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禽流感又来了，这一次虽然变换了阿拉伯数字，不变的却是恐惧。恰恰好，今年也是非典十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我们举国大谈改革的时候，口罩成了开篇语。从年初的雾霾，到正在发生H7N9禽流感，“口罩”中国因此而生。
没有人愿意揭开非典这道伤疤，但疼痛却无法忘怀。但院士钟南山在两会上表示“雾霾比 SARS 更可怕”，可见这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果说非典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是健全了公共危机意识，那么，口罩真的可以摘了吗？其实，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是，戴不戴口罩。
H7N9禽流感：官方戴上了口罩
最新消息称，全球首次发现的H7N9禽流感病毒，已造成两名感染者身亡，惟一的一位幸存者，已被送往南京市中大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积极救治。而面对媒体的采访，很多部门选择了沉默。
上海病例发生在2月底，当时，接诊的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还在官方微博申明中，排除过禽流感病因。于是，有市民质疑，医院是否有意隐瞒真相。4月2日下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禽流感疫情作出疾病预防机构具体工作议案。在回答媒体提问时，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表示，之所以20多天后才公布感染H7N9信息，是因为H7N9是新型病毒。未知病源的检测是相当困难的，需要一段时间。早在去年9月，上海市曾出台立法突发事件伤亡损失及时公布，要求不得隐瞒。即使无法将禽流感病毒传染定格为突发事件，但如今官方的说法却难尽人意。
而在非典后的几年，由当时的卫生部牵头，在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提到这一系统，专家曾连用两个绝对形容，“全世界绝对最快，绝对最先进”。这套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的信息系统，可以将全国（大陆）31个省份包括传染病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网络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即使是一个乡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疾病，中央也可在第一时间获悉”，有专家这样表示。
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隐瞒疫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有专家称，“包括被免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他们也不想这么做——那是多年来长期形成的积弊，有很强的惯性。”但即便是在十年后，在已经取得许多进步的今天，这种惯性似乎仍然存在。“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有关”。熟悉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演变过程的专家指出毛病所在。
正如专家所说，“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机构硬件很硬，建了很多大楼，购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但观念、制度、政策、人员等软件则相对落后，就像高速公路建起来了，开车的还是喝酒的人，也没有交通规则。”“长期以来，大公共卫生观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SARS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工作，实际上几乎还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一家承包，政府的作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并不清楚，甚至处于无序的状态。我国医疗、预防体制分家，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医疗、预防资源不能整合的局面还是继续存在。”专家如是说。
在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中，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应然而生。组建新部门被认为是更多的发挥（计划生育）政策人性化的一面，更多地关注民生，更多地关注百姓诉求。
而在禽流感再次传播的今天，新的卫生委将第一次站在公众眼前处理看似常有却让人头疼的老问题。“手术设计得再好，也需要好的医生来完成。同样，好的政策设计需要好的人来执行——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说法点中了改革要害所在。真正要纠结的不是这个部委叫什么，而是这个部委要做什么。也许，禽流感才是真正检验成果的第一关。
雾霾中国：全民被迫戴口罩
非典十年后的北京，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话题：雾霾。未来等待的十年无比漫长，刚刚逝去的十年痛感犹在。全国33个城市空气严重污染，北京PM2.5浓度甚至一度超过了900——新年伊始，这次雾霾天气，范围之大，污染之重，持续时间之长，多年罕见。
这次雾霾有8亿以上的人口受到影响，有网友既气愤又无奈地调侃道：“现在连喝西北风都要中毒了。”演员宋丹丹在网上炮轰空气质量恶劣，想移民。她说：“在北京出生长大生活50年，出国潮及各种诱惑都没能让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今天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我该去哪里度晚年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呢？国家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官员江建说：“整个污染应该说是我们长期工业化、城镇化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种，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机构和产业结构造成了这种污染，应该说非一日之寒。”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说：“形成雾霾的天气有四大原因：第一、大气污染排放负荷巨大；第二、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突出；第三、机动车污染问题突出；第四、不利的气象条件造成了污染的持续积累。”
