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直裹足于专制体制，经济高速发展衍生出很多尖锐矛盾，多年被边缘化的文革势力重新活跃。重庆薄熙来迎合基层民怨，唱红打黑得到文革势力青睐，无视网络封锁声称网络代表民意。2010年春，温家宝发表了纪念胡耀帮的文章，标志着党内民主派向党内保守势力和文革势力发起了挑战。
重庆治安状况好转，验证了专制体制下一个规律，只要有些背景，不怕得罪人，做事认真，没有做不成的事，可惜这不可能成为所有官员的座右铭。重庆偏偏把这与唱红歌捆绑起来，误导舆论专制会造福基层民众；民族需要既得利益权贵中分化出的实干家，给专制体面送终而不是为其涂脂抹粉。
2011年，唱红歌在中国出现蔓延之势，说明改革开放后文艺界日益脱离工农，偶尔暗示是非也难有效启迪民智。分析毛时代红歌，歌词普遍朗朗上口，旋律优美而且振奋精神，很容易与工农压抑的情绪共鸣，何况唱红还有补贴，同时满足发泄需要，殊不知红歌背后政治较量，唱红是在自讨枷锁。
有人以为薄熙来现象体现着中共多元化，*****鼓吹阶级斗争属于言论自由，都是民主正常体现。其实调动民族阶级斗争情绪，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教唆他人犯罪，在法制社会必须受到相应制裁。而工农的合法权益，只有务实借助名副其实工会，团结起来文明抗争，才能实现多赢的平衡。
由于党内民主派努力与支持，一段时间内各种思潮冲破了网络封锁，出现了少许民主话题聊天室，言论之自由在中国十分罕见。可是宣讲者们的夸夸其谈，与聊天室人气的清淡，形成了强烈反差，缩影出民众两个极端，激进与麻木让民主毫无生气，中国迫切需要理性务实的精英力量来引领民主。
前苏联叶利钦早在共产党内奠定了影响力，退党之后借助已有威望凝聚了民间民主力量，与党内戈尔巴乔夫呼应，成就了前苏联民主事业。毋庸置疑，民主社会堤防别有用心的人，营造个人威信行专制独裁之事；可是在专制独裁社会向民主体制过渡过程中，少不了觉悟的高威望领袖来引领民主。
民主话题聊天室，支持民主的人忙于自我标榜，热衷拉帮结派，只能照本宣科，缺乏独立思考和务实态度，滥用管理那点权限，漫骂污辱干扰异见辩友，随意剥夺辩友发言权，还出言不逊“民族素质论”是胡说八道，虽然反毛，可骨子里却充满血腥，惦记利益再分配，辩论不过就给对手戴帽子。
国共内战之前，毛泽东就曾经批判过“民族素质论”，可正因为民智畸形，在西方成熟民主样板面前，毛泽东凭借鲜艳旗帜，白手起家创建了血腥党国。晚年他之所以敢践踏法制发动文革，也是因为民众错把毛泽东当救世主，即使饥寒交迫，也乐于斗天，斗地，斗人，自豪生活在最高指示王国。
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过历史决议，三七评价毛泽东。之所以没能与毛泽东及其思想彻底决裂，一是因为党内高层觉悟差异，二是因为党内民主派顾忌民族承受力。愚昧下利益与传承对现代文明的阻力不亚于核能量，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前车之鉴，高官分歧结合民众愚昧注定了民主欲速则不达。
当时在民众中崇拜毛泽东的占绝对多数，有对史实无知的，有排斥人际分化的，也有羡慕权术博弈的。中共高官虽然存在民主力量，可是迫于权术需要，在毛泽东弥天大谎之后，只能继续以谎言应付各种势力。民主派以改革开放做突破口，务实地适度否定毛泽东，只是为改革开放清除理论障碍。
经过毛泽东时代洗脑，老百姓对和平演变、浪子回头、高薪养廉、市场经济分化本能产生排斥，本能抵制西方民主。支持毛泽东幻想大锅饭的人，高举着大公无私旗帜，却始终无视民族大局，摆脱不了局部利益诱惑。他们宁可民族共同贫穷，宁可西方世界花天酒地，也容不得周围同胞强过自己。
毛泽东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尽管每经过一次革命或者运动，客观上都强化了他的个人权利，甚至因为他的私欲导致全国民众在大饥荒中挨饿，浮肿，甚至死去。但是毛泽东太善于欺骗，而且十分精通转嫁矛盾，做秀不吃红烧肉还借机神化自己，巧妙地把自己的无能与折腾，转嫁给了天灾和外债。
有人拿现今尖锐社会矛盾，反推文革时期毛泽东如何料事如神，证明文革完全正确。其实这个推理十分荒谬，此事也可说明，毛泽东为了神化自己，一直在逆历史潮流现代文明而动，“十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持续打击精英，割资本主义尾巴，无休止的折腾，证明他压根没想老百姓过好日子。
