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如今，虽然发达国家在大衰退中满目萧条，欧洲更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但主要的北欧国家，以及荷兰、德国等享有类似福利制度的邻近地区，则一枝独秀。北欧模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当然不能照搬，就像美国模式同样不能照搬一样。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不能总把美国看作市场经济的唯一模式，也不能只守着这么一个单一的参照体系。北欧模式在当今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关头，能否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福利国家，特别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否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个问题已被忽视了30多年。理由有两个：第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起步时，首要使命是摆脱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寻求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第二，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福利国家陷入深重的危机，西方正忙着给北欧的“保姆国家”唱挽歌。如今，市场经济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贫富差距严重、社会保障阙失等问题。人们普遍承认：没有理性的福利制度，中国的改革可能出轨。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重新检视福利国家，就显得格外有教益。
均富、民主、幸福……一个都不能少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1～2012年环球竞争力排名，瑞士、新加坡、瑞典、芬兰、美国、德国、荷兰、丹麦位居前八位。五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瑞典、芬兰、丹麦占据前八位中的三席，另外两个人口规模较小的挪威和冰岛，也分别排在第16和30位，都属于一流的高竞争力国家。而在前八位中，除美国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有着和斯堪的纳维亚相当接近的福利制度。再看2011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挪威9.7万，丹麦和瑞典将近6万，芬兰4.9万，美国4.8万。所谓福利国家缺乏经济效益之说，经不起事实的考验。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性地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属于传统的先进国家，幸运地躲过两次世界大战，其地理和历史运气甚至比欧洲和美国还好，财富积累一直没有中断，所以有资本挥霍一段时间，但最终这种福利制度还是挥霍不起的。这样的看法，也严重违背了历史常识。
在2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不仅不富裕，而且是欧洲著名的贫困角落，更接近于当今的第三世界，只有丹麦经历了初期的工业化。一战前夜的斯德哥尔摩，一般的住房是单间的出租房，全家六七口甚至十口人共居。这种单间，仅三分之二有厨房，但厨房的长凳晚上往往作为床位出租给日工……这不是贫民窟，而是当时主流社会的住房标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确实没有直接卷入一战，但英国的封锁和德国海军对海运不加区别的攻击仍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严重损失。二战中，丹麦、挪威都被德军占领，芬兰不仅和德军作战，而且和苏联进行了两次战争，虽然免于被吞并，但不得不割地赔款，将近10万芬兰士兵战死，使芬兰成为二战死亡率第三高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在一战最后阶段才介入“摘桃子”，几乎毫发无损；二战时美国本土未受到过实质性威胁。地理与历史的运气，几乎都在美国这边。
面对这样的历史，所谓福利国家无法创造经济效率之说就不攻自破了。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福利制度要解决的主要并不是“饼做大了后如何分”的问题，而是“如何把饼做大”的“发展”问题。在福利制度确立以前，这一地区不仅贫困，而且贫富分化程度惊人。1810～1910年间，瑞典的贫民人数增加了三倍。在20世纪初，瑞典1.5%富人的财富，相当于所有其他人口财富的总和。是福利国家的制度带来了高增长，这种制度的基本哲学是：确立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创造效率，同时通过民主制度对市场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再分配，对最弱势的阶层进行扶助，创造一个平等、人人有尊严的社会，彻底消除贫困。
是什么造就了福利国家制度
北欧福利国家的成立，有着深刻的文化根基，并经历长期的演化。具体说，福利国家制度受着三大动机的驱使：
第一动机是利他主义。虽然福利国家也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其背后的哲学，则和自由放任的美式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会告诉你：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是以这种自私自利的动机为基本假设，进而建立一种使对个人最大利益的追求能自动增进社会福益的制度。斯堪的纳维亚人则会告诉你：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你不能说一句“市场竞争总是有胜有败”就能为这样的贫富分化建立正当性；帮助他人，也是一种基本人性。我们的制度应该弘扬这种基本人性。
