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雷蒙德.罗塔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

毛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雷蒙德.罗塔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

高雄译

 

下文是美国毛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雷蒙德.罗塔2010年4月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连载于《革命》257#—263#。

 

原题：你们所知道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错的，资本主义已失败，革命是出路

 

第一部分

 

非常高兴到哈佛来和你们谈一谈共产主义。我主要讲五点：

1、当前的知识、学术气氛如何压制、破坏对另一个可能世界的讨论。

2、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什么不是。

3、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致看法”及一些“权威结论”如何充满了歪曲与谎言，如何使人们失去判断力。

4、看一下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革命实践，中国的文革，它的目的、成就及缺点。

5、鲍勃.阿瓦基安的共主主义新综合理论可以使人们在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我期望在问答环节与你们进行积极、有效的互动。下面我开始演讲。

 

导言：制度性无知

 

想 像一下正统基督教创世论者们全面掌权并镇压进化论时的情形。想像一下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处决、囚禁那些坚持讲授进化论并让公众了解进化论的最杰出的科学家 与教育家。他们一个劲地嘲笑、辱骂与进化论相关的确切事实，把它斥责、奚落为一个有缺陷的危险理论，该理论与大家都知道的上帝创造世界的"真理"、“自然法”与“神定秩序”的宗教观念完全相反。

继 续想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的“知识权威”及其追随者，他们一窝蜂似地这样说：“相信进化论是一个好的科学理论不但是幼稚，而且是犯罪，我们不应让人们相信 它”。并且一些知识权威这样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没有人会怀疑的‘一致看法’，我们也不会怀疑它——进化论里包含着一种世界观，它对人类有灾难 性的作用。我们被那些传播这种观点的人的傲慢自信欺骗了。我们可以看到，任何现存的、曾存在过的事物，如果没有‘一位聪明的设计师’的引导，是不可能出现 的。”

继续这种“思维实验”。假设真是在这种情况下，则甚至最进步、最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会丧失辨别能力及勇气。他们被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了。[1]

这种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情形中。现在有个公认的、不容置疑的断言，共产主义已失败。许多人相信这些反共谎言，无视真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解放实践，许多进步学者也不加思索地相信这一断言。

大家知道，1960年代，世界充满革命。中国革命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1960年代美国最革命、最深远的群众运动，不管是我们正在谈论的黑豹党还是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都受到了共产主义革命，特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些反映到了大学里的人们，包括现在哈佛的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生活及脑力工作的意义与目的。但自中国革命1976年失败后，对共产主义从不间断的攻击已持续了差不多35年。这有实在的原因。

我知道在这个房间内的听众中，有人想在他们的一生中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或许有人想把自己的精力贡献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或者到内陆城市教书，或者深入研究人文领域，在思想领域探索人类世界的现在与将来的方法道路。

但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激情与信念，这个制度有它自身的、决定一切的逻辑。我说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基于利润运行。我说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它是帝国主义的基础： 一套美国可宣称自己“有权”发动战争、侵略并占领其它国家的全球剥削制度。我说的是一种由统治机构及造成死亡与毁灭的战争机器保卫的经济制度。我说的是这 个社会所鼓吹的价值与观念。

你们中有人知道，为阻止日益临近的环境灾难，必须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但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如何应对环境危机，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运行、公司的底线及美国与其它大国间的关系与斗争来决定。

你想讲一点美国的真实历史及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的“让人不舒服的真相”？好，你可以去，但你将被压制、威胁，且可能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你是一位想打破陈规陋习的妇女，但你一生中将面对目光威胁、暴力威胁，以及反映与加强妇女传统附属奴役地位的性别歧视。

我 们需要一种不同的制度。人类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经济、政治、文化与道德上的革命。事实上，我们能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一个繁荣昌盛的世界。然 而，非常讽刺的是，就在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它造成的不合理与苦难在指数级地增长的这样一个非常时刻，有人告诉我们，“你们不能超越资本主义，你们至多可以 去对它进行些修补。”[2]

对 人类可能性的讨论仿佛被贴上了一些警告标志。危险！——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挑战，最好的结局不过是场白日梦，最坏的结局则是从上至下、将导致一场噩梦的 难以运转的乌托邦。小心！——为建立一个为普通民众利益服务的经济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悖逆了人类的天性、经济的逻辑与历史的真正潮流。记住！——我们已到 达历史的终点，西方社会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最高点与终点。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与芝加哥大学，我们发放了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一些基本事实的快速调查问卷。上面的问题不是一些生僻神秘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包括：在1930年代的东欧，哪个国家唯一公开反对反犹太人？答案是苏联。我们问，1960年代哪个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其政府与领导人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当局的压迫？答案是毛主义的中国。[3]测验结果很糟，平均分约58分，换句话说，不及格。

这是可耻的。因为20世纪发生过一些世界性的历史大事，但现在很多人却不知道。最初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不朽的革命中产生出来，从遍地的灾难与不幸中站立起来：苏联1917-1956，中国1949-1976。这些是世界现代史上为建立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最初尝试。这些革命的实践，改变了一切。世界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新一轮的革命中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解释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让我们先来厘清一些混乱。社会主义并不仅是政府拥有企业或政府制订些规划，所有的资本主义政府也这样做。社会主义不是奥巴马在做的某些事，奥巴马不是社会主义者。

