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当西方某些人预言中国将陷入混乱时，人们一点也不会介意，因为得事情远远没有他们说的那样严重，他们是在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衰亡。
十年前，仍然有某些西方势力预言中国即将崩溃时，多数人认为他们是杞人忧天，因为中国还有时间去解决在改革中积累下来的矛盾。
今天，依然有人继续谈论中国崩溃论。但是，对于中国崩溃论，很多人近一两年来不再那样乐观。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就是，今后几年中国真的可能陷入混乱，其程度甚至比西方某些预言中国崩溃的人希望看到的那样还要严重。因为当今的中国，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了爆发点，只是等着某一个事件作为矛盾的爆发点。
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有很多种，其中最大的，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矛盾的一方是占总人口很小一部分，但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官员，以及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人，他们利用权力贪污受贿，生活腐败；矛盾的另一方，是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他们生活贫困，买不起住房，孩子上不起大学，看不起病。官员的富有和贫民的贫困形成了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现在是到了爆发的临界点。由于体制本身的原因，中共和政府官员的权力历来过于集中并且缺乏有效的监督。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腐败开始蔓延，并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恶化。中共体制内部也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措施，试图以体制内部的监督来遏制贪污腐败，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更为讽刺的是，这些体制内反腐败的政策和措施最后沦为中共权力斗争和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 胡温在主政的中后期，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如果这个矛盾爆发，可能会让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他们制定了相应的政策，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去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想去缓解这个矛盾，延缓这个矛盾的爆发。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减免农业税，重新实行全民医疗保障，9年义务教育，工人农民农民养老金等等。不过这些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导致矛盾的因素----权力腐败并没有消除，所以这个矛盾不仅没有被缓解，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的尖锐。贪污腐败更加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难道改革错了吗？改革本身当然没有错，错在经济改革的政策和方向。 改革开放是必要的，但是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不同，决定了其结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近30年来改革的内容：住房制度改革；国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的对象是谁呢？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也就是平民百姓，改革的结果就是牺牲掉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的利益，换取了国家财富的快速积累（GDP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占总人口极少数的党和政府官员及其利益集团快速致富。只有这极少部分人，才充分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占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他们应得的那一部分，或者说那么多改革成果。他们的那一部分去了哪里呢，当然是被国家以及管理国家的那些官员及其利益集团所占有了。到目前为止，这些官员及其利益集团才是改革的真正获益者。如果说广大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提高的部分多数应该归因于计划生育之后的家庭结构的改变，也就是家庭人口的减少。家庭人口的减少导致家庭平均收入的提高。特别是在城市里面，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与他们的父母生养6个孩子相比，即使收入相对的没有增加，现在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对于他们的父母当然会提高几倍。想象一下，如果现在的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家庭有6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对与他们的父母，又有多少提高呢？实际上过于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人口的减少，造成了中国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假象。至于过于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笔者认为无异于杀鸡取卵；它所欠下的债，马上就要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偿还了，而且是连本带利加倍偿还。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首先让我们看看住房制度改革。1994年开始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是最初的住房改革。从这个时候开始，延续了40多年的低房租的住房分配制度一夕之间取消了，取而代之的住房制度改革，要求住房者必须将他们当时住着的房子的产权买下来（普通的人的住房大概需要2万人民币或者以上）。这是第一次，国家利用政策将老百姓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享受到的一点成果，也就是增加工资之后的积蓄，全部被国家收回去了，甚至还不够，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工人仅仅靠自己一个人积蓄，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他们的子女的帮助，才够钱买下他的住房的产权，这是第一波国家利用政策改革，收刮平民百姓手中的财富。这个政策看起来视乎很合理，其实这是一个圈套。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圈套呢？这要大概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从房子的所有权来看。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住房制度改革的时候，当时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这些企业工人的工资很低，他们创造的利润有很大一部分被企业和国家统筹并用来作为社会福利回馈给工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住房（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公费医疗），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形成的住房分配制度，国家和企业只向住房者收取很低的房租（普通的月租金几块钱），这种住房制度在当时的公有制下是合理的。说到底，这个房子还是用工人自己创造的利润建造的，所谓分配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由国家或者企业统一回馈的方式。只是由于当时的公有制，造成这房子的产权非常的抽象，即产权是公家的（国家和企业）。
其二，从房子的使用权来看。在住房分配制度下，将住房作为福利回馈给工人（包括所有的公有制企业员工）后，其使用权就是工人的了，工人绝对有权利只交低租金去住这个房子，而且可以住一辈子，并不需要所谓的产权。正是基于上述的理由，工人绝对不需要再去花钱把这个房子的产权卖下来以后，才可以继续住在里面，因为这就是当时的制度所决定的。
