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上很难想象薄谷会有杀人的动机。据说谷和薄刚相识时对薄的印象是他和自己父亲谷景生一样是极理想主义的。他们志在入常，干一番事业，为什么要在18大前杀人，而且是外国人，而且死在自己地盘上，而且死在谷的生日，搞得满世界都知道，都去联想。即便他们是贪财的人，也用不着干这种区县级贪官的勾当。走温云松，李小琳之路，不比什么都强？杀个人要费多少时间去计划，去遮掩。18大前他们有这个精力吗？比较可信的杀人动机是涉及到泄露国家机密，走漏出去坏了入常大计，干脆杀人灭口。但官方已说明是经济纠纷。一般来说钱的纠纷总是可以用钱来摆平，用不着铤而走险。富贵之身，不予袤贼。以薄谷的智商，不止于干出以小失大的蠢事吧。如果是涉嫌杀人，主管政法的周永康也不会在两会期间继续挺薄吧。
那个洋人也不具备和谷为钱闹翻的动机。若他是军情5处的，应是积极发展和薄家的关系。若他是一介平民，和薄家只有沾光的份。那里会去闹翻，断了将来的财路。除非是因恨爱情仇，但官方已说明是经济纠纷。
当然以上只是推论。也许谷就是营苟逐利，冷血，且低智商。也许薄确有严重违纪。但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直辖市委书记的“个人事件”，会发展到国家的管治危机？ 许多网友说和9.13林彪事件 有的一比。其实这次事件造成的危机比9.13要深刻得多。9.13动摇的是文革的合法性及对毛的个人崇拜，而这次危机损害的是整个中央常委的道德形象，动摇的是整个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及中共的执政基础。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严重违纪”造成如此深刻的全面性的道德和信任危机，胡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案之所以造成如此深刻的道德和信任危机，首先是因为它使公众对当局的执政理念产生质疑。重庆模式之所以影响广泛，是因为反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也是对解决当前社会矛盾，探索未来发展的大胆尝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也没有搞过。当局应兼收并蓄，鼓励各地的积极探索。多元，宽容，也是一个现代化执政党的应有之义。况且中国地域广大，当局应鼓励各地发展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模式。而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给重庆模式扣上文革复辟的帽子。在两会这样的场合声色俱厉地指责一个直辖市党委，历史上是第一次。唯一类似的是毛泽东文革前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指责。毛的指向不是个海瑞罢官问题，而是整个刘邓司令部的路线问题。这次的高调指责，同样也不是薄的个人升降，而是要否定整个重庆模式。
左右派别之争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一般来说精英阶层，既得利益集团趋向于维持现状，即便改革也是强化既得利益集团在现有秩序中取得的自由，把它在法律上和观念上固定下来，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右。弱势群体不满现状，要求改变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左。这在各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然也有特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左右之争。当局的政策应是寻求平衡，以达执政基础的最大化，即所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防止社会矛盾激化。问题是多年来经济发展成果为少数人占有，贫富差距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腐败愈演愈烈，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左派和普世价值派的争辩愈加激烈，极左派的政治主张愈加极端化。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模式不失为解决矛盾探索出路的可贵尝试。给重庆模式粗暴地扣上文革复辟的帽子，使公众产生普遍的迷惑和质疑。联系到把孔子的雕像竖立在五四发源地的天安门广场 （让人联想到历代统治者都是尊孔的），再联系到鼓吹“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普世价值，让人感到当局的执政理念向右倾斜。说薄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其实一个市委书记哪有那么大能耐。正是当局执政理念向右倾斜，损害了共产党代表底层群众利益的传统形象，动摇了共产党的传统执政基础。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鼓吹“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普世价值，是在走戈尔巴乔夫之路。其实这世界上哪有过什么抽象的普世价值。雅典的民主只是公民们的权力，奴隶们是享受不到的。美国Virginia州那些开国先驱们，多数拥有奴隶。杰夫逊，美国第三任总统，在独立宣言中他写道“所有人生来平等”，“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他自己一直到去世都拥有奴隶。历史上8位美国总统在任职总统期间拥有奴隶。他们所说的平等自由是不适用于奴隶们的。美国今天的民主和公平，也不是准备和世界分享的。美国以占世界4%的人口，主宰世界的游戏规则，以美元霸权对世界巧取豪夺。美国在海外一百多个军事基地。哪里都要插手，哪里都有它的利益。美国主流民意不同意签署京都协议，因为损害他们的利益。美国工会主张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至于会造成多少中国工人失业，他们是不管的。即便在美国国内，资源的分配在各利益集团之间也不是公平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肯尼迪竞选时曾考虑把废除种族歧视作为竞选纲领之一，后因顾及选票流失而作罢。因为南方的主流民意是反对废除种族歧视的。在现今的秩序下，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如教师工会，公交工会，护士工会，凭借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垄断性控制，谋取远远超出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总之都是从各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出发。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断已不适用于今天，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并未过时，即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社会经济关系并进而改变上层建筑。而这种改变是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实现的，也就是过去常说的阶级斗争（即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鼓吹“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普世价值，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不符合人类的历史事实。它是要把中国不仅纳入西方的经济秩序，也纳入西方的核心价值体系。用它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势必步前苏联之后尘。
