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陷阱：城市化不是农村扶贫的唯一道路

城市化陷阱：城市化不是农村扶贫的唯一道路

中国当今最大的内患在于贫富分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确有一小部分中国人先富裕起来了，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发展不均衡，还有很多人依然挣扎在绝对贫困之中。由于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存在和痛苦常常被无心忽视甚至有意掩盖，所以解决贫困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贫困人口的客观存在。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NO.1（2011）》指出，中国贫困线调整步伐没有跟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议应尽快提高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扩大扶贫对象的规模。我们欣慰地看到2011年11月29日，中国政府终于开始正视贫困问题，大幅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到2300元，也就是每天0.93美元，尽管依然远远低于联合国通用的贫困标准，但是也把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不能靠个人慈善施舍，更不能靠政府救济。美国是个丰裕社会，有着相当完善的社会救济和保障制度，然而很多社会学家发现在美国印第安土著保护区中，依靠政府救济的地方，贫困率居高不下，而且世代相传；但是没有政府救济的部落，一方面自力更生，一方面引进人才，靠开矿或者发展博彩业，反而开创出了繁荣的社区，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数量。这个例子说明解决贫困问题的要点在于建构贫困人口的自信，传授他们科学技术和商业知识，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生存能力，帮助他们自我提升，从而达到全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农村扶贫的核心在于教育。教育是最直接有力的扶贫方式，把科学知识和技能传授给贫困人口，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发展需要，给他们带来希望。只要政府有决心大规模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改善农村学校的条件，保证农村孩子读书的权利和机会，不出十年，就会出现精神面貌截然不同的新一代农民。
关于农村扶贫的一个常见误区就是把城乡对立。很多人简单地认为城市意味着先进、文明与富裕，而乡村意味着落后、愚昧和贫穷，因此城市化被很多国家作为解决农村贫穷问题的灵丹妙药，广泛使用。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城市化固然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短时间内高速增加GDP，从统计数字上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程度，但对改善大多数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却影响甚微。尤其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城市化只是把贫困人口从农村集中驱赶到城市的边缘，把他们从贫困的农民变成依然贫困的市民，对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穷状况并没有根本的作用。
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大规模城市化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是需要集中人力资源，减少流通成本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副产品。由于城市化后地产大幅度增值，因此在有限的土地上建设高楼大厦成了最划算的选择。然而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城市是建在地震带上的，随着地球进入新的地质活跃周期，而人类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很多城市高楼大厦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处在强烈地震和其它自然灾害的阴影下。2005年新奥尔良的恐怖风灾水患让我们意识到现代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人类面对严重自然灾害时的防范能力并没有增强，如果不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其后果不堪设想。
从国防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会令政治资源、智力资源过分集中，反而不利于国家的生存力。古今中外历史上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北宋末年的都城汴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经济最发达，市区最繁华的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尽管北宋从兵员人数到军事技术都远远超过金国，但由于指挥失当，都城沦陷，几乎全部皇室成员与文武大臣被掳掠异乡，惨遭凌辱，史称“靖康之耻。”汴梁失陷后，整个国家群龙失首，尽管外地还有几十万援军，也无法挽回北宋灭国的命运。
自二战结束以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与发展，令城市在战争中处于格外脆弱和危险的境地。当年在美苏两国的核威胁下，中国积极开展的“三线建设，”把大量的工业与国防建设项目安置在中西部，开拓了一个广大的战略后方，形成了反击力与震慑力，为中国赢得以后几十年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安全环境。当今的国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危险，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有国家安全意识。不能一味地扩张现有城市规模，过度集中人力、脑力和财力资源，反而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当年的“三线建设”只注重军工发展，没有在民生方面也做相应的安排。新世纪伊始，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其实是完成当年未竟之业，把沿海大城市的资源转移到内陆，把中国贫困人口最集中的西部发展起来。
从环境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给自然带来巨大的压力。现代城市是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加上汽车尾气、工业排放的污染，使城市产生“热岛效应”，严重影响正常的自然生态循环。而且城市化的推展令中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日益严重。从长远来看，无论是高污染的煤炭，还是高价格的原油，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饮鸩止渴的效应。如果不从环境保护角度着眼，即使靠城市化增加了GDP，让一部分人发了财，可是大多数国民失去了健康，子孙失去了家园，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放任不法商人把大片膏腴之地变成不生五谷的住宅圈，表面上创造了财富，实际上是自掘坟墓的行为。中国的人均耕地数量本来就居于世界后列，城市化占地越多，粮食安全就越岌岌可危。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安全，其他的安全是完全谈不上的。靠圈地建房来创造的所谓的GDP，无非是“刮地皮”的一点浮财而已。
我们必须承认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亿万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城市建设更是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给。然而由于城市扩张，大量一无所长也一无所有的农村人口被动地进入城市系统，他们从就业到生存，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乃至歧视，社会福利更是难以得到保障。如何帮助这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新贫民改善生存环境，是当今中国扶贫事业的一个重大挑战。
过去几年中，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取法印度，放任城市贫民窟的滋长，让贫困在一定的社会人群中固化，来保障现有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水平。但更多的人认为，中国应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兄弟姐妹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我们应该借鉴北欧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公平合理的税收、教育等政策，缩小贫富、城乡、地域差别，把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变成现实。
和三十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社会与人口结构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思城市化进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尤其是讨论城市化对推动全民脱贫致富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势在必行。中国目前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农村人口数量在今后几十年中会持续减少，他们将主动或者被动地涌向本来已经嘈杂拥挤的城市。如何安排这些农村人口就业，如何提高他们的技能，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将是对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执政挑战，也是发展契机。
“大跃进”式的城市化不可取，高楼大厦容易建成，但是工作机会不容易创造，大量没有技能，没有经验农民涌入城市，很容易滋生出社会问题。城市化必须是个渐进式的过程，有规划，有目标，同时借鉴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北欧和北美国家的发展经验，不去盲目扩大城市规模，相反要把大城市人口向郊区疏散，而且大力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努力发展教育和服务业，让村庄城镇化，让农业产业化，让转型后的农民可以直接在当地就业。
总之，我们应该破除靠城市化扶贫的迷思，认识到当今世界从技术角度来说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信息革命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交流，交通技术的发展也大大缩短了地与地交流的成本，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帮助突破能源瓶颈，因此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避免重走环境高污染，人口高集中的城市化老路，而直接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把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相结合，开拓一条因地制宜的生态扶贫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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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派胡言 -hwd99- ♂ (683 bytes) () 04/14/2012 postreply 17:39:19

• 说得好，你是第一 -Flyboat- ♀ (0 bytes) () 04/14/2012 postreply 18:1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