当时合理的住房改革措施应该是，将住房的产权无偿的转让给该房子的住户，将房屋的剩余价值彻底的回馈老百姓。为什么呢，既然新的住房制度将国有产权的房子私有化，那么这些用老百姓的钱建造的住房，当然应该归还给老百姓了。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开始实行新的住房制度，不再由国家分配住房。简而言之，当时的住房制度改革，就是将本来属于工人的东西，卖回给了工人。所以说，当时的住房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圈套，一个将工人手上剩余的钱收刮一空的圈套。而接下来的住房市场化，使得房价失去控制不断上涨，其十年的涨幅，让世界其他国家的房价相形见拙。高得离谱的房价，让多数平民百姓再也买不起房子了，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一辈子的工资可能都很难买得起房子。勉强买的起的，多数也成了房奴。
接下来的国企改革，更是将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造，从而将该企业属于国家的资产，也就是该企业全体员工所拥有的资产，无偿的或者代价很低的转让给了私人，而企业的工人变得一无所有并且失业。最令人困惑的是，当说到国企财产的所有权的时候，党和政府都是高调宣传企业是全民所的，财产是所有老百姓的，可是涉及到这些国企财产的使用，分配及其处理权时，政府是绝对不允许老百姓有任何发言权的，所有的权力全部是党和政府的。这个理论本身是不是一个悖论？又或者这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90年代改制的时期，也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但他们的做法是将国有企业的资产折成股份，将这些股份平分给全国民，然后由市场决定这股份的价值。这样的政策才是公平，合理，合法的。而中国的国企改革，说穿了就是一种野蛮的抢劫，是对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的抢劫。这在别的国家是非常可怕的，不可能实行，因为这个政策是违反法律和宪法的。这个政策的最大欺骗性在于，将国有企业当成共产党的或者政府的财产随意贱卖。当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后果，就是造成一部分工人失业，使他们变得更加贫穷。
再让我们看看教育产业化改革。这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教育需要改革，但绝对不是简单的产业化改革。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不是去思考如何提高大学的教育和科研质量，如何制定政策让中国的大学跟上世界顶级大学的发展，让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顶级大学那样科学研发和技术进步中心，而是想着如何使高等教育成为产业，成为赚钱的工具。那些在美国或者西方学了几年，或者走马观花似的在美国和西方参观了几次的官员和精英，要么是他们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及其运作似懂非懂，以为美国的公立大学都和私立大学一样，收取高昂的学费，要么是他们故意的视而不见美国的公立大学低廉的学费和私立大学的高昂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且忽视政府直接提供给学生个人的奖学金和各种补贴（笔者希望是无知造成的，而不是他们故意的视而不见），开始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也就是教育产业化。这个改革开始的时间，恰好就是那些70年代末在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下出生的孩子要上大学的时候。70年代末，国家开始制定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城市的新婚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的新婚夫妇多数也只能生两个孩子。70年代末期以前，国家也提倡计划生育，鼓励一个“一个不少，二个正好”的政策，但不是强制性的。由于这些70年代末以后出生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都会以毕生的资源，投入到这唯一的孩子身上。所以即使学费再怎么高，孩子的父母也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这站在父母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太聪明了（不知道该不该用聪明来形容），他们利用了善良的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通过教育产业化改革，再一次将平民百姓手上的钱，毫不留情的收刮回去。这是第二波国家利用政策改革，收刮平民百姓手中的财富。这一波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城市的工人，也包括了农村的农民。更令人不安的是，一方面在教育产业化改革过程中，不顾有限的教育资源和就业市场，不断扩大招生，在造成教育质量下降的同时，也让很多学生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另一方面，由于高昂的学费，造成很多的贫穷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学。
医疗改革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是关乎人命，健康的大事，任何国家医疗制度改革的宗旨绝对是让全民享受比以前更好，更高效的医疗保健服务，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使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尽量的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来完善城市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农村的医疗合作制度。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联合国当时把中国的农村医疗合作制度视为典范，加以推广。如果医疗制度的改革在当时的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通过国家的政策加以完善，而不是短视的加以取消，这对于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中国短视的政策制定者们，以为当时的医疗制度是所谓的公有制的产物，是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不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逐步开始推动（有的国家很早就实行了）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趋势，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国取消了全民医疗保障（即使在当时不完善），造成看病难，看病贵，不能病，可以死的怪现象。医疗制度的改革将平民百姓享受的最后一点福利也剥夺了。
你只要看看上述的各项关系到民生问题改革的政策，你就可以明白，改革的成果不可能让普通的平民百姓分享到。每当平民百姓得到了一点改革成果时，政府就会制定相应的政策，于无形中将平民百姓得到的一点点成果强制性的夺回去，平民百姓相对的变得越来越贫困。与此同时，中共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钱权交易，官商勾结，贪污受贿，加上以各种名义得到的非法收入，快速的聚集起越来越多的私人财富，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上所述的各项改革，都是针对广大的平民百姓的，没有一个是针对中共和政府内部的改革。这些政策改革的不良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这个看似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其消费能力与人口规模不成比例，国内的平均消费能力一直很低，这是因为广大的平民百姓手上根本没有钱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还在一厢情愿的提出扩大内需，鼓励老百姓花钱。难道政府不知道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在支付了房贷，子女的学费，医疗费和家庭生活费之后，手上根本没有多少剩余的钱了吗？即使有一些，这些钱也得存起来作为自己将来的养老费用，哪里还有多余的钱用来消费？
来自中共体制外的对权力的监督，可以对当今的社会矛盾起到缓解和甚至消除作用。但是这涉及到全面的政治改革，中共更是视为禁区。虽然贪污腐败猖獗，民怨沸腾，但是中共从来不想也不敢让体制外的力量来分享和监督他们的权力。中共明白如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有好处，但是对中共绝对只有坏处，甚至让中共失去政权，失去既得的利益。所以，即使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30年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越来越激化，但是对解决这些矛盾有帮助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从来没有启动，使得矛盾积累的越来越深，几乎到了爆发的临界点，这是令人担忧担忧的。中国社会再也不能陷入贪腐----民怨----暴力革命这样悲惨的轮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