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共红色后代政坛“会师” 助习卫党保江山
2013-05-06 20:03:25 多维
北京时间5月4日，毛泽东外孙孔继宁、朱德外孙刘建、陈毅之子陈昊苏、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周恩来侄子周秉钧等多位中共所谓“开国元勋”后代为纪念1928年朱毛会师，齐聚井冈山，缅怀祖辈。事实上，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这些中共红色后代一直极为高调，不仅大量正式进入中国政坛，而且不时对时局发表个人看法，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红色后代们也最终成功“会师”中国政坛，这是中共红色家族权力时隔江泽民与胡锦涛两代后的回归和传承。中共红色后代作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松散的特殊集体，面临中共的执政危机，表现出了一定的凝聚力和助力习近平，维持中共持续执政的共识。
江胡后政坛“会师”
据报道，此次重演祖辈“会师井冈山”历史的有毛泽东外孙孔继宁、朱德外孙刘建、周恩来侄子周秉钧、胡耀邦之子胡德华、陈毅之子陈昊苏、何长工(朱毛会师联络者)之子何光晔等。这一活动以及参与者的讲话被中共体制内外媒体大量报道。而在数日前，邓小平唯一孙子，邓质方的独生子——28 岁的邓卓棣被确认已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也引发民间舆论与媒体广泛关注。
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治中的“红二代”现象其实一直是坊间的热点话题，在中共十八大及全国“两会”中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位后，这一议题不断升温。在现任中共政治局7人常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俞正声是原天津市长俞启威之子、王岐山是姚依林女婿，张德江据传是少将张志毅之子。而在政治局常委之外，李鹏之子李小鹏、原中共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之女刘延东、原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之子周小川等也正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担任要职。
据媒体披露，中共红色后代分布在中共党政军，以及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尤其在军队之中最为集中。曾刊发文章《习近平强军情节超预料，功过有待后人评》指出，在上世纪文革期间，中共高层人士为保护、约束或锻炼自己子女，纷纷将其安排进入军营，以致形成盛极一时的“子弟兵”现象，更有说法称“中共高干子女从内心视军营大院为故乡”。如毛泽东孙子毛新宇现为军事科学院少将、张震之子张海洋上将任二炮政委、许世友之子许其亮为军委副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总后勤部政委、张宗逊之子张又侠为总装备部部长、朱德之孙朱和平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罗长青之子罗援任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等等。
另外，也有分析指出中共红色后代们同样十分热衷于人大、政协等政治权力边缘机构。如陈云之子陈元、李鹏之女李小琳、叶剑英之子叶选平等。有数据显示，在2013年出席两会的政协委员中，至少有24位红色后代，约占总数的1%。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小平之孙邓卓棣就任副县长之时，叶剑英的曾孙叶仲豪已在广东省多个组织机构和领域辗转多年，现为云浮市委书记。
有观点指出，上世纪90年代“六四”过后，掌控中国权力的中共高层意识到“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陈云语)，并决定将红色后代安排基层锻炼，按计划升迁，以备将来接掌国家领导权力。因此，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红色家族呈现出远离中国权力中心的现象。在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坊间出现了“上海帮”、“江派”、“团派”等的说法，并得到许多人士的认可。
而经历江胡两代后，曾经散布在各个基层的红色后代们以其超乎常人的升迁速度纷纷崭露头角，并于如今呈现出遍地开花，甚至是“会师”政治局常委会的景象。
日益凝聚的利益群体
曾刊文《朱镕基之女升职被看好，“红二代”中亦有可用之人》，对中共红色后代进行解读。文中提及，有学者指出，如果仅统计中共执政前参加革命的、位至省部级高官的红色后代，现今他们的数量可能有近5万人。这一数据在中共8千多名党员中所占比例自然不高，但是考虑到他们往往占据中国政治中的卡位十分关键，其能量不容小窥。如中国最高权力中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位常委中就占到3至4位。
除数量与位置外，中国红色后代们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凝聚力。据悉，在毛泽东死后，中共高级领导人子女曾组成一个学习小组。该小组每两周举行一次，旨在让与会的红色后代们更好地了解时局变化。成员包括习近平、王岐山、刘源、陈元、胡乔木之子胡石英、薄一波之子薄熙成等。红色后代们的内部联系却并非仅此一项，相似的还有“延安儿女联谊会”等。不久前，胡石英在网上晒了一张习近平在2006年宴请多位红色后代的照片，一度在中国网络疯传。后来流出的说法是，当时与会人员都是从北京四中毕业，因此只是普通的同学聚会。不过这也说明，红色后代们的出生、成长和工作实际都没有脱离这个圈子和关系网。
