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作者“还是定风波” 写的 ”永远长不大的资本主义——对秦以后历史的另类解读“ 中的一篇]
如果秦汉之际的人懂得现代汉语的话，经济类文章里议论最多的应该是国有化和私有化。私有制度是早就有了的，但土地私有却是没多少年的事。秦在政治上废封建设郡县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废井田开阡陌，也就是说，把土地国有时代的大田割成零星小块，分给个人，并且可以自由买卖，把那些整齐的灌溉系统也给拆得七零八碎。这对于一向喜欢古代胜过当代的儒来说，自然要摇头叹息了。
今人一谈起儒家要复古，就说在开历史倒车，恢复奴隶制，其实儒家哪里知道什么叫奴隶制哟。儒家最理想的社会，是“丘未之逮也”的“大同”，这个大同不是山西那个大同，而是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简直和马克思笔下那个共产主义没什么区别。是的，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是公有制社会。
只是大道之不行也久矣，所幸有鸟生鱼汤，周公文王，搞了封建制度，虽然比不上大同，倒也能称之为小康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是谓小康”。
封建制度的坏处是阶级界限太过分明，社会流动板结化，贵族的儿子永远是贵族，工匠的儿子永远是工匠。在封建社会，投胎是第一生产力。但封建制度的好处也在此，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在“体制”之内。局长的儿子永远是局长，职工的儿子永远是职工，对于“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人来说固然不爽，但对于多数庸人们来说，倒也永远不必担心失业问题，总有那么一份工作等着你。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说，“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弄清他们的“各得其所”（或“各安其分”）这句话的含义。他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两极”。如果考虑到日本是被美国人的大炮强行轰出封建社会的，对这句话就不难理解了。刚刚脱离封建制度未久的日本人不仅自己信奉“各安其命，各得其所”，而且想把亚洲各国也纳于那个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至尊的秩序体系，可为什么其他国家就是不配合呢。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日本人固然无法理解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喊出的“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而脱离封建制度几百年的美国人或脱离封建制度两千年的中国人，当然也无法理解日本人怎么那么安于等级制度并且信赖等级制度。
而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好处是社会流动比较自由，父亲种田，儿子照样可以当白领，坏处则是永远都会担心失业问题。
当然，秦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失业问题，秦的灭亡是为其国家主义政策买单。如果后世的国家对于拉动经济有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话，秦只有一驾马车，就是投资。法家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主义理论，法家的“法治”其实是“刑治”，只有刑法而无民法更无宪法，谈何法治。封建社会里等级严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儒家说这样不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应该下到庶人，屁民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一点礼的，屁民和领导一样，都应该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屁民就不再是屁民，而是人民。法家也说这样不好，刑应该上到大夫，刑不上到大夫，王说的话就没人听了。所以法家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赏罚分明，不过是“军法如山”的意思。
秦就靠着这种国家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整合出了一个军国主义的超级大国，完成了统一，“齐之技击”，“魏之劲卒”，“赵之精骑”，皆不若“秦之死士”。第三帝国的勇士们只有两件事值得做，一是战斗，二是生产，而大秦帝国的“死士”们也只有两件事值得做，一是耕，二是战。法家是主张抑商的，商人，游侠，方士，儒生，在他们看来都是在浪费粮食，那些吟唱“出其东门，有女如云”的风花雪月，那些鼓吹“民贵君轻”的反动思想，也都是要烧掉的，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办，“以吏为师”。所以国家主义理论好处在于能最大程度整合社会资源，坏处则是对创造力的全面扼杀。秦的职业经理人几乎都来自东方各国，秦的很多工程师如郑国也来自东方各国，秦自己很少培养出什么人才。秦火之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和文化发展水平实际上倒退了。