实际上，社会主义是三件事：

首先，社会主义是一种新政权。以前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现在联合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及社会中的大多数，在有远见的先锋党的带领下领导社会。这种新型国家权力一直控制、阻止新老剥削者。它使这样的一种民主成为可能。（1）释放出所有人的创造力与主动性。（2）给人民群众以改变世界、进行有意义的决策的权力与能力，这促进了最深入的讨论，这保护了个人的权利。我所说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其它地方革命的一个平台。

第 二，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社会资源与生产力通过协作社会化拥有。为满足社会需要，为克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里的不平等，如少数民族压迫与妇女不平 等，生产被有意识地组织与计划。这是一种组织起来推进世界革命、保护整个世界的经济。剥削与利润不再统治着社会与人们的生活。大型医药金融保险集团不再为 医保提供与医疗研究设置条件。它们将不再存在。通用汽车或波音也不会再存在，目前它们为了利润，扭曲了交通发展与能源生产。

第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改造所有经济结构、所有社会机构、所有价值观念的革命斗争与实践的时期。

什么是共产主义？这里我来读一段美革共“我们所需要的革命，我们所拥有的领导”中的一段话：

共产主义是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工作，每个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们之间不再有分化，一些人不会统治压迫另一些人（不但剥夺其它人像样生活的途径，还剥夺他们真正理解与行动起来去改变世界的知识与方法）。[4]

苏联与中国革命在人类的历史中虽仅只是“一纳秒”，但却在我所描述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革命不是没有问题与严重缺点，但这些革命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仍取得了伟大成就。

为何条件会极其不利？因为有一点，帝国主义者们竭尽全力设法粉碎这些革命。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全球剥削、特权与不平等的固有秩序形成了致命威胁。它们为人类开启了新的可能及实现这些可能的新的道路。

帝国主义者们不会对列宁或毛说，“好，你们想建立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新社会，你们想建立一个以优先考虑人类需求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你们想解决你们的医疗与教育问题，你们想让底层社会的人来管理国家。为何不试验20年？然后来比一比？看哪种制度更好。”

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包围、胁迫并极力绞杀这些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数月内，法国、英国、日本、美国及其它13个国家出钱、出武器及军队来帮助俄国的反革命武装，以恢复旧的剥削及宗教愚民秩序。

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次石油禁运是用来对付苏联革命的？你们是否知道，1917-1950年间，苏联不是在备战，就是在打战或战后恢复？

或者来看一下中国1949年夺取政权后的情况。一年之内，美国军队就开进朝鲜半岛，威胁入侵中国。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在1950年代，美帝国主义者对新中国发出了核威胁，制订了核打击计划？[5]这是真实的历史。

就 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无数苏联人与中国人进行了深刻改变了他们的环境与思想的革命。形势对他们极其不利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革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这些革命，以 及以后的革命，出现在仍留有旧社会烙印与影响（包括阶级分化与过去的观念与传统）的社会里。这也是革命面临的现实挑战的一部分。

这就是你们已学过的20世纪的历史了吗？你们是否知道在1920年代，美国黑人仍在被私刑处死，赞颂三K党的法西斯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仍是美国文化中的一件盛事？你们是否知道，在同期的苏联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事？那时的苏联，为消除民族不平等作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

社会主义新社会发起了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民族历史沙文主义的斗争。经济与技术资源被导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的苏维埃国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民族自治政府，使这些地区的人们能行使管理职权。它促进了语言的平等甚至还为以前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开发出了文字。[6]

这是一场令人惊异的巨变。你们知道，在革命之前，俄罗斯是有名的“民族的牢笼”，俄罗斯族主宰着所有民族，发生过臭名昭著的反犹大屠杀。革命前，一些少数民族在学校中被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

你们中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因为这些信息在学校及社会中全被清除了。你们被“大师们”的权威说法包围了，被洗脑了——这些革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它们已失败，且只能失败。

 

二、谎言与谎言背后的手段

 

对共产主义的这种“一致意见”，有个小小的问题。它建立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真实历史的大规模歪曲之上，它建立在彻头彻尾的谎言之上。

你们知道，我得说，让人惊奇的是，当一和共产主义有关时，知识分子们的严密逻辑就消失了。且悲哀的是，那些自诩谨慎细致的知识分子们究竟为何会这样。

我想举三个典型例子。

 

张戎/哈利戴彻底歪曲毛泽东原话的意思

 

让我们从张戎/哈利戴的书《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开始。美国主流媒体欢呼这是最权威的毛泽东传记。它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张戎/哈利戴想让人们相信毛泽东是个愤世疾俗的享尔主义者，他杀死的无辜者是希特勒的十倍。他们坚信毛泽东是个冷血杀手，但由于他们未能提供实证，他们的书中充满了谎言与歪曲。

如该书第40章，说的是1958年。该章每页页头都有这句话：“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看到了吧，张戎/哈利戴从毛1958年的一篇讲话中摘出这一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7]

他们用这句话来证明毛泽东对人的生命漠不关心：为实现一个新社会的狂想，可让一半中国人去死。但如果你读一读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他的真实意思与此完全相反：

“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交通、加工业、化工，全需要大量人力，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安徽想做那么多的事，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8]

毛指出这个经济计划是试图立刻做那么多的大事，如果坚持这个计划，“中国无疑会死一半人”——我们不能那样做！他是在用一种生动的方式来警告、反对有些人头脑过热——那将导致过劳与死亡。

张戎/哈 利戴将这句话完全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割裂出来并完全颠倒了它的意思。他们在撒谎。这已够恶毒的了。但更恶毒的是，这个谎言在无数评论中、报纸上及博客上被反 复引用。它被传播得那样广、被引用的次数那么多，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于是没人需要去证明它了。案子结束：毛泽东比希特勒还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 的恶毒欺诈，然而它却能通过学术审查。