此案之所以造成如此深刻的道德和信任危机，还因为当局的处理手段令人生疑。
从王立军2月6日离开领馆被带到北京，到温的3.14讲话，一个多月的时间，尽管取证尚需时日，相信事件的基本性质已经搞清。如果是涉嫌杀人，按国法党纪调查处理就是了。为何要重庆市委市政府反思，而且上到文革复辟的高度？既然是事关文革复辟的大是大非，为什么不到一个月又以刑事案件，“个人事件”草草收场？ 共产党在路线问题上出过错，但什么时候在大是大非上如此草率过？
总的事件发展给人印象是3.14提出反思，文革复辟后，引起党内和社会上极大反弹。质疑不绝于耳，网络民意不容乐观。理论上又拿不出有力论述去以理服众。转而以“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涉嫌杀人”收场。一直沉默的英国政府也于三月底要求调查死因，让人怀疑国外势力介入中共高层斗争。中央先是把重庆工作上的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继而又把政治问题以刑事案件收场，以刑事案件处理却不遵循法律程序，处理“严重违纪”却不遵循党内斗争准则，立论前后矛盾，进退失据，步步令人生疑。令中央的道德形象大打折扣。对未来的中央权威及对地方的管治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谷涉嫌杀人案尚未开庭审理。即便杀人罪成立，也不应株连到薄，除非有确凿证据薄牵涉其中。中共高官配偶或亲属出事，不乏先例。如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并未影响到胡立教的任职。当局既然把谷涉嫌杀人作为薄去职的重要原因，那就有责任说清楚薄是如何牵涉其中，或事前共谋，或事后包庇。不提供任何证据和说明，仅仅把谷涉嫌杀人和薄联系在一起，让公众产生薄谷共谋的无限联想，事实上造成对薄的名誉损害。这种封建株连和影射，联系到此前不久匆匆罗织又匆匆撤消的文革复辟罪状，不禁让人对当局的动机产生强烈怀疑。
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期待着对谷涉嫌杀人这一刑事案件的公开审理以及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既然薄的问题是“严重违纪”而不是触犯刑律，就不应失去人身自由，更遑论人大代表不受逮捕除非经人大常委会批准。人们期待着薄在党内的申辩以及他作为公民，党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得到保障。“公平正义”，“严格依法处理”的高调言犹在耳。效法文革专案很可能引起难以逆料的后果，望胡温好自为之。
中共当前面临的道德和信任危机，更深层的原因，是党内尤其是高层的贪腐，多年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已发展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近年来左的声音壮大，网上甚至有文革主张，这实际上是当前贪腐横行，贫富加剧的社会现状的反映。现在党内从上到下腐败，侵吞国有资产，像极了毛泽东当年预言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第三代第四代改变颜色”。不能不承认毛对他身后中国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预言是准确的。他还为问题的解决开了药方。毛从来不相信西方的法制，认为那不过是维持现有秩序的工具。他的办法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而且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今天的社会现实让人们回想起毛当年的预言和主张，是很自然的。回避文革主张的社会根源，简单的扣帽子，封网禁声，是理论上和道德上软弱的表现。当局应直面现实，承担责任，以理服人，说明文革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同时痛下决心，建立倡廉反腐的改革。
陈云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改革开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好像从未听说过他什么时候讲过反腐。以邓的智慧，好像他不应看不到反腐的重要。也许邓有难言之隐。中国之大，中央的政策要能推行到全国，不至于政令不出中南海，有赖于各级官员的积极性。毛泽东就曾多次感叹他的话没人听，他只改变了北京和北京周围的地区。毛尚且如此，其他人的难处可想而知。改革开放之初，各级官员收入低下。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在各地落到实处，只有让各级官员从推行此项政策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一定程度的贪腐，大概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办事还要靠他们。
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完全具备高薪养廉的经济实力。胡温在倡廉反腐上毫无建树，让人失望。一党体制下的廉政建设不是没有可能。香港新加波已有先例。高薪养廉加上媒体监督官员财产公示等一系列措施，廉政建设不一定比多党体制差。但如果腐败发展到中央常委一级，倡廉反腐推行不下去也可想而知。
墨西哥前总统Ernesto Zedillo当选时曾保证将来离开这个职位时绝不会比当选时更富。既然有志于作为政治家干一番事业，就应绝了在位时聚敛财富的欲望。如果中央一级的家人不是这个董事长，就是那个集团主席，个个家财万贯，如何让公众相信这个党的执政理念。今日共产党的腐败确实关系到这个党的生死存亡，进而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国家民族计，当局应痛下决心，从常委开始，杜绝身边的人经商。手握公权的人经商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军队经商会毁了军队。中央常委身边的人经商会上行下效，毁了这个党。即便这个政策不能推行到基层，至少也要落实到政治局一级。非如此不能以身作则，从朔中央的道德形象和权威。
邓小平曾说只要中央常委不出问题，天就塌不下来。现在中共面临的深刻危机，就是因为问题出在中央。中共有着和其它共产党不一样的历史。苏共是城市武装起义，一蹴而就，其它党则是靠外力支持而建立的。中共自1921年始，从最偏远的农村发家，屡战屡败，坚韧不拔，在长期斗争中建立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若这次也能秉承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新自身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纠错能力，从新树立自身形象，则国家民族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