的。许多人因病而四处求医找药，但也不断有人轻生而自杀，它反映了人的这一矛盾；民间说的“生不如死”和“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反映了人的这一矛盾。 

最 近几年，我在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或十分不如意的时候，恨不得马上死掉，这种心态是过去没有的。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希望多活几年。我曾幻想科学家发明一种可以 自动控制生命的设备，人在“尽其天年”之前，不想活了，按下设备的某个按钮便死了，想再活过来，按下另一个按钮便活转过来。这当然是痴心妄想，但却反映了 我的某种真实的心态。 

也是近些日子，我滋生着越来越严重的对死的恐惧。惧怕亲人死（眼前的亲人就是身患绝症的弟媳可能去世），也惧怕自己死。这种心态也是过去没有的。这是否“暗示”我的生命真的临近尽头？我的恐惧是否属于“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范畴？我的言无所谓善或不善，但我的思想确实是相当悲苦的。 

妻 子经常问我究竟恐惧什么？我实在难以回答清楚。我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恶事，当然不怕“半夜鬼敲门”。我最怕的其实是孤独。试设想一下，一个离开了躯 壳的鬼魂，在虚无漂飘渺的浩瀚宇宙中飘来飘去，永远见不到亲人和朋友，甚至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这种孤独谁能忍受？想到这点，我能不恐惧吗！ 

    近日看到报道，今年清明节在给死去的亲人扫墓的人群中，有人竟烧纸糊的手机iphone， 其心态大概同我的相似，担心去世的亲人在另外的世界太孤独寂寞，时不时同他们通个电话，以宽慰死者的心。这启发我是否应该给老妻留下一个遗嘱，请她在我死 后每年的清明节或其他什么日子，也给我烧个纸糊的、当时最时髦的通讯联络工具，以便我随时与她保持联系，听她训斥我的狮吼，从而减少我因孤独而产生的恐 惧？ 

老人的孤独寂寞感，不是身历其境的人很难理解。我的儿子以为像我这样的老人，只要有较好的居住条件，吃得比较满意，有花不完的零用钱，就是莫大的幸福了。他们奇怪我何以总是愁眉不展，总是不满足。我没有责备他们的意思，我过去也是这样想我的母亲的。老了才逐渐懂得她的心态，老人最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更需要精神生活的充实，或许这才是古代老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天伦之乐”的真谛。 

     （十二） 

 我 在中国生活了近七十年，在美国也断断续续的生活了十几年。比较两个国家，平心而论，我觉得真想健康长寿，在美国生活比在国内更容易实现。且不说美国的环境 污染远没有中国的严重，食品安全也比中国好许多，单就美国政府对老人特别是低收入和无收入的老人的“医疗关怀”，也远非中国可比。像我这种对美国毫无贡献 的人，在美国得到的“医疗关怀”，竟比我为之工作了一辈子的中国还多许多。当然，这些只是客观条件，对像我一样移民不久的中国老人来说，客观条件当然有意义，但更加重要的或许是主观条件-----他们的心态。 

   愿 意生活在美国的中国老人大有人在。前年我在新泽西州认识一位刚退休的“红二代”。他的退休金比我高许多，生活相当好。但他却不厌其烦的向我描述在美国养老 的种种“优越”。其实当时他的女儿尚未成为美国公民，他只是以探亲的身份来美国的。但他却提前做起在美国养老的“梦”了。  

我没有他那么潇洒，我经常为留美还是回归犹豫不决。 

留美，同子女住在一起 吧，几代人由年龄、经历、见解和生活习惯不同而形成的“代沟”，很难逾越。长久生活在一起，会让儿辈孙辈不愉快，我也高兴不起来。离开子女独立生活吧，不 会开车、英语不好和“与时俱进”的年老力衰而造成的困难，也是难以克服的。当然，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还是日益严重的寂寞和孤独，特别是配偶中的一人不幸辞世 之后，这种寂寞和孤独更是难以想象。这或许就是一些中国老人特别是丧偶的男性老人在完成带孙辈的任务之后，选择回国定居养老的主要缘由。 

我能像他们一样选择回国定居养老吗？很难。由于我的两个儿子都已在美国成家立业，国内并无直系亲人。虽然有一些朋友和学生，但他们有他们的事，只能偶尔相聚。真的需人帮助的时候他们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看来像我这样的老人最好的选择大概只能是进养老院。其实进养老院只能解决“老有所助”的问题，也无法解除老人的寂寞和孤独。 

而 且，对于我这个“两栖动物”来说，是进美国的养老院呢，还是进中国的养老院？这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妻子主张进美国的，她说，美国的养老制度起步早，比较 成熟。而国内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她说的是事实，但进美国的养老院谈何容易，私人办的太贵，我们无力高攀，政府办的又僧多粥少，很难入住。 

      （十三） 

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对我最理想的安排，或许是“猝然而死”和妻子“后我而死”。这应该是我最后的“梦”了。但怎样死和谁先死，是上帝管的事，我无能为力。因此，只能说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综上所述，概括我的一生，无论过去或现在，我没有“梦”，我的梦就是无可奈何的听天由命！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