中共前三十年“权权交易”玩人，以及后三十年“权钱交易”玩钱，都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专制体制下必然，如今贪官污吏都是专制弄权的受益者。民族必须清醒认识到，后三十年对比前三十年，尽管同属于专制，毕竟中国政治经济都发生着质的变化，后三十年为中国实现民主奠定了扎实基础。
否定毛泽东之所以十分艰难，眼下难有充足证据帮助民族深刻剖析毛泽东动机，其次老百姓没经历过西方民主，选择性记忆文革时期貌似的平等。如今打着工农旗帜妄想文革复辟的人，欺负工农无法理顺理想与现实关系，以不可实现的绝对公平做诱饵，殊不知只有选票才能务实行使权力与监督。
粉碎“四人帮”改变了中国命运，当时宣传是“四人帮”迫害毛主席，妄图武装暴乱背离毛主席遗嘱，所以全民才因其垮台而欢欣雀跃。后来公审“四人帮”虽然调整了罪行认定，但是明眼人都清楚“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爪牙，因此毛泽东像挂天安门，“四人帮”却在监狱，始终成为中共尴尬。
真理时常被少数先知先觉者掌握，挑战愚昧就要做好身败名裂的准备，因为斗争手段无法对等。愚昧时常人多势众，拉帮结派，言行受到纪律传承约束，偏激教条，局部利益导致其成员没有是非。最可怕的莫过于不知好歹，当你不惜自身利益和名誉去维护他人权益时，对方不领情反而助纣为虐。
文明得势，会尊重法制与文明，充分尊重保护对手合法权益，以诲人不倦态度去感染对手；愚昧得势，讲究的是斩草除根，株连九族，让对手永世不得翻身。一旦发生战争，文明势力会尽量避免无辜平民伤亡；而愚昧势力统领，不仅会让平民去做人肉盾牌，甚至还会让自己的将士做无谓的炮灰。
民意不支持改革开放，邓小平等只能借助强力推动，面对党内派性分歧，为了寻求更多高官的支持，只能放弃一些原则，拼凑了个模糊猫论。只要国门被打开，时间可以让民众适应，在实践中去感受现代文明优劣，生老病死还会改善民族观念分布，因此开放和时间对于长期封闭的中国意义重大。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可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始终没有权威解读。有人把猫论解释成赚钱不择手段，藉此成为自己堕落的依据，嘲讽现实的把柄。结合邓小平南巡讲话分析，应该解读为“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发展经济就是好主义”。
党内改革派普遍认为，经济综合实力是现代文明基石，改革开放必将引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为了平衡各级官员利益，默许了灰色收入，无论合理与否，都引来了不同人群的非议；为了维持高层改革开放联盟，在专制体制下干实事难保总是正大光明，无力保障公平时只能务实先以经济大局为重。
有人因为“六四”否定了近三十年，他们忽视了“六四”背景。运动起源于政治经济最好时期，转型期间滋生腐败实难避免，运动衍变事实无法善终。同是反腐，精英本意是共产党立马下台，可是并没有做好组织准备和理论宣传；而基层工农还在痴迷大锅饭，无法适应闲散人员率先成为爆发户。
“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各种政治势力都是失败者。尽管民众类似于惩治腐败的愿望可以理解，精英追求民主的热情也不该否定，但“六四”绝对不是任何人的光荣。“六四”跟毛泽东历次革命与运动有着本质区别，中共从来没把此次血腥当成光荣，事后只屡次强调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重要。
政府处置危机呆迟血腥，必须要承担首要责任，垂帘干政必须要受到谴责抵制，私欲膨胀维护专制草菅人命的决策者必须要受到法律制裁。由于当时高官言行缺乏透明，很难把握言论背后故事，界定高官动机，民族沉浸于清算和仇恨中于民主无补，毕竟在专制体制伸张正义无法回避非常之手段。
