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级外科专家冒险抢救受伤民工记（上）
1972年，一支上海支边医疗队来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带队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外科主任朱锡琪医生。(我在《毛死那天我结婚》LINK: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112/28668.html一文中曾介绍他当过上海市革委会宣传组长。登录之后我收到医疗队一位老师的电邮，指出朱医生虽然在解放初期是上海医学院的党总支委员，但文革期间一直在华山医院从事临床工作没有从政。改革开放后任复旦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著有《乳房外科学》等专著)。队里人才济济，包括了临床各科的优秀专家。楚雄那时还相当落后。这样一支医疗队的到来，犹如一颗夜明珠立刻发出耀眼的光芒。特别对于我，完全可以说：戏剧性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就在一年前，我在楚雄州医院进修结束。临走时州医院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后来改叫院长）赵文鼎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来州医院工作。我当然愿意。老赵说那好，我现在把底给你透一透：州卫生局已经发了商调函向你们县要求将你调来，但县上不同意。这不要紧，我们始终会有办法。你回去开展工作千万要谨慎。你才从学校出来，不知道社会上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一不小心一辈子就完了。有什么困难可以写信或打电话给老黄（外科主任）或者我商量。就这样, 我回到金沙江畔的永仁县平地公社卫生所（现在叫四川省攀枝花市平地镇中心卫生院）。当时我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把老赵的话放心上，回去后的那一年中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做了不少手术。上天保佑，没出大漏子。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南华县是个小县，病人不多。朱医生有一天带了两个队员来州医院参观。刚跨进外科病房走廊，他们与众不同的气质立刻引起了外科主任黄纯亮医生的注意。他主动向对方打招呼，寒暄之后知道真是神仙下凡，便把他们领到院长办公室介绍给老赵。老赵1960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精通业务，有理想要改变州医院落后的现状。他对这支医疗队寄以厚望，特意向州党委提出申请：将他们从南华县转来州医院。批准以后，他又在工作上、生活上为医疗队作了妥善的安排。还特意请了一位名厨李代昌师傅为医疗队做饭，我们的故事就从李师傅这儿开始（本文没有任何虚构）。
为医疗队煮上两天饭之后，李师傅对队里的脑外科蒋大介医生说：“蒋医生，我自己这两年也老犯头疼，吃了不少药也不管用。”蒋大介医生194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即后来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改革开放后改名复旦大学医学院）。神经百科是这样介绍他的：“历任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教研室副主任，神经病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著有《神经外科手术学》和《实用神经外科手术学》等。自行研制很多神经外科手术器械，是我国立体定向研发和使用的第一人。手术精湛，才华盖世，桃李如云。”朱医生早已离别我们，蒋医生现居美国，88岁了。我在本文中把朱医生和蒋医生称为国宝级专家，大概不算过分。在仔细询问了李师傅的病情后蒋医生心中应该有了底：脑肿瘤。但他不动声色，只让李师傅来做一个脑血管造影。
当时CT和核磁共振尚未发明，脑肿瘤的诊断只能靠经颈动脉的脑血管造影。医疗队的X光技术员老徐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徐一枪”。这绰号来自于他穿刺颈动脉从未失手，一针搞定。果然老徐替李师傅做了脑血管造影后，X光片上显示右脑部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脑膜瘤（良性）。蒋医生很快为李师傅开了刀摘除了肿瘤。1994年我随太太回云南探望岳父母时，李师傅术后已二十多年，虽已退休仍雄赳赳地在一家私人饭店干活“补差”。
楚雄州医院本来就只有鸟枪没有炮，从未做过脑肿瘤手术。1971年我在那儿进修时，连一个颅内血肿清除都是了不得的大手术（这病例我仍记得很清楚：公公儿媳吵架，公公拿铜烟锅往儿媳头上就是一下子，过了不一会儿媳叫头疼，呕吐，送到医院时已深度昏迷，大小便失禁，X光显示颅骨线性骨折。把颅骨锯开后，一个核桃大小的硬膜外血肿冒了出来。清除止血后病人恢复健康了）。这回全城轰动了：李大师傅脑子里那瘤子有鸡蛋大呢，人家上海医生硬是要得呢！不几天州党委办公室便打来电话：傅政委也常患头疼，想请朱医生和蒋医生给看看，什么时候方便我们派车来接。傅永昌，山东人，原属三野，文革前任楚雄军分区政委, 此时任州革命委员会主任，州党委第一书记。土皇帝可是要小心服侍的，把土皇帝服侍舒服了，就可以求风得风求雨得雨了。老赵接了电话就来找朱医生商量：能不能乘此机会顺便帮我们从下面调个小鬼来？名字和工作单位我写在这里了。
