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这个题目无甚新意。毛爷进京，中共建国后，虽然对于基督教采取控制生长任其灭绝的宗教政策几十年，可是人家也装模作样地保留了一些历史性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组织和教堂庙宇设施。毛爷在位的二十七年间乃至现在，中共没有简单地取缔各种宗教组织，而是建立全国性的行业协会，由中共信任的亲共宗教头目或者名为宗教人士实为中共特务的人士担任行业联合会头目以此建立控制各宗教的监督体系。中国基督教爱国三自协会，或者伊斯兰教爱国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三自协会等等，都是中共出钱出人出领导的爱党爱国机构，明为民间宗教自治组织，实质上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中共外围机构。
中共这么干，历史悠久，不是一时兴高采烈才做的。还记得是谁救助了毛爷二大公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吗？是一个名叫董健吾的上海基督教牧师。此人在民国时期以其牧师身份掩护中共活动，实为1927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此人最大功劳有二个，一是把毛爷二个公子收留，使之免于流浪街头，二是有意识结交张学良替中共接近张学良并影响其思维，遂有后来之西安事变。毛爷后来曾说过，中共党内有二大怪人，一是和尚许世友，而是红色牧师董健吾。不过，毛爷在建国后没有报答董健吾，而是弃之如敝履。致使董牧师在1970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造反派污蔑历史不清，含冤而死。此种红色牧师得到了他应得到的下场。欺骗神，欺骗世人，跟随红色邪教的，如何能有好下场呢？另一个著名红色宗教走狗例子，应该是佛教协会的赵朴初。这半秃不秃的佛教居士也在民国时代就同共产党纠缠不清。究其一生，一直同中共明来暗往，我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此人是佛教共产党员，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早就超越了佛教空为本不涉世事的原则。中共能让他担任中国佛教会长几十年，如果不是党员也是爱党的编外党员了。
对此种红色宗教头目现象，，我认为，脖子上有套子的是走狗，脖子上没套子的也照样能够是走狗。只不过没套子的更能欺骗老百姓而已。
前些时候看到一篇子女回忆其父亲的文章，此人是河南省某民主党派副主席。其实是中国建国前的老地下党员。当年奉命打入该民主党派作为眼线。即便建国后也依然没有暴露身份，继续担任该党派的高职。后来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揭发是中共叛徒，身份因而暴露。才从该民主党派辞职，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回归中共，做到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之类的职位。此地下党员埋伏在外，历经几十年而不吭声。我不得不长叹一声，中共老谋深算，无党能出其右。中共党员死心塌地做走狗，无人能出其右。
长话短说吧，中共对于各种宗教一直采取控制其命脉的办法，不许其扩张发展，不让宗教成为有影响的社会组织，防止其壮大挑战中共的统治。不管是毛爷时代还是后毛爷时代，此政策是一贯的。中共对于基督教和天主教尤其在意，防止其因为来自西方国家而存有异心。
不过，我现在说这个话题不是因为中共对宗教的镇压之类的原因。我的想法是，第一，毛爷的红色意识形态，也就是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破产。毛爷在位三十年不到，神州大地民生凋敝，落后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历史已经证明毛爷牌号的共产主义是穿着红裤衩子的封建主义。毛爷之后这三十年，共产党搞经济有功，采取开放政策，让中国经济起飞，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但是，共产党没有能找到毛爷意识形态体系的替代品。实际上抛弃了毛爷体系，可是没能够建立新意识形态体系，中共也不老实承认和采取世界普遍价值观念，民主，自由，民生等等。处于中国古诗所说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境地。这样，事实上，中共就像脱了皇帝龙袍还没穿上西装而啥也没穿的国王。自己光着身子，还不许别人说，更不愿意主动认输，找件衣服披上。
中共愿意高粱杆儿顶门—硬挺着那是它的事儿。可是俺们中国的老百姓怎么办啊？共产主义不能再信了，三民主义也不能信。西方价值观念也不学。那么俺们总要有个信仰唔的，好打发时间抒发感情么。也就是感情有所寄托嘛。现在，13亿人基本没信仰，这境地，我觉得很可怕。人这种高灵性的动物，如果没有信仰支持，会产生道德价值体系崩溃的现象，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连锁反应，降低社会成员的素质。