这一对市场经济的不同预设，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许多人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但也导致了对新教伦理过分简单的解读。以英美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传统，其实都是新教改革的果实，但发展路向极为不同。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中，“选民”的概念渗透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成功者往往把成功视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征兆，即“上帝降大任于斯人”，要他在社会中承担更大的使命。这种信念，就把成功归结于个人素质而非社会环境，进而要求个人充分享受成功的报偿。这种个人主义精神，也解释了19世纪末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突然风行：既然是“适者生存”，就要保证那些有优良品质的赢家能真正赢，把那些劣等的输家都淘汰，这样人类才能进化。当然，美国有着强大的慈善传统，但美国精神强调的是个人慈善和社会慈善，而非国家慈善：既然成功的都是“上帝的选民”，其优异的品性自然会让他们大发善心、回馈社会。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新教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远高于美国，但“上帝选民”式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从未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学说。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传统更强调基督徒间的平等、友爱和互助：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一场疾病、一次工伤，都可使人陷入赤贫。对此坐视不救的社会是邪恶的。换句话说，没有邪恶的个人，只有邪恶的社会。前者大多被后者所造就。慈善不仅仅是私德，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价值。所以，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慈善的个人和社会，还有慈善的国家，政府必须为弱势阶层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
第二动机是对经济、社会安全的自我保障。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就是这种本能的体现。但人所面临的许多风险是无法自保的，比如长期的疾病或住房被火灾吞噬等大灾难，单靠个人的积蓄很难应付。这就需要大家集中资源、分摊风险，市场上的保险应运而生。但私营的保险往往无法涵盖每个人，比如私营的医疗保险总是希望承保健康的人。工业化早期工人之间的互助会，也总是愿意吸纳那些在经济上比较稳定的熟练工人。结果，最需要保险的，往往最难拿到保险，更不用说遇到大危机时，即使这些挑肥拣瘦的私人保险机构也往往因入不敷出而破产。另外，即使个人具有为了未来而储蓄这类自我防卫、自我保障的本能，人们也往往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低估未来的风险。比如，在美国许多年轻人就不愿意购买医疗保险，觉得自己生病的机会很小，犯不上花那个钱。如果没有法律强制的话，许多人连汽车保险都不会买，以致撞了人无力补偿对他人的伤害。所有这些，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这种介入并不仅仅是国家提供福利，而是在必要时强制有能力的个人购买基本的保险。
对福利国家的一个根本性误解，就是把福利当作免费午餐。其实许多福利不过是人们把积蓄集中在一起共同防卫未来危机的战略。这方面，欧洲中世纪的行会是现代福利制度的重要历史根源。最初的行会往往是由从业者自愿组成，基本目标是保障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安全。有实力的行会所提供的福利不仅涉及工伤、疾病、养老，甚至包括意外死亡后家属子女的抚养和教育。16、17世纪阿姆斯特丹一个显赫行会成员的寡妇，每月领到的钱可以大大超过一非熟练短工的收入。当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的行会时，行会的社会保障功能就必须寻求新的制度依托。现代国家也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介入，要么以法规约束各种社会和经济组织给其成员提供保障，要么国家通过税金直接提供福利。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这种个人自保性的制度普遍化、理性化。
第三个动机，是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这种“团结”，表达的是一种归属感，一种与他人的认同，一种平等伙伴之间的互助和互益。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兄弟会、共济会等组织，就是建立在所有成员都是上帝的孩子这一平等的认同基础之上的。行会也要求所有成员牺牲个人利益来捍卫整个行会的福祉。这其实很接近于《三国演义》、《水浒》等传统小说中所弘扬的结拜式“哥们儿义气”。许多中国人有个成见，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重个人而轻集体，其实，这种小团体的共济精神，自中世纪以来就构成了西方民间社会的基石，无法仅仅用个人主义来解释。现代工会运动和福利国家都弘扬了这种精神。丹麦现代福利制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长K.K.Steincke曾这样描述工人阶级的“特殊伦理”：“团结的情感、牺牲的意愿、为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目标效忠的决心。”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过是把这种小社群中的团结推广到整个民族国家。