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下）zt

刘少奇倒台，毛泽东回到第一线 

根据《宪法》第40条，国家主席将根据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 

第41条，国家主席对外代表中国，接受外国使节；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 

第42条，国家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林 彪的接班人是个空架子，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没有一点实权，决策权在毛，执行权在周。而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却是大权独揽，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第一把 手。毛泽东退居二线没多久，似乎就后悔了。他原来以为国家主席无关紧要，但一旦让权，却发现国家主席还是有相当大的权力。他明显感到大权旁落，被架空了。 

1964年，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没有谁响应，只当耳旁风。而刘少奇让中央组织部安排，不下去蹲点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第一把手。马上全国闻风而动，仅北京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就下去了1000多人。 

接着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中国有没有赫鲁晓夫呢？ 

11月 底，毛泽东在会上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 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参见萧冬连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一版，1100页） 

12月15日，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曾志（陶铸夫人）回忆：会议结束，江青请我和陶铸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我们在休息室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问陶铸：“你们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然退居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毛泽东命令走的人全回来，继续开会。（参见李静主编《实话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会实践000年6月第一版，290页） 

与会者说，毛泽东发火，是因为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才讲几句，就被刘少奇打断。（参见萧冬连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一版1102页）其实，刘少奇并没有和毛泽东在会上争论。据在场的邓力群说，会上只是毛、刘各说各的。刘少奇虽然是“一线”，毛泽东是“二线”，但刘少奇在毛泽东面前，还不至于、也不敢那么“猖狂”。只是毛泽东感觉刘少奇骑在他头上拉屎了。 

12月28日，毛泽东来到会场，举着《党章》和《宪法》，大声说：“我 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 章》，我有党员权利。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邓小平）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刘少奇）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接着，毛泽东的话就说得狠了：“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254页）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要 想使国家安全，鉴于斯达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结果很分 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再主持日常工作，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 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 问题，就做了改变。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 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23条’的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解决，中央的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50-1451页）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两个司令部。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了。”1965年1月（刚开过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23条，“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毛泽东决定更换接班人。（参见兰州军区政治部印《时事学习参考材料〈斯诺访华的七篇文章〉》，16页1971年7月第一版，6页）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18页） 

很快刘少奇被打倒，毛泽东回到第一线。 

1968年10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开除出党，1969年冤死于河南开封。 

国家主席一直空缺。 

一个国家设立国家元首，是施政的需要，也是国际惯例。在中国，国家主席主要是用于外交。国际交往讲究对等，人家元首来了，你用党的主席或者总理去接待，显然不合适，好像瞧不起人家似的。好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多，偶尔有个国事，就由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代理。 

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什么要讲六遍 

1970年3月，毛泽东考虑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65页）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新《宪法》的制定表明我们的国家想跳出“文革”的圈子。几年的革命，把经济“革”得一塌糊涂，这一次再不能拖了，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文革”转向经济建设。 

但国家主席怎么办？从毛泽东的本意，好不容易把刘少奇打倒了，不能再树一个“敌人”。但不设又说不过去，设了谁当呢？他是不能再当了，66岁身心疲惫辞去国家主席，不能77岁时再当。但既然设了国家主席，就会有人伸手，真是矛盾啊。 

毛泽东对林彪说：“国家主席还是不设为好。一个主席会累垮，两个主席会打架，我劝你也不要当。”（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07页）林彪从来没有说过要当国家主席。但从毛泽东的话中，他主观认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3月8日，在武汉的毛泽东在看过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后，对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毛 泽东派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筹备。由周恩 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纪登奎组成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 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53页）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给毛泽东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泽东在批示中再次明确：“不设国家主席。”（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0页） 

4月28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再次表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后，同前来的林彪谈话（谈的什么不知道）。4月下旬毛泽东从武汉赶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引用《三国志·魏书》中“武帝纪第一”的典故，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毛泽东说：“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1页）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主观认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7月17日至22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宣布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委员57人。（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0页）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林彪汇报有关《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一节时，针对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是否由林来当的问题，林彪明确表示：“我不当国家主席，这不合适。”林彪说：“毛 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是很合理的。中国是个大国，如果没有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来代表就不太合适了，毛主席应是国家主席的惟一候选人。当然主席年龄大了，不适于 出访外国，我们可以设几位副主席代表主席出访。我身体不行不宜当副主席。我无法出席公众活动或去国外访问。总之，毛主席应当国家主席。”（《吴法宪回忆录》手稿，转引自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age121） 

7月18日， 周恩来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东北组、西南组会上发言，提出修改《宪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突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我 们国家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0页） 

讨论中仍有人主张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得知，再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6页） 

《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发给与会成员，最重要的一处修改是不设国家主席，而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国家元首，总理为政府首脑。这条修改意见是毛泽东提出来的，经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当时的计划是到8月20日，将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有关文件的起草和其它各项准备工作；8月2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9月15日至24日，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69页） 

九届二中全会倒是如期召开，但会期拖长，而四届人大则遥遥无期了。 

是“不设”，还是“不当” 

这个国家主席真是“罪魁祸首”，从1970年3月至8月，让百忙中的毛泽东连讲六遍，还扔不进历史的垃圾堆，还翻来覆去提上议事日程。在那个时代，老人家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讲一句足矣，讲了六句（六万句），怎么就等于零了呢？ 

林彪处理中央传阅件的原则是毛泽东画圈我画圈，几乎没有自己的意见。于运深回忆：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林彪对中央处理重大问题时的表态与主席有任何抵触之处。林彪很谨慎，小小的事情都要请示，从不做主。见到毛泽东，都要先敬礼，尊敬极了。（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林彪一直是“步步紧跟”的呀，那为什么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要与毛泽东“唱反调”？ 

8月22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谈到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时，五名常委，除毛泽东外，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仍坚持不当国家主席，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6-387页） 

8月25日，毛泽东又说，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6页） 

难怪“藕断丝连”，原来毛泽东并没有“一刀两断”啊。 

毛泽东“不当”是坚决的，“不设”却远没有“不当”来得坚决。如果毛泽东坚决“不当”，也坚决“不设”，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中的四个常委，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决不会同意设国家主席，更不会试图以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来说服毛泽东。正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关上“不设”的大门，所以除毛泽东外的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6-387页）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心理的周恩来以为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是怕烦琐的国事活动，但是他想错了！ 

康生说明了一下中央党政机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康生说：“广大群众都热切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中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1974页） 

康生负责《宪法》的修改，他专门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宪法》。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附和。（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7页） 

因为毛泽东提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样就要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8月23日晚，在研究播放林彪讲话录音时，周恩来对张春桥说：“《宪法》修改草案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张春桥说：“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要陈伯达准备一个设“国家主席”的条文。8月23日晚，陈伯达组织人编写有关“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也就是这天晚天，陈伯达还编了有关天才的“语录”。（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8页） 

听完林彪讲话的录音，叶群对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昨晚总理交代张春桥准备《宪法》草案中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陈 伯达回忆：讨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我说过赞成设，希望毛主席当主席。这是当时多数人的愿望，毛主席后来否定了这个意见。有一回，周总理来电话说，他还未 见到毛主席，不过，有些人主张还要设国家主席，你可否准备一个条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我把第一个《宪法》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照抄了一 下，没有拿给别人看过。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表示赞成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毛主席说明了他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的道理，我就没有再提 建议了。因为毛主席还是不赞成当国家主席，我回来就把那个条文抄件扯掉了。周总理给我打电话的事，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会上批我批得那样厉害，一说， 事情就会牵连到周总理。（引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 著，378页） 

其 实，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反映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周恩来也很希望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副主席，以体现党和国家的一元化领导。毛主席实在不愿意，由 林彪担任也未尝不可，这丝毫不影响毛主席的最高地位，也可以反映林彪作为接班人和副统帅的身分主持《宪法》修改工作的康生也同意。 

此后，在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宪法》草案有两个版本，一个“设”，一个“不设”。毛泽东几次与周恩来单独谈话，此后周恩来不再提议设国家主席了。 

应该说，一直到庐山会议前，是否设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主张设的意见占大多数，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都主张设国家主席，当时议论让董必武当。毛泽东认为国家还是要有个头，而他自己只能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这个头由政治局常委中产生，这一想法在1969年8月和11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过。（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12页）陈伯达回忆：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引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78页）毛泽东甚至对国家副主席的人选有过考虑。 

细想起来，“不当”和“不设”是两个概念，而以后的研究者似乎把“不当”和“不设”混淆，好像毛泽东说“不当”，就是“不设”。但实际上，“不当”，是自己不当，“不设”是不让别人当。无论如何，“不当”和“不设”不应该是一回事吧？ 

毛泽东说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建国以后，毛泽东可以不当国家主席，甚至可以不当党中央主席，却从来没有说过不当军委主席。推举“九大”的主席团主席时，当着全体代表的面，毛泽东反复推荐林彪当。林彪毫无准备，但他反应很快，马上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急了，怎么能毛泽东当副主席，他当主席，这不是“犯上作乱”吗？林彪站起来，向全体代表大声呼吁“选毛主席为主席团主席”，并带头举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才全票通过了由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当大会副主席。（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4页） 

不 要小瞧大会主席团主席，一般党的大会主席团主席就是党的主席，而毛泽东公开让林彪当大会主席，是试探，是圈套，还是开玩笑，不得而知，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拿 军委主席开玩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他要求军队的重大问题必须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排的军队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1970年3月8日，汪东兴从杭州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国家主席”的意见。讲了好几个问题，战备，四届人大等。叶群和黄、吴、李听了汪东兴传达毛主席关于“国家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宪法》草案有70多条，主席建议《宪法》修改草案搞个短的，30多条。毛泽东说：“第一我不会再当国家主席；第二国家机关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我建议不设。如果大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我是不再当国家主席了，现在看来，这个国家主席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周恩来在会上对叶群说：“叶群同志，你要听清，我就不向林副主席报告了，由你向林副主席报告。”（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汪东兴非常兴奋，对叶群说：“你赶快回苏州，把毛主席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的这个消息亲自告诉林副主席。”余兴未尽，汪东兴特意把黄永胜、叶群和吴法宪约到中南海他的家中，继续畅谈。（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吴新潮回忆：我妈（陈绥圻）接的电话，正好我在家，叫我也一起去了。到了中南海汪东兴家，我看见除了叶群和黄吴李邱，林立果也去了。汪东兴很高兴请大家吃饭，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还请大家吃红薯。汪东兴说了很多，他说：“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主席这个安排好。”不知谁说，不知道林副主席肯不肯当。毛主席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话，汪东兴还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住地）还说过一次。那么多人在场，汪东兴想赖也赖不掉。九一三事件后我被抓了起来，要求见管专案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毛远新说“不见了，写出来吧”。我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毛远新说不能交给专案组，密封后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得很细，问毛远新：“怎么少了一页？”毛远新紧张了，第二天周恩来打电话，说“吴新潮编页码编错了”。以后毛远新说，周恩来亲自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叫毛远新站在一边，叫来汪东兴，说两只小老鼠（陈伯达、汪东兴），凡是想改换门庭的人，滚他妈的蛋！汪东兴吓得跪在毛主席面前求饶。汪东兴在毛身边，与江青的关系很僵，他倒不一定想“背叛”毛泽东，而是看林彪成了接班人，他找靠山。（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记，2006年1月3日） 

黄永胜不太放心，问汪东兴：“主席是这么说的吗？”汪东兴肯定地说：“主席的的确确是这么说的！”汪东兴还是一模一样的几句话，叶群高兴死了。 

3月9日，满载着“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的叶群兴冲冲赶回苏州，顺利拿到林彪的“令箭”，她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要他们制造设国家主席的舆论。其实，从毛泽东的话中，还是可以听出毛泽东并不想“设”，只是“大家坚持”，他才“无可奈何”地说，要“设”，就由林彪当。但他最后又补了一句：“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而叶群却没有琢磨这最后一句的意思，只是听进去了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一句。 

这一切缘于汪东兴的“误导”。是有人误导了汪东兴，还是汪东兴故意误导黄吴叶李邱？ 

3月17日至20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也有人仍然希望毛泽东 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专门委托叶群将有关战备、《宪法》起草、国民经济以及四届人大的安排等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林彪明确表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 

汪东兴回忆：林彪让秘书给主席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1页） 

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回避了林彪的建议，但也没有反对。 

4月11日，林彪让秘书于运深打电话给正在长沙的毛泽东，提了三条建议。 

1、关于这次人大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建议仍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比较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1页） 

林彪的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 

陈 伯达回忆：叶群到过我那里一次，她说的话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意是，江青说过，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我当时听了以后说，没有林彪要当国 家主席这个问题吧？我倒了以后，有人以为我是拥护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引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73页）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 三条意见。会上相当一部分政治局委员附合林彪的意见。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还提到政治局同意林彪关于新《宪法》中增设国家 主席一节，并建议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旁批：此议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2页） 

于运深回忆：确实江青在周恩来4月12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当时讨论林彪关于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没有提出异议。江青在会上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江青提出将讨论结果报告毛泽东。高必成（毛办秘书）打电话给林办，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 

于运深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 

如此机密，又如此锦上添花的事情，叶群一向愿意自己报告林彪，于运深本来不应该知道，无奈林彪正在生叶群的气。事情是江青引起的，江青屁大一点事都要找叶群，让军队办，像她照相的器材啦，要海军的军装啦……。有些事情叶群不敢自己做主，就请示林彪。刚开始林彪对待江青毕恭毕敬，毕竟她是第一夫人嘛。后来林彪烦了，就不批。这一不批，就得罪了江青。叶群夹在中间，很不好做人，就说了两句。林彪一生气，说“我就管打仗，不管别的事”！林彪的气是冲着江青的，但他只能冲着叶群发，说一听女人的声音就头痛，宣布一星期不见叶群。“毛办”来电话时，林彪规定不见叶群的期限还没到，叶群只能让于运深把毛泽东秘书高必成的电话报告林彪。林彪听了以后，相当重视，让于运深把电话记录抄两份存文件。毛泽东办公室那边也肯定有这份毛泽东口授的电话记录。（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4月16日，李作鹏在海军常委会上说，林副主席向毛主席写了建议，毛主席现在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设“国家主席”的稿子。（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1页）8月5日，邱会作说，设不设国家主席，中央讨论有两种意见，总后党委的报告，还是按《宪法》草案的意见报。（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5页） 

4月25日，毛泽东坐专列从上海到苏州去看望林彪。说要在苏州下火车，汪东兴张罗，在林彪住处腾出了房间。但到了苏州，毛泽东又不下火车了，就在专列上，召林彪去谈话。（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1-222页） 毛泽东行事从来不会无缘无故。他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深刻的含义。毛泽东专程到苏州就有点奇怪，他一向不串门，对党内同志甚至送客都很少送出门外，为什么带 着上海一大群头头脑脑来看望林彪？是来表示张春桥是他的心腹？还是来撮合林彪和张春桥的关系？不管怎么说，这里似乎总有些什么不对，应该是林彪去看望毛泽 东才合乎逻辑呀。 

毛、林会见的气氛很好，有说有笑。那时东方红卫星刚上天，国防科委用专机送了一盘东方红的录音带给林彪，林彪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很高兴，说很好。（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2页）官伟勋（林办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问林彪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彪回答，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参见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213页）上庐山前，毛泽东还在说军队的好话，说都是从小跟他干革命的“红小鬼”。我就是信任革命了几十年的红军干部，我就是信任军委办事组这几个跟我出生入死几十年的红小鬼。叶群马上转告黄吴李邱，有毛泽东支持，他们与江青、张春桥斗争的决心更大了。（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上庐山的最初几天，叶群的情绪相当好，还没有上山她已经从汪东兴那里摸来的底数。汪东兴肯定地对叶群说，毛主席没有反对设“国家主席”。这些话叶群和“林办”的几个秘书都讲过，好消息叶群向来愿意“泄密”。 

看来汪东兴没有“造谣”。这才好解释他为什么在华北组会议上代表8341部队全体官兵热烈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否则借给他三个胆子也不敢。 

本来嘛，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具体问题，建议、酝酿、讨论，都无可非议。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党的一个副主席想当国家主席，就是“反党”“反革命”吗？党史专家王年一说过，在党的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上，一个党的副主席，为什么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意见对也罢，错也罢，为什么不由全会做出讨论，做出判断？（引自王年一《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载《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10页） 

谁提出设国家主席，谁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吗 

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 

林彪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同时又明确表示不当国家副主席。那么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林彪是不是想当国家主席呢？林彪从来没有说过想当国家主席，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惟一的证据是叶群说过一句话，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1971年10月21日，吴法宪在监狱里亲笔交代：1970年7月，叶群当面说过这句话。众所周知，吴法宪的交代多有不实，他自己也承认。1980年审判“两案”时，吴法宪曾圈圈点点改正了不少。更何况吴法宪是听叶群说，没有听到林彪亲口讲过自己要当国家主席的话。（参见高德明《吴法宪在秦城监狱内外》，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九期） 

虽然吴法宪在法庭上说，叶群多次当面讲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但吴法宪自由以后，说叶群根本没说过这句话。（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 

据知情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其实是汪东兴说的。 

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九江市，吴法宪和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刚下飞机的汪东兴和他们寒暄了一两句，就急急地进入正题，说讨论《宪法》时，要提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后来吴法宪成了囚犯，当然不敢把仍在高位的汪东兴供出来，就推到叶群头上。反正叶群死了，死人又不会说话。如果叶群说过，为什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不知道，只有吴法宪一个人知道？如此“有份量”的一句话叶群不会只对吴法宪一个人说。 

李文普回忆：我没有听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话。我们倒是从林彪那里听过他连副主席也不愿当，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秘书于运深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的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当“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林彪当上接班人，关光烈（林彪秘书、河南洛阳某陆军师政委）曾问过李文普，首长愿意不愿意？李文普说，你还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大的官瘾，林彪几次说不想干。从1964年列席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那时起，林彪就借口有病不参加，“文革”前，他几乎不参加党和国家的活动。（采访林彪秘书关光烈笔记，2000年9月9日） 

王力回忆：“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不参加党和国家的活动。我从1964年列席刘少奇主持的常委会那时起，从未见过林彪出席会议。（参见王力著《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934页） 

到了“文化大革命”， 林彪当了接班人，他的态度仍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议他不主持，他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来讲话，他自己冒出来的话也总是挂着毛主席。林彪 虽是接班人，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 往后退。（参见王力著《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711页） 

林彪在“文革”中，虽然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实际上他是“甩手掌柜”。“文革”中他除了“紧跟”、“照办”，在重大问题上没有自己的“创造”。 

纪登奎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中央讨论工业，讨论农业，讨论财贸，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都没有林彪的意见……，在中央文件上批示林彪也总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之类的几个字。纪登奎以为他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可是，后来纪登奎到军队任职，还是没有副统帅的指示。1971年夏，周恩来带黄永胜、张春桥和纪登奎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纪登奎汇报军队冗员太多，一个单位七八个副司令、副政委。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句，没有下文了。（参见《南方周末》，2003年11月6日纪登奎儿子纪坡民的回忆） 

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四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然而我亲眼见到的林彪，在“文革”中要不是遇事不表态，要不讲些“绝”话，要不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林彪受毛泽东之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他参加主持的记录屈指可数，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他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一时群龙无首，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为正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照应日常军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一次，谈的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黄永胜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并无私交，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向“高举”、“突击”、“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也没有单独接触。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未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 

林 彪当国防部长这么多年，每年八一招待会他都不出席，更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张云生在林办四年多，林彪只接见过两次外宾，一次是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 甲，他们非要见中国传奇式的国防部长林彪。经毛泽东批准，并在外交部安排下，越南客人的愿望得到满足。张云生看过他们的谈话记录。林彪所谈的中心内容是一 个“熬”字，他对越南客人说了一句话：面对强大的美国，“熬”就是胜利。另一次是1968年10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林彪推说身体不好。外宾提出一起照个相也行，林彪只好出面。人家一上来就拥抱，然后照相，再通过翻译，勉强讲了四五分钟。林彪回到家就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华，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林彪推说出“汗”。毛泽东执意要林彪出面，叶群跪着哭求，林彪才勉强去了。宾主刚客套完，林彪就退到外面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329-330页） 

林彪不愿意见外宾，一个重要原因身体不好，他身体瘦弱，脸色苍白。为什么那时举国上下都在喊祝……身体健康，就因为林彪身体不健康嘛。（李文普回忆）林彪吃饭简单，吃肉吃菜感觉不舒服就拉稀，以后就不吃。他几乎整天枯坐在黑屋子里，不说话，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听30分钟的“讲文件”，秘书要坐在离他四五米的地方，怕翻纸翻起“风”来。他甚至不愿意陪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可是你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不陪又不行，有时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有一次林彪陪毛泽东走下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累得几乎走不回来。（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 

这样的身体怎么可能胜任繁重的外事活动？林彪的“武器”是称病不出。大事小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从来不主动表态。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叶群在《工作手册》总结“三不主义”：1不干扰人之决心（不负责），2不批评（不建言），3不报坏消息（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林彪说，要不垮，办法有三条，第一条就是紧跟毛主席。（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27页）他反对“副统帅”，“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一类的提法，像“副统帅”、“三忠于的光辉榜样”，他都要秘书一律划掉。林彪几次说，不能出版《林彪语录》，出版的要一律没收。（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34-236页） 

关锋回忆：1967年6月16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看样板戏，毛、林在前排，我坐在他们后面，报幕员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祝……身体健康。毛主席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说你呢。”林彪微微一笑。当晚，林彪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都有‘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这 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外、国内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绝对威信，但不宜提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它 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与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 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373页） 

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讨论了林彪的这封信，有争论。关锋说：“我管宣传，我的意见是恭敬不如从命。”此后，中央报刊基本上没有这个提法了。（采访江青秘书阎长贵笔记，2005年12月1日） 

1967年11月25日，林彪电话交代，通报稿中第二页第三段（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 

毛泽东批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446页） 

林彪怎样当上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 

林彪的“官”是毛泽东封的。 

1956年，林彪在“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2月，毛泽东到上海看望林彪，坐了将近一小时。秘书全都退到外面，叶群有时在场。（采访林彪秘书关光烈笔记，2000年9月9日）5月，八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提议，林彪补选为中央副主席，进入常委。5月26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大幅标题报导“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就是没有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在元帅中的排位事实上已经越过彭德怀，仅次于朱德。常委排名已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了。 

这时，彭德怀还没有从庐山上“栽”下来。 

一年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关光烈回忆：虽然“官帽”扣在头上，却没有具体分工，所以林彪还是候鸟一样冬天飞到广州，春天飞到上海、苏州，夏天飞到北戴河。这时林彪身体好一些了，出来多一些。但中央政治局开常委会，他还是不去。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反军队教条主义”，林彪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信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签字后退回。以前罗荣桓活着时林彪就请他向毛泽东说过他不想干，毛泽东批示，还让他干。 

1959年 庐山会议开到一半，毛泽东命令林彪上山，秘书关光烈跟着去了。周恩来找林彪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由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全军的事都要 管。关光烈回忆：林彪叫我给总理打电话，说他的身体担当不了国防部长。林彪在楼上住，我在楼下住，我要去打电话，被楼上的叶群拦住，不让我打。叶群对林彪 说，主席这么信任你，说了也没用，干脆别说，我来帮你。后来林彪没再谈这个事。（采访林彪秘书关光烈笔记，2000年9月9日） 

1959年9月17日，林彪被任命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1960年春，林彪叫关光烈给军委办公厅的萧向荣主任打个电话，让叶群当办公室主任。林办秘书都知道，林办的大权握在叶群手里。（采访林彪秘书关光烈笔记，2000年9月9日） 

张云生回忆：叶群身为林彪夫人兼办公室主任，对林彪的影响不可小看。林彪晚年疾病缠身，又长期脱离实际，脱离人群。但叶群正处中年，不仅把林彪当作“靠山”和招牌，还“帮助”林彪“发明”了一套“紧跟”术：毛主席画圈我画圈。上天安门，交代警卫人员必须让毛主席走在前面。林彪批文件，不能写“送”，只能写“呈”。提醒林彪在公开场合带《毛主席语录》等。我不止一次听叶群说，秘书给首长“讲文件”，千万不能从“右”耳朵往里吹风，以免首长犯“右”的错误。特别是首长在中央传阅件上画的那个“圈”，千万要帮助“把住关”。叶群规定的“原则”，不论多么重大的事项，林彪都不能先表态。即使同意，那个“圈”也只能等她“把关”后才能画。这样，林彪的“画圈”权实际上掌握在叶群手里。叶群自恃高明，甚至认为没有她，就没有林彪的今天。我初到林办时，就听叶群吹嘘过，林彪能过“二月提纲”那一关，全是她的“功劳”。1966年2月，彭真等人搞的“二月提纲”传到“林办”，刘、周、邓等画了圈，康生没画，叶群“火眼金睛”看出这里面有是非，也没让林彪画，说先等主席表态。果然毛泽东彻底否定，彭真因此背上罪名，不久被打倒。叶群说，首长本来想画圈的，如果不是她把关，林彪早就犯“错误”了。叶群的小聪明得到了林彪的赏识，这是他后来放手让叶群“把关”的一个因素。（参见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424-425页） 

