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的假设
作者 左春和
有时候我总愿意有一种好的假设，假设当年齐奥塞斯库向人民妥协，或许今天还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拥戴，或者每年还可以在中国的韶山旅游，或者到广场的停尸房祭拜。萨达姆、卡扎菲、米洛舍维奇也无不如此，如果他们学会一点儿妥协，也不至于落得同样下场。或许这几个人还能光鲜地坐在伦敦看奥运，或者正在朝鲜访问。可是，这些不知妥协的政治强人，都是斯大林的铁杆粉丝，他们也是十足的毛的拥泵。毛泽东当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誓言，就是对他的政敌、知识分子、劳苦大众决不妥协。毛的专政理论就是建立钢铁一样的政权，不管你有什么异议，什么诉求，一律实行专政或消灭。但是，不向人民妥协的极权领袖，很少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好命，也更少有人如此善终。
当今世界，这种抱定权力与人民死磕的人却来越少了。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文明带来的普世价值越来越被全世界所接受，一些政治人物已经懂得见好就收。一方面是人民不断觉醒的权利在倒逼极权的收敛。也就是说，在同样的理论下，用同样的手段不灵了，因为人民的智商已经变了。这样一来，政治已经变成了妥协的艺术，凡是善于向人民利益妥协的政权就稳定，绝不向人民利益让步的政权已经无法生存。
我常常听一些县域地方长官们抱怨说，现在的活是越来越没法干了。上面逼着发展经济，还必须保持绝对稳定，甚至把稳定作为一票否决的内容。你想想，不引进污染项目，不拆老百姓的房子，不挖青山绿水，怎么能拉动经济？这样一来，基层政权肯定要与人民的利益为敌，维护稳定就成了大事。按道理说，这种稳定的维持靠的不是暴力手段，而是利益的妥协。也就是官方利益必须让步于人民利益。如果使用暴力手段，不仅不能化解冲突，也无法消灭矛盾，暴力还会加剧冲突的升级。这些地方长官之所以抱怨上级关于维稳的要求，就是他们总认为自己是人民的父母，他要替这里的人民做主。他一夜之间描画一个区域发展的蓝图，第二天就要动用区域内的全部行政资源去推进。如有异议或阻挠，一律靠武力强制解决。现在的极权政治已经转变为极权经济发展，也已经下到基层，所以才激荡出当今社会五色斑斓的血泪控诉。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在想，为什么权力不肯妥协？其实，基层政权的拒不妥协来自于他们的革命前辈，他们的前辈在毫不妥协中尝到了甜头，享尽了血酬红利。他们有着前辈的乌托邦文脉和专政自负，但已经失去了祖师爷们的好运气。他们的前辈能够凭一块儿斑驳的红布，就能“唤起工农千百万”。而他们今天的自负，往往会激起权利觉醒的“农奴戟”。如果权力的自负决不妥协，厦门的市民就开始散步，大连的市民就开始上街。如果权力的自负还是一意孤行，什邡和启东已经作出了回答。这就是权利时代倔强的政权不向人民利益妥协的代价。在这个维稳时代，并不是什么人喊几句大话就能把人镇住的，也并非有鼓动者描一个画饼就能让人相信这是明天的太阳。所以才有人说，春到茉莉开，谁也挡不住。
回到生命的起点来看，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人本来也是生而自由的，人应该为自己的生命做主。可是，天底下总有一些人愿意替他人的命运做主，或者为他人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如果不让他操心，他还会用强制的手段为你服务。也就是要强制给你幸福，给你规定幸福指数，还必须让你向他妥协。否则，便会遭到暴力惩罚。这时我们发现，权力有着极强的膨胀欲望和扩张逻辑，若不是遇到阻力和抵抗，它很难在肆虐的地方停下来。也就是说，凡是让权力止步，或者让权力回头的，不是顺从的结果，而是斗争的回报。台上张牙舞爪的权力不会服从什么孔孟之道的虚妄说辞，也不会听信什么先进性教育，它唯一的妥协对象只能是斗争。为权利斗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它向生命的平等妥协，让它重新回到生命的起点上。
可是，人世间的权力魔杖大都是不愿向人民妥协的，虽然有民间智慧早就告诉他：退一步海阔天空。权力有着嗜血的本性，很难听进去这种善意的忠告。也极少有当时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的明智，他的政权虽然还能执政五到十年，但他明白，那样用暴力支撑的结果会让成千上万的人付出生命。与其毁灭民族与文明，不如寻求妥协之道。他的执政党明白，当时南非维稳的费用早已超过军费，镇压的成本已经远超了容忍成本。于是，德克勒克与曼德拉摒弃前嫌，在妥协中寻求共识，找到了民主转型的最佳路线。民主选举的成功，避免了血流成河的全面内战，开创了权力向人民妥协的和平典范。
同样的是，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独裁统治对苏联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毅然用自己的智慧和良知向人民妥协，解除了压在苏联人民头上的极权统治。他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对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与民主。”