 

MacFarquhar的伪学术被神化为真相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谨的权威学术著作。我说的是由哈佛非常有名的中国问题学者MacFarquhar及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一书。这本2006年出版的书被普遍认为是关于中国文革的最权威的著作。

MacFarquhar是这样描述毛发动文革的：“各种讲话表明，毛渴望用一种突发的恐怖方法来开始文革。他一点也没顾忌到会死人。在后来他与一位亲信谈到文革时，这位主席甚至公然说真正革命的标志正是他强烈的杀人欲望。”MacFarquhar接着引用了所谓的毛的声明：“希特勒这个人甚至更凶残。越凶残越好，你认为呢？杀人越多，你越革命。”[9]

这是一个非常胺脏的说法。来看一下这本书后的注释，看它是怎么说的：“来自作者之一看过的一个非常可信的来源。”[10]真让人目瞪口呆，他引用来证明毛发动文革的杀戮欲的证据，竟然来自MacFarquhar自己提供的文件？看一看知识分子的这种无耻，毛是个魔鬼的证据完全来自于毫无根据的、根本不可能被证实的道听途说。

这 太恶劣了。这种典型的“相信我，我不能提供它出自哪篇演讲、哪次谈话或哪篇文章，但相信我，它是可信的”的说法，让人想起布什即将对伊拉克开战前所说的： “看，萨达姆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不能将证据完全告诉你们，但相信我，我的信息来源很可靠。”这类谣言竟然被当成铁证。

然后这种无任何意义的、根本无法证实其出自于毛或不提任何特定背景的说法，被其它学阀们在主流媒体上重复来重复去。Andrew Nathan，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的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在谈到他的著作《新共和国》时也引用了这段据说是出自于毛的话[11]。我查了一下Nathan的这一评论，它被贴到了许多不同的博客与书评网站上。

现在假如你们中某人想了解一下文革并到维基百科上去查一查。你瞧，你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所谓的毛指导文革的语录之一：“杀人越多越革命。”来源呢，你们猜一猜，正是Roderick MacFarquhar，中国研究的权威。[12]

我 的问题是：为何这些学者不仔细看一下这个脚注，就到处随便引用这一说法呢？因为他们根本不用去证明什么：共产主义早已被宣布为一种灾难与恐怖。在对苏联与 中国革命的目的、这些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就、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的类似的歪曲与颠倒黑白的基础上，这些人及其它所谓学者一起共同编造出了关于苏联与中国 革命的叙述。

我已向Roderick MacFarquhar发出公开辩论的挑战（也提及这一脚注）——上周，我这次巡回演讲的组织者将它做成一个付费广告并已将它提交给《Harvard Crimson》（哈佛大学的学生刊物）[13]。你们猜结果是什么？该刊主编拒绝刊登这个广告，说这“争议较大”！

进步学者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们不出声了呢？在一种对共产主义无情攻击的气氛下，他们大多已完全接受了这类结论——其它一些人则被这种观点所吓倒，它已成为知识分子言论的标准：只要有人一谈及社会主义，即使是正面的，他也得否认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

 

纳奥米.克莱恩也加入了

 

事实上，这些反共歪曲深深地弥漫在进步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中。以社会活动家与批评家纳奥米.克莱恩为例。我引用鲍勃.阿瓦基安在《革命报》上的一段分析[14]。在纳奥米.克莱恩《The Shock Doctrine》一书的开头部分，她描述了911之后的美国情况以及布什政府如何利用这种情况。

克莱恩写道，“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种公元零年的状态下，之前我们所知的世界的任何事，现在全都消散成‘前911思维’了”。她是对的。但随后她得出结论：“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北美人民已成为一张白纸——白纸上能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如同毛曾对他的人民说过的那样。”[15] 她实际上引用的是毛1958年的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但她完全割裂了这句话的上下文语境，使它看起来象是在说极权主义者对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思维控制。

让我们来看一下毛实际上是怎么说的：

“除了他们的其它特点，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可能会被看成是坏事，但实际上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6] 毛接着指出，在城市与农村中，群众实际上用大字报来进行群众辩论与意识形态斗争——他说这是社会沉闷的重要解毒剂。

换 句话说，毛不是说，“太好了，农民只是一帮蠢货，我们领导者能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们。”他的原意与克莱恩想的相反，他说的是，“一穷二白”不但使人民想要激 烈的改变而且为这种改变而去主动斗争。很显然，如果你读过这篇文章，毛说的是“最新最美的文字”与“最新最美的图画”是农民自己写出来、画出来的——是 的，这就是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所发生过的。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毛观察道：“人民群众以前从未像现在这么鼓舞、这么积极、这么勇敢”。鼓舞、积极与勇敢，那绝不是布什与奥巴马想让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不是克莱恩所暗示的共产党把人民变成没有思想的机器那样的陈词滥调。

 

现在我们有了三个不同的、被广泛传播的、从而增强了对共产主义的无知的谎言与歪曲的鲜明例子：分别来自反革命者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反共自由主义者Roderick MacFarquhar的《毛的最后革命》及进步的社会批评家纳奥米.克莱恩的《The Shock Doctrine》这三本书中。如同我已强调过的，它导致这样的结果：年青一代眼界低下，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力与能力。

 