“六四”的盲目、偏激与狂热，反腐捕风捉影，运动没有是非与节制，多少有点文革味道。精英知道西方民主在工农中没有号召力，只能以反官倒忽悠民众走上街头。而“邓朴方是中国最大官倒”等传言又基本是捕风捉影，专制体制下反腐是无底洞，治标不治本，不依不饶势必导致无政府混乱。
站在正义角度，反官倒总是没错，但是在官员和民众普遍不认同私有经济的背景下，双轨制以改革试点方式推出，势必在专制环境会出现官倒现象。社会进步都需要在正确时机，以可行方式渐进实现，而学生群众反官倒运动，只能激发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力量反弹，使党内改革派处于被围剿状态。
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静坐、罢课、绝食抗议，要求与政府对话，可是在言论相当自由的背景下，始终没有提交出务实系统的对话纲领。尽管运动后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民主女神像，但始终没有向民众普及民主的努力与打算，也许那时精英们认为没有必要了，很多精英认为民主已经垂手可得。
时过境迁，精英至今不知反思自己的激进，改拿后发的流血事件不依不饶，“六四”阻碍着培植民主氛围。不合时宜的两场学潮，帮助保守势力毁掉了两任优秀总书记，让中国政治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倒退。期间有人往毛泽东像上泼墨，还是学生主动将其押送公安，此举显然不是民主人士所为。
与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对比，俄罗斯人对待前来军管的军人，就如同一九八九年老百姓对待游行学生，热情提供食物和饮水。从北京宣布戒严开始，学生就应该把军队放进城，可让学生运动策略多很多灵活性，士兵也是老百姓，没了鲜明阵线，军队也就很难跟学生运动形成尖锐的对立。
“六四”枪声让一些市民丧失理智，残害了数名本无杀机的走散士兵，烧军车，石块反击士兵，不但造成双方更多伤亡以及经济损失，还帮决策者血腥镇压补充了借口。中国民间在没有枪械的背景下，必须以牺牲自我的精神来面对自己子弟兵，这种精神感动部分军人支持是民主成功的必要条件。
针对党内外各种势力的角逐，民众的纯朴愚昧狂热，已经形成的僵持乱局，如果自己站在权力制高点，是否有什么更好策略能够快刀斩乱麻。国家稳定与改革开放，阻止文革复辟，才能务实给未来民主机会。世界历史中屡见不鲜，习惯了血腥的愚昧狂热民众，同样能邪恶阻碍破坏现代文明进程。
“六四”表面上由知识文化界主导，运动一直井然有序，其实那只是何去何从关键时刻前假象。民主真正阻力来自工农，党内分歧也不支持强力推动，绝食已经让民族开始浮躁。西方及海外民主人士，一直谴责义和团运动，声讨文革，却始终不理解在愚昧中国“六四”还能衍变成更加血腥版本。
如今很多民主人士，包括美国等西方主流舆论，一直以政府不能枪杀赤手空拳平民为由，无视中共改革派最终妥协武力维稳事实，以及邓小平良苦用心，血腥维稳没有强化他个人任何权利。“六四”后，邓小平立即辞职，把中顾委拉下马，以非常手段阻击着垂帘听政，客观与学生们大方向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投放过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无非想以非常之手段阻止日本民众继续疯狂，尽早结束战争。显然在生死对决中，不能简单以是否枪杀贫民为标准，需要政治智慧去预见未来不同结局，各种势力谁能成功，成功后将做什么，否则只能道貌岸然做愤青。
所谓愤青，指那些只知道什么是正义和理想，而不知道如何在非正义非理想环境中去实现正义和理想。分析社会问题，最忌讳双重标准，屁股决定脑袋导致先有结论再找依据，缺少逻辑迷失在教条之中。让人类羞愧的事还很多，正义在利益面前时常太虚弱，理性务实举措时常受到更多的人排斥。
很多人抱怨当前缺少思想家，可是即使思想家出世，难保不会被民族围剿或冷落。“六四”的经验教训，二十年来非但没有使中国人智慧，反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分裂内耗，阻碍民主进程的重要事件。海外民主人士几乎因为平反“六四”，耽误了诸多民主具体工作，好似除此之外不知做点什么。
