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拉伯之冬”？
在开罗，我们住的旅馆就在解放广场附近，离著名的埃及国家博物馆也不远。晚饭后到广场散步，想感受一下阿拉伯革命后的气氛。二年前，肇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蔓延到这里，广场上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和游行，导致穆巴拉克政权倒台。
我们在广场及周边街区穿梭，一边看一边照相，心里有点儿紧张。可能是前不久革命的震撼还停留在记忆中，希望看到点儿什么，又害怕看到什么，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广场中间还搭着一些帐篷，有一些标语和涂鸦，间或看见一些人聚在一起讨论什么话题，总体上却平静多了。两年前被纵火烧毁的大楼，仍屹立在那里，大楼墙体上窗户破损，烟火熏黑，像一排排空洞无神的大眼，俯视着静静流淌的尼罗河。表面上，开罗人恢复了常态，到处可见的小商贩们在街边摆出服装百货，忙着招呼生意。
革命后的开罗什么样？在开罗徒步“暴走”6天，开始对“三个开罗”有了些了解：一是科普特开罗或称旧开罗，位于城市南端，是信仰基督教的六百万科普特人喜欢光顾的地方，这里有许多教堂，还有一个展示古希腊、古罗马与法老时代文物的奇特博物馆，让人联想到曾经辉煌的科普特人的历史；二是中世纪开罗或伊斯兰开罗，在城市东部长4公里、宽2公里的老城区，布满了古老的清真寺和狭窄弯曲的街道，这里积淀了厚厚的中世纪尘埃，洋溢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情，居民延续着几百年、上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三是近现代开罗，以圆形解放广场为中心，放射性向周围延伸的街道两旁，大多是十八、九世纪殖民时代的欧式建筑，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不多，阿盟总部、埃及外交部及其它政府机构散落在广场周围。
在开罗各个街区行走，好像在时光隧道穿梭，浏览不同历史时代的故事。可能是地处沙漠的缘故，建筑物上总是蒙着灰尘，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没洗脸的古典美人儿。这样比喻并不准确，却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
在古老城市中生活的现代开罗人什么样？在我们眼里，看到的是开罗人对“钱”与“信仰”的矛盾态度。
开罗老城“征服门”旁的一家小饭馆，老板满脸堆笑递给我一个素炸丸子，说免费品尝。然后殷勤邀请我们入座，端来沙拉、蘸酱、大饼等，吃完结账，居然要70埃镑（相当于人民币76元），而我明明看到当地人买同质同量的东西不过4埃镑。据理力争，没用。刚才的殷勤笑脸现在布满阴云，额头一块明显印记，那是虔诚礼拜安拉的标志。
作为自助旅行者，时时处处要用钱来解决问题：入境、过海关、乘车、住旅馆、吃饭、买门票，以钱为中介与当地人打交道，强烈感受到埃及人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摇摆。其他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情况下，金钱的诱惑力比信仰更大。我们曾被一个年轻人无理纠缠，他用英语大声说：我爱钱！我就爱钱！
一位在亚历山大经商十几年的中国人在了解了我们的行程后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许多地方比如西奈，我都不敢去”。他说，埃及现在处于“革命后的混乱”，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安全感下降，因钱引发的犯罪有所增加。
据报载，由于海外投资剧减、旅游业崩溃，埃及已陷入经济泥沼，外汇储备下降60%，经济增长下滑3%，埃镑急速贬值，食品价格飙升，失业率上涨。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前有25.2%的埃及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还有23.7%的人临近贫困线；每四个埃及年轻人就有一个失业。
有人讽刺说，“阿拉伯之春”已经离去，“阿拉伯之冬”正在来临。这样的说法，或许过分了，但确实出现了局势恶化的苗头。
那位华商说，针对恶化的治安，有人上街游行，打出的标语是“警察哪里去了？”革命不彻底，各派力量争权夺利，不排除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结果如何，有待观察，但许多人开始认识到：民主不是万能良药，并非一民主就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2013年初，埃及通过革命后的新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法是国家立法的首要依据。此举在埃及社会引起巨大争论，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中下层民众多数支持。一位学习阿拉伯语的留学生告诉我们，所谓二次革命，可能是为了避免埃及由“民主革命”演变成“伊斯兰革命”。何去何从？伊斯兰主义还是世俗主义？民主后的埃及人民仍然面临艰难选择。
对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观察，也是类似感觉。这次中东之行，我们用两个月时间走了西亚北非的埃及、伊朗、阿联酋、卡塔尔、黎巴嫩、约旦等国家，加上以前去过的中亚、南亚、东南亚，参访的伊斯兰国家已经有十几个。
中东的民主化、现代化努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并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反殖民主义运动相结合，但走了不同道路：土耳其模式试图全盘西化，竭力向欧洲靠拢；伊朗模式复兴伊斯兰传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什叶派国家；埃及模式仍在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摇摆；叙利亚的民主诉求则与教派冲突纠缠不清搅在一起，陷入惨烈而持久的内战。
