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积极推进工业化，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由此积累起庞大的生产能力，“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遍及全球。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经济保护主义甚嚣尘上，贸易摩擦纷至沓来，“中国制造”终结了无止境的扩张，企业产能严重过剩。中国经济安全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在其新书《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中指出：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越来越像《红楼梦》中冤死的晴雯，即所谓“羊肉没吃着，空惹一身膻”。
2010南非世界杯，赛场内外的足球、国旗、荧光棒、帽子、手机链、座椅等等物品令“中国制造”大放异彩。其中，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呜呜祖拉”的喇叭，在两秒钟内就售出一个的“销售神话”，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一个售价20-60兰特（1人民币约合1.13兰特）的呜呜祖拉，中国加工厂只能获取“一毛钱利润”。
经济上遭敲诈——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邓小平曾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石油价格从几美元飙升到上百美元，而稀土价格几乎未变，“稀土当粪土卖”早已成为世界的笑料。英、美、日在充当“世界工厂”角色的时候，基本掌握国际分工的主动权，国际资源充足而廉价。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美国制造”和“日本制造”是建立在每桶只有几美元的廉价石油基础上的。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油价从5.11美元涨至11.65美元，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油价从12.78美元涨至18.73美元。而中国却遇上了油价从每桶几十美元飙升至一百几十美元的时代，油价高企成为常态。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钢铁产能已达７亿吨，接近全球的50%；2009年进口铁矿石6.3亿吨，比2008年增长42%，进口贸易量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75%。依照一般经济理论与惯例，中国可以利用“客大欺店”优势，理应拥有铁矿石的定价权。然而，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不仅没有掌握国际分工的主动权，而且也没有取得国内市场的主导权，企业一盘散沙，行业有组织没纪律。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发觉中国“钱多人傻”，于是将并非稀缺的铁矿石价格不断推向新高，使得中国钢铁企业效益每况愈下。而且，脑满肠肥的矿业巨头并未收敛它们肆无忌惮的贪婪，使得矿石价格成倍上涨，仅力拓公司半年净收益相当于中国钢铁行业整年的毛收益。而且，在每一轮矿石谈判中，三大巨头变本加厉，暗中联手，漫天要价，使中国钢铁行业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威胁。
铁矿石如此，需要大批量进口的其他资源类产品亦然。近年来，铜价由每吨一万多元人民币飙升到五、六万元人民币，其他有色金属，价格也无不翻了几番。中国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每一轮国际资源价格上涨，最终多半由中国人承担。每一轮的国际“新概念运动”——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金融恐怖平衡、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等，最终主要也是由中国埋单。如今，地球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减排，这个直接卡住中国工业化咽喉的倡议与行动，中国无疑又将是替罪的头羊。
声誉遭诽谤——里外不是人。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越来越像《红楼梦》中冤死的晴雯，即所谓“羊肉没吃着，空惹一身膻”。
本世纪之初，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9·11事件”爆发导致信心与消费低迷，如此驱使经济萎缩、物价下跌。恰逢中国加入WTO，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大批流向国际市场。在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美欧主流媒体渲染下，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舆论鹊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海啸后，西方大国为力挽狂澜，开动印钞机，大肆印刷发行钞票，如此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但是，经济学家、政治家信口雌黄，说中国利用欧美各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商品价格，“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
2002年以后，西方动辄便抛出“人民币汇率低估论”，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以廉价货币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因此周期性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对外比价提高，当然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获得更多收益。但是，中国生产的是低端产品，决定了“中国制造”有极大的国际替代性。人民币不断升值，无疑将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陷入困境乃至绝境。2005 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据官方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中国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下降6％，然而整个服装业平均利润不到15%。因此，人民币升值直接挤压了以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暴露出中国“世界加工厂”的脆弱地位。美国周期性高举人民币汇率大棒，迫使中国在诸多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让步。