尽早民主压倒一切，可历史不透明，只能成就政治投机，压制正气，搁置“六四”虽如有病不医，可需各方共同端正态度才行。随着时间推移，谎言必将蚕食更多真相，因为当时关注运动民情的人本来就少，当事人记忆还会日趋模糊，人们不愿跟后代涉及此事，甚至别有用心之人肆意颠倒黑白。
现有成熟民主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两种民主力量，既得利益权贵中分化出的觉悟者，以及民间民主力量多种形式无畏自我牺牲的和平抗争，缺一不可。“六四”时民众热情高涨，只是不擅示威游行，可是由于“六四”血腥结果，导致民众迷茫低落，民主力量再难形成规模。
民族现今最该争取的，是把六月四日定为“国殇日”，悼念亡灵，反思传承。“六四”是中华民族拿着先人发明的指南针找不到北的必然悲剧，而在思想混乱成特色的关口，“平反”这个字眼搀杂着太多政治利益，不适合作为解决“六四”手段，谋求更多共识，清晰民主障碍，才更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开始时髦“一家两制”，有背景和能力的人纷纷下海，在私有化过程中，权钱交易开始泛滥。经济领域改革，政治体制停滞，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快速聚积，不满情绪蚕食着责任心，各种责任事故案件此起彼伏，客观上形成了民主与危机赛跑局面。
思想领域内耗，标志着当前缺乏民主土壤，可中国如果想摆脱几千年恶性循环，也只能仰仗民主人士的务实努力，清除前进中的传承障碍。理性务实理论，造就出觉悟政治家，引导出伟大民众，容纳明辫是非的军人，让专制弄权者彻底孤立，必然会诞生伟大制度。照此方向努力，民主才有希望。
中国由毛泽东封建独裁，转入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体制，冠名以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摸着石头过河，党内派性斗争成了腐败温床，让民族迷失了是非与正确方向，社会风气日趋沦丧。俗话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铤而走险者频繁以身试法，让中共因此丧失公信力，殃及党内民主言论都得不到共鸣。
经济改革本来可以简单转化国有资产属性，规范私人集资、股份制法规以适应现代大规模生产模式。可是由于改革依靠强力推动，导致经济畸形发展，专制体制无法回避权钱交易，成功人士普遍存在龌龊。既得利益权贵绑架政府与政策，对弱势群体合法掠夺，瓜分国有资产，引发社会高度不满。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波逐流，几乎成为大中华封建几千年的主流。如今民族对时事的麻木，站在人性的角度都可以理解，务实地把小家经营好本也没错。但是坐等收他人渔利的是否想过，类似幼园屠婴变态恶性案件警示民族，风气恶化会降低所有人幸福指数，人祸不是想回避就能如愿以偿。
君子要有起码底线，明哲保身虽然也是一种本能，但是在不伤害自身的前提下，正义的话尽量多说，正义的事尽量多做。社会进步不必苛求所有人都去冲锋陷阵，让全民族陷入哲学的烦恼，但是社会进步离不开率先觉悟的智者，为正义无畏牺牲的勇士，民众不该对他们冷嘲热讽，甚至助纣为虐。
谎言政治时期，错乱模糊理论体系下，有人担心愚昧，有人维护专制，中共不给机会，民众也不知如何理性示威。民众要么默默承受，要么崇尚激进暴力，没吃到肉的骂娘，吃到肉的也骂娘。类似石首、新疆与西藏激进暴力事件屡屡发生，说明如今交流机制相当薄弱，民众需要正常表达与发泄。
杨佳袭警悲剧，政府应该首先反省，体制压抑的不满情绪，公安无孔不入、局部堕落、普遍不务正业，随时将小事转化为恶性案件。但是从海内外民主力量评论，错把杨佳视为正义英雄，折射出一些人的饥不择食。首先没有迹象表明他是为民主而战，对正常法制的挑战客观上就是对民主的伤害。
有人承受不了压力，受不了官吏的欺压，以伤害无辜、自残方式报复社会，非但伤害不到邪恶势力，还会连累亲人，让他们抬不起头。既然已经看淡生死，何不妨在公众场合高举牌子，声援民主，声讨腐败。此举也许一时收效甚微，但是注定会潜移默化积极影响中国，而且会成为亲人未来荣耀。
爱国是人类私欲升华的一种高尚情怀，可以给正义人士无穷力量，如今有人批判爱国贼，显然是对民主信心不足的变态。党文化多年来一直把中共凌驾于国家之上，把国家和政府等同为一个概念，甚至把个人等同于政党或国家，阻塞着不同声音，精心维护着专制体制，与民主现代文明水火不容。