据学者披露，在文革初期，中共红色后代们，尤其是红二代带头造反，组织红卫兵整人、抄家、搞破坏;后来却又沦为被造反、被整的对象和靶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又纷纷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先锋，带头“官倒”，谋取暴利;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逐步建立，除少数红色后代外，其中的大多数再次失落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极为严峻，中共也面临着深重的执政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这些红色后代焕发出了“守卫红色江山”和“舍我其谁”的责任与使命意识，并由此产生较强的凝聚力。
据媒体报道，在2012年春节的红色后代聚会上，胡木英曾公开指责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把中国带入社会危机，而且没有解决危机的能力。而在今年2月春节期间，千余名中共“红二代”在北京聚会，表态对习近平的赞赏和支持。其中，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在会上赞扬习近平带领中共在生死存亡之际摆脱了抛弃社会主义理想的危险，并且表示，“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后代不愧是真正的红二代!”当时即有观点认为这是红色后代们助力习近平，为新政破局。
另外，在此番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上位过程中，除政治局常委外，被认为涉入薄案的刘源未受任何牵连、已在山西原地踏步多年的李小鹏被扶正、陈元从金融领域直接进入政协兼任副主席、出生于美国年仅28岁的邓桌棣任副县长等，也都有舆论质疑受到红色后代群体的相互关照和提携。
有观点认为，此前舆论中频传的所谓“上海帮”、“江派”、“团派”等在新一轮的政治“洗牌”后，特色已经不明显，而中共红色后代们却因自身鲜明的身份、明确的目标、高调的行事作风、日益凸显的政治能量和凝聚力，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尽管其内部也有不同的主张和声音，但是其维持中共持续执政的总体目标却是一致的。
助力习近平 卫党保江山
有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趋于固化和板结，在这一模式下，存在并被认为合理的是近乎千篇一律的官员，而起身于民间而敢说敢做的官员和任何变革都很难产生。
而红色后代们因为与生俱来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诸多先天与后天的优势和特权。
曾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一方面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上下阶层流动几近停滞，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对执政党越发不满;另一方面执政人员群体腐化，利益集团剥削和欺压民众，而为数众多的红色后代们却能够凭借先天与后天的各种独有优势，迅速跃升至社会高层，甚至融入利益集团，成为剥削和专政制度、既得利益格局的坚定守护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自然不会对这些红色后代持有好感。
也有观点指出，中国政局历来沉闷求稳，改革乏力。而中共红色后代们出于维护中共自身持续执政的考虑，也必须对民众的利益要求做出一定的回应。又因为他们背景硬、关系广，反而比普通官员更容易做出一些变革来。
本届中共领导集体上位以来，以习近平为主导的中共中央推动的反腐和改作风等党建行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民众对中共亦产生一些期待。而这些在江泽民与胡锦涛任期内都是难以涉足的雷区。然而，当前这些动作对挽救中共当前面临的执政危机都仍然是隔靴搔痒、治标而非治本之举，并且遭到体制内部的抵抗和反弹。在此背景下，与习近平维系中共持续执政目标相一致的红色后代们自然也会同其站在同一战壕之内。
不过有比较消极的观点则认为，不论是红色后代们声称的反腐还是改革，都将会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因为其立场是中共自身利益，由此出发，其目的、途径、方式、程度等与普通民众的期待都会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这种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红色后代们的特权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合理。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红色后代们作为一个有共同利益访求的集体已经崛起于中国政坛，并将对中国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而红色后代的上位对中国和民众来说利弊如何，现在仍然很难定下最终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