毛 泽东南巡时，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 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得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毛 泽东还说，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 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2页） 

王淑媛（林办工作人员）回忆：林彪对叶群说，你就当办公室主任，女人掌权要坏事。可是林彪当上接班人后，中央的会议很多，他有时请假请不准，毛泽东就让叶群列席。到后来叶群经常背着林彪出去开会，有时林彪发现了，就大发脾气。（采访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笔记，1998年2月13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过半，林彪勉强出席 

1966年8月1日，宣告“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林彪还是像往常一样没有出席。5月18日，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有个讲话，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和不安。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并专门指派周恩来转告林彪。所以7月24日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时，躲在大连疗养的林彪请了病假。毛泽东决定林彪取代刘少奇，让汪东兴几次打电话催林彪马上回北京，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林彪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林彪知道，“骑”上去就下不来了，推辞再三，还正式写了请假的书面报告。（参见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215页） 

林彪把有毛泽东批示的报告撕毁扔进痰盂，以示他的坚决，叶群则小心地把碎片从痰盂里捞出来粘好。（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从叶群后来的“表演”看，叶群或许希望林彪当接班人，“夫贵妻荣”，她也可以跟着鸡犬升天。 

1967年1月，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说：“1966年5月的中央扩大会议，多数人不同意我的这个意见，有时只有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参见《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031页） 

8月1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8月2、3日下午的大会，很多人对撤工作组思想不通。8月4日，出现异常情况，原定会议议程是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后改开小组会。下午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明显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还说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 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 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全会议程为之改变。（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7-1428页） 

8月5日，本来是全会闭幕的日子。（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180页）这一天不但没有闭幕，还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这个批注，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转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时，加上“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第二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文件：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第三件，毛泽东突然在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说中央有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点名，但明显是对着刘少奇的。 

但是，8月4日至6日，全会的小组会上并没有出现重要的发言——没有有分量的自我批评、批评、评论，没有对毛泽东8月4日讲话的热烈拥护。（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52-55页）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表示不理解，认为不能乱。 

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给红卫兵写信？ 

毛泽东得不到多数的支持，所以一定要搬林彪这个“援兵”。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了一个星期了，毛泽东还是坚决要林彪“出山”。 

官伟勋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参见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218页） 

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劝林彪，江青也给叶群打电话，叫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回北京。林办保密员李根清还接到叶剑英劝林彪回北京的电话，这个电话是林彪亲自接的。 

8月4日，还在开会，毛泽东就让秘书给林彪打电话，争取林彪的支持。晚上林彪让秘书回电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意见，但是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会议。8月5日，毛泽东把他的大字报内容通过电话告诉了林彪。8月6日上午，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一定要林彪来。（参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纪录）毛泽东决心很大，让八届十一中全会休会，什么时候林彪到北京，什么时候再继续开会。 

直到这时，林彪才答应下午到北京。 

林彪说：“不让林立果回北京，叫叶群回去就行了。”这时大连已经发生武斗，外面很乱。林彪临走，对林立果说：“你在这里好好复习功课，过一段大学开学，好好上课。”林彪对女儿林豆豆说：“你先不要回北京，好好呆着，我过几天就回来。”（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实际上林彪已经身不由己，一去不回头。 

林彪为什么刚开始不愿意来？他在5月18日发表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表示不安。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林彪不知道也就罢了，毛泽东却偏偏让周恩来送给林彪看。如此这般，再叫林彪“出山”，替他说话，林彪能来吗？可是为什么又来了呢？除了毛泽东答应把林彪5月18日的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不就证明林彪的这个讲话没有什么错误吗？再则，林彪只想当个秘密的接班人，所以他要求选举结果不公布，他在现场，就可以监督选举结果不公布。 

吴新潮回忆：我父亲接到命令，派专机立即接林彪到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记，2006年1月3日） 

金秋（吴法宪的女儿）回忆：1966年8月7日，林彪坐专机从大连到北京，周总理、汪东兴和我父亲到机场接。专机没有开到停机坪，而是停在跑道尽头，周总理和汪东兴上机舱与林彪谈话。吴法宪本来想讨个好，见林彪脸色阴沉，吓得连话也没敢讲，赶快溜掉了。（参见张宁著《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328页） 

吴新潮回忆：我父亲没被允许上专机。他们从专机上下来，周恩来陪着林彪先走了。汪东兴陪著叶群，我父亲也在这辆车上。路上汪东兴对叶群说：“主席已经同意李讷（毛泽东女儿）到解放军报社了。”叶群说：“主席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一定干好。”（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 

林彪一到北京，立刻被接到人民大会堂，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汪东兴安排林彪住进有空调的浙江厅，毛泽东亲自登门看望。林彪还是说“身体有病，不愿当接班人”。（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毛泽东骂林彪“想当明世宗（明嘉靖皇帝，虔诚道教，不问政事），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60-261页） 

为什么毛泽东再三再四要请出林彪呢？1967年5月，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说，（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有很多人思想仍然不通，我只好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从会议的时间上也可以说明问题，邓小平宣布：“毛泽东决定正式会议开5天。”实际上会议又延长了7天。（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7页） 

吴 新潮回忆：父亲接林彪回来，就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有萧华、杨成武等。周恩来主持，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毛主席的大字报。父亲说，虽然是一张纸，字字千 钧，当时他一听，吓了一大跳，哪个能担当得起？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个人讨论，刘少奇不行，要拿掉，谁来？周总理提出，让林彪来。（参见《吴法宪回忆录》） 

林彪到北京的时间，是196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写第一张大字报已经一天了，还没有公布。有了林彪的支持，8月7日，毛泽东把他的大字报印发全会，并小范围地初步商定了重新排序的中央领导名单。（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9页） 

林彪回北京的第二天，8月8日晚，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讲话，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8月12日，在全会闭幕会上，林彪说，最近心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8月13日，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又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 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 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 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 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 切 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 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 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10月，85页）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出面向全会提议，全会一致通过，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作为惟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批的重新排名的文件上，虽然没有罢免党中央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的乌纱帽却被悄悄拿掉了。（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9页） 

林彪在全会上宣布，改选结果不见报（大概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参见图们、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1993年8月，19页）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就泄了“密”。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重要讲话，这已经“不打自招”，说明党中央在人事上有重要变动。会后新华社报导了重排的座次，刘少奇降至第八位，林彪“跳”到第二位，中国第二号人物就这样满世界皆知了。 

1968年9月24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谈到“九大”，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191页）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通过了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周恩来主持讨论、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进了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康生在会上说，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 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参见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453页） 

1969年4月14日，林彪在“九大”会上有一次插话，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他对毛主席的这种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现在这样的地位，……毛 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 切领导人中间，比较起来，前前后后我比来比去，我那时候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 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像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 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 我的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个时候的 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那种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1970年4月18日， 康生对新党章作了说明。新党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 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康生说，新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 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彻底地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参见宋 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 

“接班人”的会，林彪没去，叶群去的。“接班人”的那个文件，李春生（林办秘书）送给林彪看。林彪想也没想，就用红油笔把“接班人”那 一段勾掉了。这个由康生起草的传阅件，已经被毛泽东画了圈，林彪只能在上面画圈，不能涂改。叶群骂李春生为什么不夺过林彪的笔？为什么让他在传阅件上画？ 可是谁敢去夺林彪的笔？如果毛泽东没有画圈，还可以从中央办公厅再找一份，现在怎么办？叶群大骂李春生，李春生吓坏了，跪在地上擦。油墨都渗进纸浆里了， 哪里擦得掉？急得李春生直掉眼泪。要不是几个老秘书帮着说好话，李春生早就被砸了“饭碗”。（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九大”毛泽东确定林彪是他的接班人，并破天荒地塞进《党章》。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宝”全押在林彪身上，他同时又下了几步棋。 

吴法宪回忆：毛泽东提名周恩来任党的副主席，只是后来被周恩来本人坚决反掉了。为了有意打破（林彪）一方面军的一统天下，毛泽东安排四方面军的两位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陈锡联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亲自指定四方面军的李德生为军委办事组成员。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上写过刘邓路线的话，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为邓小平的复出埋下了“伏笔”。周恩来曾对王稼祥说，将来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八大”选 举的领导机构，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这时林彪只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很高，说人家要打倒嘛，就打倒一下吧！打倒一年，顶多两 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和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毛泽东始终不同意将邓小平开除出党，这是他掌握的一匹“黑马”。（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23页） 

1967年8月，毛泽东对“笔杆子”王力说，邓小平“文”可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与林、彭相比，一个人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邓小平。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参见王力著《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1030页）这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有了很大的意见，吴法宪回忆：“九大”后，周恩来察觉到毛泽东对林彪日益不满，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林彪婉拒，谢绝总理的好意，说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转车都不敢了。（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80页）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说我们开了那个庐山会议，1970年8月23日一天，24日一天，25日半天。第三天下午，我就说不行了，不能干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赶下来了。 

第七章 庐山会议后 

第六号简报成了反革命简报 

庐山上的事情果然还没有完。 

九届二中全会的“调子”越来越高，直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文件称为“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宣布中央决定，将李雪峰、郑维山两员“大将”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1月26日，郑维山、李雪峰作了检查。 

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8月，毛泽东南巡时对“诸侯”说，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7页） 

1973年7月10日，中央专案组提出报告，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被戴上“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在劫难逃了。 

从 庐山上下来，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连夜整理了一个材料，讲明李雪峰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对第六号简报比较积极。黄道霞认为李雪峰有个错觉，认为陈伯达、汪东兴 说的反对毛主席是天才，不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是康生，他并不知道他们反的是张春桥。李雪峰还奇怪，康生主持起草《宪法》，怎么陈伯达与康生打翻了？当时 黄道霞也是这个看法。 

打倒康生，李雪峰当然积极，他与康生有点恩怨。“文革”开始康生找李雪峰的茬，李雪峰到北京新市委任职，与康生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康生在北京大学讲话要奉陪到底。1966年8月， 康生和陈伯达写了报告给毛泽东，讲了很多，说应当撤了李雪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毛泽东把这个报告给李雪峰看，过了两天果然把李雪峰撤了。毛泽东对李雪 峰说，他们要撤，我认为不要撤，你不要管事，名义上管一管，实际让吴德他们管。这样，李雪峰对康生有意见。黄道霞讲这个背景，是为了说明李雪峰对康生不 满，也说明陈伯达会前并没有与李雪峰打招呼。不用多说，自然就否定了他们是反党集团的说法。 

黄 道霞重点讲，第六号简报都是正常手续，没计划没准备，上边没弄清就批了。中央全会，各个组都要出简报，但毛泽东怀疑，你华北组已经出过一份简报了，六个大 组，一个大组出一份简报，再排到华北组出第二号简报最快也应该是第七号简报，为什么第六号？明明是抢先，明明是阴谋。各个大组还没轮一遍，你华北组又抢先 出了第二份简报，而且一二三期简报印出来了，四五号简报编了号还没印发，你六号简报就出了笼，不仅印出来，还发下去，这不是阴谋是什么？ 

李雪峰因此被打倒。他据理力争，简报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是汪东兴的事情，他们排第几号就是第几号。更何况我们没有着急，而是中央办公厅催。 

这中间或许是有阴谋，但是谁的阴谋？要说说清楚。黄道霞说，简报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管，这还牵扯印刷，因为在江西地界，人不能很多，怕失密。捡字只有一个工人，印刷两三个人。所以四、五号简报送了编了，但排字没排出来，所以就没发。而第六号简报为什么“加塞”？ 毛泽东的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有人假设了一个情况，李雪峰打电话让第六号简报快发快印。确实是有人给排字工人下命令，要快印第六号简报。谁有这么大的权 力？谁能打这个电话？黄道霞证明，李雪峰绝没有打这个电话。当时在庐山上李雪峰和黄道霞住在一栋别墅，李雪峰住在里间，黄道霞住在外间，李雪峰的里间没有 电话，电话在黄道霞的外间，发简报的当晚李雪峰吃了安眠药睡了，黄道霞也睡了，谁都没打电话，是谁打的这个电话？实际上很好查，一问排字工人就知道了。 （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年8月28日） 

简报印刷之类的会务工作是中央办公厅的事情。但从目前看，汪东兴推得干干净净。 

汪 东兴在检讨中说，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的华北组简报，他利用简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 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毛泽东对汪东兴说，第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 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 

汪东兴说，关于第六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晚，25日晨，王良恩两次打电话给负责简报的干部，询问简报印的如何，要求快印快发。会议有明确规定，会上发言整理成简报，要送本人看。庐山会议主席指示将这个简报查一下，我给王良恩谈过，他不查，说这个问题说不清。（参见邬吉成、王凡著《红色警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301-304页） 

中 央全会或工作会议，按惯例都要出简报，刊登会议动态和各组讨论情况，送毛、林及政治局委员，同时分发各省、市、自治区与会者。每期简报有个总的编号，报头 同时说明是哪个组的第几号简报。凡是简报上的重要发言纪录，特别是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要经本人过目，修改审定，据王良恩子女说，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总理 主持的预备会议上，规定各组讨论后，只要有组长、副组长签字，大会秘书处就可以出简报。 

于运深回忆：毛泽东认为，中央办公厅里有坏人。（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中央办公厅谁是坏人呢？汪东兴极力推托自己的责任，是他的极力辩驳，还是毛泽东刻意保他？总之，汪东兴成了理所当然的漏网之“鱼”。 

汪东兴、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的检讨过了关，王良恩的检讨却没有过关。王良恩是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上调到中央办公厅的，年轻有为、原则性极强，但他“侍候”上边的经验还不多。其实王良恩说不太清楚的问题并不多，也不是那么严重，而且没有他参与阴谋的证据。（参见丁凯文《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载《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858-864页） 

事后，王良恩检讨：我负责会议的简报。当时我参加东北组会议，23点到秘书组，我看了简报。当时就听到有些组气氛较紧张，特别是中南组，叶群还发了言，引了语录。我处理时应该谨慎，尤其有汪东兴、陈伯达的发言，没有送审，为反革命第六号简报的印发开了绿灯。 

也可能是逼的太紧吧，王良恩在家中自杀，升级为“林彪死党”，1979年底平反。 

李雪峰秘书黄道霞谈简报“出笼” 

第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秘书黄道霞写的，不是李雪峰写的，也不是李雪峰交代写的。不错，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李雪峰的秘书中只有黄道霞上了庐山。上庐山的人数限制比较严，规定元帅只带一个秘书，所以一个大区也只准带一个秘书。黄道霞50年代在工业交通部研究室，实际上是办公厅的秘书。李雪峰那时兼着工业交通部的部长，黄道霞经常跟着李雪峰出差，到了60年代，就正式做了李雪峰的秘书。但这次在庐山上黄道霞不是以李雪峰秘书的身分，而是作为中办简报组工作人员在华北简报组工作。华北组负责简报的有三个人，中央派了两个人，一个是黄永胜的秘书王振，一个是吴德的秘书，加上黄道霞。当时吴德的秘书另有任务，林彪让他写“活学活用”的经验材料。写简报的事情就是王振和黄道霞，王振是部队来的，写简报是新手，他就推给黄道霞，华北组第一个简报也是黄道霞写的。 

说 到这儿，简报到底谁负责就很清楚了，不是李雪峰的华北组，而是中央办公厅。具体负责人是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王良恩的直接上级是汪东兴。由中办负责召集简报 组交代任务，提出要求。简报写好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王良恩最后签字，才能付印。庐山会议前王良恩到周恩来那里和汪东兴一起研究过出会议简报 的事情，因会期不长，王良恩提议出综合简报，但周恩来和汪东兴都主张分组出。在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第六号简报印发登记上，有组长李雪峰、副组长解学恭、 吴德的签字，也有王良恩履行的手续。但是没有汪东兴的签字。 

黄道霞讲了写这个简报的过程。按照惯例，分组开会后各组都要搞出简报。为了及时反映会议动态，汪东兴讲要快发简报。8月24日午饭后黄道霞就开始写，晚上还接着写，写了大半个钟头，写完了。这么赶，主要是黄道霞还想听一听20点 的讨论会。当晚的会议李雪峰没有参加，他到政治局开会去了。开会前黄道霞把写好的简报交给他，李雪峰说先放那里，等我开完会回来再看。那天晚上政治局的会 议临时决定不开了，李雪峰回到华北组，会议还在进行，黄道霞把简报给他。李雪峰问陈伯达的简报稿送来没有。下午发言后，陈伯达要发简报，说快发快发，黄道 霞编好了他的发言稿，陈伯达说还要再看一看，就拿走了。到下午会快开完了，陈伯达还没有送回来，说还没有改好。这样，李雪峰又把简报稿放下没看，坐在那里 听大家发言。会议一直开到23点多，黄道霞19点多写好的简报稿在李雪峰那里压了四个多小时还没有签发。 

这说明李雪峰没有阴谋，也不是赶时间赶快签发。 

华北组的会议结束，李雪峰、郑维山、汪东兴、谢学恭、吴德等都没走，大家都是一肚子问号。李雪峰问汪东兴，今天这事毛主席知道吗？汪东兴说知道，看样子汪东兴是不想答复，他起身就走。吴德、谢学恭都在场，黄道霞也在场。 

陈毅连连问汪东兴：“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错误了？”汪东兴说：“没你的事，老实呆着！”汪东兴的声音很大，虽然散了会，但是好多人都听到了。 

郑维山也忐忑不安，拉住汪东兴：“汪主任，事情有变啊？”汪东兴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胡涂了，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那么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不让点名。” 

海军大将萧劲光看汪东兴走，又追问一句：“汪主任，这是怎么一回事？”汪东兴半开玩笑半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你老糊涂，‘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着哪！” 

说完，汪东兴就走了。 

汪东兴走后，萧劲光也走了，李雪峰、解学恭、吴德等几人就去吃夜餐，黄道霞也去了。吃完夜餐，黄道霞还惦记着简报，就问李雪峰签了没有。李雪峰又问：“陈伯达的简报呢？”黄道霞说：“催了，秘书说还没有弄好。”李雪峰说：“这个简报我还没看，学恭你年轻，眼睛好，你看一看。” 

华北组副组长解学恭就看了，提了两条。陈伯达的稿子另发，这一句勾掉，他还没送来，就不提了，免得提了留个伏笔。他的稿子来了，他发他的就行了。 

还 有一个是陈毅在华北组有两次发言，简报上说了两句。因为大家都听到汪东兴说陈毅的话，解学恭就说简报上别提陈毅了，把这两句勾掉。李雪峰同意，黄道霞就勾 掉了。简报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实录，本来简报还要让李雪峰再看看，李雪峰说没带老花镜，反正是如实记录会上的发言，你们就签字吧。谢学恭改了几 个字，先签了，李雪峰也签了，叫吴德也签。吴德对李雪峰说：“我就不签了，我没有参加会，具体情况也不了解，你们签字就行了。”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最好三个人都签字，你就签一个吧。”这样，吴德也在简报上签了个“吴”字。 

华北组六个副组长，还有三个副组长没有签。黄道霞给陈永贵打电话时已经零点，陈永贵睡了，郑维山也睡了，黄道霞就没有再找吴涛，他把简报亲自送到简报组，算完成任务了。 

简报送到中央办公厅，连夜印好发了。这就是九届二中全会的第六号简报，也就是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后来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简报的出笼经过。 

这么一说基本把第六号简报说清楚了，李雪峰对于简报积极是积极，但第六号简报并不是抢先，起码拖了四五个钟头。黄道霞说他倒是有抢先的情绪，因为根据简报要及时的要求，是想快点发，但实际上并没有抢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表扬了黄道霞，说“这个秘书实事求是，有党性，他讲的和我们分析得差不多”。因为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当事人都在场，谁也不可能编造，一问就一清二楚了。（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年8月28日） 

毛泽东不相信李雪峰的检讨 

李 雪峰在会上的检讨稿也是黄道霞写的，在政治局会议上李雪峰对周恩来说，他心里很乱，写不出来，叫黄道霞帮我写。周恩来同意，说你有什么想法你说，让黄道霞 帮你整理。李雪峰检讨犯了错误，让陈伯达在华北乱说乱跑，成了太上皇，上了陈伯达的当，陈伯达要发言，就让他发言。除了反党集团，除了预谋，李雪峰什么都 承认了。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江青都相信了，都认为李雪峰说清楚了。到了“十大”，包括周恩来，甚至包括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李雪峰没什么大事，不应该划为“大将”。只有毛泽东一人不相信。南巡时毛泽东说，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 

当 时专案组副组长纪登奎曾对周恩来说，李雪峰的问题是不是和毛主席说一说。周恩来说，你代表我们去说。毛泽东说，不能原谅，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意思是 李雪峰没说实话。黄道霞讲完第六号简报原由的第二天，纪登奎找黄道霞谈话，他相信黄道霞讲的，说简报江青都看了，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不信。毛泽东还是想打 倒李雪峰，还想划成“集团”。这时，毛泽东也有点怀疑汪东兴了，说你怎么还在华北组？是不是在山下时他们就同你商量了？汪东兴坚决否认。 

第二次纪登奎代表江青又找黄道霞，说江青觉得你讲得很好，但还要再深入一些揭发，有什么遗漏？纪登奎问：“李雪峰为什么让你回石家庄取材料。”黄道霞说：“时间太长李雪峰记不住了，担心成他捏造的，所以要找当时的纪录。叫我回石家庄去找有关的文件和档案，但还没有来得及翻找，就叫尾随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抄了李雪峰的家。” 

纪登奎认为恐怕没这么简单，是准备翻案的吧？纪登奎让黄道霞把会上发言的那些人，排个次序，都有谁发言，讲了些什么。这一次谈话没谈完，纪登奎的秘书说毛主席叫他，纪登奎就走了。第二天纪登奎又来找黄道霞第三次谈话，这一次纪登奎的口气变了，说：“毛主席认为没那么简单。”毛 主席最大的不相信还是认为第六号简报有问题。后来开批判会，周恩来加了黄道霞的名字，叫他大会发言，进一步揭发。黄道霞很为难，他已经把所知道的全在会上 说了，再没有别的可说，只好大而化之，说了些阶级斗争理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之类的空话套话，联系陈伯达在华北的活动，应付过去。 

这时候，陈伯达已经被抛出来了，明确说他是反革命。从庐山上下来，已经有揪林彪的苗头了，李雪峰和黄道霞都明白，又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周恩来作结论，开了一个小会，十几个有关人员参加，周恩来首先问黄道霞是哪一个？虽然见过多次，但印象不深。黄道霞站起来，周恩来问：“你有什么意见？”黄道霞说：“对结论没意见，同意，”还补了一句，“我也有错误。”周恩来没听清，黄道霞又说了一遍：“我也有错误。”周 恩来点点头。这时已经决定让刘子厚接李雪峰的班，李雪峰三个秘书，留在北京，那时黄道霞编制在北京军区司令部，还穿着军装，他提出脱军装回河北。周恩来 批，军装先不要脱。周恩来保黄道霞过了关。黄道霞以为脱了军装，事情就算完了，现在不让脱，也算完也不算完。因为开始也不放过陈先瑞（北京军区政委）、萧 文玖（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们，第二、三把手有数的几个，不可能不知道。黄道霞把简报说清楚了，解脱了北京军区的一大帮人。在周恩来眼里，黄道霞有党性， 是立了功的。 

陈伯达的问题株连到李雪峰和郑维山。刚开始批判时李雪峰认为，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直到后来，李雪峰也不服气，明明简报是综合大家的发言，怎么就成了他的问题了？但问题越搞越大，李雪峰也不由不紧张起来。（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年8月28日） 

周恩来叫吴德等人去帮助李雪峰。吴德认为李雪峰和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李雪峰虽然到北京市工作还不到70天，但吴德知道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有对立情绪。但这个时候，谁也保不了李雪峰了，毛泽东让李雪峰自己在会上检讨，李雪峰就把自己大骂了一顿，说我两面三刀狼心狗肺……全是四六句，让整简报的人都没办法整。 

1971年1月24日，李雪峰被撤掉了职务，开除了党籍，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采访李雪峰子女笔记，2005年1月22日） 

郑维山也被免了职，关了起来。 

陈伯达为什么插手华北地区 

其实上边给了李雪峰好多机会，李雪峰没有意识到。因为本来没有阴谋嘛，他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能说明白。如果在庐山上向毛泽东揭发陈伯达，或者毛泽东路过石家庄和毛泽东说了，恐怕都会好得多。 

庐山上毛泽东说李雪峰你这个组长怎么当的，路过石家庄时毛泽东已经怀疑陈伯达在第六号简报中起了什么作用。直到后来扩大会议各地写的揭发陈伯达和李雪峰关系的报告，李雪峰都有机会把自己“说清楚”，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最后到华北会议上说，已经晚了，再说就有变成集团的危险，只能不说。（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年8月28日）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陆军38军 委员会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此件请你们讨论一下， 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及华北 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493页） 