爱国意识焕发着人类的爱心，任何民族不该狭隘地排斥世界文明，国家存在的意义在于维护公平和正义，人权状况不佳时老百姓也不可能积极维护主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排他性一直制约着现代文明，遗憾个别少数民族具有更强烈的排他性，其实在公正环境中寻求快乐远比死守传统更有意义。
反思伊拉克战争，美国人一直感觉委屈，为给伊拉克输送民主，美国不惜战争解决专制政权。出乎美国意料，伊拉克人民非但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因为各种自杀性袭击，让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究其原因，都是现代美国人无视民主前提所致，化解部落信仰族群对立，才是促进伊拉克民主的关键。
现代文明崇尚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也抵制政教合一，面对藏传佛教中活佛，藏人政教合一、文化排他的传承，尽管中共告别了毛泽东邪恶独裁，对藏政策瞻前顾后，毕竟还属专制体制，导致半斤八两之间摩擦不断。美国等西方以达赖喇嘛作筹码，试图瓦解中共专制体制，显然不能改良中华文化。
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当出现依法证据不足情况时，民主体制授权民众把疑似贪官选下来，而不是如文革根据想象和多数意志对其采取专政。当出现官官相护时，这时就需要群众集体和平示威抗议，引起舆论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必须要有节制，而且要善于呵护经济环境。
以“强拆”衍变出的悲剧总结教训，城市改造需要长远规划，科学论证拆迁补偿细则，对“钉子户”以法律公开裁决，保证百分百签定协议后施工，对伤人方及仗势违法强拆者必须依法惩治，防止权钱交易以及形象工程造成资源浪费；批判强势必须迁就弱势的起哄，批判以“钉子户”无理取闹。
“法 功”上访中南海时，虽然没有实施暴力，可是没有节制不依不饶，只是为了阻塞学者的批评，隐性专制初显；而且组织宗教色彩浓重，受到偏激理论指导渗透于政治领域，幕后指挥却置身海外。中共理论体系本来错乱，一直回避所有争论，为了稳定取缔“法 功”，被列为暴政实在牵强。
“法 功”提倡“真善忍”，与“为人民服务”相媲美，可是在与中共较量中，自己却“忍”不起来。其“退党保平安”，又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如出一辙，血统诅咒隐约预示着未来再现腥风血雨。“法 功”如果不改弦易张，在文明西方危害不大，在落后中国难免不与愚昧邪恶共振。
江泽民时代，闷声过渡期，由于取缔“法 功”，导致“法 功”网站关于江泽民的谣言铺天盖地，而对江泽民的贡献熟视无睹。他巧妙运用权术，瓦解了杨家将独霸中国的野心；“三个代表”尽管没有落实到实处，毕竟在理论上改变了中共性质；退休时确立的宣传纪律，遏制着离职元老干政。
“六四”后二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民主根基，民主理念日益深得民心，可是模糊发展导致了更多深层次矛盾，党内外始终无法达成谅解。华而不实的暴力恐吓离间着民主派，阻击着共产党彻底否定邪恶历史，成为中国民主进程最大障碍，三十年经济成果随时可能因为动荡一夜回到改革前。
毛泽东时期的血腥理论，历次残酷的革命与运动，伤害了很多无辜，这些人及其后代饱受过心灵肉体折磨，成为如今暴力言论的主力军。他们中一些人虽然高举民主旗帜，强烈的复仇心态，湮没了民主大义。对于这些充满仇恨的人，一方面给予他们人文关怀，同时也要阻止其暴力言行决不手软。
毛泽东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以暴制暴，血腥革命，代价很大，结局却是赌博，难说成功后不是打造一个新军阀，而且民智低下时民主几乎没有胜算。高官帮派民众割裂之时，强力推进民主，只能将中国推向战乱，破坏经济。没有了经济支持，自然没了好的福利，老百姓只能延缓享受高质量民主。