不管哪一种模式，哪一个教派，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伊斯兰特色，姑且称之为“绿色民主”。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都表现为穆斯林权力的平等化，这与“天下穆斯林是兄弟”的伊斯兰精神高度一致。所以，“绿色民主”在伊斯兰世界并未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换句话说，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伊斯兰世界对民主的认同是一致的，因而实现民主化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民主能解决阿拉伯世界的其它问题吗？至少目前可以看清楚的是：
第一，民主不能解决所谓文明的冲突问题。在民主制度下，穆斯林不会投票给基督徒，更不会投票给同样实行民主制度的以色列。阿拉伯之春为什么会引起以色列的不安和干预？为什么会引起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冲突？
第二，民主不能解决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矛盾，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冲突。突尼斯、利比亚的教派和部落冲突看不到和解迹象；叙利亚掌权的什叶派政府与逊尼派占多数的反对派打了2年还没结果；什叶派人口占多数并掌权的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则是少数派，被大多数逊尼派国家孤立乃至制裁。土耳其向阿拉伯国家推销土式民主和现代化，人家并不买账，例如埃及人耿耿于怀的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几百年间，埃及沦为帝国一个行省，陷入经济萧条、文化停滞的“黑暗时期”。
更令人费解的是，沙特等海湾国家坚守世袭君主制、强烈反对阿拉伯民主化，但这些国家借助石油美元实现了“生活现代化”。在迪拜，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艳羡的“奢华生活世界之最”，与那些追求民主但陷于贫困的阿拉伯国家形成强烈反差。
我们在中东几个国家间行走，从过境、签证所遇到的困难，也能明显感受到中东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教派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从黎巴嫩飞阿联酋申请96小时过境签，按规定，只要买了阿联酋航空的机票，该公司即代办签证，但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你们在中东国家之间穿梭，不受理，去找移民局吧”。乘卡塔尔航空飞伊朗被拒绝登机，说我们没有伊朗签证，但伊朗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航空公司没理由不让登机。从约旦走海路过境到埃及西奈半岛，我们有埃及多次往返签证却在边境滞留8小时，经更高级别长官特批才得以入境。在约旦申请以色列签证被拒，不解释理由；反过来说，如果护照上盖有以色列出入境章，将肯定有十几个伊斯兰国家拒绝入境。
伊斯兰世界的分裂，给西方国家可乘之机，西方干预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伊斯兰分裂。更有一种说法，西方支持以色列复国，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成功把千年迫害犹太人的黑锅转嫁到了阿拉伯人头上；另一方面，在伊斯兰世界打入一个楔子，成为有效控制中东地区的工具。
中东地区，背负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纠结于如此复杂的民族国家教派矛盾，仅仅靠阿拉伯革命、靠西方鼓吹的民主，能走上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之路吗？
（二）一神教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傲慢
为了申请以色列签证，在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我接受了号称世界上最严格的安全检查。
打车到大使馆，过四道岗、进入签证大厅前，还要经过一个两侧有铁门的安全检查室，对每个人进行单独检查。经过漫长排队等待，终于轮到我，进入安检室，脱鞋摘帽除裤带两手平伸站立，两名安检人员人工加机器，用了差不多20分钟时间，对我及所带物品进行全身无缝隙探查。看着安检人员一寸一寸揣摩我的裤缝衣角，那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给我的感觉，犹太民族的生命安全，就掌握在这两个人手上。对于安检人员来说，进入以色列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寸衣脚裤缝，都可能藏着危险。
结果还是被拒签了。可能因为我之前去过黎巴嫩、伊朗？抑或刚刚发生的波士顿爆炸案余波震荡？不得而知。
我们已经走过七大洲五十多个国家。翻开我的护照，看看签证和出入境纪录，任何有判断力的签证官都会认为我们只是纯粹的旅游者，但仍然拒绝发给签证。对此，我并不生气，签证官一定有他的理由。我更想知道的是：犹太民族对于外族人的防范、警惕、戒心，何以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进不了以色列，无法游览向往已久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把目光瞄向另一个圣地：西奈山。
位于西奈半岛的西奈山又称摩西山，据《旧约》记载，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在西奈山见到上帝、接受了十条诫命。摩西十戒不仅构成了犹太教的基本教义，而且对后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发生了重大影响。摩西是三大一神教都承认的先知，因此，西奈山也就成了三教共同的圣山。