对比起来，只要看到长春围城中无辜惨死的同胞，看到《大江大海》中记录的普通人因战争而遭遇的悲惨命运，我就想，当时的国共双方为什么就不能妥协？但是，根据现在不断披露的历史资料，蒋公一直在寻求妥协，他不愿意把无辜的生命卷进战争的绞肉机。而在毛泽东眼里，生命只是一根木头，烧毁一根，再添上两根即可。为了理想中的帝王之梦，他是决不妥协的。试想，如果在抗战结束后，毛能够风度地妥协，中国历史会少了这段人类史上罕见的血腥内战，多少家庭还会是完整的。也不至于使成千上万的父母没有了儿子，儿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有了丈夫。尤其在长春围城中，既然毛泽东打出的旗号是消灭国民党为了给人民谋幸福，可为什么为了打一场战争竟然把城内30多万百姓活活饿死，逃出城者还一律用子弹赶回去？
与此相比，能向人民妥协的权力总是善意的，这样的权力有着良好的愿望。向人民妥协的帝王和总统都会受到人民的尊敬。那些在战争中妥协的将军，也照样是为了保全更多的生命。内战之时，善于妥协的总是国军的将领，不是他们不恪守军人的操守，而是在职业伦理与生命良知发生冲突之时，他们毅然选择了尊重生命。相反的是，有的人要让城中的男女老少、一草一木陪他在战斗中殉葬。
现代民主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社会，主要是公权力向私权妥协。政治中的妥协意味着对多元思想、多元利益的承认和尊重，妥协也因此成为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尤其在民主政治中，妥协已成为民主之母。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无法保障自由。因此，检验一种社会制度，不能看他标榜的理想有多崇高，也不能听他的口号有多漂亮，更不能信他的主义有多真理，就是要看他对人民是否妥协，或者看他向人民妥协的程度。
相对而言，人民的权利有着明确的边界。每个人都愿享有法律下的自由，而不是无界限的自由的滥用。只有公权力充分尊重私权，在敬畏生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人民的相对妥协。相反的是，用强制手段压制冲突，不仅不能化解危机，还会使危机不断升级。如果政权以为暴力在手完全可以消灭冲突，那么，正如米奇尼克所说的，暴力往往会毁掉使用它的人。历史证明，执政者在危机四伏、民众反抗风起云涌之时，总是相信自己的力量还可以挽回失去的东西，而根本不相信民众的民主理性以及合作可能，然后失去和平良机。等到手中的暴力机器已无力制止冲突之时，才不得不出让一些东西，但此时，已经没有了和平合作的机会，革命已经席卷了妥协的良性路径。
假若执政者在危机四伏时能够审时度势、从善如流，或者在关键时刻把权力还给人民，这种良性的妥协会达到一种均衡。也就是减少了冲突双方互相彻底消灭的可能，在双方存继下来的对立中形成理性对话，于是，民主协商的机制得以形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良性妥协达成的均衡避免了负和博弈与零和博弈，结果形成了一种合作剩余。这种合作的双方都呈现出合作的善意，并且把思维回到个体生命的起点上，本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和福祉。
在社会危机的高涨期，一味劝说人民妥协往往是失败的，因为人民已在长期的妥协中体验了执政者带给他们的一切。社会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人民已经无法再生活于这种一味的妥协中，这个时候，只有执政权的妥协才能化解危机，重新寻找解决的通道。在初期或者短暂的危机爆发中，人民并没有取代权力的野心，甚至对政权本身不感兴趣，只是生命被压抑、权利被剥夺之久的情绪泄洪或基本权利诉求。应该说，这个时候正是政权向人民寻找妥协之路的最佳时机，否则，会激起危机运动的政治抱负，直至酿成零和博弈。革命的起源往往就诞生在这种不肯向人民妥协的权力保卫战中，专制与镇压为革命创造了机制，也是革命得以进行的要素。如果在危机还未萌生政治抱负的时候，政权能够光荣地妥协，这样，会在第一时间把革命的动力撤销，使革命失去了激情的目标。善意的妥协意味着尊重人民的利益表达与追求，承认这种表达不是挑衅和无理取闹。如果本着这样的前提，政权的执政危机才有化解的可能，或者走向和平的转型。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又是政治的动物。只要政权能够在适当的时刻回应人民的合理诉求，每个人都会适度行使自己的理性。一个向人民妥协、示好的国王，决不会被理性的人民送上断头台。清末黄帝退位，尚能受到优待，何况当今政坛。所以，我经常想，像萨达姆、卡扎菲、齐奥塞斯库等人真是愚蠢透顶，竟然拿有限的人生和脆弱的生命做如此赌注。假若他们能够早一点儿向人民妥协，至今也还会是国家的一支政治力量，依然参与在民主的政治格局中。否则，在危机达到一定程度时，靠任何武力都是压不住的，许多暴君恰恰死于他的卫队。如果一个政权所宣扬的主义连自己都不再相信，还要在此前提下巩固自己的神话体系，甚至用败死的理想来压制公众，执政权会进而失去宝贵的妥协机会。米奇尼克说，妥协是金色的。可惜在手的权力往往看不到这种金色，只沉浸在权力提供的美味之中。
2012年8月11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