国家主义理论的另一个坏处是对一把手的要求非常高，执行力高是好事，但如果一把手路线错了，执行力越高反而垮得越快。秦始皇当然是深知利害的，所以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勤政皇帝，秦始皇给自己的工作定量，每天的工作量是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完不成定额不休息，我们的赵高赵公公深夜在宫里走过，常常看见我们始皇的灯还亮着，赵高赵公公是心如火焚哪，所以赵高赵公公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替皇上分忧，给自己加加担子，让皇上玩去。
国家主义理论的第三个坏处是经济主要依靠国家投资，秦统一六国之后，横顾天下，再也没有人是大秦的对手，经济如何拉动，鸡的屁如何提高，没说的，大工程上马，修长城，修阿房宫，建郦山陵墓，北击匈奴，南并百越。那些整天“面刺寡人之过”，对着齐王大呼“王来”的齐人，那些没事在湘水边唱唱情歌，跳跳交谊舞，聊聊鬼故事，再玩玩行为艺术的楚人，哪里受得了这份罪，没说的，反了。
后代还有一个隋炀帝，也喜欢搞大工程，修运河，征高丽，修四十多座宫殿。隋炀帝在洛阳举办万国博览会，为显示中华地大物博，物产丰盛，令商人着华服，树木缠绸缎，歌楼酒馆对洋人一律免费，不但要热情邀请入内，等洋人酒足饭饱了，还要对他们说“我们中国丰饶，这些酒食，都是不要钱的”，然而洋人也有明白的，反问官员“俺们外国虽无这样富盛，却都饱食暖衣，不像中国有没衣穿的穷人”，指树上的绸缎说，“这东西，舍与那些穷人穿穿也好，拴在这树上何用？”
所以后世的儒家推销那套儒家版剪羊毛理论时，总要拿秦始皇和隋炀帝当最佳案例，说些“不爱其民”，“二世而亡”的话。
国家资本主义的秦“二世而亡”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文景之治”即将到来，中间却有个不得不提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之后，在私有化的大潮前惊恐不安的人们，看着贱买贵卖投机倒把的商人大发横财，安心工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反而吃苦受穷，多半会有些重农的想法，法国在十八世纪后期出现了以魁奈、杜尔哥为代表的重农思想，美国的杰弗逊总统、杰克逊总统都曾主张“以农立国”，不过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终于昙花一现罢了。中国的重农思想始于先秦的农家，发挥于法家的“重农抑商”，到了汉初，那个经常因为不喜欢种地被老爹教训的刘季，却也接收了重农思想，“天下已定,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到了吕后才得以改变。不过中国的重农思想并没有因此湮没，它和阴阳家的阴阳学说，以及“朱子道，陆子禅”一起，都成了儒家大拼盘的一部分。
汉初选择道家黄老学说也是有道理的，法家的名声已经被秦搞臭，儒家的董仲舒还没有出山，现在的儒家整天说什么周礼呀封建呀，墨家整天和游侠混在一起，总叫人不放心。再说道家和法家区别那么大，法家既行不通，试试道家如何。
法家政治上是主张大政府的，儒家是主张和谐政府的，道家是主张小政府的，法家是强人政治，儒家是好人政治，道家则是甩手政治。做为政府，最高的境界是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政府，就象传说中尧的时候，有一位远方客人看到华夏境内人民安居乐业，几个老人在黄昏下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客人很感慨地说，尧真是太伟大了，没有尧哪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啊，老人回答“我吃的是我种的粮食，我用的是我凿的井，跟尧有什么关系？尧是谁？”。在道家看来，社会上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指望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政府才是最大的问题，“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
甩手政治的道家在经济上，自然是自由主义。文景时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量产了一批企业家，《三十个富商巨贾》附录“中国历代富商大贾名录”中，前汉有三十二人，后汉只有七人，前汉之前期则为十六人，什么治铸业的卓氏、郑氏、孔氏，粮食业的任氏，畜牧业的桥姚，金融的无盐氏，商业的刁闲、师史、田氏、栗氏、杜氏，什么“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穀粜千锺，薪稾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这么多行业的会计利润，都是高于百分之二十的，低于这个利润，咱是不干的，“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那个时代同样形成了一定的区域经济，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上谷至辽东，地踔远，
