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联日反蒋），他主动派人与日方谈判。据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明在《回忆录》中记载：“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经政治局委员们 同意，由军委秘密电台发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与日汪商谈合作反蒋事宜，同时停止中共对日汪的军事行动。”又据苏共弗氏记载：“我看到一 份新四军参谋部的报告，它确切地表明，中共领导层与南京日本派遣军参谋部之间有着长期不断的接触，双方情报传递的终点是南京和延安。”随着众多知情人的揭 露，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日汪的合作关系逐渐清晰了。
原来饶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后，就把中共与日汪商谈反蒋合 作的任务交给了新四军情报部长潘汉年。其实潘早在1939年起就与日寇驻香港和上海二个总领事馆特工建立了针对国民政府的“情报交换”关系，接到毛的指令 后，潘轻车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产党员，因参加共产国际情报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成为军统特工，后又成为日寇特工，当时任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 馆”负责人）即偕同去见日外务省在中国的情报头头岩井英一，岩井见潘己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特使，刮目相看，优礼有加，当即发给潘“特别通行证”（各 地通行无阻），让他利用“岩井公馆”秘密电台与延安和新四军通报，并在上海最豪华的汇中饭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让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 馆”领取大量活动费，随后就带领潘去见日寇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头头影佐侦召少将。影佐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特使也热烈欢迎，隆重接待，经几次商谈，商定了合作 办法。接着影佐批准潘去见汪精卫（影佐是汪伪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动须得影佐批准）。这样潘就与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苏共产党员，被捕后成军统特工，后 又成为汪伪政府特务头子——调查统计部长及江苏省主席）赴南京会见汪精卫。汪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师（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曾提拔毛任副部长）对潘更显亲 切，即邀请毛派人参加他的议会和政府，潘则对汪表示：如汪与日合作有困难，欢迎汪到新四军来。潘与汪也谈妥了合作办法。
潘汉年与日汪商谈虽未签订书面协议（原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抗日言论喊得比蒋介石响，日寇怀疑毛心中有诈，暂时不敢轻信）但仍取得多项重要默契：（1）日军与八 路军新四军互不攻击，保持和平共处；（2）中共部队不再破坏铁路，保持交通顺畅；（3）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药品和通讯器材等）不受查禁；（4） 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通过汪伪管理的长江封锁线，不予阻挠查扣。以上合作办法使日汪与中共均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抗击和威胁，得以腾出大量兵力 来进攻蒋介石的抗日部队，同时因平汉、粤汉等铁路不再受中共部队破坏和威胁，日本国内和在朝鲜、东北的兵力可顺利经铁路送往东南亚进攻盟军（海运受英美海 军所阻），并把在东南亚掠夺的物资运回国内。至于中共，它得到日寇不再扫荡的保证，可以放手大胆地抢占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扩充军队，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打 下坚实的基础，这样就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
潘汉年的活动为中共力量 的壮大发展立了大功，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却遭到残酷镇压，从上海副市长任上撤下，长期投入监狱，直至病死在湖南劳改农场，官方宣布的罪状是：“瞒着党中央 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但毛去世后，党中央成立专案组对潘的历史审查了几年，发现他的一切活动都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根本没有“瞒着党中央”和 “违反党纪”，而且他也主要是与日寇商谈而不是与汪精卫商谈，可见他的罪状隐瞒了重要的情节。
那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要对这位功臣如此狠毒呢？显然因为潘掌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证，毛担心潘对此有所泄露，毛就会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罪名 遗臭万年，为了他的“名誉”，他才下狠心对潘栽赃和灭口，正象他后来对彭德怀、刘少奇、高岗、饶漱石等栽脏灭口一样，反映了他杀功臣的阴险毒辣的一贯手 段。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卖国罪行昭然若揭，能掩盖得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