毛泽东最怀疑的就是陈伯达为什么和北京军区勾结到了一起。 

其实，李雪峰那时只要揭发陈伯达，就可能平安，但他实在不知道揭发什么。（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年8月28日） 

1967年毛泽东提出夺权，各省市的领导班子都推倒重来，建立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进行了分工，张春桥、姚文元参与华东问题，康生参与内蒙、山西问题。陈伯达回忆：我负责天津、河北。后来山西和内蒙古没有解决好，形势不稳定，中央改让我参与。 

这就是陈伯达过问河北问题的起因。 

陈伯达回忆：天津1958年取消直辖市，改为河北辖市，我建议恢复直辖市，中央同意了。1967年12月， 中央开会研究，要我和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代司令员）到河北的几个地方去了解处理当地的一些问题，为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做准备。我们先到了唐山，然 后到保定、石家庄，到邯郸时，中央来电话要我回北京处理戚本禹的问题。从河北回北京后，我向中央汇报。考虑到天津已经恢复为直辖市，而河北各地区中，石家 庄的形势最稳定，生产情况也很好，石家庄是1967年全国惟一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中等以上的工业城市，我建议河北省的省会可以迁移到石家庄。毛主席同意我的建议，他说石家庄不仅是军事重地，还是交通枢纽，位置很重要，省会迁到石家庄好。 

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70年7月，陈伯达第二次华北之行，主要解决华北地区生产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次行前，陈伯达有一封请示信，经毛主席批准，明天就准备到下面去，计划先到天津，后到石家庄……。陈伯达回忆：1970年我出去，是在会上请示毛主席批准的。出去前，又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原来计划，先到天津，再到石家庄，这路线是同周总理商定的。后来发展到了其它地方（山西、内蒙古），没有预先请示，是犯了罪的。（引自《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一版，95页） 

一路上，李雪峰、刘子厚等一直陪同陈伯达，边视察边商谈生产方面的事。天津市领导解学恭和刘政（66军军长）陪陈伯达到了石家庄。 

在太原，陈伯达参观了太原钢铁厂、太原重型机器厂等，与一些干部座谈生产存在的问题。谢振华（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69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负责接待。 

离 开太原，陈伯达、解学恭、刘政、谢振华一行乘火车到大同，李雪峰乘飞机从石家庄赶来，一起视察大同煤矿，并下矿井了解工人的生产情况。陈伯达一直走在前 面，井下很窄，爬着走了一段，陈伯达坐下来休息，对李雪峰说，雪峰啊，把你拖垮了，对不起了。李雪峰连连说，不要紧，我没事。 

离 开大同，他们乘火车到包头。此行主要是调查解决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的工业协作，特别是钢铁生产协作问题。陈伯达到达包头后，把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从 北京叫来，一起视察了包头钢铁厂和白云鄂博铁矿。在北京军区领导的建议和安排下，陈伯达、李雪峰、余秋里等观看了当地驻军的小规模军事技术表演，陈伯达并 对部队讲了话。很简短，主要是讲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战备工作，防备苏联入侵。余秋里说，我是半个军人，如果需要，随时可以上战场。正因为余秋里有这么 一段，所以在从庐山回北京的飞机上，他不敢与陈伯达打招呼。朱德坐在前面，陈伯达坐在后排，挨着余秋里。飞机上挺无聊，陈伯达过去又与余秋里说得来，就主 动对余秋里说，你在会上说刘少奇把住房让给了我，这件事你不大清 楚……余秋里板着面孔打断，你不要说了，就是那么回事，你不要再说了。 

那种时候，谁都怕自己被牵进去。 

7月21日， 陈伯达结束华北之行，从包头乘飞机回北京。两天后，他给中央写了一封汇报信，谈到天津、石家庄、太原、包头钢铁厂的生产情况，建议从天津至保定或天津至石 家庄，修建一条铁路，以减轻东北入关的客流、货物经常要绕道北京，给北京铁路造成的压力等。（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29-340页） 

毛泽东南巡在杭州谈话时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0页）毛泽东在杭州的另一次谈话中说，他们先整了24军，又整了21军、69军，最后整了38军，有的采取了组织调整的办法。21军调到陕西时，胡炜（21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66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6页） 

华北之行完全是工作，李雪峰没有发现陈伯达搞什么阴谋。那为什么同行的军人这么多？因为重新夺权后，各省市的第一把手多是军人，当然军人多了。但他们不是代表军人，而是代表地方。如此这般，李雪峰怎么能揭发出来？ 

陈伯达反党集团只剩下一个人 

李雪峰的检讨为什么过不了关？想了很久，李雪峰秘书黄道霞总算想明白了，毛泽东要求李雪峰讲清楚和陈伯达的关系，陈伯达为什么“抓”军队？当时要在李雪峰的检讨上多写几句就好了，但黄道霞给李雪峰设计的检讨完全没写这个。 

当时捅破这个很容易。可是黄道霞自己不能说，他一说，就成了揭发。而李雪峰可以说，当然后来说就晚了。那时只有一个机会，知道江青、康生打38军的主意，赶快起来揭发陈伯达。可是清清白白的李雪峰哪里想到这么多，错过了这个机会，到38军的报告被毛泽东批了李雪峰才意识到这个形势，早就晚了“三秋”了。 

黄 道霞回到河北为刘子厚写检讨时，才彻底恍然大悟，你检讨要符合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跟着陈伯达跑？讲明白了这一点，就能顺利过关。所以黄道霞替刘子厚写检 讨时，就写李雪峰紧跟陈伯达，刘子厚紧跟李雪峰，还写了陈伯达说分工河北就相信了，陈伯达在河北指手划脚，刘子厚认为是为河北好，相信是为解决河北的派 性，一碗水端平，解决河北的武斗问题。 

黄道霞号准了毛泽东的“脉搏”。 

果然毛泽东对刘子厚的检讨是满意的，认为刘子厚的检讨很好，说了一点心里话。毛泽东批了“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一段。而对于李雪峰的检讨，毛泽东抓住一点，李雪峰没说陈伯达这个，没说心里话。（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年8月28日） 

3月30日，毛泽东在刘子厚的检讨上批示：“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77页）3月31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对刘子厚的批示作为急件派专人送军委办事组，并批告传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48页） 

毛泽东南巡时说，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38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3页） 

刘子厚的检讨过关了，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采访黄道霞笔记，2000年8月28日） 

而李雪峰却没有这样幸运，九一三事件后他先被软禁在家中，10月底被押到安徽六安。 

1976年李雪峰被怀疑胃癌，1979年1月，经中央同意回北京治病。李雪峰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查。1981年4月，面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李雪峰情绪激昂，一连说了8天， 为什么说我夺了华北局的权？为什么第六号简报的责任要加在我的头上？出简报是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具体掌握，我李雪峰有什么权力抢先发布？简报写的是小组 会上的发言，我自始至终没有发言，为什么把我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为什么把我划到林彪反党集团？为什么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剥夺我的工作权利？……（采访李雪峰子女笔记，2005年1月22日） 

在华北会议上，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虽然没有免职，但作为郑维山的同伙，也受到面对面的批判，多年他一直在思考38军的报告和毛泽东“太上皇”的批示。陈先瑞认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的影响很小，毛主席对他的活动为什么估计如此之高，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军队、特别是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参见《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456页） 

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列举的种种“罪行”以及揭发批判多有不实。李雪峰、郑维山工作上有缺点、错误，但与陈伯达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说他们参与陈伯达的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话又说回来，陈伯达又何尝进行过反党活动？ 

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李雪峰同志党籍的决定》。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议（中发[1973]34号 文件）：根据调查证明，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华北组简报（主要内容是拥护林彪的讲话），是按照当时会议的规定，由记录人员根据华北组同志的发言，如 实整理的。简报写出后，经华北组负责人李雪峰、吴德和解学恭同志共同签阅，大会秘书组印发的。因此，不能说华北组的简报就是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 的。因此决定，撤销1973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把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恢复李雪峰同志党籍。 

1983年4月，李雪峰被选为六届政协常委，1985年9月被选为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年离休。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被定为陈伯达反党集团文武二将的李雪峰、郑维山，“文革”后先后平反，陈伯达反党集团只剩下陈伯达一个人。 

九一三之夜，在押的陈伯达被半夜转移到监狱。 

这时，陈伯达反党集团变成了林陈反党集团。1972年1月和7月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将林陈反党集团改成林彪反党集团，陈伯达被降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 

陈 伯达回忆：从庐山回到北京，连着几个晚上，为排遣苦闷，我到郊外散步。随后就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从此我被软禁在家里。过了 几天，帮我管理文件的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都被关起来了，五年后释放。我的司机俞子云也被关了三年。上小学的儿子与保姆也被关到北京卫戍区，关了三年。 

陈 晓农（陈伯达儿子）回忆：父亲被软禁在家中近一年，无人过问，没有任何人向他调查庐山会议的情况。九一三事件后关进秦城，也没有人专门问他与林彪的关系， 或让他揭发林彪。过了很久，郭玉峰等专案负责人才笼统地审问了一次，让他将各方面的情况说了一遍。（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96-399页） 

九一三事件后，陈伯达被定为林陈集团的主犯。 

可是，1980年审判时陈伯达却成了江青集团的主犯。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反面人物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 

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去世。 

汪东兴的五次检讨 

汪东兴在庐山上“跳”得那么高，他是怎样顺利过关的呢？ 

检 讨都是检讨，但检讨的层次和规模大不一样。陈伯达是在中型会议也就是所谓各大组长各省负责人的会上作了检讨，重点是批陈伯达，同时也批吴法宪。在陈伯达检 讨的这个中型会议上，汪东兴没有检讨，汪东兴检讨的范围很小，就在六七个人的华北组正副组长会上作了检讨。张春桥也在会上做了检讨，因为事先打过招呼，也 叫张春桥草草检讨几句。传达他们的检讨也是有区别的，陈伯达和吴法宪的检讨被各组组长传达到每一位与会者，而张春桥的检讨没传达，所以很多与会者并不知道 张春桥也有个检讨。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这个问题，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8月27日， 我写好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 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要接受这次教训。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经周恩来批阅，在全会印发。我按照毛主席的要 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差不多。（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7-48页） 

从庐山下来，毛泽东问汪东兴：“你在想什么？”汪东兴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好嘛。”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泽东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汪东兴就此过关。 

虽然毛泽东保了汪东兴，但汪东兴仍感到不安，他深知老人家翻云覆雨，他不能等到被打倒，要争取主动。第一次检查了他认为还不深刻，认识也是初步的，觉得自己当时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1970年9月15日，汪东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次检讨。 

在这次检讨中，汪东兴大批陈伯达。说“我 这次犯了严重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的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 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 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个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 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 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我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分，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由 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 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毛泽东看过后表示满意，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它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毛泽东批：“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9月16日晚，毛泽东让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汪东兴去谈话。毛泽东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毛泽东说：“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我劝林彪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泽东一边抽烟喝茶，一边缓慢与汪东兴谈话：“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汪东兴说我不清楚。毛泽东问，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汪东兴还说不清楚。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9-66页） 

9月22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9月21日 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同康生到林彪那里，将毛泽东的批件送给他看，提议黄吴李邱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个书面检 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周恩来指出，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永胜等谈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5-396页） 

9月29日，周恩来、康生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的检讨是汪东兴自己要写的，别人没想通，不忙写检讨；这些人的错误与陈案性质不同。（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62页） 

吴法宪看了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和毛泽东的批示，写出第一次书面检讨。 

吴法宪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 

康生向林彪汇报，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林彪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红一军团到四野跟我几十年，没有发现他造过谣。并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00页） 

叶群借口有病，不见任何人，却几次打电话给吴法宪，你为了捍卫主席思想，主观动机是好的，不要检讨。后来看不检讨过不了关，又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只要不牵扯首长和黄总长，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林总在主席那里说话了，你的职务不会动。”黄永胜对吴法宪说：“林总讲你没有说假话，你就要顶住，不能承认说了假话。不然，林总的话就站不住了。”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多次帮助吴法宪，检讨中不要涉及叶群和我们，不能过线。叫他检讨时照稿子念，不能多说一句，说漏嘴就麻烦了。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劝我争取主动尽快写检讨，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周总理说：“现在要保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做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周总理并给我出主意，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讲话“理解错了”。全会转入批陈伯达，西南组把矛头对准吴法宪。周恩来亲自坐镇，凡是涉及到吴法宪的地方，都以“主席指示要重点批陈”为由挡回去。甚至稍后毛泽东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也经周的进言后给删掉了。 

叶群给毛泽东的检讨信 

张 云生回忆：叶群从庐山上打电话回毛家湾找姜思毅后，一连七八天庐山没有消息。过去叶群差不多每天都要打一两次长途，要这问那，而这回，叶群像变了哑巴，庐 山其它工作人员也像断了线的风筝。秘书郭连凯不住地在办公室念叨，怎么搞的？一个多星期了，庐山那边怎么一次电话也不来？出什么事了吗？我虽然不像老郭那 样焦急，但也觉得情况有些反常，莫非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们正疑惑，庐山来电话了，李春生说首长让查典故，别的电话上不好讲。于运深来电话，说这是件好事， 具体情况你别在电话上问，我也不好说，等回去后再讲吧。9月 初一天夜里，林立果打开保密机，挑明了：我告诉你，庐山这里出事了！主任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经挨批了。黄吴李邱 汪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他妈的，都是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打心里高兴，但他妈的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的声望也受到了损失。……不管怎样，主任今后再也神气不起来了。……还 暴躁个屁，林立果幸灾乐祸，她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首长面前，她总是哭鼻子。这怪谁？都怪她自己！首长事先不知道吗？首长不知道，但也不能说首 长没有一点责任。由于主任惹了乱子，首长还在会上做了几句自我批评。最后主席保了首长。现在是集中批陈伯达，但陈伯达的后台是主任。林立果让我把这些话转 给姐姐林豆豆。 

叶群终于从庐山上来了电话，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号召加强学习，让党的高级干部多懂点马列，主席还叫我多学点哲学。为了抓紧学习，叶群让毛家湾收缩。只留一两个帮助看马列书的就够了，其余帮助工作的人一律打发回原单位去。在外面找人的人，也一律撤回来，免得分散精力。 

没几天，林彪办公室树倒猢狲散。（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615-619页） 

10月13日，叶群给毛泽东写了检讨信：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10月15日，毛批：此件已阅。在“是路线性”下划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写道，黄永胜、吴法宪1970年8月中旬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划杠：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写道，主席讲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在后一句下划杠：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是复述一遍而已）。 

叶 群写道，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 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在引文和结果帮了倒忙一句下划杠：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对“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写道，据最近揭发材料，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他1970年8月23日未打招呼就来见林彪，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乘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泽东划杠：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写道，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在后一句划杠：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写道，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在后一句划杠：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最后毛泽东批：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143-146） 

可以看出，毛泽东让叶群检讨是引蛇出洞。 

林彪为什么让江青照相 

1970年的庐山会议又步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后尘。 

毛泽东最怕的就是身边的“赫鲁晓夫”。第一次庐山会议，一摸底，彭德怀的讲话得到大多数将帅的支持，认为是“军人俱乐部”，决定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命运。第二次庐山会议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又是一个“军事俱乐部”，决定了彭德怀的继任也是国防部长的林彪的命运。两次庐山会议有着极其相似的背景，都是先开“神仙会”，都是国防部长“跳出来”，都是整个中央委员会一边倒，都是毛泽东突然“反潮流”。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不要说中央委员们感到突然，就是两位国防部长本人也感到突然。 

从庐山上下来，毛泽东一直在等待林彪检讨。 

毛泽东就是喜欢别人检讨。 

1970年的晚秋，毛家湾以前那种闹市般的场面不见了，被“收缩”后的荒凉气氛笼罩着。叶群虽然还“活跃”，但也“变”了。50多天没在毛家湾露面的叶群像换了一个人，逢人便笑，比过去多了一点点人情味，也比过去“谦虚”了 许多，不再发脾气。叶群对没上山的秘书说，首长去开会，我只是做个助手。这个助手可不容易当啊！这次上庐山，首长原来准备做一次长篇大论的讲话，我就劝他 少发议论，而应请主席多讲一点。有的人在会上乱放炮，结果就出问题了。我一直比较谨慎，结果就比较主动。主席在这次会上号召加强学习，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多 读一点马列原著，学一点哲学。我以前就积极帮助首长学习，证明这样做就对了。不学习，多危险啊。 

瞧！叶群说谎话也不脸红，她以为秘书们还不知道。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一直称病不出。张云生回忆：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林彪更是沉默，很少会客，也不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什么，除了听于运深“讲”中央的传阅件外，几乎不听其它文件。有时看场电影，但只让李文普从中外的故事片中选些近战的镜头。平时不是出去转车，就是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步。（参见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619-622页） 

10月1日，4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叶群检讨了一个多月，一直灰头土脸。毛泽东批准她上天安门亮了个相，这才算勉强出来。国庆节后那几天，叶群的情绪又见“高涨”，原因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毛主席，回来后得意地说，主席对我很关心，还鼓励我多看点马列…… 

但此后，叶群不再天天往钓鱼台跑，也很少出去活动。 

在得到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叶群又开始“讨好”江青。 

杨银禄回忆：9月8日， 叶群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格外热情，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今天给江青同志送去几个大西瓜，请江青同志尝尝。江青看了电话纪 录，也立即叫秘书回电话，请林副主席放心，我现在身体还好，感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参见杨银禄《江青与林彪》，载《百年潮》1999年第4期） 

西瓜由林彪司机杨振刚的妻子王兰多带回北京。 

杨银禄回忆：9月12日下午，江青特意带上林彪、叶群送的四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游玩。她十分得意地对那里的干部、职工说，你们看，这几个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感谢林副主席。（杨银禄《江青与林彪》，载《百年潮》1999年第4期） 

当晚，在周恩来要去北戴河看望的电话前，留守毛家湾的秘书于运深电话请示，别人送的几只王八怎么办？叶群特意关照送给江青。当然没有送成，叶群出逃了，毛家湾当晚就被围起来了。（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毛泽东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庐山会议后，到九一三事件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林彪没有动静。只是在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露了个脸，念别人写好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讲话》。这个讲话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一样，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套话，看不出别的。快结束时，林彪说，我们要用各条战线上的新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参见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也提到：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各项任务，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参见197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九届二中全会开成那个样子，怎么有心思开四届人大？ 

果然四届人大的召开，拖到了1975年1月。 

而毛泽东从庐山上下来后，采取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超乎寻常的活跃。 

1970年9月9日，毛泽东从庐山下来，专列先到了长沙，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华国锋谈话。9月15日专列到武昌，毛泽东与刘丰等人谈话。专列在路过河北时，毛泽东专门与李雪峰谈话。之后，毛泽东回到北京，把他的批示和汪东兴的检讨传达给政治局。吴法宪9月29日写出第一份检讨。直到10月12日看到叶群的检讨后，毛泽东才在吴、叶的检讨上批了很多很重的话。 

10月毛泽东还在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 

11月16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印发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要求各单位要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 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并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12月16日，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批示。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 

12月19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建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70-74页） 

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6日，按照毛泽东指示，在北京召开以揭露陈伯达罪行为主要内容的华北会议，除毛泽东、林彪外，政治局成员都参加了，周恩来代表中央参加。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449人。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华北会议。（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408页） 

毛泽东批示“军队要谨慎”后，林彪批示：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政治部1月5日给中央军委和总政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 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 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 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143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 

1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发出《关于贯彻毛主席1月8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任命前，毛泽东曾找李德生谈话。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2月19日，毛泽东在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时期那样。 

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写了表态性的报告，毛泽东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2月23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他的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513页） 

3月15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3月，邱会作、李作鹏交出书面检讨。3月21日，黄永胜交出书面检讨，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的书面检讨上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19页）毛泽东在这三份检讨上，只在黄永胜检讨的第二页说到陈伯达叛变和特务时，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毛泽东并通过江青转告，由周、康、江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下午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回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3月25日周恩来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 

3月30日，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批示。 

4月18日，毛泽东看了汪东兴的第三次书面检讨，对汪东兴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70-84页） 

7月1日，两报一刊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很长，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50周年来的历程，在谈及“文革”和与刘少奇的斗争时，拿出了《五一六通知》中的话，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说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 

7月31日，《人民日报》报导：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4周 年，《人民画报》第七、八期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出版。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泽东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 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人民日报》1971年7月31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535-536页） 

拿毛泽东自己的话说，“甩石头”（批发了一些文件）；“掺沙子”（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4页） 

毛泽东和林彪的最后一面 

在华北会议的基础上，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 

“批陈”即“批林”，这是人所共知的，林彪当然心知肚明。 

黄永胜说，“事情”是 吴法宪挑起来的，不检讨不行。周恩来也几次要吴法宪检讨，并说林彪检讨几句就行了。吴法宪把话传给林彪，林彪说，吴法宪有什么错？反正我不检讨。周恩来对 吴法宪说，你检讨，是替副帅担责任。吴法宪明白，不仅仅是替副帅，也是替周恩来担责任，九一三事件前，周恩来、汪东兴和黄吴李邱密不可分，周恩来很大一部 分工作是靠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支撑的。吴法宪也明白，夹在几个人中间，非常困难。张春桥和康生对吴法宪讲，周恩来怎么不好。林彪对吴法宪说，胖子，他们让 你当炮筒子，搞周恩来。国家没有我可以，没有周恩来不行。（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在吴法宪心中，毛、林都是“祖宗”。 他从小参加红军，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毛泽东的热爱，党就是主席，主席就是党，心目中早就把党和毛泽东合为一体了，他不可能反对毛泽东。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 息，吴法宪当场晕倒在地，他一直认为会原谅他。就是在他去世前，经历了那么多的关押，他仍然对毛泽东有着浓厚的感情。吴法宪是比较聪明的人，大智若愚。“文革”中 空军处于风口浪尖，机动性强，汪东兴爱用空军，毛泽东的吃喝、新疆的哈密瓜，南方的杨梅，以及来往文件，几乎每天都有事。我父亲专门有一个秘书应付汪东 兴，完全身不由己。他非常后悔对中央的情况太不熟悉，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他给叶群打电话，要向林彪汇报。林彪说，不要了。吴法宪不仅感到了林彪的冷落，也 感到了黄、李、邱的冷落。（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记，2006年1月3日） 

毛泽东在周恩来就会议安排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在结尾，周恩来说，我们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 

3月26日，周恩来派人将黄、李、邱三人的检讨送北戴河林彪处，并说准备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事情。（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46页） 

3月30、31日，周恩来带着李德生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见林彪，此行的目的，汇报毛泽东对批陈的多次批示和谈话，“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以及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根据谈话记录，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对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还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说他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47页） 

张耀祠回忆：周恩来在路上对李德生说，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目的是给他一个台阶下。（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97页）李德生仔细观察林彪的面孔，他那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他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最后，林彪对黄吴李邱说，错了要好好检讨。一句也不讲自己有什么错误，有什么责任，他还讲他身体不好，明显不愿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谈话冷场，周总理起身告辞。回到北京，周恩来立即带我们向毛主席汇报。对林彪的态度，毛泽东非常不满意，当面指着黄吴李邱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边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409页） 

根据记录，林彪多少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顺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 

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与会者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99人。 

4月19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4月20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希望林副主席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但林彪仍无出席会议之意。（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52页） 

4月24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要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30页） 

4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上作总结讲话，按毛泽东定下的调子，点了五大将的名，指出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同反共分子陈伯达的问题性质根本不同。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同时周恩来检讨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不够。（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54页） 

“批陈整风”汇报会终于“平安”结束。 

但是，吴法宪忐忑不安。林彪叫他来谈话，当面对他说：我与毛主席刚谈完，毛主席说空军的曹里怀怎么样，我说曹里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 是拼命干工作的。看来主席对你有误解，你应该找主席当面沟通，再把与张春桥争吵的事情讲清楚。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回去就与高必成（毛泽东秘书）联系。吴法 宪回到家马上打电话，高必成说主席休息了。以后吴法宪连续打了三四次电话，高必成都说主席休息了，吴法宪明白，毛泽东不想见他。他对林彪说，林彪说我也没 办法了。 

五 一前后，毛泽东召见了黄吴李邱。毛泽东对吴法宪解释说，我为什么不见你，不是不想见，是想一起见。还说我是保你的，你与陈伯达不一样。吴法宪的眼泪一下就 下来了，连说感谢主席。从庐山上下来，吴法宪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而另外三个，黄、李、邱若无其事，好像庐山上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无关，黄永胜和李作鹏对吴法 宪有意见，乱说话，有意无意地与吴法宪保持距离。南巡讲话吴法宪保外就医后才从媒体上知道。 