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就是要犹太人只信仰上帝，不可信仰其它神。犹太人自认为是唯一与上帝缔约的民族，是上帝的唯一选民，这就使犹太教具有了鲜明的排他性。正如佛洛伊德所言：“相信只有一个全能上帝的宗教不可避免地不能容忍其它宗教信仰。”
所以，犹太教一方面让犹太民族获得了坚韧无比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排他性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直到现在，上帝赐给犹太人迦南地即巴勒斯坦这块“流着蜜和奶”的地方，几千年来却不断流着泪和血。
夜里2点多从圣凯瑟琳修道院出发，经过3小时跋涉，日出时登上山顶。我坐在西奈山之颠，就是摩西见上帝的地方，遥望耶路撒冷，心中浮想联翩。刚刚升起的太阳，把群峰照得像燃烧的火焰，让人联想到上帝在火中降临西奈的情景。山顶有一座东正教小教堂和小清真寺，给人以不同宗教和谐共存的遐想，而现实却充满悖论。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被称作天启宗教，都是一神教，信仰同一个主宰宇宙万物、全能全知的造物主。但是，三教同宗同源不同流，虽然也相互学习交融，但更多是水火不容相互仇视且越走越远。三大一神教不仅对造物主的称呼不同，更相互指责对方恶意歪曲、篡改上帝（真主）旨意，是十恶不赦的异端、魔鬼、异教徒。
真理在谁手里？这是个无解的永恒难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宗教冲突的原因，在于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否定别人的信仰，坚信自己信仰的神是唯一真神而别人信仰的神一律是假神、伪神。对自己的信仰越虔诚，对别人的信仰就越排斥。排他主义是一神教与生俱来的传统，否则就不是一神教了。
西方价值观是在基督教文明摇篮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常识。但以基督教为根基的西方价值，继承了一神教传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唯我独尊倾向，却并没有被充分认识。
最初，从犹太教发展出的基督教，开始具有了包容性。基督教的宽容来自耶稣，耶稣把上帝的选民从狭隘的犹太民族扩展到其他族裔，任何种族民族只要信仰上帝，都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耶稣也是犹太人，但他创立的基督教接纳非犹太族裔成为上帝的选民，是对自认为上帝唯一选民的犹太民族的彻底背叛，因而为犹太人所不容，被钉上十字架处死。
不过，基督教的宽容十分有限，因而才有十字军东征及欧洲千年反犹排犹的悲惨故事。在黎巴嫩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小城毕卜鲁斯，我们看了保存完好的赛达十字军城堡，了解到，不仅是耶路撒冷，地中海东岸还有无数历史遗迹，都见证和记录了三大一神教彼此攻伐、相互厮杀、充满爱恨情仇极其惨烈波澜壮阔而又血腥黑暗的历史。
重大转变发生在西欧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民主自由思想发展，人权战胜神权、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最终演化成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
但西方价值观并不完美，因为它并未彻底放弃一神论的排他主义传统。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各方面遥居世界领先地位之后，西方的文化傲慢和制度傲慢达到顶峰，并利用覆盖全球的话语霸权优势，宣传唯我独尊、西方价值至上。突出表现之一，是在民主问题上，认为西式民主是唯一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民主、是唯一普世的“好民主”。
以西式民主为标准来看，伊朗的民主不是民主，俄罗斯的民主不是民主，凡具有非西方特色的民主都不是民主。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都符合民主程序，实行宪政，具有现代民主制度程序正义的全部要件：一人一票投票普选、多党竞争议会和言论自由（伊朗当然不能反对伊斯兰）、三权分立，等等，怎么就不是民主了？
说穿了，西方在口头上推销民主自由价值的背后，还有高于民主的价值，那就是国家利益。别国的民主，如果威胁到西方的国家利益，就一律斥之为专制；而真正专制的国家即使极度封建保守也仍然是盟友，例如海湾君主制国家。
这就是西方文明的傲慢。
（三）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与“共和”价值
在中东旅行，参观了无数清真寺，聆听了无数次宣礼召唤，深深领略了宗教的力量。在穆斯林什叶派圣地伊朗马什哈德礼萨清真寺，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盛誉的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浓烈的宗教氛围扑面而来，包裹了我的全身，给我以巨大震撼。
然而，内心的我，仍然是无可救药的无神论者，在中国世俗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早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内外感觉的强烈反差，让我突然领悟到：中国才是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对此感受不深，“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中华文明是以人为本的文明。自古以来，中国哲学探讨“人与人”的关系、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探讨“人与神”的关系，起点上就不一样。
经历过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又经历过给人本主义正名，让我误以为人文精神是西方舶来品，现在体认到，中国古典哲学早就发展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只是中国人本主义与西方语境下的人本主义有根本区别。
