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流量净债务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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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余额已从2004年的3690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2.16万亿美元。在
官方统计中，2003~2012年这十年里中国哪个数据的增幅最快？有一个数据的增幅是可以拿出来亮一亮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余额。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各年度最终修订的国际投资头寸表（IIP），我国FDI存量余额从2004年的3690亿美元，到2012年已达到21565亿美元。2012年余额为2004年余额的5.8倍，区间增长净额为17875亿美元。
在全球投资重要性高过全球贸易重要性的年代，“FDI余额/GDP”衡量的经济开放水平，实质上大于“进出口额/GDP”所衡量的经济开放水平。
从“FDI余额/GDP”这一数据来看，中国2012年底达到26.1%。同样为贸易大国的日本，“FDI余额/GDP”数据在2010年只有3.9%，韩国为12.62%。这凸显出日本、韩国主要靠本土企业参与全球贸易，诸如丰田、三星等公司，而中国主要外资企业则一直是参与全球贸易的主力，诸如富士康。
在几个东亚经济体中，2010年，中国台湾的“FDI余额/GDP”为14.93%，，印度尼西亚为21.8%，菲律宾为20.4%。在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度为12.9%，巴西为22.6%。美国2010年该比例则仅仅为18.4%。
中国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在1997年和2003年的论文中就做出了一个战略性预判：他认为，FDI对中国国际收支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他认为，面对滚滚而来的FDI，中国必须调整今后的发展战略，并做出两难选择：让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或是保持经常项目顺差（或基本平衡）但限制FDI的流入和鼓励资本流出。否则，中国未来将会陷入一种为支付投资收益而出口的尴尬局面，继续下去，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余永定教授的这一战略性预判，在随后十年的中国经济数据和中国经济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余永定教授所开列的两条道路中国都没有选择，而是选择了双顺差战略。但资本项下的顺差本质是对外债务的累积。余永定教授在之前的两篇论文研究当会被重新审视。
我们来概述当前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如下三个现实：
第一，对于国际收支而言，FDI已经进入“净逆差效应”。随着FDI余额的加速积累，存量FDI所产生的利润超过当年度新流入的FDI规模。比如，2012年底中国FDI余额规模高达21565亿美元，我们假设FDI利润率只有10%，年度利润也将超过2100亿美元，而新增年度FDI流量规模只有1100亿美元左右。目前是这2100亿美元利润并没有全部汇出，才没有导致在国际收支层面现实的“FDI净逆差效应”。但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这种效应已经加速凸显。
第二，巨量FDI余额的利润外债，已经耗尽中国外汇储备的全部投资收益。根据外汇局数据，2012年我国投资收益项下逆差高达574亿美元，当年，包括FDI在内外资在中国产生利润2008亿美元，但以外汇储备为主对外投资收益只有1434亿美元。
第三，同样肇因FDI巨额利润，中国已经进入贸易顺差弥补投资收益逆差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投资收益逆差将消耗贸易顺差，最终将中国经常账户顺差拉低到为0，或者为负的阶段，虽然这一时期贸易顺差依然为正。也就是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将先于贸易顺差回归0状态。
这种新格局将产生什么影响呢？其最突出的，是中国当前虽然仍是全球第一的对外净债权国（2012年底高达1.74万亿美元），但在年度债权债务增加的流量上，中国已经进入“流量净债务国”阶段。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对外净债权规模将持续缩小。中国基本已经度过了对外净债权规模的最高顶点。
观察2004~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头寸表各修订前、修订后数据，中国对外投资净债权规模最高峰出现在未经修订的2009年（2010年5月发布），当时最高规模为18219亿美元，但这一规模后来经过2011年、2012年两次修订，已经降为14905亿美元（修订调低了3314亿美元）。实际上，自2008年5月以来，外汇局每年都会通过修订，调降中国的对外净债权规模。最新公布的2012年底的对外净债权规模为17364亿美元，这低于初始公布的2009年、2011年、2012年对外净债权规模。
对对外净债权规模的调降，主要是对外债务FDI余额的连续调升导致的。比如，2011年5月外汇局就把原本2010年5月统计的2009年底FDI余额，从9974亿美元上修到13148亿美元，修订规模高达3174亿美元或32%。
持续攀高的FDI余额正在系统改变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目前仅仅在流量的利润层面的重估和增长，就已给数据体系带来如此重大的改变；未来如果在FDI存量资产的重估（比如上市）方面进行调整，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笔者将这种情形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新陷阱——“巴西陷阱”。巴西是一个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典型的国家，截至2010年巴西拥有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但却是一个9757亿美元的净债务国。其根源，即是巴西2000~2010年贸易顺差3478亿美元，不足以支付高达4161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收益。巴西是一个贸易顺差但却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
随着“FDI净逆差效应”、“流量净债务国”等现实状况的推进，中国正一步步滑向“巴西陷阱”。在新的金融时代，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陷阱已经从实体经济层面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入金融层面的“巴西陷阱”。
中国需要更全面性地反思本质上由于国内金融抑制而衍生的吸引外资政策。不可想象一个M2高过100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还如此极力地招商引资。余永定教授在2003年就呼吁的改变，已经不可以再耽搁。
（作者系本报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