黄 永胜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他半截上了庐山，也没有发言。周恩来让邱会作去做黄永胜的工作，不是发言没发言的问题，主要检讨宗派主义，让主席高兴点。黄永胜 承认宗派主义是有，从维护毛泽东的角度，才写了检讨。吴法宪认为自己应该主动地好好检讨，检讨过了，吴法宪那两个月工作的干劲非常大。但吴法宪还是不放 心，把毛泽东对自己检讨的批示和对李作鹏检讨的批示比较，说为什么我是可以了。李作鹏的检讨是很好。李作鹏说，“很好”也不很好，“可以”也不可以。还是李作鹏看得明白，因为毛泽东让黄吴李邱检讨不是目的，而是要逼林彪检讨。毛泽东希望吴法宪“起义”，吴法宪哪里知道，在他眼中，毛和林都是他的恩人，他怎么能拉林彪下水？等了十天，吴法宪再作检讨，可是，他揭发不出林彪什么东西。（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记，2006年1月3日） 

这 时候，林彪已经很清楚了。从庐山上下来，林彪只接见黄吴李邱一次。黄吴李邱都感觉出不了，毛泽东搞了一系列的动作，林彪有很多苦水，表面上却无动于衷，爱 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干扰。他明确对黄吴李邱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5月1日的焰火晚会，毛泽东到了，林彪还没到，平时都是林彪先到的呀。周恩来打电话，林办秘书说，首长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了，晚上就不参加了。周恩来再三劝说，“文革”中上天安门是“政治亮相”，林彪不出现，马上国内外就会“地震”。直到晚会开始，林彪才非常不情愿地来了，坐在毛泽东身边。（参见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62-72页）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有说有笑，没有理林彪。林彪闷坐了十多分钟，悄悄离席而去。这是中国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的最后一面，虽然坐到了一起，但连个招呼都没打。（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22页） 

6月15日，心情阴沉的林彪坐专列又去了北戴河，深居简出。 

7月10日，毛泽东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68页） 

7月11日，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一改对黄永胜等人检讨的温和态度，说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一并向政治局报告，作适当处理。（参见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第二次书面检讨的批示，1971年4月11日） 

周恩来传话说不要多心，说“很好”和“可以了”是一样的。 

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在人民大会堂，我亲眼看见毛泽东把两本线装的《郭嘉传》、《范晔传》推荐给林彪，林彪看后口述了感谢主席和简短的读后感。我后来查史籍，才明白郭嘉与范晔都是古代重臣，权位与林彪相似，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因参与谋反被杀头。（参见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445-446页） 

毛泽东为什么要让林彪看《郭嘉传》？ 

直到南巡，毛泽东才把他的思考端出来。一路上，毛泽东反复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着重讲第十次（九届二中全会）。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点责任。……对林彪还是要保。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他们心里有鬼，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0-181页） 

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九一三事件突然爆发。 

第二部 五七一工程 

庐山会议后，1971年3月，林立果组织人马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只是个草稿，还不能算一个计划。刚拿到这个“战利品”时，还看不懂，直到把“小舰队”的口供和李伟信的口供相对照，才看懂了。（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44页）这个手写的“五七一”草稿为日后的审判提供了重要证据。 

第八章 是谁向林立果泄了密 

9月12日，专列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13点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11个小时后，林彪专机突然从北戴河强行起飞。 

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 

从杭州动身起，毛泽东已经整整三天没有休息好。他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下午到深夜，上午是他的“后半夜”。汪东兴回忆：这次南巡，到9月12日回来，共计29天，除个别人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谈话13次，包括在路途的时间，平均每两天多谈一次。几次谈话都是上午，完全打破了主席的生活规律。（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5页） 

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长）回忆：9月12日17点， 总理起床，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杨德中说，除了加 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高振普《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载《中华儿女》2000年第4期）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林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采访张清林笔记，1998年2月20日） 

周恩来真的不知道吗？他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全部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审阅并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80页）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要来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 

专列归心似“箭”，披星戴月向北京疾驶，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 

9月11日18点50分，南京站停车15分钟，驶过长江大桥，继续北上。 

21点45分到蚌埠，停车5分； 

9月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 

2点45分到兖州，没有停车； 

5点到济南，停车50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6页） 

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应该晚一点。张耀祠回忆：主席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高秘书提前打电话通知了济南方面。专列12日凌晨4点到达济南火车站，车一停，陈长江（八三四一部队一中队中队长）就下去迎接，只来了一位张副司令员。杨得志正在曲阜开会，要五六个小时以后才能赶回来。张副司令员打电话叫来了政委袁升平，汪东兴对他们说，主席还没有起床，天又早，不惊动主席了，列车马上就开。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睡觉，他再也没有在上海等许世友的那种耐心了，说副司令就不见了，不久在北京开会时再见，请他们回去吧。这时往北京打电话安排下一站活动的张耀祠等人也已上了车，毛泽东交代立即发车。（采访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笔记，2003年2月18日） 

袁升平（济南军区政委）回忆：专列离开济南时，我立即回宿舍给周恩来打了个电话，报告了主席离开济南的时间。（采访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笔记，1988年9月11日） 

专列跨过黄河，直奔天津。7点40分到德州，停车20分；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在这个站，仅停15分钟，加煤、加水、检修机车，然后直接“杀”回北京。但是从天津发车后，毛泽东似乎不再着急，传话在丰台火车站停车。（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6页） 

张 耀祠回忆：到天津站时毛主席叫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我感到很突然，心想快到北京了，毛主席怎么不回到中南海安顿下来再找他们开会呢？（采访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笔记，2003年2月18日） 

吴 忠正在家里吃饭，接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电话，有重要任务。吴忠马上赶到吴德家，吴德说，具体情况车上再谈。原来要他们马上到丰台车站，毛主席要和他 们谈话。毛泽东从外地回来，一般都是夜间，而且很少停靠丰台车站。吴忠一怔，隐隐感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他小心地问，主席怎么突然在白天回京，还停靠在丰 台车站，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呀？是不是有什么重大情况发生？丰台车站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办？还有，主席要听卫戍区的工作汇报，要不要通知杨政委一起去？ 吴德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中办值班室打的电话，说是汪东兴同志要我们马上到丰台去，而且只通知你和我两人去，谈什么，哪些人参加，都没有说。既然没有通 知卫戍区布设警戒，肯定是中央另有安排。等到了丰台，见到主席， 一切都清楚了。汽车驶入丰台车站，站台上空无一人，过一会儿，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和纪登奎也到了。13点10 分，专列进站，汪东兴下车带他们四人上车。 

这是吴忠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谈话。 

毛 泽东端坐在车厢中央的沙发上，手中夹一支香烟，见到他们，站起来与大家握手。吴忠感觉主席精神很好，见到他们很高兴，话也比较多。吴忠回忆：所以最初我还 以为主席是一般的召见，不会有重要的事情谈，紧张的心情一下松弛下来。毛泽东先问李德生出访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到阿尔巴尼亚对尼克松访 华的态度，毛泽东说他们是左派，我是右派。众人哈哈大笑。但毛泽东显然不想听李德生再讲，问你们打过鱼吗？你讲的是目，我要讲的是纲，纲举目张。整个谈话 过程持续近两个小时，基本是毛泽东一人讲。（参见曲爱国《百战将星吴忠少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368-370页）毛泽东首先了解北京的情况，同时吹了吹风，点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背后还有黑手。 

汪东兴回忆：15点36分，专列从丰台车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6页） 

可是陈长江回忆：专列一直停在丰台站。送走李德生他们，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才上车吃午饭。我们以为吃了这顿饭就该走了，谁知过了17点，还没有回家的命令，我们就又在专列上吃晚饭。饭后一切都准备好了，仍然不出发。直到19点多，已经是9月12日 的晚上了，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毛主席乘坐的这趟专列进入北京站时，像以往一样，没有任何首长前来迎接，只有警卫局来的大车小车。在这里，我们是人 熟车熟道路熟，很快便有条不紊地换车上路，顺利地回到了中南海住地。北京已是秋风习习，气爽宜人的初秋天气了。我们外出一个多月，大家都很辛苦，一路上生 怕遇上意外，提心吊胆，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情况，投入战斗，流血牺牲……如今，终于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中南海，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一种很少感觉到的愉快，顿然注入了全身。（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66-173页） 

吴连登（毛泽东家庭管理员）回忆：我们是9月12日天黑回到中南海的。（董保存《毛泽东家庭管理员吴连登访谈录》，载《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12期） 

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底返程。（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9页）可今年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更何况丰台已经是北京范围了，火车行驶不足20分钟的路程就可到达北京火车站，毛泽东以往外出，从来没有在丰台站停过，为什么要在丰台逗留这么长时间呢？警卫人员都很纳闷，专列停在家门口，为什么要等到天黑才回家，到底有什么意义？ 

毛泽东命令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丰台车站是专列一路停靠最长的车站。一路上一直快马加鞭，而到了丰台的家门口，毛泽东却突然止住了脚步，这是他深思熟虑的一步棋。 

庐山会议后，林彪似乎没有什么动静，而他的儿子林立果格外活跃。在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活动。1971年2月12日，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到了苏州。（《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40页） 

不 久，林立果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密谈。林立果评价庐山会议：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 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注：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 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参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 社1996年8月第一版，424页） 

1971年3月，秘密制订了《五七一工程计划》。4月，在上海空四军成立了教导队。北戴河修建了直升机场，还运来了水陆两用坦克。林立果让心腹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秘密学习驾驶直升机，自己则练习水陆两用坦克的驾驶。7月下旬，林立果等人到广东的深圳、沙头角一带考察地形。他对刘沛丰（空军司令部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秘书处副处长）、利瓦伊信（上海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等人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邵一海《“舰队”进入第一线》，载《追求》杂志1986年第1期） 

如此这般，难道不是在准备军事政变吗？ 

看起来林立果气势汹汹，其实是“纸老虎”。吴新潮回忆：我见过林立果所谓的水陆两用坦克，其实是50年代工程兵的一辆旧吉普车，破破烂烂，好多管子用胶带缠着。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我和警卫下水推着走。说来说去就是个大玩具，九一三事件后居然拍成照片，成了政变的工具。那时我被抓了起来，叫我写交代材料，我没上到某种“高度”，逼我重写，我没办法，只好开始编，说这个水陆两用坦克准备开到南韩去。专案组高兴了。（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记，2006年1月3日） 

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都有强烈的目的性。南巡一路，毛泽东讲了一路，拿他自己的话说，我正在进行“火力侦察”。离开近一个月了，北京城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凶险莫测？不能保证没有人驾机轰炸中南海，夜间返回保险系数就大多了。所以警觉性极高的毛泽东没有马上进城，他决定先在丰台车站召见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暗里察探动向，直到确定京城确实没有异常，才返回中南海。 

15点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毛泽东单独交给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参见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9页）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 

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任职北京军区的时间不长，他的总政主任的职务也没有撤销。说起来，李德生调进北京的时间也不长。“九大”后李德生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夏，安徽省部分地区武斗，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电话报告林彪（军委副主席），我们12军 在芜湖支左，被造反派围攻几天了，他们随便打骂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抢我们的枪支。部队遵照军委指示，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样下去非常危险，部队的 情绪也怕控制不住了。许世友建议把在芜湖支左的部队暂时撤出来，请林副主席指示。半小时后林彪交代，主席同意许司令员的建议。但在毛泽东指示前，李德生 （时任十二军军长）就平息了动乱。拿毛泽东的话说，李德生有两个绝招，一是造舆论，二是抓带头闹事的坏头头。毛泽东非常满意，林彪也对李德生印象深刻。1970年新总政成立，林彪提名李德生当总政主任，毛泽东马上同意。5月19日，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新总政班子，说“调你来当总政主任，是我向主席建议的，我就是要叫丘八管秀才”！（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387-392页） 

就这样，李德生进了军委办事组。 

9月12日下午，李德生和陈先瑞等北京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位于北京城西北，再往北就是八达岭和张家口。“扎”住南口，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既可防苏联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事后看，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的高级将领们此时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参见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9页） 

实际上，毛泽东命令调一个师到南口的命令没有执行。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副处长张辉灿回忆：1971年9月13日上午，我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北京卫戍区手下有十个师，每个师的位置张辉灿都非常清楚，南口没有部队。 

为什么没有执行毛泽东的这个命令？ 

不是抗拒，而是来不及。从河北保定调一个师到南口，不是三两分钟的事情。9月12日夜里，这个作战计划由北京军区作战部制定。但是到9月13日凌晨，军队的指挥权已经悄悄握在北京卫戍区手里，军队的调动完全绕开了总参和各大军区。这样，毛泽东让南口调一个师就搁浅了。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已经顾不上南口调一个师的命令了。那天晚上，周恩来让他到空军指挥所去。 

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陈先瑞回忆：9月13日凌晨1点30分，我被电话铃惊醒，李德生说，老陈，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来，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从他那不同寻常的语气中，我预感到发生了大事情。2点多，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时只有周总理、李德生、纪登奎在场。周总理神情严峻地对我说，林彪跑了，现在情况不明，北京军区立即进入一等战备。李德生说，你立即回军区，把作战、机要、通信和北空指挥所都严格控制起来，没有总理的命令，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那几天，军区领导人都住在办公室，坚守岗位，按照分工抓好自己分管的战备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没有出任何问题。（参见《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461-462页》） 

中南海和钓鱼台也都进入了一等战备。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说，9月12日22点 左右，部队已经熄灯，我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等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 岗，设置路障，挖工事。我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我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 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我，找不到了，埋怨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我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战备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采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笔记，2004年5月9日） 

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要不为什么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参见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没》，载《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73页）李伟信供词：9月11日22点， 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我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几个 人目光呆滞，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 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89-290页）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帮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林立果突然回到北戴河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 

1971年9月12日19点40分，西郊机场响起巨大的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18点过了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专机任务改为训练飞行，飞机尾号256在空中联络时改为252号。似乎一切都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目标大，需要保密，常借着训练作为掩护。（采访二五六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康廷梓笔记，2000年7月14日） 

那时三叉戟还是“新客人”，噪声特别大，再保密，一起飞整个机场都能听到。 

20点15分，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山海关机场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姜作寿没有接到命令，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在电话里说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确实，这是警卫的一个原则。（采访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笔记，1997年10月20日） 

三叉戟马上就要到了，林彪别墅似乎还一无所知。 

叶群大张旗鼓地操办女儿林豆豆的订婚仪式，正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舞台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所有的“爱情”片全被打入冷宫，更别说看香港爱情片了，“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采访张清林笔记，1998年2月20日） 

林豆豆回忆：20点左右，电影放到一半，我正在秘书办公室。秘书宋德金接到海军山海关机场的电话，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即将降落在山海关机场，问“林办”是不是知道。宋德金说不知道，李文普也说不知道，“林办”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要来，但我想，很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可是奇怪，叶群为什么没有派汽车去接？（采访林豆豆笔记，1998年3月26日）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原来叶群忘了派车，她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老虎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采访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笔记，1997年10月20日） 

刘 吉纯（八三四一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回忆：吃过晚饭，叶群给工作人员散喜糖，我和李春生（林办秘书）等正在平台上乘凉，边聊边吃糖，忽然听见天上大飞机的声 音，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们正在议论哪位首长又来北戴河了，叶群来电话，说老虎从北京回来祝贺豆豆 订婚，要我赶快派车去接。我很生气，飞机都落地了才告诉。 

我要了林彪常坐的那辆“吉姆”。 

司机小宁着急地说：“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 

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没接上。 

因为一路上没有路灯，我叫司机小宁开慢点，20点35分，过秦皇岛市不远，我们发现对面有车过来，快靠近时开着大灯，目中像是无人。我叫小宁把车停在马路中间，对面的车也停下来。我刚下车，林立果和刘沛丰一人提一只小皮箱也下了车。 

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刘沛丰从吉普车上搬下两只手提箱。晚上看不清，刘吉纯以为是祝贺豆豆结婚的礼品，也没有在意。林立果和刘沛丰上了“吉姆”，扬长而去。刘吉纯和司机小宁上了林立果丢下的吉普车，一路追也没追上。（采访八三四一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笔记，1996年10月21日）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 

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出其不意地打乱了林立果的疯狂部署。林立果9月8日回到北京，就开始商量在杭州、上海暗杀毛泽东。那个时候，毛泽东威望达到顶峰，要暗杀，又不能让“杀手”了解底细，这是无法解脱的矛盾。事到临头，谁也不敢干，到9月11日还没有商定出一个办法。 

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了如指掌吗？ 

李德生回忆：我们在审理林彪叛逃的经过时，查清的事实是这样的。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 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对着他们的同伙连声叫喊，这下完了！这下完了！他手忙脚乱打电话告诉北戴河的叶群，情况变了，要改变计划， 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同时要求周宇驰他们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第二套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参见《李德生回忆 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416页） 

谁把毛泽东到北京的机密透给林立果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周恩来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两层小楼，编号13和14，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 

王兰义回忆：在我接手前，头一年林立果已经在空军学院建立了“据点”。负责林立果“据点”生活的刘保文（注：原来是教员，“文革”中任空军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革委会副主任）要调到上海，交给张甲三（空军学院干部）。张甲三也要调到民航，就向我交了班，我才知道林立果在我们这里有个住处。林立果的身份我知道，1970年8月，空军3000多名处以上干部在空军学院开“三代会”，开了一个多月。专门放过林立果在空军二级部长会上的“讲用报告”录音。领导说，林立果很支持学院的工作，是支持我们这一派（注：空军分成两派，我们是保党委的，还有一派是造党委反的）的后台，也是学院领导的后台。 

这个接待小组是1971年4月 底成立的，由刘保文找的人。成员有郝廷棣（打字室主任、后任卫生处协理员）、蔡德宁（女、后勤处协理员）、牛战景（政治部电影放映员、战士）三个组员，我 是组长。刘保文交代，他们来了，吃饭，用什么东西，负责提供。另外，负责打扫卫生。主要是生活保障，他们的事不能过问，也不能向外说，决不能让外人知道。“文革”搞了好几年了，包括中央领导今天这个倒，明天那个倒，谁对谁不对摸不清。那时我认为，就像毛主席的联络员毛远新一样，林立果是林彪派到空军的联络员。现在“靠”上林立果，觉得保险。当然，为这样的大人物服务，千万不能出错，出错就不得了，脑袋就该掉了。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是先进，立功受奖，不管干什么，都干得最好，也一直很谨慎。没想到还是跟错了。（采访王兰义笔记，2005年12月13日） 

王兰义高中毕业后参军，以后在八航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飞机维护的教员。空军学院1958年批准成立后，王兰义就调来了。因为全军要进行导弹教育，他就到了新兵器教研室。“文革”中空军学院撤销，包括王兰义在内的一批人调往上海空四军。命令都下了，但王兰义正在出差，回来后人家都走了，就暂时留了下来。1971年5月，空军在空军学院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王兰义到行政处，任副处长。 

王 兰义回忆：接班后几天，于新野和刘保文陪着林立果来了。我只听过林立果的录音，这是第一次见面。林立果个子中等，感觉他像个大孩子，长得不太像林彪，只有 眉毛很像。林立果没讲几句话，挺客气。于新野话多，说住在你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刘保文带头表态，一定要把接待工作搞好。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 荣。这之后我又接待过四五次，林立果很少说话，最多只是笑一下。 

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这次与过去不一样，过去从来不在这住，这次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来的人也比过去多，而且有几个没见过的女兵。9月12日是星期天，本来由我带学员队到八达岭游览，头一个星期天我带一半学员去过，几百人，十多辆大轿车。这次还是由我带另一半的学员去。还没上车，处长要替我去，我回家已经8点多了。因为这一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点左右，将军楼打电话要开水和冷水。我让战士牛占景骑着三轮车跑了两趟，送去一大保温桶凉水和五六瓶开水，放在门口。11点多，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打电话，说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有八个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点吃上饭。这哪里来得及？领导规定他们吃饭在空勤灶，他们出来吃饭的时候很少，一般都是送进去。虽然小楼里也备有米面和菜，但他们从来没做过。13点多午饭好了，我先打电话通知将军楼，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女兵，然后带其余的人去空勤灶吃饭。等了一会儿，楼里出来五个男军人，程洪珍、陈伦和等，几个女兵没去食堂，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也没有出来。陈伦和说，他们吃完给带点回来。14点多，他们吃完返回将军楼，我也回家吃饭。刚吃完，陈伦和又来电话，要派个车。过去从来没要过车，我派好车，骑车到将军楼，我看见派来的车停在大马路上，就敲门告诉他们车来了。 

然后我推自行车回家，刚走几步，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追上来。原来将军楼没有车库，张甲三在楼后给修了个车库，不用出楼就可以上车。我赶快闪开，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副座是于新野，坐在后面的是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周宇驰回头看了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叫了一声，啊老王！便加速跑了（去另一个“秘密据点”西郊机场工字房）。（采访王兰义笔记，2005年12月13日） 

这时是15点10分左右。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林立果已经得到消息。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点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点刚过，二五六号三叉戟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采访二五六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康廷梓笔记，2000年7月14日） 

是谁把毛泽东的行踪泄露给了林立果？ 

毛 泽东一向行踪不定。他在战争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但除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没有上过战场，没有使用过枪支，也从来没有受过枪伤。但他仍然有几次惊险。延安 时警卫员擦枪走火，子弹钻进他的座椅。而此时他正在炕上睡觉，惊醒后生气打扰了他的好梦。在河北城南庄，因特务告密，毛泽东住的小院被敌机投下的炸弹击 中，但此时毛泽东已经躲进防空洞，而且炮弹被反战的工人放进了沙子也没有爆炸。（采访军委办公厅作战室主任唐永健笔记，1991年5月11日）这当然是他福大命大造化大了，但很多时候的化险为夷，和他做事谨慎分不开。建国后，他仍然随时保持着异常的警觉，说走就走，没有事先计划，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无法预测他的行止。就是“木”已成舟，知情者的圈子也非常小。把毛泽东的行踪透露给林立果，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 

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叶群的。（采访林豆豆笔记，1996年10月11日）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翻检过好几遍，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北京与北戴河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告诉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虽然是毛泽东的心腹，但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虽说几次检讨“轻松过关”，却留下一笔抹不掉的账。如果他不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爬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难道是打草惊“蛇”？故意让北戴河半夜“鸡”（机）叫？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汪 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但他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 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3页） 

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他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第九章 毛泽东南巡 

九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除了陈伯达，大家都安全下了庐山，但庐山上的硝烟飘到了北京。 

看来，毛泽东真的要与林彪分道扬镳了。 

1971年8月5日，叶群回北京检查乳腺癌，找了不少人谈话。（参见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载《百年潮》2000年第9期） 

8月6日晚，邱会作带夫人胡敏来到毛家湾，谈到深夜。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候，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 

陪江青在青岛活动的吴法宪，接到夫人陈绥圻的电话，说叶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来看看叶群。当晚23点15分，吴法宪从青岛打来电话，8月7日上午匆匆回京，15点带夫人到毛家湾，与叶群密谈。（参见高德明《吴法宪在秦城监狱内外》，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9期） 

在中央专案组的逼供信下，吴法宪不得不屈“打”成招，说这一天叶群对他们说了“政变”。中央专案组如获至宝，开始紧逼另一位当事人邱会作，邱会作坚决不承认“政变”。但中央专案组还是把“政变”的罪名按在黄吴李邱头上。直到1980年审判“两案”，吴法宪纠正，说叶群没有说过“政变”。 

8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近三个小时。23点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邱会作又来到毛家湾，以后邱会作夫人胡敏也来了。叶群请胡敏带301医院的人到毛家湾看电影，表示感谢。电影看完，别人都走了，胡敏到会客厅看叶群正与他们谈话，也留了下来。谈至8月9日凌晨3点。 

密 谈了这么长的时间，都谈了些什么？吴法宪回忆：交换了情况，分析了形势，重点议论怎么过四届人大这一关？叶群担心地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 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的代表，你们不端林总，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了（意思是要硬干）。不是只保林总的 问题，林总和你们分不开，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也靠你们，就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失。叶群让吴法宪除整好空军外，特别要抓好广州军区空军和武汉空军的工作（难怪毛泽东南巡的重点是武汉和广州呢）。叶群还说，林总的身体和毛主席比较起来，差得远，怎么也“拖”不过毛主席。这话叶群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就讲过一次。（参见《吴法宪回忆录》） 

邱会作回忆：叶群说，要端就端，把林总端出来就下台了，现在大家把问题好好想一想，看怎么过关。林总是关心大家的，只要林总没有事，锅里有饭，就不愁碗里空。胡敏（邱会作夫人）回忆：叶群说我们的“关”过得去过不去还是个问题，怎么办？这要看主席保林的情况。从现在看，主席保林有个限度，许多迹象表明，可能要把林总往外端。这次开会要早点做与咱们观点一致的人的工作，经过一场斗争，再向主席“请愿”整他们，如果主席不答应，就向主席“示威”，求得解决。叶群说，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主席要把林总往外拿了。把林总往外拿，咱们就都保不住了，得想个办法。吴法宪说，只有斗争。邱会作说，斗争还得有斗争艺术，要取得胜利，还得给下面做工作。叶群问串连工作做得怎么样了，……（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8月9日下午，叶群乘专机回北戴河，黄吴李到机场送行。林立果也亲自到山海关机场，这让叶群“受宠若惊”。 