第三部分：中国的文革，它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本演讲的其余部分，我将讲《共产主义：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革命共产党宣言》[17]。这个宣言总结了迄今为止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它的突破与经验教训。它解释了共产主义如何发展成为一门鲜活的、创造性的、开放的科学，从马克思开始，到列宁，到毛，再到鲍勃.阿瓦基安。这个宣言提出了一个开启新一轮共产主义革命的框架。我还要说，如果你们还没读过这个宣言，你们就不能说在人类思想解放上已接受过最新教育。

现在，在与学生讨论共产主义时，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嗯，它或许是个好主意，但它在实践中不起作用。”我想正好通过回顾文革、弄清它到底是为了什么、完成了什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文革的一些历史背景

 

1966-76年的文革是20世纪全球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从巴黎公社开始的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最高峰。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消灭剥削与压迫、改造社会、带来新价值与新思维方式的最激烈、最深远的斗争[18]。

但资产阶级的“权威说法”是，文革是毛为权而狂及对对手的报复清洗，是使中国陷入无情暴力与大规模迫害的狂欢的十年内乱。这种说法里没有丝毫真相。在我直接说明它之前，我想通过谈一谈1949年革命前中国的社会来说明文革的背景。

那 时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是农民，但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在主宰着本地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地主的统治下生活。农民们绝望地为生存而挣扎，年份不好的时候，许多人不 得不吃树叶、树皮，农民为还债而卖儿卖女也很常见，农业经受着无尽的周期性的洪涝与饥饿灾害的折磨。对妇女来说，生活就是一座活地狱：被丈夫毒打，痛苦不 堪的缠足，包办婚姻，年青妇女被迫成为地主军阀的小妾。

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每年市政清扫队从大街上扫到的尸体估计达2.5万具，而外国租界内却到处光鲜明亮。在一个近5亿人口的国家，接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仅有1.2万个，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达400万[19]。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要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数百万人会自觉地加入毛领导的为夺取国家权力并创造一个新社会而进行的斗争。

 

对文革的一些典型歪曲

 

歪曲一：如Roderick MacFarquhar之类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说毛沉迷于革命、反修、防止反革命，仿佛毛是想像出或设计出些敌人来适应他的政治狂想似的。

真相是，1949的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大资本家与地主，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革命中的一股主要势力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在世界经济与国际社会中获得自己的位置。这些势力成为进入共产党及国家内的新生资产阶级，在1960年代中期，他们准备夺权。他们的领导，如LXX与DXX，为中国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与规划：结束社会主义，以效率的名义重新恢复剥削，以与现代世界接轨的名义而让中国对外国资本开放。这就是为何毛警告要反对修正主义，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的术语，指的是一套资本主义计划与世界观。

歪曲二：资产阶级将文革描述为是毛驱使人民集体疯狂的恐怖尝试。

真相是，文革是一场数亿人参与的、决定社会方向的深远的、激烈的群众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中国是否还将沿着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进入到一个没有阶级、所有的剥削与不平都被克服、男人不再主宰女人、一些国家不再统治另一些国家、世界不再被分割为国家、脑体之间的差别已被克服、不再需要国家来保证社会中一群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的世界？

或者，社会主义中国是否将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倒退到血汗工厂与剥削、城市里挤满了绝望地寻找工作的流动人口、妇女地位低下、卖淫重现、妇女成为商品——简而言之，中国是否将成为…今日的中国？

歪曲三：资产阶级说文革是毛“乌托邦幻想的灾难性演出”。

真相是，领导了文革的毛及其它革命者有坚定的理想主义目标。这些目标是什么呢？

*动员人民推翻这些新生资产阶级力量，使共产党自身重新革命化。

*通过让各级权威和领导接受群众的批评与质疑来重新复兴革命。

*促进“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将全人类的利益放在首位，挑战自利自肥最大化的资产阶级道德，以及屈服于权贵与传统的儒家思想。

*改造并革命化社会组织结构：1）建立一种不是为了制造特权精英，而是为了真正提高社会知识与技能并克服社会巨大分化的教育制度。2）打造一种新的革命文化，如重点放在工人与农民及他们反抗压迫的、展现独立的革命妇女有力形象的新的革命样板戏与芭蕾舞（代替旧的宫廷戏）。3）在工厂、学校与医院建立新的基层组织，赋予人民真正的权力。

这些就是文革的首要目标，这不是“癫狂的乌托邦”。

 

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说 得直接些，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打破了常规。它充满了创造与革新。它鼓舞了数亿人。但在一开始也使数千万人震惊和不安。学校关门了。年青人到农村与农 民联系起来。北京学生去上海工厂掀起造反运动。工人们被鼓励得抬起头来并问：“这里到底谁是主人？”这变得非常狂热。有大量政治的、知识的辩论：如街头集 会、抗议、罢工、示威，以及对政策与领导进行评论批评的“大字报”，纸笔免费提供，公共设施可用于开会或辩论[20]。

这是为了以一种更自觉的方式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从来没有、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等规模与自觉性的一场革命运动。毛将青年看作唤醒、唤起社会的触发力量。在北京，1966-1967年间发行的报纸有900多种。

1966年秋天，上海的工厂中有700多个组织。最后，在毛主义者的领导下，革命工人联合上海各界推翻了管理这个城市的走资派。随后的做法是非同寻常的：人们开始实验这种新型的城市行政管理机制，毛主义领导人从而能学习与总结这些实验与辩论[21]。在农村，农民们就儒家观念与家长制如何仍在影响人们的生活展开辩论。

 

文革中的暴力是怎么回事？

 