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债权国被债务国如此不断地诽谤与敲诈，即便战败国日本也没有遭受过如此糟糕与窝囊的境遇。
中国的“世界工厂”绝大多数只是代工厂，就是依照西方的标准进行加工制造。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西方舆论对中国毒玩具、毒牙膏等事件进行大肆炒作，宣称“中国制造”威胁了世界消费者的健康。这当中自然有中国生产与质验的问题，但是问题主要来自于西方自身标准，因为中国的厂家都是依照客户订单与标准进行生产，但是世界舆论却一边倒，只说中国的不是。“入世”以来，中国外贸取得长足进展，与此同时“中国制造”却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号目标。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案件涉及中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引用西方评论撰文说：中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的产品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低质的”；中国企业热衷于“盗版”而非“创新”；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是“根据政府指令，更多的是出自贸易主义的贪婪”；中国的工人被看做是“廉价”的；中国商人是“容易上当的”，同时又是“不诚实的”。这应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世界工厂”的最好刻画。
利润被盘剥——“世界加工厂”既没有钱图，也没有前途。长期以来，在自由经济政策的指导下，中国非但不积极致力于而且放弃了科技创新，因此为了保证中国制造的“先进”，中国一直采取引进技术与管理的办法。尽管国内资本充足，甚至泛滥成灾，但我们仍然不断引进国外资本，导入外国直接投资。如此，民族资本生存与发展空间日益狭小，长期微利经营，研发实力不足，进一步增加对外资的依赖，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致使经营环境更加恶化，利润更加微薄。
外资在中国的拓展，不仅挤压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而且造成产能过剩，导致出口持续大幅增加。自2005年以来，外资企业的净出口占全国净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50%。国外资本在消耗中国资源的同时，留给我们的只是微薄利润。通常原始设计制造商（简称ODM）的毛利润率可以达到30％左右，而中国孜孜不倦从事的贴牌生产（简称OEM）毛利润率一般不到10％。全世界50%以上的芭比娃娃由中国制造。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芭比娃娃若以10美元计，其中8美元是美国境内的运输销售成本与利润，1美元为管理运输费用，65美分为日本等国的原材料成本，中国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费。
2010年6月22日，韩国发行量最大的《中央日报》刊文《“中国深圳制造”的iPad》指出：标有“Made in China”的iPad在美国售价每台499美元，其中LCD平板占95美元、苹果A4处理器占26.8美元、16GB存储器占19.5美元，这些高附加价值的零配件成本占售价的54.4%，组装费只占售价的3.4%。因此，每卖出一台iPad，富士康和深圳工厂的40万员工仅得9美元报酬。
芭比娃娃与iPad是两个极富代表意义的“代工产品”，由芭比娃娃到iPad，“中国制造”的代工技术显著升级，但是中国从这两项产品中所获取的毛收益占整个产品的比价却从3.5%下降到1.8%，由此可见，中国的国际分工状况非但没有因中国代工制造升级而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地位被替代。由于人民币升值、劳动者加薪、资源价格上涨、环境硬约束以及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制造”的成本正不断上升，身为“世界工厂”的竞争优势正逐步丧失。
2010年6月，恒生银行发表的“经济专题”称，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正面临严峻考验，出口将日益艰辛，劳工供应日渐紧张以及劳务成本急升，促使曾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逐渐消失，同时由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出口业的经营环境正在恶化。自2005 年底以来，墨西哥比索对美元贬值20%，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0%，外加中国工人的工资近年来出现恢复性上涨，如此一来，使“中国制造”的成本由原来低于墨西哥5%，提升到高于墨西哥20%。2009年5月，《道琼斯》引述Alix Partners商业谘询的研究报告指出，虽然随着近年生产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依然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面对来自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已摇摇欲坠。中国的“好日子”不多了！
在国际竞争中角逐，昔日作为“世界工厂”的英美日等国处于国际分工链的高端，拥有近乎傲视群雄的地位。然而，今日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不仅需要“瞻前”，而且还要“顾后”，前面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技术鸿沟，后面则有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的成本“追兵”。为了改变这种长期的分工不利状况，相关部门、人士所做的依然是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他们反复强调，尽管中国用8000万件衬衫方能换得1架空中客车，但是依照比较优势来看这是值得的，中国仍需要生产20-30年衬衫。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自愿地选择成为“世界加工厂”，可以说是一种无奈！如今我们依然坚定地维持“世界加工厂”，则是十足的失败！“世界工厂”并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急需要将“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智造”、“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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