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长期把GDP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现在的中国不能再盲目追求发展速度。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事，我们非要几十年就完成，这是急功近利，是盲目发展，反而以为这是有水快流，是了不起的成就。殊不知我们同时也是在用几十年的时间制造了几百年的污染。中国是世界工厂，给世界的知名企业打工，大部分的利润被他们拿走，却把污染留给了自己。而国内的企业不做应有的环保投入，能省就省。最可怕，在于调控，市场是只无形的手，但政府管制的要多于市场自由竞争，区域竞争导致重复建设，再到产能过剩，不但超过内需而且超过外需，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又污染了生存的环境。此外，据专家分析尾气PM2.5排放量大的主要原因，是油品的质量太差，比起先进国家污染倍增。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油品质量差主要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对环境影响的重要性缺少认识和法规标准滞后。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让我们的绿色GDP成为负增长，也就是说创造的财富抵不上对环境的破坏，况且有些污染永远也治理不了，损失无法挽回。
环境不断被污染，与粗放式增长模式形影不离。尤其是过去十多年，中国GDP规模翻了两番以上，但是这段时期亦恰是环境污染的代价，最为沉重的时期。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靓丽的高增长，中国变成了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尽管早在好几年前，绿色GDP的政绩考核呼声很高，但最终囿于地方政府的阻碍，没能取代现有的GDP政绩考核体系。而钟南山建议，国家将污染治理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政绩过去是以GDP为标准，现在可否选部分污染严重的大城市，将治霾成果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如果雾霾有所控制，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即使GDP没有多少增长，这样的领导就是好领导。
PM2.5数值创“新高”与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结构的调整不到位、能源结构过度依赖煤炭有很大关系。因此，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是降低PM2.5的必由之路。
非典十年：“口罩”中国好了伤疤忘了痛
许多人还记得，2003年的春天，北京的天气出奇的好，街头的月季花开得特别娇艳。
那一年，SARS在中国大陆留下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的数字。十年过去了，还时常看到网上有不少人在发问，非典是哪一年发生的？确实，十年了，已经是一个年代了。有的人遗忘了，有的人当时少不更事。但人们普遍认为十年前的非典，我们总结的太少，汲取的太少，忘却的又太多。
对于曾经的亲历者，他们却希望不再被人关注的平凡愿望。伤痕太深太痛，他们有选择遗忘的权利。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我们还需要记起，记起10年前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琢磨非典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反思和启发。
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起到重大促进作用，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因为非典，引起全国各级政府和人们对卫生防疫的重视，也引发了加强防疫体系建设的新高潮。但十年年过去了，我们的防护工作做得怎样，其实仍令人担忧。虽然各地都已建设了CDC(疾病控制中心)，但防疫能力仍需加强，人员建设和资金投入应该加大，尤其是卫生人员的投入和待遇等，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松懈，甚至把这些人员进行削减，资金补助也不足，这样令防疫工作潜藏危险。
当然，非典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躲避”崇高，经济第一、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这种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社会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敬畏但不恐慌，这才是我们面对非典这一类灾难需要的心态。面对非典，让我们敬畏自然的神秘，敬畏命运的无常，敬畏我们的对手。这种敬畏能帮助我们体会到对生命的珍惜、对家庭的珍惜、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珍惜。惟一值得我们恐慌的依然是恐慌本身。
结束语：摘下口罩
十年前，那个戴着口罩的春天留给我们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十年后，我们又面对"雾霾锁城"、禽流感病毒蔓延等严峻形势。当下的中国，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已拥有从容，但等待解决的难题也有很多。
十年，是一个足以重新开启又一个记忆的单元。但是，当我们回望与"死神"抗争的岁月，发现那些故事与境遇，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无数个体的命运，留下了未来多少年仍然挥之不去的印象与图景。也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学会了冷静、理智和沉着。
或许，非典的价值，正是十年来的那些变与不变。我们记住该记住的东西，忘掉可以忘掉的东西。只有说话，说真话，口罩才能拿下来。大家都说真话了，中国才会有改变，才会有进步。（孟德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