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 台湾目瞪口呆
20世纪70年代初，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更触动了台湾当局的敏感神经。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引起台湾当局的极度焦虑和恐慌。当时台湾《中央日报》驻日本东京记者黄天才，见证了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时刻。
“知日派”做出错误判断
在台湾，有一部分长期与日本打交道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由于他们对日本相当了解，人称“知日派”或“亲日派”，黄天才就是其中之一，1972年中日建交时，他已在日本驻了11年。这些人自以为是“日本通”，他们认为，中日两国已有百年恩怨，要在短时间内消除隔阂，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几乎不可能。
就在田中访华之前，日本几位国会议员曾经向台方人员透露，此次周恩来邀请田中访华，日本外务省拟定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称之为“一举建交案”，即双方一次完成谈判，实现正常化；第二个方案称之为“二段交涉案”，即通过谈判，双方只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其他问题逐步再谈。外务省一再叮咛田中，到北京后必须坚持第二方案，因为“一举建交”，日本会吃大亏。这一切，都坚定了“知日派”的判断：中日建交不会马上实现。而这一判断，又对台湾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相信日台关系不会因田中访华而立即破裂。
台湾记者密切关注谈判进程
尽管“知日派”对谈判结果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们对谈判中是否会出现变数，并没有十分把握，必须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
1972年9月26日，中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高峰会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与外交部长姬鹏飞举行“外长会谈”。27日，毛泽东主席又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东京。但由于中日双方对会谈内容高度保密，外界只知道会谈日程，而不知道进展。驻东京的台方人员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不断往返于日本的外务省和新闻机构，打探消息。黄天才两夜没有合眼，房间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但有价值的消息寥寥无几。
9月28日夜里，黄天才突然接到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法眼晋作的电话，告诉他30日上午8时，法眼将邀约驻日的台湾记者在东京帝国饭店四楼“桂之室”共进早餐，主要通报今后的日台关系问题。黄天才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断定是从北京传来了谈判的消息。他立即给台驻日“大使馆”打电话，询问情况。“公使”钮乃圣告诉他，法眼已经来过电话，让“大使”彭孟缉于29日上午9时到外务省，有事面议。钮乃圣说：“看来，情势十分严重，大家心里应该有所准备。”放下电话，黄天才打开电视机，观看当日“新闻速报”。新闻中说，中日联合声明定于29日上午11时在北京发表。他把这一突发情况报告了台北，自己则一夜未眠。
中日联合声明让台方震惊
9月29日一大早，黄天才驱车赶到台驻日“大使馆”，了解情况。此时，彭孟缉已去了外务省，钮乃圣的办公室大门紧闭，整个“大使馆”气氛十分凝重。10点钟左右，彭孟缉从外务省归来，他阴沉着脸，连忙召集各单位主管到二楼开会，传达刚刚获悉的中日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的前言及要点，随后向台北做了报告。黄天才预感到，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他立刻跑到新闻处电视机前，等待收看北京的现场转播。11时，东京电视台现场采访记者以旁白的形式，详细报道了中日双方签订《联合声明》的过程，同时报道了《联合声明》的内容。接着，电视镜头切到了大平正芳召开的记者会现场。大平对《联合声明》做了补充说明。他说：“虽然《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但由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台和约已丧失其存续意义，可认为已终止。这是日本政府的见解。”大平的话，使在场的台方人员目瞪口呆，有些人竟大声谴责日本政府。当日午后，台湾“外交部”发出“对日‘断交’声明”。
几天后，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举行“双十节”庆祝酒会，会上已无往日的喜庆气氛，到会人员强作欢颜，草草应付。此酒会也就成了这些“外交人员”在东京的“最后的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