标准的西方叙述中指控文革对人进行暴力攻击、对对手进行肉体消灭是在毛的授意下进行的——并且，不管有无政策，滥杀是常态。这些说法都是在骗人。

毛的文革指示清楚地写在官方广泛宣传的文件中。在指导文革的《十六点决定》中，是这样说的，“在有争论的地方，应该讲道理而不是靠武力”[22]。确实，文革中有过暴力，但，1）这不是文革的主流，它的主要斗争形式是群众（大）辩论、群众政治动员与群众批判。2）一些红卫兵及其它人的暴力行为，受到毛主义革命领导人的谴责、斗争与反对，例如在北京，工人们根据毛的指示进入学校阻止学生间的派系武斗，帮助他们消除分歧。3）很多暴力实际上是由高层内的走资派为保住官位而煽动起来的。

《16点决定》并不是小范围内传播的党内指示，不知何故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们却没有注意到它。它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给全国指明文革的目标、目的与方法。

 

文革真实的、空前的成就

 

文革完成了一些令人惊异的、史无前例的事。

*他们说毛反教育反知识。这是个谎言。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在文革中农村中学生入学人数从1400万增加到了5800万？[23]工、农大学生人数剧增？毛被说成“反教育”的原因是文革挑战了资产阶级的精英教育观点——教育是个人“往上爬”的一个阶梯，或用知识或技能获得相对于他人有利地位的一种途径。

这不是反智，而是将知识用于服务社会从而解决社会的不平等。大学课程被全面修订。研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被当成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老师被看作绝对权威的旧的教学法受到批判。

*他们说毛不关心他人死活。这是个谎言。

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完成了这世界最富的国家美国也未能完成的一些事：全民医保。在文革中，建起了一套达到和满足占中国80%人口的农民的需要的医疗卫生系统。

夺取政权后不到10年，中国就已战胜了水痘、霍乱之类的传染病。发起了大规模的禁毒运动[24]。在动员群众的同时还教育群众。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医疗卫生非常重要、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在医疗问题上，使社会参与、基层意识与责任最大化。医疗资源的配置既有必要的集中也有大量的分散。[25]

文革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是“赤脚医生”运动。年青农民与城市青年被送到农村，他们接受过针对当地需要的医疗、药物培训，能处理常见病。在1975年，这样的“赤脚医生”有130多万。[26]

效果是令人吃惊的。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翻了一倍，从1949年的32岁到了1976年的65岁。[27]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作了个计算，如果印度有和毛领导下的中国一样的医疗制度，印度每年会少死400万人，从印度1947年独立到1979年，将少死一亿多人[28]。

告诉我哪种经济制度更珍惜人的生命，哪种不珍惜。

 

第四部分：人性可改变

 

现在人们常说共产主义无用，因它违反人性，人是自私的，人们只会想着自己，如果没有相互竞争人们就没有工作动力。人性不变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种说法表明的是资本主义下的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所习惯的想法与做法。

资 本主义产生并需要一套特定的思维观念：自我第一、赢家通吃、贪婪是好事。这种观点、这些价值铬印在社会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机构与每一种关系中。人们必须 为工作、为住房、为学习而竞争。甚至还必须在“人情关系市场”上相互竞争并竭力使自己完美。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漠不关心、无情甚至冷酷，还 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改变的东西。它为人们改变自身环境与思想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自由天地。这就是文革中所发生的事。

在 文革中，经济制度是为了利用资源为社会及世界革命服务。新的社会关系与组织使人们能为建立一个更加解放的社会及人类的解放而彼此合作、贡献自己最大力量。 教育体系中宣扬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利用知识不是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使社会与人类更好。在文革中，人们用为人民服务这面道德镜子来对照他 们的生活及他人的行为。

你们可以读一读韩东平、Bai Di与Mobo Gao等学者的访谈与著作。这些作者成长在文革期间并参与了文革——他们写了在文革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是什么样子，有一个重视团结合作的社会构架意味着什么。他们谈了这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文革如何影响了他们生命中重要的、有意义的东西。[29]

我再重复一次，我说的不是某种乌托邦，我不是说毛时代的中国一点错也没犯。人们确实改变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出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使人们能够自觉地改变自己。

1976年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之后，旧的人吃人的经济关系又回来了，人们又变回到过去“你死我活”、“人人为自己”的状态。人们的改变不是因为人的原始本性的回归，而是因为社会已倒退到资本主义。

 

第五部分：学习文革并超越文革

 

毛1966年发动的文革在1976年失败了。毛去世之后，一伙走资派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逮捕毛最亲密的同志并杀死了数千人。这些反革命势力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旗号，开始干资本主义。

这怎么会发生呢？这是因为，文革受到有权势的新生资产阶级力量的强烈反对，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着领导地位：在共产党内，在政府中，在军队里。这些势力，毛曾经指出过，是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现象的一部分，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化成的“走资派”。我解释一下：

中国曾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它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社会。对在1949年 取得权力前加入共产党内的许多人来说，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并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国家。赶走帝国主义的目标一旦实现，这 些势力，许多处于领导位置，认为此后的任务是把中国建成一个经济强国，不管采用什么办法，只要效率高就行。这些由“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成的“走资派”很 强大，影响力也非常大。

但这还不是全部。革命中国面对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苏联在1960-70年代时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威胁要对中国开战，甚至进行核打击。这使党内的保守力量得到增强。他们声称文革的狂热与革新太危险了，到了终止文革的时候了，必须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国防、稳定及快速现代化上来。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组织动员了社会力量。