8月10日，叶群从北戴河给吴法宪打电话，叫他“不要放炮”。这时，叶群还不知道毛泽东几天后要南巡，她似乎想再看看动静。 

陈长江回忆：主席对接班人林彪越来越不满。到1971年8月， 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顶点。谢静宜的丈夫苏某在空军机要局，通过谢静宜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在作武装夺权的准备。主席决定南巡，行前主席 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会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都会造反？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参见（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 《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834页） 

毛泽东过去除了说过带林彪上井冈山外，还说过带叶群上井冈山。 

但这时不再提带林彪或叶群了。 

李德生回忆：经过“批陈整风”，毛主席从大量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412页） 

汪东兴回忆：庐山会议揪出了陈伯达，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 报会，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以加强党内的团结。 毛主席在杭州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 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9页） 

8月12日下午，毛泽东南巡前两天，周恩来从广州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请示四届人大的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8月9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中央日常工作，并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者告（王）海容转告。（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73-474页） 

毛泽东南巡时说，99人的会议（注：“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4页）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毛泽东南巡时说：1970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见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1974年1月）。 

1971年8月16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汇报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情况。汇报结束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 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之后周恩来请示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宜。 毛泽东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75页、480页）这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决心调整人事了。 

“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二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无论如何，“北戴河”受到很大震动。林彪心里怎么想，不知道。周恩来这次来汇报，林彪有个讲话。9月1日，中央办公厅将林彪讲话整理成文，送周恩来审阅。周恩来致信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并附上定稿。 9月5日，毛泽东圈阅同意。9月9日，周恩来将审阅后的林彪讲话正式定稿作为特急件，急送王良恩，印发政治局。要不是九一三事件，林彪这一讲话将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59页）林彪这一讲话的内容是什么，目前还不知道。如果有批判价值，似乎不可能石沉大海。 

南巡前毛泽东正重病缠身。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到南昌住了两天。回到北京，到1971年8月14日南巡前，他哪里都没去，因为他在庐山上游泳受了风寒。1970年10月 下旬，毛泽东的病情越来越重，转成肺炎，因为他的保健医生不在，周恩来派了三名专家级的医生来。一听诊断，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 指挥治病。连发了两天脾气，连病也不再看了。对高龄病人来说，病情变化非常快，汪东兴不得不召回正在千里外巡回医疗的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虽然也认为是肺 炎，但他深知毛泽东的脾气，说仍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毛泽东非常高兴，用双拳锤击前胸，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脏烂掉。于是， 恢复治疗。（参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509页） 

病中的毛泽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 

毛泽东南巡第一站选在武汉 

8月14日13点，78岁 高龄的毛泽东坐专列南下。除了警卫和服务人员，官员中只带了汪东兴一个人，工作人员也比往常少。陈长江回忆：主席一向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外出从不要任何 人送行，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这次也不例外，仍是老规矩，他一上车，专列就启动了。我们的专列驶出北京火车站，沿京广路南下。第一个停车点是石家庄火车 站，检修加水，15分钟后又走。第二个停车点郑州，也是例行公务，停车15分钟。就在周恩来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8月16日下午到达南巡第一站武汉。换乘汽车，沿武汉大街，过蛇山、龟山和长江大桥，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楼。（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顾不上天气炎热，甚至连口气也没喘，就与来迎接他的刘丰（武汉军区政委）谈话，只有汪东兴在座。当晚毛泽东召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开会。8月17日开了两次会，8月25日、27日又开了两次会。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找了一些人谈话，将刘建勋（河南省委负责人）等人召到武汉谈话，刘丰也来了。谈话刚开始，毛泽东就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笼统这样说也可以。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接着毛泽东谈到“三要三不要”，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 

在长沙毛泽东也说过，我看还可能分裂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汪东兴回忆：他在毛主席身边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谈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自己的经历，这还是第一次。 

毛 泽东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刘丰从来没看到过， 心里扑扑乱跳。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还说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 面还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接着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 的人，毛泽东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 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 改！ 毛泽东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管好，他在长 征中是靠着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 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 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几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8月25日，毛泽东将已从湖南调国务院的华国锋从北京召来，话说得更重更透明了。 

8月27日14点30分，毛泽东离开武汉南下，刘丰等三四人随行。他们就坐在专列会客室两侧的沙发上。上车前刘丰先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面就问怎么样？ 

九 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也曾同刘丰谈过一次。据汪东兴说，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所以这回刘丰忙检讨，说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庐山 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你们就是太急了，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毛泽东再次向刘丰讲起党 内的路线斗争，点名陈伯达是反党集团的人。我们党50年，10次 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丰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谈到军队，毛泽东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 得不多。刘丰说，主席还是管的。毛泽东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他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上，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 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抛石头”、“挖墙脚”、“掺沙子”。说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又讲到“三要三不要”， 说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 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 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我讲的话，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 算讲了一句，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是天才。毛主席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 总是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的这些话，在沿途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更明朗。 

毛泽东问刘丰看过新印刷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说，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 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的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 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88-105页） 

陈 长江回忆：谈话结束，服务员进来倒茶，毛主席请她唱《国际歌》。她唱起来，坐在沙发上的毛主席跟着轻声唱起来，并随歌声旋律用手在茶几上打出明显的节奏。 刘丰等人也一起唱。唱完《国际歌》，接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一段讲一段，毛泽东说，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到了长沙，刘丰与我们分 手。这一次为什么把刘丰带到长沙？毛主席没有讲，很长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谜，至今也没有确实的答案。（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汪东兴认为，毛泽东这时带头唱这两支歌，是非同寻常的。毛泽东在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非常注意观察对方的态度。被毛泽东叫来谈话的高级干部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1984年5月，汪东兴对访问者说，毛主席南巡时主要讲林彪的问题。……每 次谈话我都参加了，每次都谈庐山会议，说这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显然，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的问题作了十分严重的估计，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作了十分严重的 评价，而且认为事情还没有完结。他这次到外地，没有告诉林彪，这是与过去的做法不一样的。在外地的谈话内容，不仅没有在中央会议上谈过，没有同林彪谈过， 而且要求绝对保密。 

刘丰得天独厚，先后听毛泽东长谈三次。毛泽东为什么把南巡的第一站选在武汉，为什么又格外“厚爱”刘丰？湖北是林彪的家乡，刘丰曾是武汉空军司令员。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讲话纪录稿，毛泽东有两次批示和批改，并转发。（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十二册1998年1月第一版，414-415页）因此毛泽东对刘丰印象极深，刘丰是不是“死党”呢？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是在等吗？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给北戴河？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如果是一般人不敢违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党”，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报告的。毛泽东南巡到武汉时，曾思玉因肾结石手术正在大连疗养。9月1日，刘丰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一再强调要绝对保密。但最后刘丰还是告诉了李作鹏。（参见李荣欣等《名将曾思玉》，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519-520页）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 

为什么广州军区传达到军以上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也谈话三次。 

8月27日21点，毛泽东抵达长沙，住进长沙市蓉园一号楼。这次来长沙，没有像以往那样到处走，而是一住下，就召集卜占亚（湖南省负责人）和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8月28日21点，毛泽东将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广西自治区负责人）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不很熟，谈话开始前，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丁盛说参加过“七大”， 打过锦州，还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主义呀！毛泽东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随后还问了一 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旁听的汪东兴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不让他们太拘束，他却不知道毛泽东另有用意。毛泽东强调，我很久没有抓军队的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 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的多。以后是杨成武， 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这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毛泽东不仅点了黄吴叶李 邱，还点了林彪。最后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 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14-121页） 

陈 长江回忆：主席与丁盛等人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要结束了，我上前把门打开，一股清凉的风迎面扑来（会客室安了空调）。他们几位都站起来，主席与他们一一握 手，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管起来。又转向丁盛和刘兴元，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丁盛和刘兴元一起说，坚决按主席指示 办，请主席放心。华国锋也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广州）那里的工作抓起来。丁盛和刘兴元走了，只见他们情绪很好，很有信心的样子。华国锋和汪东兴送走 他们又折回室内，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华国锋才离去。（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恐怕连华国锋本人也忘了他曾兼任过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吧？ 

其实，这只是毛泽东一个伏笔罢了。 

谈话后汪东兴组织了座谈，8月29日， 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 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 摆了摆思想问题。（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4页）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每个人都汇报了一番。 

毛泽东说，……一 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 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毛泽东为什么老强调广州）？ 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我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毛泽东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不会。又指着丁盛，你呢？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泽东说，那怎么样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 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 ，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一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 

针对林彪一伙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 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 完，还没有解决。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我看他（林彪）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 了没有（都回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刘兴元说，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8-136页） 

陈 长江回忆：毛主席在长沙住了四天，不断找人开会，谈话，交代任务，甚为忙碌。我负责迎送客人，不知道会议内容。大概第二天，汪东兴把我们随行干部队召集起 来传达，主席当着许多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丁盛和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毛主席还说，我就不相信我们 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这话毛泽东一路上反复说）？！传达时 汪东兴没有说指的是谁，我们也不好细问，但知道毛主席所言肯定是有所指的。 

我 们真有些担心啊，不知道在哪里，谁人身上又出了什么大问题了。毛主席这几次谈话着重讲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 表现。汪东兴让我们认真讨论，领会精神实质，还特别强调要结合实际工作，做好警卫，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我们警卫干部研究了几次，总的印象是情况严峻，我 们要提高警惕，加强责任心。无论是值班员，还是哨兵，都要做好应急准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能拉得出，顶得住，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一直到9月初，仍平安无事。 

第十章 敲山震“虎” 

“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叶群急了，要求吴法宪及时报告毛泽东的行踪和言行。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虽然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要得到这方面的“情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得天独厚。8月底到9月初，吴法宪连续给北戴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的行程。可惜吴法宪只知道毛泽东到了哪，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一星半点的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叶群、林立果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 

8月26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会议，于新野记录。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和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斗转为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的“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参见于新野1971年8月26日“联合舰队”会议记录） 

此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还不了解毛泽东南巡的内容。 

仅凭这一点，林立果“吹”他在毛泽东身边有“特务”，纯粹是瞎说。 

试想刘丰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刘兴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很可能会提前。但是“可惜”，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曾任四野司令员，在四野的部队中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那么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按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参见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78页）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的领导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 

如果没有“圣旨”， 再借给丁盛、兴元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开大会传达。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高层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丁盛等人虽是林彪 的老部下，但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他们当然要选择紧跟毛泽东，而不会紧跟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给各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通报，第一个打电话给广州 军区司令员丁盛。丁盛很快回话，请西华厅值班秘书纪东报告总理，他已经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办了。他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他怎 么办。（采访丁盛女儿笔记，2005年10月18日） 

毛泽东说，林彪的问题是全党的问题，像你这样的干部，比你更高的也有陷得深的。林彪搞了好久，我说了一次（指1971年8、9月毛泽东南巡讲话），广州军区开了两千人师以上的干部会，林彪就不敢去了，只好往北（苏联）走。（参见张耀祠著《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120页） 

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等人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里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的这些话）。……不 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 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这么多，怕来不及。（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 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34-139页） 

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参见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183页）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大会，（参见1982年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顾同舟资敌案公诉词）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毛泽东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毛主席说，林彪就不敢去（广州）了。（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120页） 

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 

是想完全封锁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毛泽东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南巡一路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每一个字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挨宰。 

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那么多军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9月6日，“北戴河”终于得知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不准记录，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通电话。23点35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 

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点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22-123页）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昨晚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计）。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也是，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而是听的传达。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难免走样，还是要争取最“原始”。顾同舟向王璞借来传达记录本，亲自动手，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专机送到北京。（参见1982年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顾同舟资敌案公诉词）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毛泽东讲话中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被刘兴元“贪污”了。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叶群9月6日晚上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车站迎接，终于“金口”大开。李作鹏马上归结为三条，一是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二是“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庐山会议讲的是路线问题，而在南巡的多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到1970年 的庐山会议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上升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因为有一句话，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 任。（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14-117页） 

李作鹏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全“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 过了关。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毛泽 东在北京还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 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李作鹏非常紧张。 

当天上午，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返回北京。下午最后一次座谈结束，黄吴李邱都没走，离告别晚宴还有一个小时，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 

黄永胜说，印象较深的有两条，一是说庐山会议没有结束，二是李作鹏说自己现在好比走钢丝，搞不好就要掉下来。黄永胜等人心中没底，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再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十分惊慌。 

吴法宪凑过去：“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 

李作鹏却不想说。 

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想到了跳楼自杀。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但庐山会议后，他们对吴法宪都不太“放心”，怕他再“放炮”。说你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处，反而增加负担，吴法宪不得不走开。邱会作也很想知道，在去朝鲜大使馆参加晚宴时，他挤进李作鹏的车，“咬”了一路的耳朵。 

这样，“四大将”中只有吴法宪一个人蒙在鼓里。吴法宪一肚子气，回去就给叶群打电话告状，说李作鹏已经得到南巡的内容，却不向他透露。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实际上，叶群比吴法宪紧张一百倍。 

本来9月12日邱会作和吴法宪约好在京西宾馆谈毛泽东南巡的讲话，但两个人都有事，没见上面。这样，吴法宪到被关进监狱也不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采访邱会作大儿子邱路光笔记，2006年1月5日） 

晚宴结束黄永胜回到西山，打电话报告给叶群。因为林立果与叶群正在密谈从顾同舟那里得到的“情报”，所以叶群不接。黄永胜急了，27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21点至23点，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密谈。之后，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到1973年 秋以前，黄永胜多次对专案组说，那些交代都是事实，没有一点虚假，可以为准。专案组问，李作鹏给你讲的内容，你是不是都告诉了叶群？黄永胜说，我基本上都 如实告诉了她，我没有多大保留。但黄永胜又说，有一些话我可能没有对她讲，如老婆不当办公室主任这话。你向叶群报告，造成了什么后果？后果当然是不好的， 很严重的。你负什么责任？我给叶群通情报，促成他们下决心杀害毛主席。（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13-114页）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资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1982]刑字第1号》，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30页） 

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萧思科《超级审判——图门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下册，济南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648页）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谁能想到，传话也传出“罪”来了。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 

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 

而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几天来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情绪越来越糟糕。尤其是9月6日这一天，他好像已经预感到了不祥之兆。接下来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是老鹰捉小鸡。 

许世友和韩先楚“失踪”了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到南昌来。8月31日17点，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21点，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22点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 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 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毛泽东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 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 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 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全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 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 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 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 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 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没有回答。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 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 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 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穿白汗衫和绿军裤，脚上穿一双用麻绳布条编织的凉鞋，鞋面还缀着一个红穗子。望着许世友的装束，毛泽东突然问，现在还打猎不打了？许世友毫不犹豫地说打！毛泽东哈哈大笑。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第二天早上，许世友又扛着猎枪到机场附近的草滩打野兔子。 

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加上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点，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叫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许世友请示：“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 

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 

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42-150页） 

南昌，似乎是毛泽东南巡的一个转折点 

8月31日21点，专列离开长沙，调头东南，朝江西省会南昌开进。毛泽东在南昌的住处是市郊山坡的一栋别墅式建筑，距市区约有十余里。1962年毛泽东南巡时在这里住过。程世清（江西省负责人）向汪东兴报告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照，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1）8月24日零点，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 

（2）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时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 

（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我说，你见到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道在下边干些什么，林豆豆还要我少与林家接触。从林豆豆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 

（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的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 

这个汇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张耀祠回忆：听完后，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以后毛泽东让程世清写一个调查报告，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104-105页） 

从“九大”把林彪树为接班人以后，毛泽东就对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是不是与苏联说中国“军阀官僚体制”有关？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中军人多，毛泽东又不放心了。毛泽东南巡到杭州时说，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的倾向。（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4页）九届二中全会摊了牌，那一伙“枪杆子”难免“狗急跳墙”。毛泽东认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因而毛泽东一路上处处提防，警觉性极高。 

陈 长江回忆：九一三事件前，一向开朗的毛主席有一段时间不知为何陷入了苦闷和抑郁之中，显得很是沉重。不知他是发现了什么不好的征候，还是预感到什么不祥的 事件，他经常神情沮丧，忧心忡忡，心绪不宁，很少能看到他的笑容，也难以听到他那充满自信和富有表现力的风趣而诙谐的话语。连着几天，他进食很少，更为突 出的是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有一天，天将破晓，毛主席睡不着，出来散步，我像往常一样，急忙跟在他身后随着他往前走。到了门口，毛主席看到了门卫哨兵， 问我，长江，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我不由一惊，以往毛主席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知道，毛主席一向不喜欢警卫布置上那种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摆架子， 抖威风的做法。为使警卫形式缓和，警卫分队不仅人数尽可能要少， 哨 兵大都身着便装，不带明枪，当然短枪是有的了。毛主席面前的这个便衣哨兵，两手空空，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熟悉情况的毛主席一眼望去，便知道他是一位 地地道道的警卫战士。毛主席对在他附近执行任务的许多警卫战士，一见面就能直呼出名字，甚至谁上哪一班哨，他的老家在哪里，家里有些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 样……也 能说出来。可是对于执行警卫任务的哨兵带不带子弹，在我的印象中他很少在意，更没有问过，因为他对自己的安全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什么担心，他对警卫战士的忠 诚和能力，也是完全相信的。在人心向背与武器装备之间，他更相信前者的威力，却不大计较后者的作用。我这人说话很简单，但今天对毛主席关心的这个问题倒多 说了几句。我说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呢，每个人都是长短枪，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个一两百，能对付得了！毛主席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有 坏人，要提高警惕……他没再往下说，沿着院里的林荫小道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 

陈 长江回忆：南巡前，汪东兴和张耀祠向我布置了毛主席外出的警卫任务，要我们迅速做好准备。他们特别强调，去年的庐山会议，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情况更趋复 杂。有些地方还在真枪实弹地武斗，铁路沿线的治安也不好，随行分队要有随时投入战斗的充分准备。并交代了这次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的处置原 则和方法，还有注意事项等等。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我都随同前往。警卫分队刚开始十几人，几十人，最多时一百几十号人。主要是在住处值班，接送内外宾客。 另一项工作，也是老任务了，外出随行。警卫人员都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外出的时间、路线和到达的地点等有关情况，制定出实施方案和计划。它包括警卫部队的人 员组成，带多少人，需要准备的物资和装备，部队按什么样的顺序， 编成怎样的队形，以及中途停留、驻地布置的兵力组织…… 张耀祠对我说，这次不是新任务，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困难和危险，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能大意…… 

就 在此间的一天，毛主席在游泳池院里散步，我习惯地跟在他的身后，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绪深沉地说，军队闹的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我很不理 解，在毛主席面前，我一向有什么说什么，也没有什么顾虑，我说，主席，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听你指挥。毛主席说，你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啊！他 没有进一步讲。我呢，不好细问。想来汪、张两位主任所以把这次外出讲得那么严重，自然和这种情况有关。因此，我们准备外出的动员、组织工作，十分仔细认 真。我也把毛主席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谈话的一些内容告诉大家。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叶群。对我们、对战士来说，这些话似懂非懂，但因为是毛主席讲的，领导传达 的，因而我们坚信他是正确的。党内领导层存在矛盾和斗争，通常情况 下我们是不知道的，现在毛主席讲出来了，传达下来了，这足以说明情况的严重性、紧迫性。我们部队一向以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教育部队，因而一动员，就鼓起了大家不惜以鲜血和生命做好警卫工作、保卫毛主席安全的决心。 

过去随毛主席外出，他总嫌人多，每次都有极严格的限制，但1967年去武汉，特别提出多去一些人。根据这一意图，我从中队挑选了120余人，大多数是有经验的干部，我带40多 人上主车。在武器的配备方面也有意识加强，做到了枪要够，子弹要足，同时给部队配发了手榴弹、小铁锹和十字镐等野战作业方面的器械，做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的准备。对应付可能遇到的不测也制定了预案，多了几手准备。三个专列，前车，主车和尾车，保证主车的两节车厢，进退自如。（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 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专列的行踪十分机密，但也不是没有遇到危险。 

王爱梅（专列列车员）回忆：1961年 中央在广州开会，专列停在白云机场专用线，不知哪个环节泄密。那天我们正搞车厢卫生，突然车厢外面响起机枪声，炮声，火光冲天，我们都惊呆了。正不知所 措，专列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开动了。我们赶快各自跑回车厢，拉下总闸，关闭车内所有的灯光，锁好车门，拉好窗帘。我来回检查车厢，发现没来得及撤掉的电 话线扯断后一头挂在车窗外，赶紧拉回车厢。从漆黑的车厢往外看，天空硝烟滚滚，火光一片，专列飞快地驶出枪林弹雨，转入另一条僻静的专用线。第二天，专列 开回白云机场专用线，做出专列要撤出广州的架式，随即开来一串汽车，汽车上下来很多年轻人，每人提着一个大皮箱和一个手风琴箱，原来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战 士，箱里装的是武器。毛主席的灰色“吉姆”车也来了，装上了车，列车又转入另一条安全的专用线停留。事后才知，白云机场上空有敌机侦察这一带地形，我方用机枪和高射炮猛烈射击。（李静主编《实话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181页） 

陈 长江回忆：要时刻准备投入战斗，我们对所属人员进行了编组部署，区分各自的任务，指定各部位的指挥员，规定联络方式和信号，使前后左右有机地协调配合，相 互策应支持，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整体。以前我们随毛主席外出，主要是值勤站岗，很少或没有搞过军事训练，这一次却不同，不但加强了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在 驻地的一些重要部位，构筑了简单的工事，对付突发变故的准备也比较具体。这在我随毛主席多次外出中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 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一 路上，毛泽东反复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 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 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 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5-156页） 

第十一章 神出鬼没 

在杭州，是什么情况引起毛泽东警觉呢 

汪东兴回忆：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极其危险。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3页） 

9月3日零点，专列从南昌到达杭州，停在笕桥附近铁路的专运在线。列车刚停稳，住处还没有安排，毛泽东就在车上找浙江省负责人谈话。9月4日、5日，汪东兴奉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我们党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0-157页） 

毛 泽东住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刘庄的院子很大，陈励耘（空五军政委）也住在这里。陈长江回忆：我还是老习惯，布置完警戒，便由近及远地查看周围地 形。这地方，我不是第一次来，地形、布置等没有多少明显的变化。但接触到的工作人员如服务员、厨师等，熟面孔少了，新人多了。这些新人，无论男女，个个年 轻精干，显得训练有素，一问才知道是为这次任务特别挑选来的。后来我又发现我们外围警卫也有了变化。过去我们来浙江，警卫都是由当地公安机关具体部署和实 施。这一次，省公安机关的那些老熟人也不见了。汪东兴说，外围警卫系统和公安系统由陈励耘负责，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地的警卫工 作。尽管出面接待的还有好几位，但真正说话算数的，是陈励耘一个人 。（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得到新的情报，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刘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陈励耘布置他们向他汇报毛主席的活动情况。还有人指责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白宗善（空五军军长）暗中派人传话，有人并不欢迎毛主席到杭州来，并暗自装备飞机，要毛主席多加小心。（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4页） 

50年代末，中央办公厅为完整保留毛泽东的谈话档案，开始安排录音。1959年在湖南，就是工作人员反映，毛泽东了解到有人“窃听”，最后“抓”出了杨尚昆。（杨尚昆著《杨尚昆日记》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1-2页、26-27页） 

当 时毛主席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主席的行动急了，更加草木皆兵。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 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从不让人送行，他一进车厢，列车就启动了。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 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的反复地从容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而是长话短说，行动非常警觉。 

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7页）陈长江回忆：就在这几天，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干部开会，说前几天给你们讲“三要三不要”， 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我很想知道是谁在分裂党，是谁不听指挥，又是谁在搞破 坏，好心中有数，以有利于防范。但长期以来做警卫工作养成的习惯，深知此时此刻不宜提出任何问题，重要的是做好应变准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这次来杭 州，确与往日有很大的不同。杭州是毛主席常来的地方，毛主席每在杭州小住，对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同志不仅很尊重，很爱护，也很有好感。如今，那些他熟悉 的干部都靠边站了，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都是陈励耘管着，而毛主席对这个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又很厌恶。（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对陈励耘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与资历相同的干部比，他的提升是比较快的。（采访陈励耘笔记，1998年2月20日） 

毛 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觉到毛泽东的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 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吗？毛泽东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王什么（注：王维国）。陈励耘一听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 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毛泽东听后说，是啊，说话不准确！陈励耘说，上山前不知道他们这些事。毛主席说， 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陈励耘望着毛泽东发怔，没有回答。（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 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0-152页）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没有通知陈励耘，他却来了。到了车站后，他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7-188页） 

可是，陈励耘却是另一种说法。 

毛主席和他们谈了“掺沙子”、“挖墙脚”等， 其中一句话引起陈励耘的注意。毛泽东说，林副主席要保。这就是说，林副主席犯了错误，不犯错误，何必保？但是，陈励耘还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 想到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错误。谈话之后，毛泽东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陈励耘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 息。毛泽东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毛泽东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走时陈励耘去送，还有秘书王明鑫和警卫干事孙世臣。陈励耘回忆：我在车厢门口送主席。主席 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站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 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 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参见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413-415页） 