解决办法之一就是重新评价基督教对中国人群的作用并允许其发展，为底层中国普罗大众提供精神支持。我从前对于基督教的了解，限于中共的污蔑宣传和无神论影响。作为老华侨流浪海外多年，我认为该是重新评价基督教、天主教的时候了。根据现时我对基督教的了解，基督教可以起到为无信仰的中国人民提供精神境界需要的作用。这里，我也不打算数说基督教的好处。起码我去过不少次美国本土教堂和华人教堂，我很认同基督教一些做法和理念。比如基督教让教徒不停地“赎罪。”这事实上可以让人不停地“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地反省自己，朝更好更虔诚更善良方向努力。这对于中国人民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天朝人心离散，贪官污吏遍地，官心民心更是毫无道德约束，人欲横流。这让俺这种海外爱国老华侨心里觉得很不好受嘛。毛爷在世时候，尚且用几个红色榜样让人民跟着学，比如抗炸药包的董存瑞，堵枪眼的黄继光，没心眼儿的雷锋等等，虽然毛爷和满朝文武大臣没人想学他们树立的榜样，但是，底层民众争先恐后地学，把这些倒霉蛋儿当做模范。俺老爸可是几次把中共建国后有限的几次涨工资，分房子，提级等好事儿让给后来的没机会的“同志们。”后来俺和俺姐长大了，由不得笑话俺老爸是傻人听傻话，缺个心眼儿多想想，被毛爷玩得溜溜转了。那个时候，毛爷的大小官宦们最多不过是住的宽敞些，吃得好些，手里也没多几个钱。而现在的红朝大小官宦们使劲儿捞钱，刮地三尺。红朝现在是无官不贪，无吏不贪。连草民百姓们也照样占便宜贿赂。这样下去，红朝总会有一天要完全烂掉，成为晚清政府。
成为基督教徒可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逐步建立畏惧神明的观念，这样可以约束他们的行为。起码让他们在作不法之事时候尚有惧怕心理。好的基督徒，也可能根本就不对钱财起邪念。中国人一直说，“取财有道。”不光说的是生财之路，也指的是合法生财，不取不义之财。尽管中国古代历代朝庭腐败者多，也有不少清官传于后世。究其原因，自身道德制约是重要因素。起码佛教中贪财会下地狱的观念是广大历朝中国人民所熟知的。至于谁在乎谁不在乎，那是后话了。
其次，基督教要求信徒们“光耀”神，一切成就归功于神。这可以在人民心中建立起谦虚之心理。人会在有所成就时候忘乎所以，也会因此而起更强烈的贪心。如果建立起“神力”不是“人力”的观念，可以让信徒心生卑微，觉得我所有是神赐的，不会放纵自己。我记得在毛爷时代。一旦有点成绩，一定要说是党领导的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然，党组织一定会说你是个人主义，尾巴翘到天上了。这不是和基督教对教徒们的日常训诲异曲同工吗？
再次，基督教常要求新教徒们帮助贫困民众，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这点很好。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一直希望我的孩子们和教徒们一样，去帮助贫困民众，学到怜悯心，同情心，奉献精神。我尤其感觉很强烈的是最近看到“豪小子”的球场表现。“豪小子”是虔诚的基督徒，使得他能够忍受多年球场不顺，意志坚强。一旦成功，他又谦虚务实，不声张虚势。他回答记者询问，应答得体，让我印象深刻。对此，我和一位朋友莫愁同感。我们谈到，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的信仰使得豪小子“成器。“由此，基督教也很可能作为广大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这可是毛爷和红朝的典型论点啊）。起到安抚愚民暴躁情绪，内在有所追求，外在有所收敛的作用。
还有，基督教也很强调社区团结。俺们秃城华人教堂北堂常常举行各种活动，虽然他们也邀请俺这种非教徒来参加，可是俺参与的时候，总觉得被当成外人，属于党组织的拉拢对象，党外群众嘛。不过，我估计，一旦俺真的参加基督教，跟教徒们一个锅里喝粥，一个屋顶下祈祷，俺可能早晚会找到“家”的感觉。当年毛爷的地下党徒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吃里扒外地拆国民党的台，回到共产党组织那里不都是眼含热泪地说，可找到党组织了？所以，哪天说不定俺也会眼含热泪地说，主啊，你救了俺这草民呐。找到你，就是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对了，其实美国的少年先锋队，BoyScott,不就是基督教外围组织么？如果你不信基督教，你不会被批准加入的。宗教信仰是这种组织的第一位标准。由此也想到，基督教也有它排外的历史。至今，俺去秃城华人教会时候，还是会时不时地嗅到些“信主才是我兄弟”的味道呢。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共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允许基督教在国内发展。这对于收拢人心，安定社会提高中国愚民们的道德水准有一定好处。一位背诵圣经，帮助贫困人群的基督徒一定会比一个手拿毛爷语录的红卫兵对社会有更好的作用的。我乐观地估计，如果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了，说不定中国的贪官会减少一半呢。
我更乐观地说，如果基督教进入中国社会，不像俺党当年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样搞“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的话，中国人民会从中得到益处的。
借用美国人常说的“神佑美国”，俺也鹦鹉学舌地来一句，“神佑中华。”但是，咱党得要允许基督的十字架在国内立起来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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