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在宗教、文化、种族等方面的单一性，使得社会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团结精神”从以小社群为单位过渡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也比较顺利。二战中，丹麦、挪威等国被纳粹德国占领，这种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在抵抗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许多具有历史意识的学者指出，8～11世纪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南下，沿着欧洲海岸一路劫掠，杀人不眨眼，这些结成小股团伙行动的“北欧海盗”曾让整个基督教世界恐惧；当今的斯堪的纳维亚，却是诺贝尔奖的故乡。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正是维京人的后裔。他们如何能从中世纪那种凶猛狰狞的亡命徒，转化为世界最为和平、对第三世界最为慷慨、连死刑也已绝迹的民族？论者指出，虽然维京人的杀气早已无影无踪，但维京人的传统在北欧依然充满了生机。这种传统，体现在来源于小社群中的那种同舟共济的平等精神。当时的维京人出战，完全靠着轻型的独木舟，即所谓维京战船。这种吃水甚浅的船不仅可随心所欲地出入各种港湾河流，而且在山穷水尽之处，所有乘员能轻而易举地随身携带战船翻越陆地，到达另一个水域。这是他们令人感到防不胜防的奥秘。但是，这样单薄的战船远洋征袭非常脆弱，于是船上的“海盗”形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小社会。大家不管能力高下，都绝对平等，绝对合作，集体高于个人。同时，这样的小股群体的平等合作精神，又创造了惊人的高效率，使维京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几乎无往而不胜。那种挥舞青龙偃月刀单枪匹马逞能的关云长式个人英雄，在维京社会并无地位。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至今仍相信平等，这不仅是机会的平等，也包括结果的平等。同时，他们更相信，这样的平等，可以创造异常高的效率。
美国模式并非唯一的参照系
如今，虽然发达国家在大衰退中满目萧条，欧洲更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但主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荷兰、德国等享有类似福利制度的邻近地区，则一枝独秀。人们往往忘记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设最低工资制，保持着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把这么小的人口规模不设防地镶嵌于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要是缺乏效率早就被淘汰了。如果抛开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六七十年的长时段来评价不同制度模式得失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起点比美国低得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体制，显示了更为优异的效率。这些小小的福利国家，就像当年在独木舟中生死与共的勇士，以平等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全球化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搏击，并斩获连连。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当然不能照搬，就像美国模式同样不能照搬一样。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不能总把美国看作市场经济的唯一模式，也不能只守着这么一个单一的参照体系。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在当今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关头，引起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发展的核心，究竟是人的幸福和尊严，还是GDP的增长？是GDP增长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尊严，还是幸福和尊严创造了更多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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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廉洁之最的秘诀
新华网
在芬兰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极为少见。全国各地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不足１０起，而且几乎没有大案。芬兰因此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
在芬兰，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行为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人们不愿投机取巧、通过歪门邪道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习惯于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和艰苦的努力去创造和获得财富。芬兰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迈基认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专家认为，芬兰腐败案件少与公民普遍较高的道德水准以及民族的历史传统有着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在北欧严酷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的芬兰人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坚韧不拔、内向自律、善良宽容、诚信忠厚。人们在公共场所遗失的衣物几乎不会被别人拿走，而且会被放在明显之处等待失主自己来寻认。芬兰人说话算数守信用，朋友之间相互信赖的程度相当高，在口头上达成的君子协议如同正式签订的合同一样有效，使许多事情动作起来既简单又高效。