一些流亡人士在海外组建党团本来值得称赞，可偏偏本本教条，偏激理解中国现状，崇尚暴力。近期还有人荒唐成立流亡政府，揭露只是为了让共产党难堪，不惜造谣中伤。有些“民主人士”愚蠢地以为，只要中国政治氛围宽松，那都是自己恐吓的功劳，殊不知与百姓离心离德，已是小丑形象。
客观评价二十年来海内外“民主人士”的表现，远不如三十年来共产党推行的系列举措，对推动民主进程来的实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动国民教育，废除高官终身制，改善权力斗争残酷局面。这些举措动摇着专制独裁根基，证明了三十年来共产党内高层民主思维和力量的存在。
温家宝在多种场合发表了民主言论，作为中共高官，此举实属难能可贵，应该获得民族积极评价和支持。可是有人根据“他夫人就是最大既得利益者”的传言，指责他在做秀，伙同文革势力和保守势力围剿党内民主言论。温家宝不怕民主以后接受法律检验，民族就不该排斥和平推进民主的机会。
中共早在武装夺取政权期间，为了确保在血腥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制订了相当严明的纪律，对夺取政权起到了重要保障。可是中共在夺取政权执政以后，始终没有摆脱革命党的影子，纪律蜕化成专制独裁的帮凶，阻击着党内正常的言论自由，压抑了党内正义与正气，缺乏透明极大纵容着贪腐。
民族应该善于应对高官，人都具有两面性，对待任何政客，或者组织，理性智慧的民族会支持所有人的正义言行，也不会盲听盲信。在残酷政治斗争中，无论CCTV、中宣部，还是西方媒体，都难免存在偏激和谎言。人类都有私欲，当有人把荣誉看的比生命还重时，就是值得人类称道的高尚觉悟。
人类追求民主，摆脱不了利益对民众的驱动，公平里面就蕴藏着利益。开创民主事业，需要领袖来凝聚民众，乌合之众势必一事无成，而且还需要民族具备选择领袖鉴别其品德的智慧。开创民主是在改变传承和习惯，领袖必须具备觉悟，自觉抵制私欲诱惑，否则很容易顺应传承回归到专制老路。
在中国诸多思潮中，认为否定了毛泽东，就犹如拔了共产党的根，共产党人至少要卷铺盖走人。其实抵制浪子回头是愚蠢自私的，这让社会危机四伏，让党内更多高官对毛泽东只能若即若离，而不敢与其彻底公开决裂。民族无视党内民主人士的存在与努力，也就断绝了中国和平实现民主的希望。
回顾早期共产党人，本来追求的是类似于民主共和的理想社会，只是由于选择了斯大林血腥社会主义，采取了土匪革命方式，才让中国在实践中逐步沦陷于专制独裁。民族素质论，现今民主人士不服气，想当年的革命者也不服气，只有毛泽东偷着乐，愚昧的中国一步步走进他早已设计好的圈套。
体制缺陷无法制约权力膨胀，不能说明早期社会主义理论邪恶，不能否定民主集中制，不能因为毛泽东邪恶而否定大多共产党人。民主集中制本没错，错在中共一直没有科学正确解读，错在选举前缺少毛遂自荐，错在选举时集中，错在选举后执政期间集中不起来，导致选举没民主，执政乱扯皮。
完善民主集中制，需先改革政治局，使总书记脱离政治局，保证总书记权威，确保政治局有效监督。明确总书记独立决策范围，政治局建议监督弹劾等章程，重大决策需要双方通过，突发事件需要规定期限内政治局认定。政治局委员可在各省党员中直选产生，总书记直选范围可视选举成本而定。
如今中共形成三足鼎立，拥毛文革派、既得利益权贵保守派以及改革派。由于邓小平改革派的出现，使得共产党发生了质的变化，摆脱了红色恐怖，经济高速发展。而由于顾忌民智，迟迟没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政要闲着时还要偶尔赞中国人民几句，更何况中国政要，无法推委责任给民智。
共产党人前途，取决于哪派主导未来，民主改革派只有尽快取信于民，彻底排除停滞倒退力量，将中共改革成为民主组织，才能保证中共名垂青史。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无论党内斗争多么复杂，都在争取政权温和更迭，如今排除停滞倒退力量，仰仗着所有民主人士的团结、包容以及不懈斗争。
愚昧选择了毛泽东，历史将民主重任赋予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也许会没有共产党，但是愚昧还会让民族选择其他的独裁组织或个人。任何组织都存在投机分子，也都存在正义人士，民主力量无论在哪个群体里，都会推动民主进程，而民主人士在共产党中意义尤为重大，那是和平推进民主之希望。