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汉文帝把小政府的主张发挥到了极致，汉文帝是中国第一个节俭皇帝。他有一次想建一个露台，概预算呈上来，要百金，相当于十个中产阶级的家产，就放弃了。汉文帝的后期，甚至免除了农业税。现代人谈起汉代，总是汉武大帝大汉天子什么的，仿佛汉代最拿的出手的是刘彻刘野猪，却不知在汉代，人们心里最好的皇帝却为汉文。“文”是第一个美谥，汉朝的人还比较实在，不象清朝，什么“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恨不得把汉语里所有的褒义字都加上去。汉朝的人谈起汉文都是竖起大拇指的，“刘恒那小子，刚刚的”。
但自由主义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农民“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结果“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呢，“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而且还“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以至于都不愿意种田，而愿意经商了，“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可见孟子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也不都正确，上面喜欢奢华，下面当然比着炫富，上面喜欢节俭，下面却不一定跟着受罪，宵衣旰食的崇祯和打补丁上朝的道光并没有带动起全国上下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风气，汉文帝当然也不能，还是孔子说的好啊，“吾未闻好德如好色者也”。何况汉文帝自己也有问题，自己固然节俭，却赐了一座铜山给邓通。
外面也有问题，匈奴曾把汉高祖在白登围了七天，靠陈平奇计才出去，后来竟然要求吕后去匈奴和亲，吕后也只能忍气吞声称自己老了恐怕不合适。这些都是奇耻大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汉得天下也有近百年了，该发发威了。这些内忧外患，都在催生着汉武帝时代的到来。
汉武帝“尊儒”是有道理的，道家的“小政府”肯定不符合他的性子，法家名声臭了，最多能偷偷的用，而儒家可巧董仲舒横空出世，完成了儒家的第一次修正，适应了大一统的新形势，天人感应论为皇帝们提供了道统的支持，当然解释权仍在儒家手里，所以天灾人祸，皇帝还是要下下罪已诏之类，“万方多难，罪在朕躬”什么的。在当时，只有儒家，至少是儒家的一大支，支持他。
汉武帝在经济上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盐、铁、酒的专卖，这是汉朝第一次“国进民退”。这个事件的意义，也许能与西方的“光荣革命”相比。封建制度瓦解之后，西方资本完成了对权力的收买，而中国，权力完成了对资本的收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那都是皮相，权贵资本或官僚资本实现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垄断，那才是本质。
汉武帝时代“国进民退”的总设计师是桑弘羊，桑弘羊主持中央财政近四十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当时的说法，与后世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相映成趣。但是政府本身并不生产财富，如何能不加税的情况下增加财政呢，只能是工商业的国有化，所谓“与民争利”。“与民争利”的后果在当时还不太明显，至少汉武帝靠着这次国有化打败了匈奴，大兴了土木，而没有落到秦始皇隋炀帝的境地。但这只不过是将文景时代攒在民间的财富，“争”到了朝廷的手里而已，所以最后也“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汉武帝老时下了个罪已诏——汉武帝也是第一个下罪已诏的皇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云云，这个罪已诏为他死后那场著名的大辩论提供了契机。那场大辩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民生等各个方面，而其核心则为“国进民退”的利弊，国有化好还是私有化好，这场辩论最后形成了那本有名的经济学著作《盐铁论》。
其实在官僚政治加市场经济下，国有化和私有化不过是一体的两面，国有化以国家的名义将民间的财富聚敛起来，私有化再以市场的名义将这些财富分配到官僚们的手里并且合法化。而这个垄断集团的地位也在一次次的国有化和私有化中日渐艰固，无可动摇。
现在有些人谈企业喜欢说“规模效应”，却不知规模递增的同时，也有规模递减，否则世上就只有跨国大公司了。规模增加的同时，会节约一些经济成本，但也常常会增加一些管理成本。更不消说垄断带来的问题，限制产量，提高价格，阻止技术进步。汉文时代的“小政府”变成了汉武时代的“大政府”，而且后代日趋扩大。管理学上常说，管理要“扁平化”，汉化只有中央—郡—县三级，清代却有中央—省—道—府—州—县的四到六级，而且县里还有“三班六房”的复杂结构。所以汉代，我们还能看到规模递增带来的好处，比如统一之后的贸易壁垒消失，有更多的力量击匈奴，通西域，服西南夷，但到后代，却让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于内部的虚耗。
当然，这些汉代人是看不到的。他们要做的，是解决新形势下的问题。
儒家也不会真的放弃“大同”、”“小康”的梦想，公有制仍然是他们心里最好的社会，其后不久，便有王莽的公有制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