芬兰公民的道德素质应归功于良好的教育环境。儿童在初级学校就学习社会学课程，在高中则开始学习法律知识。这样，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已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芬兰有一套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严格的法律、法规。公务员法和刑事法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接受贿赂，绝对禁止公务员利用职权谋取任何好处，否则将以受贿罪被诛以罚款直至被判徒刑。向公务员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行贿者如获得好处，根据情节轻重也将被处以罚款直至被判徒刑。所有行贿受贿的钱物无论数额大小，一经发现一律要上交国家。
芬兰法律不仅禁止工商界人士在国内的经营活动中行贿和受贿，同时禁止其在国外通过行贿来促进产品出口。芬兰公司在接待客户时，通常只向客人赠送价值不高的小纪念品，这样既可避免客人涉嫌受贿，自己也不会因行贿而违法。芬兰公司因此在某些腐败成风的国家失掉了许多项目和机会。
透明和公开是芬兰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公共部门的一切都要公开，接受市民和媒体的监督。政府档案馆以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不仅对专家和研究人员开放，而且也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公民在需要时可以通过这一途径了解政府部门的有关情况，从而有效地防止政府部门产生腐败现象。
社会的透明程度也很高，任何人都不能开匿名账户，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及财产?资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加以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到税务局询问和查实某人或某团体的收入及财产情况。
芬兰的违法案件少，各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也起着重要作用。芬兰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主要体现在政府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３个方面。
政府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芬兰国家和政府机构中的最高监察官，一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其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
根据宪法规定，政府司法总监有权出席内阁会议，监督总统和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是否合法，同时对政府各级官员进行监督，并有权随时要求政府官员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司法总监还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团体对官员及公务员的举报，对官员的不当行为提出警告，对严重违法的官员进行起诉。司法总监还可以根据舆论和媒体透露的有关情况立案调查。
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芬兰国家小，发生一点小事就很容易被新闻界抓住。如果政府官员有不体面的事被媒体曝光，他就会威信扫地甚至被起诉。例如，２００２年５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长苏维·林登利用职务之便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１７万欧元的政府赞助，而她和她的丈夫及其数位亲属都在该公司拥有股份。政府司法总监帕沃·尼库拉闻讯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一周之内，林登便被迫辞职。
在芬兰，官员的行为皆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任何公民都有权自由地检举和揭发违法的政府官员。芬兰政府为公民提供了各种机会，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政府官员的工作进行监督。任何人发现政府官员有渎职行为都可向警方告发或向其上司检举，甚至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另外，国家在采购物资和进行工程项目时尽可能公开招标，使行贿受贿的可能减小到最低限度。（夏于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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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要闻
芬兰人咋就那么“傻”？
2002-7-4
赴芬兰接受短期培训期间亲历的几件平常小事让我感受颇深。
■税官儿从来不蹭饭
先是去看望一位朋友。朋友移居芬兰已近十年，在一小城市里开了家中餐馆。我们正在楼上喝茶叙旧，一服务生上来，说下面来了个税务官员。我看墙上的挂钟11点15分，心想，哪都有这号收税的，这会儿来餐馆，抽支烟喝口茶也就该蹭饭了。
朋友却是转眼便回来了，聊到近12点下楼。果不出我所料，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正在吃饭。后来我看见服务生站在那个税务官员桌前，将写好的就餐发票撕下，那个税务官员在付钱买单。我便问朋友，说你咋敢收这帮税务老爷的饭钱。朋友笑了，说他刚才例行公务时是税务官员，这会儿他就餐，便是我餐馆的顾客，一码是一码。我说，就不怕他找你的麻烦。