除了这些直接的具体因素，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还有一个因素是，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的是上千年的剥削压迫关系、传统、习惯势力，如人们对权威与陈规的顺从。

主要由于这些客观因素，由于反革命力量与改造阶级分化社会的巨大挑战，造成了1976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毛及革命者们在某些方向与概念上的一些失误也是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理解，要深入了解这些，要了解这样规模的一件事、在一个国家持续了27年、参与人数近10亿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为何失败，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只有一个人从以下立足点来分析中国革命：这次革命为何会失败，它的意义，我们为何必须继承文革空前的、解放性的实践经验，而且还必须超越它，开启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个人就是鲍勃.阿瓦基安(Bob Avakian美革共主席)。

 

鲍勃.阿瓦基安的共产主义新综合

 

这是我这次演讲的最后一个部分：鲍勃.阿瓦基安的共产主义新综合理论如何能使人类在当今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中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鲍勃.阿 瓦基安认为，我们不仅要坚持第一波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经验，而且也要说明它的问题并深入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这些革命的问题出自哪里，以及我们 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我们必须严格审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不仅审视它的错误与负面作用，也审视它的成就与突破。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不害怕真理，而且因为 我们渴求真理。

在讨论这些时，我将引用鲍勃.阿瓦基安著作中的一些观点，这些著作包括《艺术文化与科学哲学观察》、《继续革命，解放人类》[30]等。

鲍勃.阿瓦基安认真深入分析了苏联革命与中国文革的历史经验。

在1930年代的后期，德国进攻的危险与日俱增，苏联开始了全社会的战争动员，政治与文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受限制、越来越僵化。[31]

在 中国的文革期间，许多艺术家、知识分子不能从事他们自己的工作。革命样板作品是很不错的东西。工人农民们的艺术盛极一时，之前由于他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被排除在艺术圈之外。但一门心思发展革命样板作品、让群众从事艺术带来了一个问题，这排除了太多的其它艺术形式。这管得太紧了。[32]

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说得清楚一些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成就是巨大的。让反革命夺权将不仅是对革命群众牺牲的背叛，也是对整个世界希望的背叛。

革命必须牢牢掌权，而且应确保这种权力必须值得维继：它必须真正地革命、解放。为建成一个新世界，一种新的国家权力与先锋队的全面领导是绝不可少的。

阿瓦基安说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这个核心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原则，并在这基础上掌权。这对于沿着正确的道路迈向一个不再需要任何组织领导的社会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个坚强核心的基础上，也需要“最大的弹性”：热情与争论，新事物的涌现，大量新的、无法预料到的事物在社会中的“沸腾”。领导者们在进行全局指导的同时，必须从所有这些中学习经验，以使这种弹性能更有利于加快共产主义建设进程。

这是一个理解上与视野上的突破。它要求领导者们在某些重要关键方面的领导必须不同于之前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与实践。

革命必须设定条件。但这不能以抑制不同意见、窒息个人的丰富表达或为社会的广大中间层套上笼头为代价。我们知道，如果社会没有大的跃升，如果没有经验、发现、洞察的深刻的相互影响，没有开辟出变革的新道路，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第六部分：新综合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异议

 

鲍勃.阿瓦基安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热情的重要性有新的理解与评价。这必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想像的范围内发生。同时你还必须克服这样一种情形，只有相对少数的一些人能从事“脑力劳动”，你必须给知识分子、艺术家与科学家们活动范围和活动空间。

知 识分子有他们的观点与态度，这种态度起源于他们在阶级社会中相对优越的地位及与群众的相对隔离，这必须去斗争。但社会中的每个人，包括底层的那些人，都受 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也必须去斗争。每个人都在想，是否我们在说，工人可能又尊敬又憎恨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与专家学者看不起群众……，每个人都必 须改变自己的思想。这是成为人类解放者的一部分。

正确处理这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消除阶级社会里劳动者的压迫性社会分化。但要做到这些，应该明白，知识与科学热情对追求真理很重要，应增加人类知识的积累，使人民群众能深刻地了解世界、改造世界。

此外，知识活动的探索、质疑特点有利于社会活力的增加及批判、探索精神的形成，这应遍布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中。这是解决克服社会问题与缺点的过程的一部分。这种热情有利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对社会政策、组织、方针与领导进行辩论与质询的气氛。

社会主义社会将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全民都必须赞同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有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一种与其它知识潮流、论述的相互作用、斗争的氛围中得到发展并因此丰富自己。而且人们最终都将接受马克思主义。

 

异议与弹性

阿瓦基安提出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必要而且应该培养异议、抗议与论战。社会主义必须充满发现与大变动。如果你控制得太死，如果人们仅只抬着头看，或因害怕犯错而“看他们说什么”，你就不可能做到这些。

人 们常问，“你们今天鼓动抗议，但社会主义大学怎么样，那里会有学生运动和抗议吗？” 我的回答是，“是的，那时有！”社会主义大学必须有沸腾的范围广泛的知识争论与异议、抗议与论战，它们将，是的，导致分裂。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充满了远超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争论与抗议的社会。

你们知道，作为本次巡回演讲的一部分，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并向Jeffrey Sachs发起辩论挑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是一个他自己所谓的“自觉资本主义”的热情鼓吹者。他激烈反共，认为只有市场才能确保自由。像他这样的人，或像纳奥米.克莱恩这样的社会批评家，以及Roderick MacFarquhars，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且将有能力来广泛地阐述、宣传与辩护他们的观点。作为理解与改变世界的斗争的一部分，这些观点在社会中将有巨大争论。没有这种热情我们就不能实现共产主义。

