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薄熙来式野心家和罪犯的社会条件主要有三条:一是以天潢贵胄自居的权力持股人,他们视权力攫取为唯一人生意义,自认为为掌权而生,对权力有天然的拜物教情结;二是漫长极左红色政治所培养的巨大的大小投机家和文革余孽,发起和再造新文革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并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夺权上位,他们与薄成了互相需要和上下互动的力量;三是现有制度下以亿万计投诉无门、生活无望的普通人群。前两者把触目惊心的文革以及红色历史罪行包装成解民倒悬的桃花源,让后者饮鸩止渴。更直白来说,对于广大民众,一旦对公义绝望,任何渺茫和虚无的希望都会成为缓解燃眉之急的止疼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