朋友说：在这儿只要你按规矩做事，就不会有麻烦，七八年了，没人来白吃过一顿饭。如果我不收他的饭钱，倒是我在找麻烦了。朋友介绍说，当地政府对餐馆的税收，唯一的凭据就是餐馆给顾客开具就餐发票的底联，你如果不给顾客开具发票，当然就可以少缴税。朋友说他不会那样做，他相信别家餐馆也不会那样做。
■超市购物自己称
我初次到副食品超市购物，发现货架隔不远便摆有一台电子秤，也看明白了它的用途。顾客选购商品，随手有包装袋，商品装好袋放在电子秤上，按一下商品代码的按键，电子秤立即打印出一张小单，上面有商品名称、代码、单价、重量和应付金额。自己封了袋口，将小单贴在袋上。我将商品摆上收银台，看看收银台上根本没有秤，收银小姐按袋上的小单快捷地敲打着键盘，电脑便打印出一页购物清单，我付了钱，将商品一一装进购物袋，离开超市。
第二天购物付完了钱，我终于问了小姐，说你们超市盘点时，有没有发现商品丢失的事，有没有顾客称完了称，拿到小票以后，再将商品往袋里多装点，譬如说糖果。收银小姐摇着头，一脸的惑然。
培训行将结束时，我带去的胶卷也用完了。商店里1个胶卷35马克，比国内贵一倍，便又转了一家商店，看看价格都一样。我终于发现了便宜胶卷，2个胶卷5马克。先是怀疑看错了，仔细看看没错。拿到收银台问，回答说没错，收银小姐便主动做了解释，指了盒上日期给我看，说明降价的原因是这胶卷离所标注的日期只剩20天了。后来我便注意了，超市里的鸡蛋，上架5天没卖掉，价格就非常的便宜。其实鸡蛋上是没有标注出厂日期的，况且5天前后的鸡蛋，其新鲜程度，消费者怕是难以辨别出来的吧。降价不降价，就只能凭商家的诚信了。
这便让我想起一件事来，在2000年5月间，我买回家的药品上，竟赫然打有出厂日期2000年6月30日的字样。什么时候，在咱的商店里购物，也能这样地让人踏实放心呢？
■公共物品没人拿
朋友请我去听音乐会。进了剧场先是一个暖融融的休息厅，周边是长长的几排衣帽架，人们进来后，将手袋、大衣、围巾和帽子，一一挂在衣帽架上，然后轻轻松松进入大厅。朋友说只要记住衣帽架的位置就行。入座后不到5分钟，大幕徐徐拉开，我看看手表，不早不晚整7点。中间休息时，我便问朋友，一件大衣好几千马克，那些包也一定不是空包，挂这儿丢了咋办。朋友笑笑说，丢了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只能说不会丢，可能从没丢过。
下半场我依然惦记着我的大衣和围巾。终场后，待我和朋友到了休息厅，人已走得将尽，我们的大衣围巾安然如初。回去的路上我很是感动，不是为刚才的音乐，而是为人家习以为常我却以为不平常的经历。
我听说过：公厕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我所在的城市，街道和其它公共场所里，都能看到醒目的WC的标志。有收费的公厕，门上有投币口，投了币门就可以打开，更多的是不收费的公厕。
我曾想，投币的公厕里大概是干净，有卫生纸吧。我去的是不收费的公厕，进去没有厕所的异味，再看看小便池和坐便池，说实话，比我家里的干净。每一个座便隔间里，门口的洗手台上，都摆放着洁白的卫生纸卷，洗手台上摆放着洗手液。
我不知道这样一大瓶洗手液多少马克，我只记得一卷卫生纸在超市约10马克。不论多少马克，总是得花钱买吧，可这没人看守的公厕里，3卷5卷的卫生纸放着却没人拿回家。我想，收入高固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可也有失业的人呀，为什么就没人拿呢？
我原想过，那里的人咋就老实得不开窍，规矩得近乎傻帽儿呢？忽然间我便省悟了过来，由衷地为那里的人们崇尚和恪守诚信而感动，人人都老老实实地待人，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做事。正是这样，那里才有了这许多令人向往的美好。(王金龙)
没有网吧的“网络社会”
2002-6-24
出门招手上公交车，打开面前的联网电脑，上班的路上你已经把一天信息掌握；想对某个政府提案发表意见，进入政府门户你的观点会得到充分重视；下了班到路边的“网络图书馆”喝杯咖啡收发邮件，顺便把这个月的话费结了；出国旅游随时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芬兰外交部联系；即使蒸着芬兰浴也不耽误浏览新闻。在国内被认为是未来的东西，在北欧的芬兰，去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的“世界最具竞争力国家”已成为现实。500万人口的芬兰是成为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里既有诺基亚这样的通信巨头，也有开发出和WINDOWS抗衡的LINUX的普通大学生。上周，本报记者应芬兰外交部邀请进行了一周访问，不断加深的印象是“原来可以这样来使用网络”。在芬兰，网络更像是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工具，而不是聊天、游戏的空间。
这里没有网吧
尽管芬兰人非常喜爱上网，但我们在首都赫尔辛基却见不到一个网吧，这里，只有网络图书馆。
走进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公众图书馆，一个长得很像安徒生童话里主人公的女管理员向我们介绍，她管理的这个“网络图书馆”是完全免费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上网，但必须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并将有自己真实信息的卡插入电脑中才能上网，“保证每个人对自己上网看的内容负责”。
记者看到，这里没有人上网来打游戏，人们在查找资料、收发邮件、参加网上讨论。
从网络大巴到网络芬兰浴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电脑的芬兰，同样有网络普及的问题，TAMPERE市的官员带着我们登上一辆漂亮的大巴，里面由十几台电脑组成无线局域网，而且还有可以上网的无线手机、各种网卡、数码相机，乘务员兼职做电脑教师，“这里是整个欧洲第一辆网络大巴，就是要让岁数大的居民免费学习上网，过去一年里已经有8000人在这个大巴上做乘客了”。
随后，这个官员颇有些得意地把我们带到他精心设计的芬兰浴房间，“看有什么不一样？”他称之为Internet芬兰浴，装有触摸屏的房间里人们一边蒸着桑拿一边网上冲浪。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列入ETAMPERE计划里了。
网络只是工具