有些既得利益者如今生活四平八稳，生怕变革会打乱自己生活，以社会不养懒汉为由抵制民主；甚至有些人，怕玩熟的聊天室关掉，听见民主就害怕，不见为中共中的正义言行叫好，而是为专制体制大唱赞歌。现代文明都能尊重动物，自然更要保障懒汉基本生存权利，何况弱势中还不全是懒汉。
痴迷暴力革命的人普遍认为，如果想既得利益权贵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与虎谋皮。任何时代都会存在既得利益权贵，如果一个民族永远没有觉悟的权贵，那么这个民族将永与民主无缘，因为即使革命也需要既得利益新权贵的觉悟，因此给中共机会是不想民族舍近求远。
既得利益权贵中存在为富不仁，也不乏随波逐流者，他们对待利益和民主态度也不一样。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惜命，暴力思维会将随波逐流者推向反面。人们普遍随波逐流争先恐后加入既得利益群体背景下，不能以是否成功作为敌我标准，因此在向民主过渡过程中，应该务实善待成功随波逐流者。
也许人类潜意识里都有欺软怕硬的本能，毛泽东时期邪恶，但那时的民众，或因愚昧，或因懦弱，屈服于毛泽东淫威之下，听不到任何暴力鼓动。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尽管出现过反复，可基本处于循序渐进搞改革的大框架内，偏偏这时暴力清算声音不绝于耳，言论越是宽松，这种声音就越大。
言论管制时指责言论没有自由，而言论宽松时“民主人士”除了渲染仇恨，忙于声讨，鼓噪清算与利益再分配外，不知该以什么言行去务实促进民主。“稳定”与“和谐”成了贬义词汇，不知追求民主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打造真正和谐社会；利益驱动或者强化仇恨，很容易历练出畸形政治力量。
有人是因为个人仇恨，有人是受到自身团体利益干扰，宁可民主、言论自由来的更晚，宁可腐败横行的更加猛烈拖垮中共，也舍不得放弃“暴力”言论，主观上就是在争夺推进民主主宰权，客观上阻挠着必须中共民主派参与才有可能的和平实现民主之路，有意削弱党内民主改革派在民族的依靠。
暴力革命会摧毁国家经济，间接破坏民主根基，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只要存在一丝希望，正义人士就应该以维护和平为己任。有些民主组织或个人明知现今中国没有暴力土壤，还要顽固自淫，空以暴力清算口号做恐吓，除了制约中共改革派和平稳步推进民主，也只能小儿科炫耀自己是民主人士。
有些组织舍不得放弃暴力言论的动机应该质疑，他们只是把民主当成招牌，活动当成一种经营，毕竟客观上民运让个别人幸福的乐不思蜀。也许这些组织同样害怕中国民主，从不把务实、尽快作为中国民主的首要目标，却热衷于给中共闹点难堪忙于做秀，不惜自己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绊脚石。
在论坛常见一种幼稚想法，不要皇帝恩赐的民主，抵制实施中共内民主。其实无论中共推动哪种民主，只要实现广泛人员参与的真民主就是好兆头。只要民主氛围日益宽松，民智日益增强，子孙后代就会把民主落实的更好。民主要素：言论自由，毛遂自荐，广泛直选，三权分立，抵制民主暴政。
西方民主尊重私有财产和适度分化，有人便以民主人士站在官僚资本立场与工农为敌做借口，极力抵制民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民主人士反专制独裁，自然反对权贵权钱交易；之所以尊重分化，那是因为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维护的是所有人长远利益，否则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就会丧失竞争力。
现有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资本积累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尖锐，具有强者恒强特征。中国从温饱贫困线起步，如果想造福后代，摆脱经济后面爬局面，则无法跨越这个阶段。中国这三十年之所以能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出卖能源和廉价劳力，自然忽视了农工利益。