西方人文精神，是在与“神本主义”的对立、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欧洲，以上帝为最高权威，规范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上帝是全能全知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人生来就有“原罪”，活着的唯一意义只在于崇拜上帝，为“末日审判”升天堂做准备。为此，扼杀人的欲望、泯灭人的本性，人性绝对服从神性。
中国人本就不信神，自古以来就是以人为本，视人为世界的中心。以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其要义是以人为对象，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以此形成社会道德、维系国家秩序。在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官与民的相互关系中，根本没有神的地位，完全是人说了算。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给神说话的机会。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强调以人为中心，完全排斥神，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人划分为不同等级，追求皇权至上和官本位，以人为本实际表现为“以君为本”“以官为本”，从而形成了君、臣、父、子、夫、妻、官、民之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没有平等、少有自由的人治社会。
中世纪的西方是“神治社会”，神是至高无上的，人是低微卑贱的，但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平等的。根据基督教的说法，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上帝并没有把人类分成三六九等，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后来西方人本主义的宗教基础。
西方人权具有神权基础？听起来矛盾，但历史就是这样。欧洲的幼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孕育了朴素人文主义精神，但中世纪欧洲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古希腊罗马文明被遗失殆尽。正当中世纪欧洲陷入一片黑暗之时，伊斯兰文明则处于鼎盛时期，伊斯兰“百年翻译运动”重拾古希腊古罗马典籍，把它们翻译成阿拉伯文并传承下来，成为后来文艺复兴的思想源泉。
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即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借助伊斯兰的推动汇流在一起，使西方人本主义具有了宗教基础。于是，欧洲的人文主义精神，奇特地包含了人权与神权两个方面：一方面，打倒神权，解放人权，从神本主义演化到人本主义；另一方面，打倒神权却没有消灭基督教，反而使基督教成为教化民众、普及人权理念的有力工具。于是，人权、平等、民主理念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借助于神权的力量，广泛进入每一个基督徒的思想意识中，进而发展出相应的制度安排。现在广为人知的“人生而平等”观念，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原文本来的含义是“人因被上帝创造而平等”。
不仅在人文领域，人文精神具有宗教基础；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精神也具有宗教基础。正是因为人在不断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上帝是谁？上帝在哪里？”的契而不舍的探索中，开启了近现代科学之门。
中国既没有敬神的传统，也没有平等自由的传统，还缺乏穷追不舍、寻根问底的科学探索精神。中国人的主要精力和聪明劲儿，都放在了“与人奋斗”的“谋略”和“拉关系”上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皇权至上、官本位”的等级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具有无上权威的最高神作为倡导民主、平等的精神力量，缺乏西式民主的文化资源和宗教资源，无法通过宗教工具去教化民众，而且可以肯定，中国永远不会复制或制造这种宗教资源。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厚的“和”文化资源，同样具有教化民众和发展出现代民主的潜力。
追根溯源，“和”的文化基因，产生于中国古代世俗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调和。人与人的利益冲突，具有可调和性，因为冲突有个成本问题，在世俗社会中，人的理性行为受“成本—收益规律”支配。冲突导致“礼崩乐坏”、战乱、分裂，对谁都没好处。当冲突成本过高、相关方都无法承受时，就会寻求妥协，这就是“和”的起点。用现代经济学原理解释，就是“利益诱导行为、竞争达到均衡”，社会运行机制与市场运行机制的道理是相通的。
缓和冲突、降低成本、恢复秩序、均衡利益、达成共赢，由此发展出了“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等一系列以“和”为核心的价值及和谐、和睦、和平、和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思想。
从一分为二走向合二为一、从矛盾对立走向和谐统一、从文革时崇尚斗争造反走向改革开放后倡导宽容共赢，这就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智慧和发展逻辑，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共和”核心价值。