赫尔辛基政府也有自己的门户网站，每次政府如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项目，都要在这个网站上提前公布，由市民自由发表意见进行讨论，最后汇总反映到相关部门。在外交部的网站上，所有芬兰公民出国旅行时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随时获得外交部的帮助，“比如美洲前一段的洪水，我们立刻通过短信确认自己的公民是否在附近”。在芬兰环境研究所，成千的环保志愿者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研究所办的环保网站发来各地信息，从而组成每天的环境警报，“哪儿出现污染环境的事件我们立刻就会知道，并予以公布”。和国内相比，芬兰网站的聊天室多数是由公共机构开办的，他们被用来讨论公共事业、环境保护等“正事”，而很少有泡在上面瞎侃的。
推广电子银行的NORDEA银行副总告诉我们，和到银行排队相比，芬兰人更喜欢自己到取款机上交易，“这使得推广电子银行非常简单”。全民学习系统
和中国的各种科研基金一样，芬兰也有一个芬兰国家与开发基金，不同的是，这个基金不只投资具体科技项目，它还要为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提供各种发展模型，比如他们成立了一个项目组，专门研究如何通过网络，使芬兰人组成一个“全民学习系统”，首先发掘一批数字时代的先行者，这些人再带动其他人，短期目标是提供公共、私人的在线服务，创造出每个市民都能参与的网络学习社区，培养五分之一的人熟练运用网络完成各种学习，“让网络成为传递知识的最快捷方式，”培训课程经理安莲说。而在这个初具雏形的网上学习社区里，记者还看到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专题学习论坛。
芬兰人在普及网络的同时，也创造着一个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在只有十万人口的TAM?PERE，这个曾经培育了诺基亚的小城，现在的目标是通过城市信息化的进程，创造出20个新的一流公司，产值要超过2.5亿欧元。同行的中国记者们采访到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500万人口、20所大学，全部免费教育，这样的教育基础是芬兰网络迅速普及和进入正轨的根源，而把网络和社会融合在一起更使得网络在芬兰并不虚幻。(北京晚报)
在芬兰的旅行
2002-6-11
——这次短暂而丰富的旅游，实际上是我受到一对芬兰夫妇的邀请。能有幸拜访芬兰家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同时，能和他们成为朋友也让我十分自豪和感激。
在国外生活，如果能够真诚的与外国人交往，抛开那些狭义的利弊思想，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让人从心底感动和欣喜。否则，拿够了学分赚够了钱，得到的只是精神苦闷和钩心斗角的疲惫。当然，我知道许多人不这么想，那个我管不着，我只知道自己的生活不能那么愚蠢，要活得有激情、有乐趣。我的性格常常让我不受身边一些中国人的欢迎，但我却能和外国朋友们相处得很好，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和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观念以及彼此以诚相待的结果。另外，从小养成的礼貌习惯也很受外国朋友的喜爱，只可惜这一点却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我装模作样。不过，我懂得有得必有失的道理，也比较知足，所以我还是满怀热情的写下这次意义重大（对我而言）的旅行的见闻感受，希望能与我的朋友们分享。
虽然我不喜欢写作，文笔也很一般，但是为了永远记住这次经历，我还是很努力的写了这些。其实这次旅程带给我很多关于社会、文化和生活等方面深刻的思考，但很遗憾，这些东西以我的笔力很难表达在一篇简单的游记当中，不过这些感受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5月3日
下午3点，我坐BUS从Vaasa（芬兰西部的海边城市）到Seinäjoki坐火车，大约7点，火车到达Jyväskylä(芬兰中部)，我见到了前来接我的Koskinen夫妇（Kari and Maarit）。他们热情的带我在市中心逛了逛，很琐碎的谈了一些关于中国和芬兰的话题。在一家咖啡店里，我将早已备好的礼物送给他们，并答应为他们做一顿中餐。
随后，他们开车带我去了他们在Konnevesi的家，那是一栋非常古旧而可爱的房子（in the countryside），位于Konnevesi湖岸，四周有很多农场。这是芬兰很典型的住家风格，有自己的小船、划艇以及他们最爱的湖边Sauna小屋，那真是个美丽舒适的地方。
晚餐后，Kari帮我升好壁炉，让我睡在他母亲的房间——老式的风琴，老式的打字机，老式的电视，老式的壁炉，所有的家具都同这栋房子一样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过去的15年里，这房子一直无人居住，由于喜欢湖畔的宁静舒适，Koskinen夫妇一年前从Jyväskylä搬来乡下。他们正打算重新装修这栋房子，让它更加舒适，同时也可以延续它的生命。
5月4日
第二天，天气晴朗，为了感受一下乡村的景致，我决定和Maarit一同步行去小镇。走了5公里后，我们到达了镇上Kari经营的一家小商店（Kulta Vesi）。
Kari是个摄影师，同时从事黄金饰品的手工艺制造。他的店里有一个摄影棚，兼售相机和手工艺品。而Maarit在一所学校里教Drama，同时也帮助经营丈夫的小店。他们非常友好、热情，并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在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他们刚向一家收养机构递出申请，希望能够收养一个中国孩子。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缘相识并成为朋友。
在Kari的小店里，我还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位非常和蔼健康的老人。她是个旅游爱好者，曾到过世界各地，还很激动的向我提起她在北京的经历，尽管她的英语和我的芬兰语一样支离破碎，但我还是能够猜到她的意思，我总是会想起她说到北京烤鸭时难以抑制的神情，可爱得像个贪吃的孩子。
在短暂的停留和准备后，我们开始了前往芬兰东部的行程。从芬兰中部的Konnevesi到Kitee有3个小时的车程。途中，我们特意在Savonlinna停留，参观了一座美丽的城堡，他们给我讲解了城堡的历史以及芬兰人民在抵抗沙皇的统治时英勇战斗的事迹等等。