毛泽东突然决定转移专列 

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9月8日上午，于新野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了个招呼，下午18点多于新野坐车从上海到了杭州，21点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 

以 后经过侦察，陈励耘并没有泄露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王维国在法庭上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 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据汪东兴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他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参见汪东兴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8页）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入狱的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它同志，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谋杀一事，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于起诉”。（采访陈励耘笔记，1998年2月20日） 

接 获不同渠道反映的种种可疑情况，尽管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已经让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泽东感到来者不善。陈长江回忆：这次住在杭州，随着时间的延续，毛主席的 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见毛主席这样，连我们也觉得不安，尽管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有天上午，毛主席 出来散步，依然是小商、小吴陪着。当时部队正集合在礼堂门前一棵高大的树下，由我讲形势和注意事项，讲得最多的还是那个最为重要的话题，提高警惕，确保安 全。干部战士身着便服，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们，你决不会以为他们是解放军；但现在是集体活动，每人坐一个小马扎，成排成列，聚精会神。尽管天气很热，他们仍 然服装整齐。这时，毛主席来到我们队前，大家热烈鼓掌，我说，主 席，我们正在学习，讲你说的那个“三要三不要”， 我讲得不好，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毛主席向大家摆了摆手，表示不讲了，说，长江，你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我这个人不擅长文艺，从来没有指挥过。不知 什么时候赶来的汪东兴对我说，毛主席说了，你又是队长，不指挥还行！我硬着头皮指挥，开始还有些紧张，生怕指挥错了，大家越唱越来劲，四五十人唱歌，比一 百多人的连队唱得还响，我们一连唱了两遍。毛主席很高兴，说唱得不错，再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我说，主席，你还有些什么指示？毛主席挥了挥 手，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草木皆兵呢？ 

这次外出，毛泽东的活动范围较广，接触的人也相当的多，其中有不少人还是林彪那一伙的。总之越到后来，毛泽东了解到的可疑情况也就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专线上转移。 

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他建议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毛泽东同意，说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4-185页） 

陈 长江回忆：工作人员刚吃过夜餐，毛泽东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专列连夜转移到杭州和上海之间绍兴近旁的一个叉道上。当时以为我们的三个专列停在一个叉道 上，有人认识哪个是毛主席的车，停在那里显得目标过大，或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征候。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猜测分析，到底为什么要连夜把专列调走？毛主席一直 没有对任何人讲过。（采访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陈长江笔记，2004年4月6日） 

看来，这是个缓兵之计，容易让“敌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 

汪 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能！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 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 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5页） 

是巧合吗？此时林立果在北京商量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汪东兴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一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5页） 

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到上海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泽东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 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 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 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的《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 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在毛主席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忙着调专列。当时我 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的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 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5-188页） 

陈长江回忆：9月10日 这一天，就像往日一般，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任何特别的安排。这天上午，我们与住地的警卫营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天太热，上场的队员个个像水洗一样， 中午又吃的是热面条，犹如火上浇油，战士们刚换上的衣裤马上湿淋淋的了。午饭后，大家都洗了衣服。中午刚过，毛主席突然说马上就走，没说去哪里。刚洗的衣 服还在往下滴水，怎么办？我让战士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全部带走。马上登车，所带东西包括厨具都装上了车。我们并不明了真正的敌人是谁，在哪里，但我们 很快进入状态，做好了开行的准备。前卫车和后卫车的分队人员提前行动，因为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开，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留下30多人随我跟专列一起行动。毛主席乘一辆小轿车，由汪东兴陪着，我和张耀祠坐车在前面开路，警卫战士乘一辆面包车紧随其后。由于毛主席是突然行动，我们又提前控制登车地点，因而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利。（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临 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 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汪东兴躲到主席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 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 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8页） 

13点40分，专列从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 

16点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驶。 

18点10分，专列顺利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但是，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毛泽东专列是22点以前到的上海，路上走了五个多小时。（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8页） 

在上海，毛泽东没有离开专列一步 

此次南巡，情况最为复杂、最令人担心的是上海这一站。 

张耀祠回忆：1970年 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主席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很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有对主席讲，对总理和汪东兴讲 过。以后江青告状，说八三四一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主席说，（八三四一部队）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是林彪的人，他为什么还要成立 大小舰队？（采访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笔记，2003年2月18日） 

其 实江青不知道，在毛泽东眼中，警卫人员比他的儿女还要亲。毛泽东生活中有两个大难题，睡觉和大便。卫士按摩帮他解决睡觉，灌肠帮他解决便秘。每当卫士灌 肠，毛泽东总是很难为情，有一次对卫士李家骥说，家骥呀，我这个家和我本人都离不开你们，你们做了我的孩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要不然我就成了废人，无法生活 和工作了。毛泽东曾对张耀祠等人说，你们对我比我的儿女对我都好。我们朝夕相处，你们比我和孩子的感情还要深。（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 十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394-395页） 

确实是这样，毛泽东南巡到南昌时，他的女儿李讷正在南昌附近的进贤县五七干校，但一直到毛泽东离开南昌，也没有把会见女儿排上日程。李讷当上《解放军报》总编组组长，北京市委副书记，毛泽东知道很生气，一定要她下去劳动锻炼。李讷和毛远新被列入“九大”代表名单，毛泽东提笔圈掉，并指定从警卫部队补选。一中队副区队长耿文喜成了“九大”代表。 

陈 长江回忆：中央警卫团干部队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南巡了。要是路途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 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上警卫。专列一到上 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上海安排好了住处，但毛泽东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 

陈长江回忆：往常毛主席到上海都要到市里住几天，这已经是20多年的习惯了。因此，我们按惯例做了下车的准备。列车停下来了，毛主席却没有下车，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火车上来，或开会，或谈话，记得到车上的有马天水、王洪文等，毛主席与他们谈了约一个多小时，这几位就都回去了。我们在车上吃晚饭，并安排过夜。晚上21点 左右，汪东兴把我们几个包括秘书、卫士在内找到一起，拿个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着，有选择地向我们传达毛主席与上海领导人的谈话内容。要求我们严密部署列 车周围的警戒，重点部位要双哨，干部加强值班。根据汪东兴的要求，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哨兵佩带了冲锋枪。（参见 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汪东兴回忆：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3页）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而这个时间正是林立果从北戴河坐飞机到达北京开始策划“两谋”。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有“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 林立果策划在杭州轰炸专列和在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 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军以上干 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毛泽东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 的“上策”不攻自破，方寸大乱中拿出“中策”。调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准备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逃往广州。然而，当晚“中策”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下策”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王洪文传达，主席说“他们”要动手了 

9月10日中午，专列从杭州出发前，汪东兴就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来上海，越快越好，“客人”要 同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汪东兴下车去接，只接到王洪文，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领进车厢，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 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毛泽东只与王洪文说了几句，说等许世友一块谈。 

王洪文马上下车打电话，“客人”急着要见许世友，要他上午赶到，越快越好。（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2页） 

此时是9月11日凌晨2点，许世友在扬州，连个准确地址也没有。秘书急了，求助扬州市委，这才通知到。为了保密，上海没有派专机，坐火车要七八个小时，再快也只能下午才赶到。不知道许世友什么时候回南京，能不能赶上车次。秘书赶快找作战部派飞机。许世友9月11日9点15分回到南京，劈头就问，飞机到了没有？秘书说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马上批评，毛主席讲话（8月31日）你也听到了，怎么还要值班飞机？许世友亲自打电话问汪东兴，确实没有专机。上午10点，虽然天气不好，但许世友还是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他交代随行的秘书带上小型电话保密机和猎枪。 

汪东兴、王维国等到机场迎接。 

许世友一下飞机，汪东兴就把他接走了。王维国想上专列，汪东兴一摆手，没让他上。（参见李文卿著《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12页）许世友问，主席下不下车？回答主席不下车。 

毛 泽东住在专列上，这时好像非常紧急，马上开始与他们谈话，简要谈了一个多小时。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 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说，我去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实际上打猎去了）。毛泽东问，去 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 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然后才能到我这 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9点 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接着许世友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也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 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个 小时了。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 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 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 

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说，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 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 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 

毛泽东再一次点了林彪问题的实质，接着又重复讲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但显然，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11点多，毛泽东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客，陪陪这位老将军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我在这里等候你们。许世友热情拉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谢绝了。 

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和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1971年2月毛泽东到苏州，林彪去看望，王维国也去了。毛泽东说，哦，王维国，清朝有一个学术权威王国维。那时毛泽东对王维国印象还好。 

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他们走了没有？我们走！ 

汪东兴问，不通知他们了吧？ 

不通知，谁也不通知！马上开车。 

汪东兴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专列悄悄离开上海。（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2-168页） 

本来许世友想到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请客，说锦江饭店准备好了。这时郑长华（空四军军长）赶到了，王洪文问是不是叫王维国和郑长华，许世友表示同意。这样王维国也就一起去了。马天水等人已经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12点30分饭才上桌，许世友一个劲儿嚷嚷饿。饭桌上非常沉闷，平时七八瓶茅台酒还不够，今天一瓶也没有喝完。正吃着，王洪文接到机场保卫人员的电话，说专列走了。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许世友已经没心思吃了，匆匆结束饭局。 

15点多许世友乘飞机赶回南京，16点15分他赶回中山陵8号的家中。因为在上海谈话中毛泽东说他光抓“黑”（煤炭），不抓“红”（政治），他急于证明自己还是努力抓“红”的，拿上他学习《国家与革命》的心得体会和一包关于“516”的情况报告，就去了南京火车站。李文卿（许世友的秘书）认为，许世友急着回南京，是想再见毛泽东一面，似乎还想谈什么。（参见李文卿著《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14页） 

王洪文跟着许世友来到南京。 

专列开得很快，18点35分抵达南京下关车站。 

陈 长江回忆：专车一停，我见许司令员已在车站迎候了，再次问主席下不下车。这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进了主席房间，见他仍在聚精会神看文件。我说主席，许司 令员在下边，他说要来看一看你。主席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还在那里看文件，说上午见过了，也都谈了，不见了，请他回去休息吧。（采访八三四一部队中队 长陈长江笔记，2004年4月6日）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许世友把带来的材料交给我，请我转交。我们的专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和检修，仅用了15分钟，便又启动了。只见许世友还站在那里，向列车挥手告别。（采访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笔记，2003年2月18日） 

许 世友在上海与毛泽东告别时，说请主席放心，南京军区全体指挥员听党中央的指挥，我们已经做了安排，有了准备。他向萧永银（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布 置，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军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连林立果一伙议论炸桥也得知了）。 

9月12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哪里也没去，门关得紧紧的，守着电话一动不动。在秘书眼中，好像他预感到有大事要发生。一夜“安静”，9月13日早晨5点，周恩来打来电话，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来说，就这样吧，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周恩来又补了一句，“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韩先楚还不大明白。他哪里想到林彪会跑啊。 

许世友马上按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陆军看住战区内所有的飞机和舰艇。舰艇不怕，一个人开不跑，飞机就不行了，一个人可以把飞机开上天，许世友下令把卡车开上跑道。（参见李文卿著《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15-218页） 

第十二章 红色拉链本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如何发现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上交的。 

王兰义回忆：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活动。他们来，有时说，有时不说，时间也不定。有时连续三五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8点左右来，晚上22点离开。除了这最后一次，他们从来不在这住，也不放东西。只有我们几个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成员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无权过问，并且要绝对保密。因为规定只要他们在，我们不能进屋。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除最后一次，中间几次我印象都不深。8月 底，程洪珍打来电话，说要准备一个星期的东西，吃的用的，卫生也别打扫了。虽然每次都是他们走了以后小牛才打扫卫生，但以前打扫卫生时碰见过他们。程洪珍 强调报纸放到门口，有事打电话找你，没事别来。报纸过去都是送进去，现在要放在门口，那就放在门口吧。这中间，他们只要过一次饭，再没找过。这时候刚来好 多学员，而且快到国庆节了，我要组织国庆游行，非常忙。我交代小牛把东西准备好，别的也没管，只有每天的报纸由我送。报纸是公用报纸，他们来了，从公用报 纸抽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给他们，我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小楼，就顺手放在台阶上。 

9月12日我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并没有觉得异常。17点 多，将军楼还剩下一些人，刘沛丰打电话，要马上准备晚饭，简单点，要快，不用送来，我们到食堂吃。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来吃饭的有四五个人，还有郑兴和 （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王琢（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等，非让我陪他们吃饭。我推脱不过，和他们一起去食堂。饭吃得很快，我发现他们有些紧张， 出门还不放心，左右看，问我有站岗的没有。我说以前是司令部警卫连站岗，9月12日这天撤了，换成空军学院的战士站岗。把他们送回将军楼，我站在门口，没进去，刘沛丰说（照相机的）三角架坏了，我说我找人来修一下，他说不用，我就走了。 

从那时起再没有接到电话。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上午，我带学员到房山东方红炼油厂参观一天。下午回来我先到办公室，看没什么事，取了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点30分，我再去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露出一条缝，不知9月13日那天是不是也这样虚掩着，是不是人走了？我又去看车库门，也没锁，我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几辆小汽车，车钥匙还在车上插着。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我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我把楼门锁上，然后去办公室上班。22点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转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我有事外出，19点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恶臭扑面而来。 

我心里紧张，是不是死了人了？我经历过洛阳解放，那时死人成堆，来不及掩埋，所以我闻过死人味。我赶快打开灯，先找臭味出自哪里。屋里乱糟糟，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 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旁边还用红笔写着纸条，请勿动。正是大热天，鱼长了一两寸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有几张零星的没有字的白 纸。还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再往里走，原来厨房烧过纸，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放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 

我又到前边的将军楼，这里的纸灰更多。好大的一堆灰，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像被抢劫过一样，这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人走楼空，屋里干干净净，这回搞什么名堂？这乱糟糟的一切使我得出结论，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 

我 又第二次回到前边的将军楼。一进门是个小厅，中间放着一个茶几，周围一圈沙发。第一次进来时我注意过茶几上有几个本子，因为只顾寻找臭味，没顾上翻看。这 回我拿起来看了看。当然我怕弄上手印，小心翻开，《五七一工程纪要》，目录一直写到底，背面还有。字很正规，用黑墨写的。我再翻，没了，白纸，还是白纸， 其实这是活页，后面还有正文。我以为没了，所以我从始至终没有看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正文。正因为我始终没有看过正文，所以我也没有在意，认为是军事战略工程、技术革新一类。专案组非说我知道，说我是江田岛精神。我没听懂，什么江腾蛟精神？还有江腾蛟精神？ 

除了这个红色拉链本，旁边还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旁边还放着一个开着口的大包，像是要把这些本子装走（伪装得多么好）。 

我 立即锁上门，回到办公室，向副政委王治松汇报。他和政治处主任高文勇负责将军楼。王治松说，我正在开会，你马上回去，叫接待小组去整理房间。我领着接待小 组察看了一遍，刚开始打扫，王治松和高文勇来了。我又带着他们看了一圈。然后我继续去收拾房间，他们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 本写了一些文字）。我回来，也坐到沙发上，我们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 （空军司办副主任），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王治松把红色拉链本放回原处，丢了怎么办？又和报纸放在一起。 

小汽车上的车钥匙也拔了下来，放在茶几上。 

我们离开时，已经是夜里1点了。 

天快亮时，王治松打电话，叫我到将军楼去，把车钥匙放回车上，“本子”拿出来。我是做具体工作的，王副政委不知道，刘保文临走向我交代任务时说，他们不在，小楼里面的东西，不准动。听我这么一说，王治松没有再坚持，我只是去把车钥匙又放回车上，没拿“本子”。 

9月15日 晚上，我去空军司令部参加行政负责人的会议。以前开会，会前都是有说有笑，而这次谁都不吭声，熟人见面也不打招呼，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已经 知道九一三事件了。会议规定，派车要经过单位行政领导批准，以前派车我派就可以了。还要求清查人，要严格请假外出。我打电话给政委，晚上开常委会传达。晚 上我到办公大楼门口，高文勇在等我，对我说：给你说个事，现在马上叫小牛把本子拿出来放起来。昨天王治松叫我拿，我没拿，现在又叫我拿，我以为他们研究 了，这次我没有顶。高文勇特别强调，你别去拿，叫小牛去，别开灯，让他拿来交给你。我打电话让小牛去拿“本子”，让他用纸袋装起来，交给我，我不在交给处长张凡。我和张凡都是一派，没参加造反，关系比较好。等我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张凡说，小牛交给我一袋东西。我说我知道，你放在文件柜里，然后我就回家了。 

9月16日晚上，还是半夜。张凡总值班，给我打电话，北京卫戍区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带一个师长和一部分卫戍区部队，在我这，总理派他们来的，要看看小楼，怎么办？因为小楼由我负责，虽然我是副处长，张凡还是要“请示”我，我一听总理派来的人，就说去看吧，钥匙在小牛那里，叫小牛送去。卫戍区部队当天没有走，就住在将军楼前面的9号楼，两座将军楼由他们负责警卫。 

因为那个红色拉链本已经被拿出来了，所以卫戍区部队进小楼没有看到。 

国庆节前我很忙，也没有人再和我联系。虽然我没有看“本子”的内容，但张凡、王治松、高文勇他们看了，很紧张。轮到我总值班那天，张凡来电话，说最近我老在想一个事，我看了一下那个“本子”，里面写的“五七一”，是不是“武装起义”？我马上说，你瞎说什么呀。张凡说，王治松讲，谁让把“本子”拿出来的？谁拿谁负责。我说，怎么这么说？谁让拿？就是他最早让拿的，有什么了不起。十一那天我在南门替战士站岗。政治处主任高文勇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来一趟。我找别人代班，去了。我挺生气，什么事？高文勇说，我考虑最大的事是那个“本子”，那个“本子”要出事。我觉得没什么。高文勇说，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查问“本子”，你就说你要拿的。也别说我叫你拿的，也别说小牛进去拿的，也别说张凡保存过。高文勇问，现在本子在哪？我说在张处长那里保管。高文勇说，你去拿回来，就说你去拿，你保管。他们问，你一口咬定是你拿的，他们也没办法。我很不高兴，说好吧。但心里想，怎么这样？到时再说。 

我去找张凡，让他把“本子”给我。张凡也有点紧张，赶快给了我。我原封不动地放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我又没有保险柜，文件柜没有锁，我的办公室战士都可以进，不保险。于是，我把“本子”拿到我家，锁进皮箱里。 

这个小小的“本子”成了“大包袱”。 

10月5日晚，李德生来传达中央57号文件，“叛国”？“谋害”？“南逃”？我懵了，哎呀，糟了！第一个感觉是半辈子没犯错误，这回陷进去了。听完报告，空军政委王辉球把处以上干部留下，点了王治松、高文勇他们三个人，让他们主动揭发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活动，没提到我。会后我马上向殷古风（空军学院政委）详细谈了接触将军楼以及拿“本子”的过程。我从家里把本子取来交给他，希望马上报告中央。 

10月7日半夜，安平（时任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和殷古风叫我到办公楼。门口备好了车，把我送到空军大院。空军“五人小组”找我谈话，说总理打电话来，总理看到了那个“本子”， 叫我们找你谈一谈。相信你，叫你放心，不要有顾虑。交上来是个好事，你马上写个材料，怎么发现的，怎么保存的。当时王辉球（时任空军政委）问我什么职务， 我说我是行政处副处长。王辉球问，什么行政处？他们自己搞的。我当时很不满意，怎么是自己搞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宣布的嘛。 

空军“五人小组”让我马上回去写，夜里2点我回到办公室，一直写到第二天早晨8点。我眼睛近视，字写得很大，写了厚厚一摞，没有底稿。9点交上去。（采访王兰义笔记2005年12月13日） 

10月8日19点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的叛国分子林立果的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 

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 这个本子连同王兰义写的材料，经李德生呈报周恩来。李德生回忆：我看了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 候，是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才知道这是《五七一工程计划》。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429页） 

周恩来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王兰义回忆：真是好好“保护”了。第二天，我就被关起来了，一关五年。先在空军学院办“学习班”， 又被转到开封关了一年。其实关进去十多天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专案组不相信我说的，非要说我是反革命，死也要保他们，说手铐脚铐随时都可以给你戴上。那 三个人（王治松、高文勇、牛占景）也被关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专案组也不露面。我每天只能看毛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 府向何处去》。 

1973年4月， 李德生半夜突然把我叫到京西宾馆，很客气，说你们有功，向中央提供了情况，做了件大好事。你们放心，中央认为你们不是他们的人。李德生问我现在正在干什 么，我说我正在隔离审查，每天看毛著，看报。李德生说，邓小平的文件看了没有？我说没看。李德生对专案组说，邓小平都要出来工作了。中央文件还要让他们 看，叫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凑一凑情况，就完事了。但我们还是照样关着，一个一个审，一个一个放，我们四个人关的时间最长。王平水（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把我 叫到办公室，称我王兰义同志。我心里好激动，当了四年多“敌人”，第一次有人称“同志”。 

那时我们每天向战士汇报，学了没有，什么想法，记录几句话。半年时间，一直想让我承认“两谋”（注：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你怎么能不知道？谁相信你没看过五七一工程？为什么不把“本子”交 上去？审查不出来，就逼，人家都完事，解脱了，只有我通不过。专案组说别再傻了，就你一个人了。放风时碰到王治松，也劝我，你编一个就算了。专案组说好几 个副参谋长、副主任都检讨了。让我看白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任学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的检讨，说人家都承认上贼船了，你连上贼船都不承认，顽 固到底。我说你无限上纲，我怎么能承认？我就是干日常工作，我自己对自己最了解，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这样又关了我一年多，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才放我回北京。结论是前两年的结论，党内警告，复员回原籍，派人到原籍给我整理房子。 

我 家属没工作，一直有病，孩子也在北京工作，我带家属回老家，两个重病人不是送死吗？退休人员有文件，我符合就地安置的条件。人家说，涉案人员一律不许留在 北京。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留在北京？北京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我一直不服气，越顶越吃亏。关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视神经萎缩，双眼 几乎失明。从1973年 开始，脊椎炎造成两条腿瘫痪，走路只能挪着走。病耽误了，处于那种情况，也没法治。我说我没有工作能力，要求治好病再说。我知道周总理的指示：王兰义交出 《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明他不是他们的人，对他不能给处分，不予追究，安排工作。我一直坚持，写信到空军，不行，又写给中央，要求落实总理指示。人家要我 拿文字材料来，我说我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空军政委高厚良都说过这个。单位也有不少人支持我，说我们给你派车，你去闯李德生家。以后突然来个通知，重新修 改我的结论：你向中央提供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对全党认识林彪面目，提供了有力物证，是有功的。到1989年5月，中央批下来，恢复我团职，级别动了一级，在北京安置。虽然还不算彻底解决，但我不再计较了。（采访王兰义笔记，2005年12月13日）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文件放在茶几上 

王兰义发现的这个红色拉链本，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它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时出了错。（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650页注） 

1980年10月13日，李伟信在法庭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写好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我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和主任（叶群）那里。（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01页） 

这里有个疑点：一般说，既然是草稿，就应该只有一份。要是按李伟信的说法，《五七一工程纪要》应该在北戴河，为什么这个“本子”却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的茶几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副本”？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文件都没有被带走，全留在了北戴河。为什么没有发现“副本”呢？这说明，只有这一个“本子”。那么，北戴河的“本子”怎么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呢？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伟信善后的屋子里，这如何解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拉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却放在桌子上，难道怕别人发现不了吗？ 

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能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散乱的纸片，浓烟滚滚。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空白的笔记本和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进下水道。收拾差不多了，22点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在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点，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房间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 凌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东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 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就坐火车回到上海。 

在这个“据点”里，最后离开的是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但在于新野和周宇驰来之前，李伟信把到广州的人都打发走了，他弟弟李伟军和王大璋也被打发走了，只有李伟信一个人最后收拾残局。（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98页）烧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前面的小楼比后面的小楼烧得更多，更彻底，为什么写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这么重要的本子却完整无缺，摆在如此显著的位置，生怕别人看不到？怎么可能“漏掉”这么重要的本子？ 

当然，如此重要的“本子”，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吧？ 

还有一个疑点：这个时候一分一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伟信还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空军有25人被认为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关在秦城监狱。这些人中，李伟信、刘世英等人比较合作，特别是李伟信，积极认罪，态度诚恳，和盘托出。他们的供词成为查清“小舰队”犯罪事实的第一批有力证据。（鹿音、赤男《秘密审判林彪“小舰队”内幕》，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11期）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如何出笼的 

林立果来到上海，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以后李伟信跟林立果到了北京，成了心腹。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杭州密谈，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门口侍候。1971年3月18日至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五七一”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没有参加讨论，他在门口转来转去，倒个水什么的。因为李伟信与空军机关很少接触，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曾问这是什么人？周宇驰说，这是李伟信，搞录相技术的。（采访王飞笔记1998年4月2日） 