我 来谈一谈阿瓦基安新综合的另一方面。在总结了苏联列宁、斯大林与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后，阿瓦基安指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是的，对社会主 义社会来说，在从发起从父权下解放妇女的斗争到环境危机的紧急处理等问题上有明确的重点是关键的、必要的。对领导者们来说，制定政策，让人民明白必须让一 切按全局方向往共产主义前进，为使革命继续向前而坚决斗争，是关键的、必要的。

但这也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理解。是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总体方向上向共产主义前进。但人们也应能追求他们的梦想。并能以各种不同的、创新的方法来为实现梦想而努力。不管是艺术家、科学家，还是人民群众。

这不是不想创造一个新的、解放的世界。这种“弹性”是建成那样一个世界的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所有可能的辩论，反复研究出对错，根据自身经验，发现新东西，犯错，反省，放松，人们才能对社会有真实的理解。

还 有另一个充满危险的巨大挑战。你还得不但允许且还要鼓励各种各样混乱的、无法预料到的方向上的事物；在这样做的时候你还不能失去你的优势与权力。不要犯 错，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们时刻试图恢复旧秩序。反革命活跃的有组织的破坏颠覆新社会的尝试是事实。你不能实现共产主义，除非社会有热情与实验、异议与抗 议，这也是事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宪法与法律构架必须反映这种认识并作必要的区别。

阿瓦基安的新综合中所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异议不但有利于对社会的更新更深的认识，而且有利于开启新的道路，到达没有阶级的社会，而且，很重要的是，这对增强人们的能力、使其能更自觉自愿地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过程相当重要。

 

第七部分：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我已讲了20世纪共运的历史经验及阿瓦基安的共产主义新综合理论。美国革命共产党已在运用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已被用在一个新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在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

 

在新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

 

让我们以解决美国社会对黑人、拉丁裔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种族压迫这一严酷问题为例。

侮辱并残酷对待贫民区的年青人、群众的警察部队将被立即解散。新的国家将建立新的安全力量保护群众的正当权益，帮助人们解决非敌对性质的矛盾与争论——不使用武力。

新的革命国家将接管工厂、土地与矿山、机器与技术。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将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去发展一个满足人们需要、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促进世界革命的经济。

革命国家将立刻将经济与社会资源投入之前的贫民区。它将把之前各处的专家团结起来，如建筑师、规划师与环境科学家等。人们将争论并确定需要什么样的房屋、娱乐设施与医疗诊所。

年青人不仅有工作，且这种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它将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及整个社会改观。中产阶级专业人员也会被动员起来，他们也渴望在一生中做些有意义的事并且有技能与人分享。在改造社会的背景下人们相互学习。人们将形成新的合作关系，并就社会发展方向进行辩论及思想斗争。

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立刻废除美国的住房方面的种族隔离与南非种族隔离似的教育制度，促进整个社会的融合。新的社会将鼓励不同人群间的经验与想法的交流——如拉丁裔与非裔。

同时，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支持非裔的自决权，使其有权成立一个独立的洲。新的社会也将为非裔、墨西哥裔、印第安人及其它之前被压迫的民族提供自治政府的可能形式，并提供资源让这成为现实并充满活力。教育体系及媒体将与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观念与有害的荒诞说法斗争。

革命国家将主动支持那些与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观念、影响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始终存在的不平等作斗争的人们。艺术、媒体与教育体系将能在一种宽松的氛围下表达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继续斗争

 

阿瓦基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未解决的矛盾”。仍要进行大量社会斗争与思想斗争去克服少数民族被压迫传统。在专业人员、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间仍存在社会差别，仍然要使用钱，仍然存在地区发展差别。

这些仍然存在的差别与矛盾将引起质疑并带来新的思想——而且也会引起不满与批评，引发斗争，甚至动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阿瓦基安认为这正是继续革命的动力。

关键的一点是，世界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阿瓦基安的共产主义新综合开启了在当今世界继续革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激动人心的景象。

想 像一下，一个以我说过的这些原则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必将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想像一下这样一个社会，它将释放出极大的创造力并发起思想斗 争以解放妇女并改变男女之间的所有关系，并审视传统性别观念——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真正含义。想像一下，在那样一个社会里，艺术将得到极大繁荣，一种新 的革命文化，有深刻的解放内容与丰富的有效创新，将扎根于社会……，在社会设想与艺术实验付诸实践时。

 

结论

 

你们应该了解一下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与阿瓦基安的新综合理论。这些不是有趣的历史或哲学问题。我们谈的不是使学术讨论“更平衡一些”。我们讨论的是这个星球的命运与人类的未来。我们讨论的是历史的真相与人类的可能。

你 们已被封锁，无法了解到共产主义的重要历史、真实概念与真实发展。你们被阻止去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讨论这些问题。你们所知道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错 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断言与“一致看法”对我们所最需要的一个解放性的政治与解放性的对话是一个极大障碍。我们正在尽力改变所有这些。

 

现在你们终于知道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真实的东西。让我们以后继续。

 

谢谢。

 

原文：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Communism Is Wrong:Capitalism Is a Failure, Revolution Is the Solution

Revolution #257-263#，www.revcom.us

脚注：

1.  This analogy is taken from Communism: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A Manifesto from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USA (Chicago: RCP Publications, 2009), p. 18 (revcom.us/Manifesto/Manifesto.html)

2.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had brought political and social emancipation to Jews in a country with a history of virulent anti-semitism and violent anti-Jewish pogroms. Equality of rights for Jews continued under Joseph Stalin during the 1930s and World War 2. By contrast, Jews in Hungary, Romania, and Poland faced organized fascist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al anti-semitism in the 1930s—and, later, death camps. See Arno Mayer, 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 (New York: Pantheon, 1988), pp. 55-89.