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Kitee——Maarit的母亲和二哥住的地方，是芬兰最东部的城市之一，与俄罗斯接壤，从他们的住所在向东走十五公里就是俄罗斯的领域了。他们告诉我这一带常常有一些俄罗斯人偷偷穿过边界，以寻求在芬兰谋生的机会。
我们同Maarit的母亲、二哥一家共进晚餐，品尝了一些芬兰的传统食物。Kari和Maarit非常喜欢小孩，能看得出他们对7岁的侄子和4岁的侄女的喜爱，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常常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们稚气的语言的顽皮的动作也使羞涩的芬兰人放松了许多。
Maarit的母亲就住在离她二哥家几十米远的小山坡上，是一栋非常可爱的小木屋——当晚我们就睡在这里，但令我惊奇的是，这种老式结构的房子没有厕所和浴室，只是在屋外十米左右有一个木制的‘茅房’。原来芬兰乡下很多老人的生活习惯还是和几十年以前一样，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简单而勤劳的生活着，这种朴质的心态和宁静舒适的生活环境真是一种很自然、超脱的享受，有一点山间隐士的味道，甚是有趣。
5月5日
吃过早饭，一出门便看见Maarit的小侄子踢着足球蹦蹦跳跳的冲我们跑来，于是我们一起步走下小山坡，开车到不远的墓地，陪同Maarit的母亲帮她丈夫的墓碑清扫杂草。随后，我们再次来到Maarit的二哥家。
我如约为他们做了一顿中餐，前前后后忙了两个小时，4大盘菜和十几张煎饼，看起来不错。虽然不是什么高水平的厨艺，但对于只吃过中餐馆里‘洋中餐’的芬兰人来说，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不是吹牛，每个人都吃得赞不绝口，而且大家都很努力的学用筷子，显然，男性比女性掌握得更快更好，尤其是Kari——在我的耐心指导下用得非常熟练，还得意的给其他人当老师呢。最有趣的是‘煎饼的诱惑’——芬兰人爱吃甜食，偶尔尝尝咸味的鸡蛋煎饼，他们也觉得新奇又美味。不过，他们的吃法却是西式的——在煎饼上醮两勺自制的草莓酱，卷起来，切成块，然后一块一块的塞到嘴里。最给我面子的是Maarit的小侄女——她先吃了些米饭和菜，跑跑跳跳了几圈又回来开始吃煎饼，一张吃了不够，又要了第二张，嗬，还不够！她哭着嚷着还要吃，这可把她妈妈急坏了，才4岁啊，怎么可以吃那么多，会撑坏的，于是妈妈坚决不同意。但她也毫不示弱，一边使用眼泪战术，一边解释着‘我只吃了两张，才两张……’，可爱极了——看来下次我拜访他们，又得再做一顿中餐给他们解馋了！
午餐结束，我们也得回程了，因为Kari要回家看10点的冰球赛。不过回程的计划并不单一。
首先，我们抓紧时间赶到Joensuu——为了拜访Maarit's eldest brother。他们刚刚搬进城区里的一栋新公寓楼，这样的住房就比较Modern了。热情的主人招待我们参观他们的新房，芬兰人的老习惯还是改不了——桑拿房的装修清新舒适，电烤炉整天都开着，可以随时进去洗桑拿，洗衣房洗衣、烘衣也是样样齐全。虽然不能同乡下的自然景色相比，但住起来也是相当的舒适方便。我们聊天、喝茶、吃点心，气氛简单自然。时间过得很快，但在Konnevesi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由于知道我对手工艺很有兴趣，他们顺道带我参观了Heinävesi的一座俄罗斯风格教堂。这里是芬兰唯一一块没有被任何国家占领过的土地，古老的气息和建筑风格，让我看到了芬兰古典一面，与其他很多城市大不相同。每年都有许多教徒和游客前来参观，有些甚至住在这里，享受几天神仙般的日子——这也是我的愿望。当我走进教堂时，立刻被四面袭来的烛香感染，它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宗教氛围，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敬畏。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却清楚的感受到宗教对人们意识和行为的深刻影响。在看完那些制作精美的宗教手工艺制品准备离开时，我对自己说，I'll come again。
2个多小时后，我们回到了Konnevesi的老房子里。由于我决定第二天出发去赫尔辛基，所以这将是我同这对芬兰夫妇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了。在交谈中我们更加了解彼此的国家和文化，显然时间是不够用的，但我们也都很满足。我为他们解答的疑问比他们从任何地方得到的都多，而他们也让我拥有了在芬兰的这7个月中最美好的几天。这会给我多一些勇气去面对以后在芬兰生活的每一个无限孤寂的漫漫长夜。这个晚上，我满心感激的睡了个好觉。
5月6日
早上起来，我收拾好行礼，同他们一起吃过早餐后，最后一次到Kari的小店。Maarit一边忙着照顾店里的生意，一边欢喜的让我挑选一副耳环打算送我做纪念。另外，因为我把奶奶的字画送了一幅给他们，所以Maarit也为我奶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这让我很意外也很高兴。最后，我有些不舍的同Kari和他可爱的母亲道别，由Maarit开车送我去Jyväskylä乘火车。
我们到达Jyväskylä后，先逛了几家手工艺品商店，然后去了市中心附近的Kari的母亲的房子，虽然是繁华地带，但窗外的景色却让我震撼，绿色的草坪缓缓上升，形成弧线极美的小山坡。亲眼置身在这以往只有电影里才能见到的画面中，我陶醉得想同它融为一体。
在火车站，我告别了Maarit，踏上了独自闯荡Helsinki的行程。(作者:xixi)
芬兰人的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2002-6-11
芬兰国民健康研究所３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表明，与２０年前相比，芬兰成年人的体能和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芬兰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也有很大改观。
据调查，在芬兰成年人中，几乎所有３０岁至５４岁的人都具备良好的工作能力，在工作中感到过度劳累者仅占２．５％。
报告显示，近年来，芬兰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例如，由于加强对抑郁症的治疗，芬兰全国的自杀人数在过去１０年里减少了近四分之一。目前，在３０岁至６４岁的人群中，患有严重忧郁症的人仅占５％。