王兰义回忆：1971年9月12日那天来的人中，李伟信过去没见过。（采访王兰义笔记，2005年12月13日） 

李伟信在法庭上交代：3月18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在卧室对我和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要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注：林立果给叶群起的代号，英国一种飞机的名字）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3月20日， 周宇驰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和周宇驰密谈后，叫于新野也去。第二天，开始他们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目前 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 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和平过渡，被人抢班，自己提前抢班。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B-52。但B-52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五七一工程” （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林立果谈到3月16日 的上海《文汇报》，他认为那上面的文章有来头，应该看成信号，是舆论准备。通过这些谈话，我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 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危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 法，例如，把B-52软 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 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目前 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1971年4月9日，“教导队”正式成立。队员都是精心挑选，除了政治条件，身体要求也很严，身高1米7上 下，为了保密，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来的，高干子弟或与高干子弟有联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律不要。并规定，正副班长、区队长和队干部，都要 审批。武器装备也非一般，每人配一长一短（步枪或冲锋枪和手枪），每班一挺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另外还配了两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供训练用，准备逐 步装备一个摩托车队。不仅进行一般的战术技术训练，还要求会驾驶各种车辆，学会登高，打巷战，并秘密进行了格斗训练。（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 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7-200页） 

《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 

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44页）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五七一工程纪要》。《通知》说：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现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全文及原件影印本编号发给你们，供你们阅读参考。（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649页） 

3月22至24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9·2（注：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矛盾尖锐，左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切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的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权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就会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和国外“五七一”相比，我们的准备和经验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年苏维埃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全国夺取政权；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B-52好 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 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 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 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认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 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 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 本条件，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 （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 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 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的行 动会得到苏联支持。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的威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讲，国土辽阔、回旋力量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 转移，甚至于撤退。困难：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部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相当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时 机。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 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吃掉我们 的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有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战术上两种时机和手段，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 本力量和可借用的力量。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掌握的四、五军，骨干力量，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民航、三十四师。借用力量，国内二十军、三十八军、黄（永胜）军委办事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疆、西安。社 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国外苏联（秘密谈判），美国（中美谈判），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对外：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挥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 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各区、 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三个阶段，第一、准备阶段，1、计划；2、力量，指挥班子江、王、陈。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教导队、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京直属师（十师）的工作，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3、物质准备，武器领、自造。通信器材（包括01工程，专门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4、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1、军事上首先巩固阵地，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界的联系卡断。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运。2、政治上采取进攻，上面摊牌，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3、组织上扩大，迅速扩军，四方联系政策和策略，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 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 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他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 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统 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 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 始 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 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 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的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之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649-657页） 

“五七一工程”是谁的“杰作”？ 

林立果一个小毛孩子能想得出来吗？研究者认为里面有些话明显幼稚，有些话却老谋深算（有些话和思想是林彪的，比如“绞肉机”）。林立果初出茅庐，不可能没有人在幕后出谋划策。或者换句话，是谁怂恿的呢？ 

第十三章 少将江腾蛟 

江腾蛟与林家的关系 

1980年“两案”庭审调查，江腾蛟什么时候与林彪认识的。他说是1966年11月初，他见过林彪、叶群六次。果真如此吗？ 

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时，江腾蛟本来是广州军区防空军政委，调到空四军当政委，降了半级。刘亚楼（空军司令员）对江腾蛟说，不要看空四军只是一个军，它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实力比一些军区空军还大。这样江腾蛟高高兴兴去了空四军。1958年，上面交代，林彪开销大，和叶群两个人的工资不够，让空四军给林彪开一份工资。因为林彪在红军时期当过红四军军长，就称林彪是空四军的老军长，空四军每年给林彪5000元。（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这样，江腾蛟就与林家挂上了钩。 

江腾蛟，湖北红安县人，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他11岁时参加红军，当译电员，天天泡在领导圈里，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看风使舵。 

1964年，叶群到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江腾蛟经常带着礼物去看望。 

1966年 冬，叶群把儿女送到上海，对江腾蛟说，豆豆、老虎两个孩子等于首长的两个眼珠子。现在社会动乱，委托江腾蛟加以照顾、保护。照叶群吩咐，江腾蛟把林豆豆送 到杭州空军疗养院，请陈励耘照顾。而把老虎留在身边，指定保卫干事和管理员分别负责安全和生活。林豆豆刚进空军报社一年多，林立果那时21岁，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聪明，会总结，爱摆弄电子设备，无师自通。江腾蛟经常带着他出席各种会议，同各级领导见面，卖力吹捧林立果政治上成熟早，是优秀的接班人。这样“保护”了三个多月，1967年2月8日，“江叔叔”安全地把林立果送回北京。 

1967年，江腾蛟被提升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江腾蛟支持反许世友的一派，在南京大搞反“许”活动，鼓动、支持地方和军事院校造反派冲击军队，造军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的反。许世友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直言江腾蛟是南京地区反党乱军势力的“黑后台”和“黑手”。 

以后江腾蛟“逃”到了北京，许世友的揭发材料也接二连三“追”到北京。 

1968年3月，南京军区空军机关提出要江腾蛟回南京，接受群众批判。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没有林彪的命令，不准江腾蛟离开北京。5月，毛泽东与空政文工团的团员刘淑媛跳舞时，要刘淑媛转告吴法宪，江腾蛟这个人不能重用。据吴法宪交代，毛泽东对他说过五六次。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江腾蛟的职务。 

这样，江腾蛟成了“闲人”。 

叶群传话，给江腾蛟打气，她可以拿出“钱”来帮助他还“账”。7月，林立果也传话，让江政委放心，不要怕，照常吃饭睡觉。他们有嘴，我们也有嘴，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9月，林立果让周宇驰给江腾蛟送去300元，说宁可他们苦一点，也要把他“养”起来。 

1968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誓言，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7月2日，江腾蛟写道：立果同志，主任和你力主正义，帮我多方讲公道话，极力保护，因此心里很扎（踏）实，这些是能够支持我生活和斗争的惟一力量，没有这一条就很难设想了。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永生不能忘的大恩。……我 对首长、对主任是忠实的，对你也是忠实的。过去、现在、将来也永远是忠实的。立果同志，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感激首长、主任 和你的心，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 

费尽心机表了半天的忠心，却没有用。到1969年上半年，江腾蛟还是个“闲人”。1969年底，吴法宪透露给江腾蛟，要派他到西南地区抓航空工业。江腾蛟认为这是变相流放，非常着急，打电话到上海找林立果。林立果马上飞回北京，1970年初，林立果、王飞和江腾蛟在江腾蛟家商量对策，决定由江腾蛟给吴法宪写信，提出不能去西南的理由，要吴法宪将信转给林彪，然后由叶群出面给江腾蛟说话。叶群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身体不好，他不能去就别去了，让他休养治病吧。3月，林立果让广州空军安排，让江腾蛟全家到广州“休养”。江腾蛟对顾同舟说，我们都坐在一条船上，掌舵的是林立果，什么“风浪”都不怕。 

1970年12月27日晚，江腾蛟又大“难”临头。他正在武汉空降兵活动，通知他第二天回广州。刚放下电话，刘沛丰又来电话让他不要去了，明天“王参谋”从广州乘民航到武汉，有一封信带给你，你派人到机场取，照信上说的行动。信是由周宇驰从北京通过保密电话传到广州，由“王参谋”记录下来的。信里说，南京方面已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抓江腾蛟的“516”，那份报告还压在林彪那里。现在林立果正做工作，但也要做最困难的准备，信中要求江腾蛟很快离开大城市，到空军桂林医院“治病”。当天下午，江腾蛟就离开武汉，躲到湖南大托铺。在那里给林立果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叫秘书送往北京。新年时江腾蛟躲在桂林，要求别再吹他，说他政治上被打倒，身体也垮了，已经是无所作为的人了。1971年1月中旬，江腾蛟接到家属电话，林立果让她转告，抓他“516”那件事，经过林立果做工作，已经“平”了。1月20日，江腾蛟放心离开桂林，到了广州。 

这是不是“苦肉计”呢？ 

无论如何，发生在江腾蛟身上的奇怪事情使叶群和林立果把江腾蛟更加当成“自己人”。 

3月18日晚，江腾蛟乘坐安-24专机到上海机场，吴法宪办公室调的飞机，特地安排夜间飞行。行前，江腾蛟让医生为他准备了夸大病情的诊断书，作为他来上海“治病”的借口，必要时可以拿出来作证。一切都像那么回事，江腾蛟捂着大口罩，两个白大褂跑上机舱，把他扶下来，用担架抬到汽车前，塞进汽车。但是车子没进医院，而是到了新华路一号，江腾蛟自己下了车。 

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第二天去看江腾蛟，下午回北京。（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1997年9月26日） 

特别法庭从种种迹象看，江腾蛟到上海是有预谋的。而江腾蛟据理力争，说1971年3月到上海确实是治病，不是去搞阴谋。林立果和他谈，让他到上海找陈励耘、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江腾蛟说，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过程中，当林立果、周宇驰提出一些建议时，我是不赞成的，有时提出反面意见…… 

因为这条罪状一直没有取得证据，只好放弃。 

江 腾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恨他？虽然江腾蛟的职位已经很高，但到毛泽东那里，还隔着很多层。据了解，毛泽东还没有对军一级的干部这样 直接过问过。毛泽东为什么格外关注江腾蛟？难道一位空军高级干部的任命，仅凭一个小姑娘的传话吗？后来，吴法宪按叶群的意思，想安排江腾蛟当空军政治部主 任，但又不敢。因为任命要经过军委主席毛泽东。只好任命江腾蛟为政治部党委书记，这个党内职务不用上报，可以绕过毛泽东。 

江腾蛟说，林立果还考虑让我当空军司令员，我当然认为他是传达林彪的意图。 

审判“两案”时，“四人帮”加上陈伯达是五个人，林彪集团的主犯黄吴李邱，还缺一个，刚开始安排王飞，因为王飞得了精神病，才临时换上江腾蛟。李伟信说，我所了解林立果布置于新野起草“五七一”，那次会议只有四个人，里面没有江腾蛟。江腾蛟也说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一直不知道。到1971年9月8日晚上，李伟信才给我解释“五七一”。可是，为什么策划“五七一”时江腾蛟不在场，而他在谋杀上又如此积极？好多点子是他想的。这又如何解释？王飞感觉，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又非常渺茫。（采访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笔记，1998年4月2日）年轻人可以理解，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可你江腾蛟是老红军，出那么多馊点子，都靠不住，容易让自己被动，为什么如此轻率？！ 

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抓获的“小舰队”成员中，除了李伟信是个应有尽有的“档案库”外，江腾蛟交代的材料也比较多。（鹿音、赤男《秘密审判林彪“小舰队”内幕》，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11期） 

江腾蛟的辩护律师王舜华在法庭上替江腾蛟辩护，被告人江腾蛟认罪比较早，9月14日 当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便主动地交代了自己不少罪行，写了《谋害毛泽东主席阴谋事件的经过》的书面材料。我们提请法庭注意，这是江腾蛟在不知道林彪等已经外 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情况下做的交代。当时他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也主动地揭发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的罪行。这对于查清案件的情况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希望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我们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有责任把他的要求向法庭提出，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从轻考虑。 

在 法庭，江腾蛟一直没为自己辩护。最后，审判长问江腾蛟还有什么意见，他还是表示我没有什么辩护的，我的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我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服 法，愿意接受任何我应该得到的惩罚。审判长伍修权宣布：被告人江腾蛟最后简单地表明了他的意见，等候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评议后宣布判决。（参见最高人民 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91-193页） 

伍修权曾说，江腾蛟的态度很好。 

另外，江腾蛟在监狱里吃得特别好，想吃什么可以吃什么，牙痛还可以吃豆腐脑。 

无论如何，发生在江腾蛟身上的奇怪事情使叶群和林立果把江腾蛟更加当成“自己人”。 

这是不是“苦肉计”呢？ 

三国四方会议子虚乌有 

所谓“三国四方”（注：1970年4月24日至25日，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广州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通过关于印度支那当前局势及印支三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联合声明》。林立果借用了“三国四方”的说法）会议子虚乌有。 

1980年审判“两案”，认定1971年3月31日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写出后的组织准备和分工。法庭宣读了程洪珍当时的日记和1979年8月22日的供词：会议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加速我们的准备，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都有，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参见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计划材料之二》） 

到底有没有这个秘密会议呢？ 

王维国说瞎扯！他坚持说根本不是个会。那天我跑上跑下，“会”怎么出来的呢？ 

王维国，河北元氏县万年村人。家境较富裕，本人追求进步，1932年参加组织“反帝大同盟元氏分盟”，1933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在元氏重新参加革命、入党，1939年任元氏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对敌斗争勇敢。 

在监狱里，王维国态度最“坏”，所以他被加长了刑期。 

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也认为不是“会”。他是凌晨3点多才被叫去的。那天晚上来电话叫他不要出去，要谈一谈，根本没说开会。到零点，看还没人来找，他就睡了。2点来人接他，司机路不熟，黑灯瞎火还走错了。到了一看，屋里烟气腾腾，陈励耘嘴里还含着一块糖。（采访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笔记，1998年2月16日） 

参加会议的几个人，包括江腾蛟、陈励耘也都认为不是会议，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那么这个“聊一聊”是不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后的组织准备和分工呢？确实，这是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草稿出笼后几天召开的，但如果江腾蛟的话属实，他既没有参加也没有看到“五七一工程”。他都不知道，别人更不可能知道。在庐山会议后全面败退的情况下，林立果不可能挑明“五七一工程”。更何况“五七一工程”还只是个提纲，到最后，也没有形成文字的具体行动方案。 

当时毛泽东威信那么高，林立果怎么敢公开说谋害毛泽东呢？ 

3月19日 下午，林立果叫江腾蛟来，没有讲要开会，只是要他谈一谈对王维国、陈励耘和周建平的看法。江腾蛟说，王维国性格单纯、直爽，他除了你们，没有别的后台，这 样的人最可靠。林立果又问，周建平呢？江腾蛟说，他组织能力比王维国强，但思想有些右倾，在关键时刻容易摇摆。陈励耘与我私人关系不错，也有能力，但本质 不如王维国好，在政治上与王维国也不一样，既可以坐你这条船，也可以坐别人的船。林立果说，江政委不愧为老领导，知人至深，看得比较透。不过，我们要多做 陈励耘的工作。陈励耘和王维国的关系很紧张，在杭州我做了陈励耘的工作。你现在到上海来养病，趁这个机会也给他们做做工作，可不可以？江腾蛟说可以嘛。周 建平那里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关键是陈励耘，最好用你的名义去请 他，这样他就不好推了。对他的接待规格要高一些，要格外热情。 

这样，林立果让于新野到杭州，代表他去见陈励耘，叫他到上海来一次。 

3月28日，于新野到了杭州，先对陈励耘说，江政委在上海，请他去玩。陈励耘不想去，庐山会议上陈励耘冒冒失失放了“炮”，沾了一身屎。当然他没有想到两个主席之间会有什么矛盾，只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更不想去上海。于新野又搬出林立果，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陈励耘还是不想去，推说有病去不了。 

1971年春，陈励耘就住进空军杭州453医院。他曾派医生到上海请专家会诊，并要10支白蛋白（当时这种药只有市委常委一级的才有资格用）。空军上海四五五医院政委答应给，但贵重药品由王维国掌握，王维国说谁叫你答应的？话传到陈励耘家属的耳朵里，说这不是小问题，是路线问题。陈励耘和王维国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他才不想到王维国控制的地盘上海去呢。 

3月31日快17点，于新野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到这份上，陈励耘再不好再推辞，只得坐汽车去上海。车开到闽行（上海和浙江的分界线，距上海还有30公里），王维国夫妇还有一批人带着三辆车在此隆重迎接。大约21点，前呼后拥到了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王维国的态度怎么变了呢？原来林立果“修理”了他，说现在我把陈励耘找来，趁我还在上海，给你做做工作。陈励耘来时你要高姿态，搞得好点，吃的好点。所以王维国不但隆重迎接，还把自己控制的少年科技站让给陈励耘住。 

23点 左右，陈励耘吃完饭上楼，林立果和江腾蛟在楼梯口迎接他。到二楼会客室坐下，江腾蛟先说，老陈，我简直把你想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陈励耘说，我生病，来 一次也难。扯了一些闲话，还谈到战备，改装飞机，没有人说开会的事。看到陈励耘情绪不高，不知是谁扯到九届二中全会，陈励耘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林 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都不好过，黄（永胜）总长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陈励耘说，我无非是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 人的斗争。陈励耘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林立果说，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江腾蛟一拍大腿，说就是夺 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 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陈励耘对他们突然冒出来这些话感到吃惊，不敢再往下接，生怕再踩“地雷”。（采访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笔记，1998年2月20日） 

鲁珉（空军作战部部长）回忆：在座的人中，除了陈励耘与王维国有矛盾，江腾蛟和王维国也有矛盾。由于江腾蛟的“热情”，叶群买药买什么都由空四军掏腰包。后来王维国接任，就卡住了。因为买药要外汇，空四军没有，江腾蛟让王维国到上海市革委会要，王维国很为难。以前空四军对江腾蛟的一些补助也卡掉了，江腾蛟很有意见，认为“人走茶凉”。而江腾蛟越过王维国，遥控空四军的处长，王维国也很不高兴。后来江腾蛟抓空四军的“选美小组”（为林立果选对象），不许王维国过问，王维国更不高兴。经过林立果解释，王维国才勉强解开疙瘩。 

林立果和江、王、陈谈话，谈到快凌晨1点了，江腾蛟突然说，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 

江腾蛟、陈励耘、王维国和周建平也有矛盾。 

周建平1969年秋由空四军军长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上任后抓空四军、空五军，王维国还无所谓，陈励耘比较“霸道”， 不乐意别人插手。最不高兴的是江腾蛟，认为周建平来了，自己说话就不灵了。他告诉空四军、空五军，部队不能让周建平抓到手。他还调来几个人写材料，说周建 平是假左派真右派，周建平给许世友拜年了等等。林立果在材料上批了几句，很有政治很有策略很有水平，我完全同意。江腾蛟拿着“尚方宝剑”到上海揭发周建平。1970年5月，林立果在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接见“骨干”，进行“路线交底”。王维国说周建平把林立果看成小孩，是对林立果的态度问题。暗示“骨干”们：周建平犯了路线错误，要同他划清界限。陈励耘以空五军党委的名义要周建平检讨，有人还说要与周建平斗争到底。7月南空“左派”散布周建平是可用不可信的人。江腾蛟也说，周建平到南空后向“右”靠了。好长一段时间周建平一直挨整。他因病到上海住院，王维国还不放过，派人盯着，谁去看周建平都要报告。1970年夏，我回上海休假，林立果让我买些东西，代他去看周建平。我叫上王维国等一起吃了一顿饭，算化解了矛盾。（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回忆：1971年3月26日，我回上海，一是家属手术，本来以为是盲肠炎，但一打开，发现是子宫囊肿，手术做了8个小时。二是搬家，因为“人走茶凉”，而且现在南京的形势也稳定一些了，我决定把家搬到南京去。 

我并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3月27日天很黑了，于新野来了，说过去大家对你有不少意见，（林）副部长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来想先来看看你，但是不方便。准备同你谈谈，谈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对你的意见都端出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谈了。从于新野的谈话中，我认为林立果来上海是解决团结问题的。3月28日晚，王维国拉我去看林立果，江腾蛟也在座。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516”分子。当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状况就要大翻个儿，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以后那样的反复，甚至更加困难。江腾蛟说，我打成“516”，你周建平也不好过。 

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一无所知。（采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笔记，1998年2月16日） 

凌晨3点多，周建平才被接来，因为路远，司机路又不熟，走错了。等周建平到时，江、陈、王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林立果说他有点事情回去一下，办完了再来，你们先谈谈情况吧。周建平介绍了南京军区空军贯彻空军为解决南空问题的学习班情况。那时南空“左派”乱 抓人，吴法宪想办学习班压一压。谈完了林立果还没有回来，周建平又谈了南空党代会的筹备情况。空四军、空五军是重头，这两个军的代表团至关重要，如果他们 的观点不一致，党代会肯定开不下去。周建平让陈励耘、王维国讲讲他们的意见。陈励耘讲了五点，大意是会议要高举团结的大旗，要讲民主，让大家把话讲完。 《工作报告》要争取通过，上届党委书记仍然要选上，会议不能夭折等。王维国也表示了团结的愿望。 

林 立果回来已经快天亮了，劈头就问，你们在谈什么？江腾蛟说，谈南空党代会。我们谈完了，请副部长指示。林立果没头没脑简单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当前的主要工 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最后林立果说，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 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江腾蛟）商量。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当参谋，剩下的三个人谁也没说 话。不要说周建平，就是王维国和陈励耘，也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讲同张春桥的斗争。 

足足谈了三四个钟头吧，全谈开了，团结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 

早晨4点多吃饭，吃到6点多。（采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笔记，1998年2月16日） 

在那天晚上，周建平不知道他们前面都讲了些什么，也始终没有听到“三国四方”会议这个词。直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学习班，才从专案组的嘴里知道。 

至于“三国四方”会议的由来，有人在会后问起林立果，你们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会？林立果想了想，三国四方会议，周建平在南空，王维国在上海，陈励耘在杭州，加上老政委江腾蛟总负责。（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67-278页） 

林立果在那天晚上并没有捅破“窗户纸”。周建平不知道他们前面都讲了些什么，也始终没有听到“三国四方”会议这个词。直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学习班，才从专案组的嘴里知道。（采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笔记，1998年2月16日） 

谁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 

林立果两道浓眉，圆脸，比林彪高出10厘米。不爱说话，看起来是一个普通青年，但因为是“副主席”的儿子，就“特殊”极了。因为“文革”，1967年全国都没有接兵，但挡不住“副主席”的儿子穿上军装。3月，吴法宪派专车把没有办入伍手续的林立果接到空军，先由一名保卫干事陪着到上海的高炮部队锻炼。穿上军装才四个月，还是个“新兵蛋子”的林立果由吴法宪和周宇驰介绍入党。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但是他根本不到办公室上班。（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林立果还不是党员，就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虽然是秘书，却配了一辆“伏尔加”，由处级干部周宇驰负责给他开车，一年后他要学开车，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王琢教他，练习地点在西郊机场的跑道上。1968年3月19日，林立果办了张驾照，姓名吕果。 

王飞回忆：“林立果入伍后，叶群打电话给我（他们在太仓“四清”时认识），小孩子可塑性强，到你那里，要帮助教育他，最好专门找一个人。那时都是一帮一，一对红，我考虑让周宇驰帮助林立果。” 

至于刘沛丰怎么也成了林立果的“秘书”？这是周宇驰的安排。 

王飞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访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笔记，1998年4月2日） 

刘沛丰，四川人，大学生，1951年参军，话很少。文字能力比周宇驰强，办事认真。他长期在刘亚楼（空军第一任司令员）身边当秘书，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只有他念文电能简明扼要地抓住重点，深得刘亚楼的好评。在同事中也很有人缘，外号“锤子”。 

与又白又瘦的刘沛丰相反，周宇驰相对比较壮，性格外向。他比刘沛丰大，河北籍的“三八式”干部，曾和潘景寅一起报名飞行员，潘景寅选上了，他落了选，留在空军第一航校任宣传科长。“伺候”林立果后，他学会了开车，也学会了开直升机，总算过了一把飞机瘾。 

周宇驰也能写，曾写过小说。是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把他调到空军党办当秘书的，周宇驰别的也没有什么，就是说话口大气粗，没多久刘亚楼就把他撵到连队，认为他不适宜在高级机关。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他又卷土重来，先在党办任秘书，以后又升任副主任。到后来他说话口气更大，因为他和林立果的关系最好，大家还是高看他一头。周宇驰在上海讲话：“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零存整取，一本万利。”（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林立果喜欢摆弄电子设备，无师自通。鲁珉回忆：林立果要下部队调查。跟吴法宪讲了，请示也好，打招呼也好，吴法宪不能不同意，说你下部队，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采访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以后这话成了吴法宪的主要罪证。 

吴法宪在法庭上说，1969年10月18日上午，我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个人找来，我面对着王飞、周宇驰说，今后空军的一切要向林立果汇报，可以由林立果指挥、调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85页）以后这话成了吴法宪的主要罪证。其实，吴法宪是特指林立果下部队。但话说的不严谨，被周宇驰钻了空子。空军常委开办公会议，中间周宇驰去了，传达了吴法宪的“两个一切”，变成了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会后列席的鲁珉问怎么回事？周宇驰说“不管它，就这样说”。（采访时任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 

九一三事件后，“两个一切”的罪名扣到吴法宪头上。在法庭上，吴法宪自己也承认了。林立果一伙利用“两个一切”，搞反革命活动。辩护律师周亨元提问：你为什么提出“两个一切”？你对林立果的反革命活动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很关键，至少一面是调查，一面是在为被告辩护。吴法宪说：“我当时相信林彪，我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我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提出来的，所以林彪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为了讨好林彪，我提出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但是，没想到以后他们作了传达，越传越大。传达了以后，我也不敢否认，怕得罪林彪，得罪叶群。可他们搞的那些事情，我确实不知道。……我把权全交光了，我承认林彪是真正的空军司令，我是假的空军司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91页） 