3.  At the star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raised the slogan "it is right to rebel against reactionaries" and called on people to "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of capitalist roaders who were carrying out elitist and oppressive policies. Providing resources for posters and newspapers, free use of trains for students, and encouragement in the press were some key ways in which mass criticism and struggle were promoted. Se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dopted on August 8, 1966), in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also at: www.marxists.org/subject/china/peking-review/1966/PR1966-33g.htm.

4. revcom.us/a/170/Revolution_we_need-en.html.

5.  On nuclear threats and nuclear war planning against Maoist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see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ters one and two; Rosemary J. Foot, "Nuclear Coercion and the Ending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88/89 (Vol. 13, No. 3); Matthew Jones, "Targeting China: U.S. Nuclear Planning and `Massive Retaliation' in East Asia, 1953-1955,"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Fall 2008 (Vol. 10, No. 4); and "For Eisenhower, 2 Goals if Bomb Was to Be Used,"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84, and Bernard Gwertzman, "U.S. Papers Tell of '53 Policy to Use A-Bomb in Korea,"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84.

6. O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s approach to and achievements in expanding education to minority nationalities, ensuring equality of languages, and promoting instruction in native languages, see, for example, Jeremy Smith,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The Early Soviet Experienc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75, No. 2 (April 1997).

7.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Chapter 40, pp. 426-439.

8. Mao Tsetung, "Talks at the Wuchang Conference, 21-23 November 1958,"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94-495. Chang and Halliday use the same Chinese-language source but produce a slightly different translation.

9.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2.

10. ibid., p. 515, endnote 2.

11. Andrew J. Nathan, "The Bloody Enigma," The New Republic, November 30, 2006. The statement attributed to Mao by MacFarquhar is prominently invoked by another "reputable" China scholar in a more recent review-article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e Jonathan Mirsky, "How Reds Smashed Reds," November 11, 2010.

12. This alleged statement by Mao originating in Mao's Last Revolution has since been removed from the Wikipedia entr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3. "An Open Letter from Raymond Lotta to Roderick MacFarquhar," Revolution #198, April 11, 2010.

14. Bob Avakian, "Naomi Klein's The Shock Doctrine and its Anti-Communist Distortions—Unfortunately, No Shock There," Revolution #118, February 3, 2008.

15.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2008), p. 20.

16. Mao Tsetung, "Introducing a Cooperative," in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1), pp. 499-501.

17. Op. cit., and at revcom.us/Manifesto/Manifesto.html

18. For a historical-theoretical overview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Bob Avakian, Mao Tsetung's Immortal Contributions (Chicago: RCP Publications, 1979), chapters 5-6; and Communism: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op. cit., II.

19. Jonathan D. Spence and Annping Chin,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p. 84; Fredric M. Kaplan, Julian M. Sobin, Stephen Andors, Encyclopedia of China Toda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p. 233.

20. On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Jean Daubier,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4) and Han Suyin, Wind in the Tow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chapters 3-5.

21. On the mass struggles in Shanghai, see Daubier and also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For how Mao was summing up mass experiences and giving leadership in the struggle to forge new institutions of power, see Raymond Lotta, Nayi Duniya, and K.J.A., "Alain Badiou's 'Politics of Emancipation': A Communism Locked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Bourgeois World,"  Demarcations, Summer-Fall 2009, chapter 6, II.

22. From Point 6 of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op. cit., and at: www.marxists.org/subject/china/peking-review/1966/PR1966-33g.htm.

23. Suzanne Pepper,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80 (No. 81), pp. 6-7. For useful studies on the expansion of schooling in the countryside an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and Ruth Gamberg, Red and Expert: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Schocken, 1977).

24. See Kaplan, et. al., op. cit., p. 233, 242; and C. Clark Kissinger, "How Maoist Revolution Wiped Out Drug Addiction in China," Revolutionary Worker #734, December 5. 1993.

25. Victor W. Sidel and Ruth Sidel, Serve the People: Observations on Medic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p. 22-24.

26. Teh-wei Hu,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obert F. Dernberger, ed.,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34-238.

27. Penny Kane, The Second Billion (Hammondsworth: Penguin, 1987), p. 172.

28. See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p. 205, 214. Noam Chomsky uses Dreze and Sen's comparative mortality rates to reach this estimate of 100 million needless deaths in India (see "Millennial Visions and Selective Vision, Part One," Z Magazine, January 10, 2000).

29. See, Bai Di, “Growing Up in Revolutionary China,” Interview, Revolution, April 12, 2009, revcom.us/a/161/Bai_Di_interview-en.html; 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Life an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Interview, Revolution, September 6, 2009, revcom.us/a/175/dongping_han_full_QA-en.html; Mobo Gao, Gao Villag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30. Bob Avakian, Observations on Art and Cultur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Chicago: Insight Press, 2005); "Making Revolution and Emancipating Humanity," in Revolution and Communism: A Foundation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 (Chicago: RCP Publications, 2008).

31. "On Communism, Leadership, Stal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ist Society," Revolution, June 21, 2009. Audio available at bobavakian.net.

32. See Bob Avakia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Art and Culture...Dissent and Ferment...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Revolution Toward Communism," Revolution, February 19,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