独裁专制政府首脑脱离监督，导致未来首脑品质不可预见性，忧虑的世界不会放任专制国家持续高速发展。如今富豪资产外逃也已成燃眉之急，如果民族不能尽早清除民主暴政土壤，政治体制继续裹足不前，中国经济领域的所有努力都将成为给发达国家做贡献，当代农工利益的牺牲也成了徒然。
近年来很多民众已经享受不到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甚至由于通货膨胀生活质量急速下降，牺牲基层民众利益带来的危机，已不会允许民主无限期拖延。模糊发展可以应付一时，不可能支撑一世，市场经济注定了发展中国家追超难度，因此既得利益权贵的持续贪得无厌，客观上捆绑民族走向动乱。
中国在摸索依法治国，由于法律体系存在若干谬误，败坏了法律正义。维护着党国专制统治，法律法规政策加剧着两极分化，存在劫贫征收，法律弹性给了腐败空间。吴邦国近年来屡次强调中国不搞联邦制，间接否定着民主，后来又强调“不搞私有化”，注定会干扰中国经济引发富豪恐慌移民。
党文化如今相当混乱，一方面声称“为人民服务”，同时禁止向党和人民公开要官，客观上把官职当成了特权，从制度上限制了毛遂自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在加强私有经济，而且私有经济比重大的区域，经济活力明显强于私有经济薄弱的地方，“不搞私有化”显然违背了中共多年的政策。
计划经济与专制体制总是形影不离，计划经济有时的确可以创造辉煌，但前提必须要有明君，聚智慧与品德于一身。专制体制下创业容易守业难，因为不可能总有明君，各级官吏普遍对提拔自己的人负责，脱离百姓监督，实难指望官吏自觉维持公正，创业可以靠三把火，而守业靠的是持之以恒。
刘晓波因言第三次入狱，说明政府还是一个专制政府，但不能说明是残暴政府，既然体制已经遏制了家天下，自然不会存在高官誓死捍卫党国。面对党内保守势力的霸道与拖延，民间民主人士的咄咄逼人，以及尚不老道的民智，如何平稳地跳出六十多年的谎言与传承，党内改革派智慧受到挑战。
如今激化社会矛盾的因素很多，有专制体制导致的腐败，有高官持续派性导致的不作为，有资本积累阶段引发的必然分化，有民智导致的是非标准错乱。作为执政的中共，必须首先解决自身体制问题，才能建立与民众的互谅，民众才能明确是非树立使命感，心平气和地去面对生活事业中的挫折。
当前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邪教，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才出现毛泽东邪恶时期，因此错误推论西方现代文明也不适合中国。其实马克思充其量有些是非错乱，属于极端理想主义者，前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不能否定其为弱势著书立说的正义感，毕竟当时西方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毛泽东玩马列，一直断章取义，精选了与中国民间津津乐道的“杀富济贫”共振的成分，让中国政治徘徊在封建专制，都是中华文化奠定的基础。毛泽东挑战传统文化的口号本没错，错在毛泽东动机不纯，错在文革时期对文化摧残，错在连同人性正气一起砸碎，错在抵制西方现代文明选择独裁。
民主的确需要前提，消除文化排他性，在民主相关问题上明确是非，防止思想、利益、地域割裂形成拉帮结派。否则只能强力从广泛精英民主过渡，或在是非错乱环境实行扯皮民主。前进有风险，停滞与倒退都是死路一条，尽管如此也不能否定西方民主先进性，为了持续发展只能清除民主障碍。
面对错综复杂时局，民主与危机赛跑危急时刻，需要首先树立民族正确是非观，明确前进目标，一时无法实现的可以科学制订时间表。中共可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党团加强合作，抵制暴力言行基础上实现言论自由，解除党禁报禁。海内外所有民主人士，应该务实放弃暴力言行，防止好心办坏事。
庄民
2010年5月3日初稿2012年4月22日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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