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妇女吸烟人数在不断增加，男女酗酒现象加剧，过度肥胖人数有所增加，这些都是芬兰人目前在健康方面面临的最大威胁。（新华网2002年06月03日）
芬兰无偿献血蔚然成风
2002-7-2
自愿无偿献血在芬兰蔚然成风，在全国520万人中，每年20万人参加义务献血，堪称世界楷模。
芬兰公民为何能积极踊跃地参加义务献血活动？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说，芬兰公民积极自愿献血的主要动机是出于诚心诚意帮助他人的良好愿望。有些人因自己或家人曾经接受过输血，希望以自愿献血的形式作为报答。还有一些人在献血后感到全身轻松、心情舒畅，因而定期献血。据调查，这些献血者的共同特点是：热爱生活，爱好多，喜欢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并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生活内容丰富多彩。
在芬兰，自愿无偿献血不仅是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行为，也是各医院获得高质量血液的最佳保障。数十年来，芬兰全国各医院每年所需要的30多万袋血液和血浆均由芬兰红十字会血液中心通过自愿无偿献血方式采集，完全可以保证医院用血，不需要从国外进口血液产品。
据了解，芬兰实行自愿无偿献血已有50多年历史。凡年满18岁到65岁、身体健康、体重在50公斤以上的男女公民都可以参加义务献血。在全国每年义务献血的20万人中，半数以上每年献血一次，其余的人一年内多次献血。2001年，芬兰红十字会血液中心通过公民自愿献血采集血液达32万袋(每袋450毫升)。在芬兰，献血者没有任何报酬，每个献血站仅向献血者提供咖啡、果汁和点心。自愿无偿献血在芬兰许多家庭中已形成一种传统。年轻的父母亲献血时，常常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起去，无言的身教使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也自觉地加入到义务献血的行列中。
为鼓励更多的公民自愿无偿献血，保障芬兰全国的血液供应，自1989年以来，芬兰红十字会每年7月都要在全国举行“玫瑰周”献血活动，并收到很好的效果。在“玫瑰周”期间，义务献血的人数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为了对自愿无偿献血者表示敬意，芬兰园林协会特向芬兰红十字会献血中心免费赠送大批玫瑰花，向“玫瑰周”期间献血的公民每人献上一支红玫瑰。(新华网赫尔辛基7月2日)
芬兰经济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2002-6-9
芬兰财政部５月２８日发表的一份预测报告称，芬兰经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势头，预计今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１.６％，明年的增幅可望达到３．３％。
受全球经济萎缩的影响，去年芬兰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０．７％，远远低于２０００年５．６％的增长水平。
今年年初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芬兰经济开始出现良好增长势头。由于目前芬兰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国内消费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为平缓。据预计，随着对外出口的增加，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
报告说，明年芬兰的出口将大幅度增加，增幅预计可达７．２％，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完）
（新华网）
可可衣纱的快乐生活-幼儿园
2002-6-11
在国内的时候，儿子上学校的幼儿园，那是个全省优秀幼儿园。一天，儿子回来，满嘴鲜血，上嘴唇里面的一根经被弄断，我去幼儿园问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儿子玩时摔跤弄的。那时儿子才3岁，问他什么，他讲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说，绝对不是摔的。我们夫妇俩在汉无任何背景，我们能把幼儿园怎么样？以后我们还想不想让儿子进这个幼儿园？我们能做的就是再三嘱咐儿子学会保护自己，再者给儿子的老师陪笑脸，过年过节的孝敬点东西，希望老师对我们的儿子多关心点。
来芬兰，儿子进了芬兰语幼儿园。一年下来，儿子是长壮了，每天玩的开开心心。儿子爱画画，每天幼儿园的老师就给他准备上好的纸，随他画，想画多少就画多少。我们曾经找过老师，说儿子对画画这么感兴趣，要不给他找个老师教一教。儿子的班主任说：不用，小孩做事情都是凭兴趣，说不定哪天他又喜欢上别的什么了，等到一定年龄再来教。我们俩有意见，觉得幼儿园的老师不大关心儿子。
上个星期，我们对他的班主任说，我们发现儿子的芬兰语好象长进不大，这对他明年进学校很不利。当时班主任就觉得很惊讶，说不可能，可可在幼儿园非常活跃，跟其他小朋友玩得很好啊。我们俩回来后商量，是不是芬兰也象国内那样，需要打点？
周末去接儿子，班主任不在，另外一个老师告诉我，儿子的班主任等了我们很久，见我们没来，她给我们留了个条。我接过纸条，呵呵，写得满满一张A4纸的纸条。我回家展开来看，
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可可的父母，我和其他几位老师就你们所提起的问题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认为可可的芬兰语大有长进，他能说出完整的句子，而且没有一点语法错，比如：。。。，我们认为可可生活在两种语言环境里，做到这点实属不易，另外，在幼儿园我们一直不让可可说中文，坚持用芬兰语对话，可可和其他小朋友一样，能听能说。可可在家不说芬兰语可能是因为父母都说中文的缘故，如果你们对此有怀疑，可以随时来幼儿园看看。可可是个健康可爱的男孩，他每天活动量很大，因此食量也大，我们发现可可喜欢吃麋鹿牌的奶酪，建议你们在家也给他多买点。下周一，幼儿园进行足球比赛，可可是主力，我们希望你们能把可可送到幼儿园来吃早饭，我们会准备赛前饮食。
我和老婆看完这张纸条，互相看了看，还说什么呢？(摘自可可衣纱的日记 2002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