接下来就挺顺利，经朱医生和蒋医生仔细检查傅政委患的只是轻度神经衰弱，CANCER大大的没有，开点药米西米西就OK了。然后傅政委感谢医疗队为我们全州人民的健康不远万里.......有什么困难吗?我们虽然是夹皮沟，但只要办得到，州党委一定帮助解决。机会来了-----朱医生非常适时、得体地建议：州医院外科黄主任年纪不小了，没有合适的接班人。他看中了个小鬼，可县里不放。-----乱弹琴！咱们楚雄州还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嘛，回头你让赵文鼎把名字送给我。-----名字和工作单位老赵写在这里了。-----没问题，三天，就三天，一定调来。
共产党真要干什么勾当，比爱因斯坦的光子还快。就在他们谈话的这天下午，我正在平地水库游泳，卫生所周所长气喘嘘嘘地跑了来通知我：县上来了电话，叫你三天之内到州医院报到。你快去收拾东西走，档案户口粮油什么的我们随后给你办去。平地到楚雄二百多公里，只有一班渡口市（即现攀枝花市）的过路班车，就算有空位也得走一天半。老赵怕我来不及，索性派了救护车来接。卫生所还杀了一头大肥猪，我带了一大罐油炸肉上了救护车。来到州医院，老赵告诉我：上海医疗队明天一早去禄劝县撒营盘公社巡回医疗，你跟他们去。这一年你的任务就是跟他们学，他们上哪你也上哪，现在我带你见朱医生去。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州党委安排上海医疗队去撒营盘的真正原因。就在朱蒋两位医生和傅政委谈话前几天，省“少数民族政策落实办公室”主任、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到楚雄州搞调查听汇报。林彪摔死后，一些过左的政策正在纠正。本州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是有名的贫困山区，主要的政治问题却是所谓教会活动。1904年一个澳大利亚牧师VICTOR（村民叫他魏牧师）来到撒营盘传教，后来还在那大山沟里建了一间名字大得吓人的“西南神学院”，彝族苗族信徒甚众。文化大革命前教牧人员全被抓去劳改，文革中“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又打击了一些信教群众，致使对立情绪加重。随梁部长到楚雄的省党办秘书周孜仁回忆县委副书记陈银贵介绍说：禄劝县民族信教的生产队110个，占70%。四所民办中学，一所学校的教师是传道员，另外三所的教师是信徒。一上课就教基督、唱讚美诗。有人干脆公开宣布信教，说“我不学你们的文件，我要去做礼拜”、说“你们说我们信上帝不好，但我们总不随便打人”呀！有个生产队是个少数民族队，7户人家44人全部皈依了基督教，队长杨某自任长老；会计、民兵队长等全部成为宗教骨干，生产队一开会，就首先唱讚美诗，接著才议正事。县人保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门）和大队派来工作组进行整饬，七户人被批被斗者达六户。队长态度最是顽固，于是捆起来：吊、打。问：“你到底信宗教还是信共产党？”吊得受不了，只好说了：“行，我信共产党”放下来，缓过气，动动胳膊，好些了，还是说：“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还是得信上帝……。”又吊起来，又打。面对一种悠长的民族精神韧性，暴力往往无能为力。工作组只好向山民谎称(周孜仁的工作笔记如是记录)“县上汽车坏了。等车修好了再来抓你。”群众的回答是：“你们要抓，就把我们全抓走吧！”太过愚蠢的做法大约是被领导批评了，就改换一种方式，派人给他们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让他们多多学习最高指示。再送些“半导体”去，让他们天天收听北京的声音----可惜，矛盾激化如斯，固执的山民一律不要：你送过去，他全部退回，甚至干脆扔了，砸了。梁部长在一次座谈会上也面对一位中年農民的咄咄逼人語氣和冷峻不屑的眼神。他不是在等待恩賜，而是要理直氣壯地索回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利。部長平靜耐心地把一切都听完。
上海医疗队显然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起了官方做不到的巨大作用。我们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在撒营盘和禄劝县城巡回医疗的一个多月间，忙得不可开交，天未亮就诊病人已排成长队，手术一台连着一台，似乎永远也做不完。我是老老实实依照老赵和老黄的指示办事，除了老师上厕所不跟，别的一概都跟；什么都学，甚至连徐老师的那一枪绝活也向我传授。他们看英文业务书，我也跟着看。本来我的英文基础就比较扎实，此后的学习让我在后来考研究生和出国都很轻松。还学上海话、学桥牌......十几个国家级师傅雕一个朽木徒弟，我算是掉到孔夫子的口袋里了，再笨再蠢也多少得对得起老师们吧。那一年中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今天,我还能讲一口洋泾浜上海话，打一手洋泾浜桥牌呢！
禄劝县是楚雄州最边远的县份（改革开放后划归昆明市郊）,位于乌蒙山脉的西端。最高点乌蒙公社（现在叫乌蒙乡）的轿子雪山海拔4247米，有“滇中第一山”的美誉。撒营盘在县城北80公里，位于撒营盘的禄劝第二中学是前“西南神学院”旧址，村旁还有毛在长征渡金沙江前一晚住过的小屋。从撒营盘往北，当时正在修筑一条通向金沙江的山区公路，路基已粗略成形。据说已修到北面约30公里的大松树公社，只等碾平铺沙了。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晚饭，随队负责后勤的禄劝县卫生局长赵守谦匆匆从公社跑来，说县委来电话，大松树筑路工地爆破时发生严重事故，已有一人死亡，还有两位民工受伤，其中一位脑浆还在往外淌。县委希望医疗队派最得力的医生前往抢救。公社正在四处找车，请医疗队做好准备，找到车随时出发。朱医生略一思考就宣布：“老蒋，小百（那时不叫这个名，姑且代用）和我去，家里工作由荘医生负责。荘医生，明天的手术，你停它两台。周雅芳（麻醉师），你帮我们准备手术包。”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