1981年1月26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结束后，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对旁听开庭宣判的人员讲话中，提到“两个一切”，说1969年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也不能说准备政变。那时林彪才确定为接班人嘛。因此，法庭没有采用这类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写法。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474-475页） 

那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很多事情不可思议。 

空军开党委扩大会，吃饭时，沈阳空军司令员对鲁珉说：“毛远新（毛泽东侄子）参加辽宁省党代会，要被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但他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才是见习技师，顶多是个副排长，行政23级，填表怎么填？人家会说空军怎么搞的？你给调两个地空导弹营，我就可以成立导弹独立师，让他当师长，我也好交代了。”鲁珉说“我哪有这个权利。你写个报告，我给吴司令批”。以后这个荒谬建议到底没通过，吴法宪批了毛远新当二炮处长。命令还没下来，空军就有人通过内部电台祝贺。吴法宪对鲁珉说：“你跟他们说说，不要乱来。” 

以后空军配副参谋长，吴法宪的意思是安排个技术干部，让鲁珉上。本来都通过了，但林立果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也塞进了副参谋长的行列。报到吴法宪那里，吴法宪不同意，但他又不敢公开反对，说“暂时不议”，压了下来，谁也不批了。后来林立果又活动当作战部第二部长，又报了上来。正好在京西宾馆开会，吴法宪叫鲁珉来，支走秘书，说“鲁珉你们不要乱搞嘛，叫他当副参谋长，我拿掉了，怎么又叫他当作战部第二部长”？吴法宪说：“你跟他们说说，不要乱来，林立果、林豆豆、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周秉钧（周恩来的侄子，时任团政委）这些人的工作总理说了，要中央讨论，我都不好安排，你们怎么讨论？”鲁珉说：“空军司令部常委会他有事没参加，是副部长列席回来传达的，事先并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第二部长的事。”吴法宪说：“他们不知道，你打打招呼。”鲁珉想真是复杂，你堂堂一个司令员不敢说，我一个小小部长就敢说了？那时高干子弟在空军究竟有多少人，一时难以统计。但有一条很清楚，凡是路子硬的，都愿意把子女送到空军，空军是个大军种，有技术，待遇也比较高。鲁珉感叹地说：“刘亚楼在，林立果不敢这么闹。”通过这些事，也可以看出吴法宪这个司令太难当了。林立果后来的“两谋”，吴法宪自己说不知道，也确实没有查到他知道的证据。 

鲁珉觉得林立果野心越来越大，在他眼里，那些老的，包括他父亲林彪都过时了。叶群让他叫秘书叔叔，他很少没叫过，也没叫过叶群妈，都叫“主任”，背后有时叫“叶老胖”。但他从不当面顶撞叶群，背后骂“走着瞧”！别人讲刘司令，他一口一个“刘亚楼”，对吴法宪更不放在眼里，一口一个“吴胖子”。鲁珉说：“林立果那个环境，视野开阔，知道得多，这都可能，但真要干一番，差得远啦。你当个团长、师长试试？不要说中央那些老的，就空军这些老人，人家是不是跟你？要真跟你干，你哪儿行！说来说去是个毛娃娃嘛。”后来鲁珉和空军的几个老人也议论过，“周宇驰那几个人帮的是倒忙。历史发展是延续的嘛，一代一代走嘛，掌管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事，哪里可能从七八十岁的老人一下子落到20多岁的毛娃娃手里，人民也通不过嘛。”（采访时任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1997年9月26日） 

1967年七二0事件刚过，7月22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隆重推出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林立果化名）的长文，通栏大标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推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宇驰和刘沛丰捉刀，叶群请“大牌”陈伯达、关锋帮助修改。同时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推荐一篇好文章》，认为提出新观点，既要敢“革”，又要敢“保”。 

没想到毛泽东批评了“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提法，“钓鱼台”揪“红尖兵”，叶群吓坏了。说“这篇文章是集体写的，与林立果无关”。最后，周宇驰、刘沛丰写了篇检讨，“钓鱼台”才没有再追究。 

1967年国庆节前，林彪刚从北戴河回来不久，参加完国庆活动，又要到山海关一带“换换空气”。林办秘书张云生说：“这准是老虎（林立果）的点子。”林立果先带周宇驰去了山海关，为林彪探路。还想从山海关机场去兴城，看那里适不适合林彪休息，坐汽车比较远，也不安全，想请吴司令派一架小飞机。吴法宪不敢做主，午休时来电话，叶群还没有起床。值班的郭秘书说：“这是大事，得请示主任才行。”过几天，林立果回来，说“这么点小事，推给主任干什么？”当着叶群的面，林立果和张云生辩论起来。张云生说：“你想用飞机，这关系到你的安全，吴司令不敢做主，林办任何秘书也无权做主。”林立果说：“空军派不派飞机，和你们林办秘书有什么关系？你们有什么权力乱插手？”张云生说：“林办秘书当然管不着空军派飞机，是吴司令员打电话找我们，而不是我们找他。但既然空军报告了，这关系到你是否安全的大事，我们只能报给主任。”林立果说：“你们这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张云生说：“吴司令不报，我们才乐得清闲呢！”“好了好了，”叶群说“我听明白了，张秘书他们是好意，你是首长的独生儿子，他们怕你坐飞机不安全，也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张秘书，你回去吧，老虎还是个孩子，希望你们今后对他还要多关心，多爱护。”一向霸道的叶群，这回倒是讲了一点公道。没过几分钟，林立果也来到秘书办公室，说“张秘书，你刚才就是做的不对。”“怎么不对？”“你不该当着主任面和我争来争去，我也不该说那么多。” 

又过一天，叶群领着林立果来到秘书办公室，说：“我们今天正式开个会，谈谈老虎今后乘坐空军飞机的事，我请示过首长，首长也同意，老虎是空军的干部，能不能坐空军的飞机，由空军决定，让吴法宪负责。我今天正式向你们宣布这个决定，你们秘书今后也不必为这个事为难了，你们看，这样可以吧？”张云生说：“老虎乘坐空军飞机的事，空军的吴司令员最好不要向林办报告。”（张云生等《“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336页） 

以后有了周宇驰传达的“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林立果调动飞机就方便了。 

1969年2月16日，林彪有一封亲笔信。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07页） 

这封信很可疑，林彪晚年很少动笔，长篇讲话也只在纸上写几个字，从不成篇，怎么就一口气写了70多字的一封信？还如此热情，似乎不像林彪的风格，倒很像林立果的口气。是不是林立果伪造的（林立果专门模仿过林彪的字体）呢？到后期，林立果的翅膀硬了，不甘心再听周宇驰等人的“指挥”。鲁珉曾对周宇驰说：“有些事你要提醒林立果，不一定这么干，不好嘛。”周宇驰说：“我也有我的苦处啊，他对我也不像从前了。从前什么都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他自己就这么办了。”（采访时任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1997年9月26日）由此看来，他们后期也有些矛盾。但不管怎么说，林立果独木不成“林”，他还需要“拐棍”，周宇驰是“军师”，刘沛丰则是“总管”。相比之下，周宇驰更能独当一面。所以1971年9月12日林立果飞到北戴河，带着刘沛丰，而让周宇驰在北京“总负责”。 

林立果的所作所为毛泽东知道吗？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讲用”。8月4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放，并吹嘘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第四个里程碑”，吹嘘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三代接班人”。（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09页）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得知后非常不高兴，在庐山上就多次批过。南巡时毛泽东专门讲了天才问题。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说，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门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 （注：指林立果），对20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3页） 

第十四章 林彪的手令 

为什么要祝……永远健康 

1959年林彪出山后，工作了两年，又“缩”回去了。 

林彪的病源自平型关战役后受的枪伤，伤了神经系统。虽然两次去苏联治疗，不但没有治好，反而越治越重。加上打仗时常常几天不睡觉，用脑过度，成了习惯性失眠。为了睡个好觉，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初成瑞回忆：林彪自己也看药典配药，加上砒霜，吃下去“死”了，都要开追悼会了，又活过来。还有一次林彪吃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光着一只脚跑到雪地里，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没时间治，干脆不治了。衡宝战役对林彪压力很大，白崇禧60万军队，毛泽东让他全解决，一仗就结束。林彪多少天没睡觉，精神过度紧张，长期失眠造成头痛，越来越厉害，痛起来头直晃，不得不一边走路，一边用毛巾按摩头部。后来又开始拉肚子，就讨厌水果了，也不吃菜，又不活动，憋成了顽固性便秘。 

1950年3月，林彪病情加重，请示中央，决定让他离开前线，到北京治疗。6月搬到颐和园的翠云轩，里面的路不好，是担架抬上去的。这时林彪瘦得皮包骨，先是消化不好和怕冷，后来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走路也困难了，卧床不起，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偶尔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只有十几米，也走不了，只能让警卫员背进去。（采访林彪司机初成瑞笔记，2000年7月10日） 

抗美援朝，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如果林彪同志身体好，不会叫彭德怀去的。林彪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认为不应该出国作战。在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讲出了一番“道理”：中国打了二十几年的仗，老百姓厌烦打仗了。再说，中国的军力未必比得上美国。 

到了1953年 春，林彪旧病没好，反而又添新病。开始只是怕光，三层厚窗帘，白天进屋像进了山洞，手电筒要用布蒙上。后来怕的东西越来越多，怕光、怕水、怕冷、怕出汗。 最怕的是风，内勤走快一点，就说有风，一点点风也不能见，一见风就出汗。怕水，不能住在海边，常年不洗脚等，甚至一听到水响就要拉肚子。 

李文普回忆：老秘书关光烈向军委办公厅负责人萧向荣汇报林彪怕水、拉稀，连山水划都不想看，被叶群认为“泄密”，狠狠批了一顿。（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林彪每天最多听半小时的文件，剩下的时间都是独自一人坐在暗室里，一坐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从表面上看，林彪瘦弱，脸色苍白，医生诊断林彪的主要脏器都没有毛病。可是人除了“脏器”，还有“精神”呢？他对日常活动丧失兴趣，几次自杀未遂。三O一医院专家诊断，林彪的卡路里严重缺乏，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叶群曾对林豆豆说，幸亏你爸爸身体不好。什么时候身体好了，什么时候垮台，我们都得倒霉。1969年“九大”前夕，叶群对林立果说，首长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他活不了多久了，你以后就得全靠妈妈了。（张云生《打开历史迷宫的一把钥匙——浅谈林彪的病及其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载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544-545页） 

“文革”期间，林彪除了奉毛泽东之命上天安门亮相讲话，或偶尔会见外宾外，很多会议他都不参加，由叶群代替。因为身体不好，不愿陪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陪又不行，有时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李文普回忆：林彪陪毛主席到金水桥下接见红卫兵，累得几乎走不回来。 

但是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那为什么一天到晚坐在黑房子里？这也不是装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成年累月，想装给谁看呢？ 

林彪自己也讲，他“身体不好”，“神经不好”。 

林豆豆回忆：关于林彪的病情，中央保健局有详细的报告。 

当时给林彪吃的药都是稳定神经的药。（采访林豆豆笔记，1998年3月26日） 

过去，精神疾病不为人们认识，检查不出器质性病变，怎么叫有病？直到1980年至1984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国内12个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在成年人中各种精神障碍发病率高达12.7%，据估计，我国至少有1000万精神病患者。 

有人把林彪的名字隐去，只说林彪的症状，精神病院的医生着急地说，这么严重的精神病，为什么不赶快送来？ 

苏联专家曾给林彪下过诊断：抑郁症。（采访林豆豆笔记，1998年3月26日） 

抑 郁症的诊断标准，以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且持续两星期以上。在此期间，至少有下述症状中的四项，一、对日常活动丧失兴趣或无愉快感；二、精力明显减退，无 原因的持续疲劳感；三、精神运动迟滞或活动明显减少；四、自我评价过低，或自责，或有内疚感，可达妄想的程度；五、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显著下降； 六、反复出现死亡念头，或有自杀行为；七、失眠，或早醒，或睡眠过多；八、食欲不振，或体重明显减轻；九、性欲明显减退。（参见人民卫生出版社《精神病 学》） 

且不说怕这个，怕那个，一个好好的人，能整天坐在黑屋子里吗？一个长时间坐在黑屋子里的人能算得上精神正常吗？不要说精神病专家，就是普通人恐怕也会得出结论。 

现在看，林彪确实有严重的抑郁症。 

林立果的“三个方案”，林彪知道吗 

在林彪的罪证材料中，最重要的一条物证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 

在活着的人中，没有人看过《五七一工程纪要》，李伟信也没有见过。（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01页） 

林彪知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官方认为林彪知道，惟一的证据是李伟信的交代。 

1980年11月25日，李伟信在法庭作证：《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在林彪授意下，由林立果在上海制定的。其后，“联合舰队”实际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于新野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彪、叶群要搞“五七一”（武装起义），黄永胜他们也同意。（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01页） 

在活着的人中，李伟信是九一三事件前惟一看过《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惟一听过林立果说林彪知道的人。但是，李伟信也没有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定稿。 

在法律上，首先孤证不能成为证据，第二李伟信是听林立果的“传达”，是间接证人。这就有了疑点，林彪可能说过，也可能没有说过。 

林立果一向拉大旗作虎皮，如果没有林彪，他算老几？ 

林豆豆回忆：9月7日在与林立果的谈话中，我问他形势真的有那么糟糕吗？首长的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采访林豆豆笔记，1999年10月11日） 

王飞说，里面的话很多像是周宇驰说的。（采访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笔记，1998年4月2日）但是，是周宇驰“原创”还是“抄袭”，不得而知。 

王年一（注：著名的“文革”史专家，曾任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正师职教员。江苏省扬州市人，1932年3月生，1949年4月参军，1960年大学本科函授毕业。1979年以来开始研究与教学“文化大革命”，最早把“文革”作为一门科学，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分析，《五七一工程纪要》假如林彪看过，他会不会同意，这是不难推断出来的。 

从1980年“两案”的审判看，没有发现林彪密谋杀害毛泽东的行动，也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林立果的“两谋”。甚至林彪与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有无联系，有关文件也没有提出确凿的证据。 

曾在林彪手下当过参谋处长的中将苏静说，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一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哪里有几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小心极了，“前怕狼后怕虎”，方方面面考虑成熟，才“一锤定音”。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起来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采访中将苏静笔记，1996年11月24日）而如今要搞政变了，为什么不精心策划，调动军队、控制舆论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叶剑英抓“四人帮”，事先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要调动军队。而始终是“光杆司令”的林彪在黑屋子里就能“政变”吗？ 

九一三事件的整个过程慌张零乱，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大将风度？ 

那么，九一三事件前，林彪在干什么呢？ 

林彪秘书回忆：9月12日 上午林彪曾询问尼克松访华日程方面的进展，我们都没有感觉林彪情绪上有何异常。奇怪？林彪到北戴河后就拒绝过问中央的一切事情，却一反常态，非常关心中美 关系的进展，指示秘书一有消息就直接报来。如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之间所有的口信来往，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 总理同基辛格会谈的简报，以及总参三部编的国际问题数据等。他还几次提出要见美国总统尼克松。9月12日上午，林彪又说过一次，他要见尼克松。（参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226、234页）更奇怪了，这天半夜就要“仓皇出逃”了，怎么还有情绪关心“八竿子打不着”的尼克松？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的言行鲜为人知，而林立果却分外活跃。林立果认为“步步紧逼”，“林彪”迟早会成为“刘少奇”，尤其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只想拼个“鱼”死“网”破。林立果在具体策划“两谋”时多次讲，这次是首长（林彪）下决心要搞，亲自在抓。副统帅下了命令，主动进攻，先把B-52（毛泽东）搞掉。但这一系列的活动以至策划武装政变，似乎就是林立果加上叶群没头苍蝇般的到处乱撞。 

后来林立果自己决定不搞了。（采访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笔记，1998年4月2日）如果林彪在遥控指挥，林立果敢不请示就擅自不搞吗？因为叶群“抽鞭子”，才又接着搞。这里问题来了，叶群怎么也“擅自”做主了呢？她就不怕林彪大骂吗？林彪打仗一向独断专行，大权独揽，怎么在“两谋”中如此“大撒把”呢？林立果、叶群都在“擅自”，而林彪却一如既往呆坐在北戴河的黑屋子里。 

到9月13日， 林彪在北戴河近三个月，除了八一前坐飞机到北京参加建军节招待会外，一直窝在北戴河，哪里也没有去过，没有和任何人接触，林彪屋里没有电话，他连电话也没 有打过一个。（注：据李文普回忆，除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电话亲自接，一般不接其它人的电话。）据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我 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只是觉得我们保卫的这位副主席从庐山下来后，情绪不那么好，整日愁眉苦脸，不见一丝笑容。他外出活动原本就很少，这一段就更少 了。张耀祠也说，事先没感觉林彪搞政变。他那个身体，白天晚上，觉也睡不好，成天蹲在房子里不出来。（采访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笔记，1997年10月20日） 

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香港），下策北飞苏联。现在看，上策和中策似乎是林立果的主意，下策似乎是叶群的主意。叶群去过苏联，会俄语。那么，林彪知道吗？林彪同意去苏联吗？如果同意，为什么林彪没给掌握军队大权的黄吴李邱布置过，也没有给任何人布置过，“林办”工作人员包括时刻在林彪身边的内勤小陈、小张都没有听林彪说过“三个方案”，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秘书、警卫、内勤都否认林彪有任何“政变”的迹象。 

也就是说，林彪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关系还是个谜。 

姜作寿说，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张耀祠也认为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计划还没出来，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采访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笔记，1997年10月20日）如果林立果动手，能搞成吗？张耀祠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纸上谈兵），搞不成。还是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我们给部队都要讲，他根本不可能实现。（采访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笔记，2003年2月18日） 

“林彪手令”为什么有横竖两个 

于运深回忆：九一三事件前夕，林立果曾以治牙为名，两次回北京。9月2日中午，林立果飞回北京，9月4日傍晚飞回北戴河。9月8日21点48分，在叶群的支持下，林立果再次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叶群打电话给毛家湾，说“老虎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 

在西郊机场落地后，林立果在周宇驰的陪同下，回了一趟毛家湾。 

我1964年调到“林办”，到1971年已经是老秘书了。这时四个秘书调走了三个，几个秘书的事全压在我身上，我非常忙，庐山出事根本没看出来。林立果21点30分就到了毛家湾，挂电话到北戴河向叶群报了平安，并对我说第二天去301医院看牙。听他说牙痛，我还关心地询问了几句。第二天林立果确实去看了牙，拍片，验血，等检验报告出来要两天。 

林立果当晚没有在毛家湾住，说有电话，就找空军一号台。他拿了东西就走，我一直在旁边，跟他去他的房间。在走廊上，林立果从白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上面用红油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没有章。 

这可能是“林彪手令”的第一次亮相。 

林办工作人员中，只有于运深看过“手令”， 关在亚疗（注：亚洲疗养院，九一三事件后成为关押与九一三有关人员的地方）时，他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说不说。只有林立果和他两个人知道，林立果已经死 了，不说，没有人知道。说了呢？会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于运深终于说了。说了以后他心里很痛快，觉得自己没有向党保留什么。但从此他的问题升级，被单独 关押。林办工作人员中，单独关押的只有李文普和他。（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这个“手令”是写给谁的？ 

按什么“命令”办？ 

为什么只有一句如此含糊的话？ 

九一三事件前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多，而且现在不少人包括王飞、李伟信等人都还活着。但是1980年审判“两案”却没有注意到“林彪手令”有两个。这也不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再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林彪手令”。出现在法庭上的“林彪手令”被公开在报刊上，是周宇驰拿的那张。有关部门将直升机迫降现场搜集到的部分碎片拼对复原，拍成照片，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这个“林彪手令”的字迹是“竖的”。 （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43页） 

于运深回忆：他看到的是“竖的”，不是“横的”。（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鲁珉、王飞等人看到的也是“竖的”。（采访时任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笔记，2000年8月18日、采访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笔记，1998年4月2日） 

1980年“两案”审判，总政保卫部鉴定这个“竖的”是林彪的笔迹。（采访总政保卫部处长焦志华笔记，2003年10月5日） 

但林立果身上还有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这个“横的”手令“两案”审理的法官们并不知道。实在是这个“横的”手令“藏”得太深，看到的人很少，但至少胡萍和“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在去北戴河前，来到候机楼，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小红书”，从里面拿出一张16开的白纸，递给胡萍。说这是首长的亲笔“手令”，事关重大，要特别注意保密。胡萍记得很清楚，字迹是“横的”。 

因为在“两案”审讯中，只是提到“林彪手令”的内容，却没有提到字迹是“横”是“竖”。在法庭上，虽然出示过“林彪手令”，但胡萍出庭时没有出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两个“手令”。后来胡萍因脑部手术双目失明，也就无从看见公开发表的那个“竖的”。但关光烈看到了，他从公开的报刊上看见那个“竖的”，非常奇怪，怎么和自己看到的那个“横的”不一样呢？（采访林办秘书关光烈笔记，2000年9月9日） 

也难怪，这个“横的”被林立果带上二五六号三叉戟。他把这张“横的”夹在“小红书”里，孙一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在坠机现场看到了“小红书”，里面没有那张神秘的“白纸”。（采访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笔记，2000年8月17日）如此说来，这个“横的”很可能被苏联人拿走了，但愿它早日“浮”出水面。 

为什么“林彪手令”会有“横的”和“竖的”两种？“林彪手令”是真实的吗？换句话说，是林彪写的吗？“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怎么可能连着写两张“手令”？就是写了两个，也会毁掉一个，似乎不可能让林立果把两个都拿走。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手令”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与“手令”有两个不同版本，对谁有利呢？不言而喻，一份“手令”不够，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分开活动，需要一人拿一个当“圣旨”，于是再“创造”一份。那么一模一样不更好吗？或许是忙，没想到那么多的细节？也可能是先写了一个“横的”，不太像，再模仿一个“竖的”。模仿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横的”“竖的”都没舍得丢掉，却没有想到，由此露出了破绽。 

如果真是“林彪手令”，为什么掌握军中大权的黄吴李邱稳坐钓鱼台？黄永胜这个总参谋长调动过多少部队？邱会作这个总后部长准备了多少炮弹？更为可笑的是，为什么林彪不向掌握军权的黄吴李邱下令，却让“娃娃们”拿着他的“手令”招摇？ 

有人说，这事不像林彪办的。这个“政变”看不出林彪参与其中的痕迹，只能是没有军事常识，没有指挥能力的林立果的“杰作”。 

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天后，周恩来到机场送柬埔寨宾努亲王后，在二号楼接见民航干部。周恩来说，林立果还是个20多 岁的娃娃，大学刚毕业就到作战部当副部长兼党办副主任，捧得那么高。在上海，还专门给他修了一套很漂亮的房子，谁都不知道这些事，简直不像样子。周恩来在 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上愤怒地说，吴法宪，你说说，林立果不过是个娃娃，你们为什么把他捧得那么高？甚至把兵权交给他？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吴法宪始终不敢 抬头，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支支吾吾，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9月天已经凉了，而他却汗如雨下，两手不住地交替擦汗。 

吴法宪从来没有见过“林彪手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没有见过。（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参见《吴法宪回忆录》未出版）见过“手令”的几个人中，也没有人知道传达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从不公布其内容？说到底，根本没有什么“命令”！ 

“林彪手令”是林彪写的吗 

“林彪手令”是林彪政变的惟一物证。 

林办秘书于运深认为是林彪的字。于运深回忆：我在林办七年，见过林彪写字多了。林彪高兴时，“哄”他写个条子很容易。我并没有把这张纸当成什么重要的东西，以为林立果和叶群又闹什么矛盾了。 

平时林彪写字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发的那种白纸，没有天地，削好的铅笔，字的大小一样。但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体，而这个“手令”太含糊，没有确定性，“盼”照“什么”办？不知道。而且用了个“盼”字，更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林彪一生中从来没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坚决果断。“盼”有乞求、祈使、商量的意思，这倒像是没当过主官的林立果的口气。（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但是，于运深是在走廊里看的，边走边看，不一定会那么仔细。而且他当时并没有把张纸当成什么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个“手令”上的字非常像林彪写的。 

黄永胜还没有被抓时，看过缴获后拼凑起来的“林彪手令”。周恩来问，“像不像”？黄永胜说“又像又不像”。周恩来也说“就是又像又不像”。 

林豆豆在被审查时看到的是“林彪手令”的影印件，她认为，“手令”和“亲笔信”是像林彪的字体，但更像是模仿的字迹。她说“像”，坚决不说“是”。1972年5月，林豆豆就申明过这一点，并始终拒绝写旁证材料。（采访张清林笔记，1998年2月20日） 

林办一位秘书也说：“据我看像林彪的字，还是‘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