“共和主义”价值的巨大优势在于它具有包容异己、化解冲突的能力。“和”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首先承认不同利益主体的独立存在，承认有矛盾、有斗争、有冲突，在此前提下，通过妥协、协商的方式满足各方利益诉求、达到共赢发展的结果。
中国不可能复制西方基督教文化资源，但“和”文化的包容性不仅可以解决内部矛盾冲突，也有利于吸收外部适合“中国胃”但由“异教徒”创造的先进文化。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已经大量吸收消化了适合“中国胃”的人类其它文明创造的先进成果和先进文化。所以，今日的中国文化，“面子”已经与几十年前截然不同，但“里子”仍然是“和”为内涵的中国心。
历史传统铸就了西方价值追求个人主义与自由独立，东方价值追求集体主义与“群体共和”。价值观的重大差别，决定了中国走向民主的目标和路径必然不同于西方。西方民主从打倒神权开始、以解放人权为目标，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从君权神授到君权民授）问题。中国式民主从打倒皇权开始、以解放民权为目标，解决官本主义向民本主义转化的问题，这个转化过程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路径。
（四）变“文明的冲突”为“文明的共和”
冷战结束后，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一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已经取得最后胜利，因而争论价值观与制度孰优孰劣的历史可以终结了；一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认为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将被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所取代。
福山的观点一度赢得“西方价值至上”拥护者的一片喝彩，却反映了西方的傲慢与无知，随着世界形势发展，很快失去影响力。亨廷顿的观点表达了对西方文明衰落、东方文明崛起的忧虑，正是这种忧虑，让他的思想持续发酵、不断引起新的争论。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当今世界有七、八个主要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亨廷顿预言，西方衰落、伊斯兰复兴、中国崛起，将打破既有国际格局，导致文明冲突。他甚至臆想了骇人听闻的“全球文明之战”，说中华文明可能与伊斯兰文明结成联盟，共同威胁西方文明。
与鼓吹西方价值具有普世性的福山不同，亨廷顿认为西方价值和制度是西方独有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责任，不是按照西方形象重塑其他文明（因为西方正在衰弱力所不逮），而是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
亨廷顿的观点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大争议， 几年后发生了9·11事件，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随后的欧债危机、金融海啸、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更让人看到了西方衰落东方兴起的趋势，甚至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的臆想，推高了“中国威胁论”声浪。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神教排他主义思维合乎逻辑的结果，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西方的历史经验、三大一神教千年缠斗至今不消停的现实，早已使排他主义深深扎根于西方人的思想深处，成为刹不住车的集体思维惯性了。
西方价值体系里，不存在解决文明冲突的文化资源。化解冲突的思想力量，蕴藏在东方的“共和主义”思维中。以“和”为核心的共和主义，根源于东方的无神论、无信仰，或多神信仰传统，这与西方的一神教排他主义传统完全不同。
中国人不信神，中国人价值观的形成，不是来源于神的启示，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这种价值观形成的方式和路径，决定了中国人重视世俗效果，追求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批评者喜欢用反义词表达，把它叫做实用主义，中国人对信仰也是实用主义，不管是上帝、真主还是佛陀，能给我治病消灾我就信，能让我升官发财我就拜，没有一神教教徒那样专一的信仰虔诚。
中国人不信神，没有信仰，即使有点儿信仰，也不虔诚、不持久、不恒定。今天佛陀有用就拜佛，明天上帝有用就拜上帝，这叫与时俱进，用反义词表达叫机会主义。
正因为中国人不信神，没有信仰的虔诚，反而造就了对于别人信仰的宽容。中国文化接纳了佛教，也不排斥基督教，不排斥伊斯兰教，而且是世界上少有的不带偏见和附加条件就接纳犹太人的国家。
多神信仰也是共和主义的来源。古希腊、古罗马是多神信仰。希腊神话中，尽管每个神的性格脾气不一样、道德水平不一样、能力大小不一样，但大家都是神。印度教有三千万个神，三大主神各有无数化身，大家都住在同一个世界。佛教也不是一神教，而且据说人人可以修炼成佛，所以彼此包容。多神教的特点就是信仰多元共存，你信仰的神是真神，我信仰的神也是真神，彼此互相承认，这就是共和的基础。
所以，东方的无信仰、无神论、多神论文化传统，孕育了与西方一神教排他主义传统截然相反的思维逻辑：西方思维认为自己掌握着唯一真理，并有责任和强烈使命感向全人类“布道”，乃至强迫整个世界都来追随；东方思维追求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谐共生和平共处，中国人并不谋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所以，西方思维导致文明的冲突，东方思维蕴含了化解冲突的价值与智慧。
问题是，西方能接受东方的“和”文化、共和主义吗？
从主观愿望来说，西方不会放弃一神教排他主义思维，始终坚持“真理在我手里，信仰我，大家都平等；不信仰我，就排斥、打击、消灭你，直到你改信归宗于我”。西方文明的傲慢，让他们看不到东方的共和主义智慧，而且总是以己度人，推断东方也是排他主义，因而文明冲突不可避免。
但从客观上看，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人类生活也日益世俗化了。现代化、全球化进程越快，世俗化进程也越快，从而宗教信仰淡化、弱化的进程也会加快。事实上，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化早已经持续进行，而东方无信仰共和主义则有了更广阔发展空间。
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国际冲突主要是国家利益冲突，即使同属一个文化圈、同持一种价值观，因追逐国家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也屡见不鲜。所以，当今世界的冲突主要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国家利益认同优先于文化价值认同，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特点。
处理国家利益冲突，有两种基本模式：
一种由西方排他主义思维演化而来，其特点是“用文明的冲突掩盖利益的追逐”，表面上坚持普世价值，实际上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中东政策。
人们曾充满疑惑，在中东，为什么美国曾经支持、曾经扶植的一些势力又变成了美国不共戴天的敌人？比如萨达姆，比如本·拉登。其实，美国追求的并非“价值观的纯洁性”，而是有意把国家利益与文明差异搅在一起，利用文明冲突掩盖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结果，在中东这块宗教氛围浓厚的土地上，信仰与利益、神与神、神与人、人与人的矛盾盘根错节，越来越复杂。局势越混乱，越有利于美国的控制，有利于美国乱中取利，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种是东方世俗的共和主义思维，这种思维淡化神的存在，脱掉信仰光环，赤裸裸坐下来谈利益、估成本、讨价还价、寻求妥协，通过谈判达到利益均衡，实现共赢，变“文明的冲突”为“文明的共和”。这才是世俗化世界中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化解冲突、解决问题的可行思维。
这并非妄想。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世俗化也在加速。中国式无信仰共和主义思维开始有了用武之地。在此之前，世界人口的80%以上有宗教信仰，中国人的无神论、无信仰、世俗主义，被讥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与全世界格格不入。现在看来，这种状况要逐渐改变了。
前不久，一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首脑几乎同时访问北京的新闻，引起全球关注。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这次访问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取得了哪些立竿见影的成果，而是两位首脑访问中国的背后所隐含的长期战略意义。
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影响，原来主要是道义上象征性、礼仪性的，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影响甚微。中东问题的话语权和实际控制权、有效干预权，完全掌握在西方手里，与中国没有关系。但是这一次，中国明确提出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主动担任起调解员角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具有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是否已经有足够信心介入巴以和谈斡旋、有效影响中东和平进程？
中国的和平崛起，正不断增强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信。这种自信，既来源于国家实力的增长，也来源于对自身优、缺点的清醒认识。中国人不信神、无信仰，这既是中华文明的优点所在，也是它的缺陷所在。没有神的约束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欲望无限释放，一方面使经济社会充满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也导致拜金主义泛滥，道德滑坡和犯罪。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不仅需要通过“民主”“自由”释放人的权力和欲望，也需要通过“集中”“法治”“秩序”给出个人自由和人权的“底线”，划清私权力与公权力的“边界”。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文化道德资源，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资源转化成现实的法制、道德“产品”，逐渐遏制、克服文化缺陷带来的弊端。
尽管中国文化并非完美，尽管中国人不信神、无信仰可能被人误解误读误判，但无信仰无神论孕育生发的共和价值，符合基本人性，是人类天性、人本主义、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化解人类各种冲突的良药，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价值，其中的正能量远远高于副作用。
中国和平崛起，势不可挡。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明的无神论、无信仰传统孕育的“共和”价值，在未来的世界格局演变中，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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