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没事。重庆政绩是实打实的。广东模式上海模式政绩也是实打实的。不是什么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事情。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可以相互借鉴相互竞争。当初改革开放深圳先行，后来有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百花齐放。
薄熙来和习近平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进步了，不折腾，不搞文革那套。文革时代因为一个事件就要站队，站错队就要被打倒，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不这样了，事件就是“孤立事件”，大家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成熟的表现。
重庆有内地模式，广东有海外接轨模式，内红外接轨，这样中国崛起才有坚韧力度，这和刀具表面处理一样，外边要硬，里边要有韧性。一国两制都可以了，模式多元化更无妨。模式多元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无缝进化的方式，坚持改革开放无需一刀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合适，这在国际竞争中是中国政治稳定性的战略优势。国际资本将更加看好中国，因为中国政局不在为一些突发事件所颠覆。模式多元性类似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在于物种多样性，中国政局稳定性在于模式多样性。
相反，那些大惊小叫呼风唤雨的人，别看他们平时恨文革恨得要命，他们这种煽风点火传谣的行径正是是文革悲剧的社会基础，以为一个“孤立事件”就要有人仰马翻的就是文革心态。时代进步了，中国进步了，可是一些人还停留在文革时代。中国政治进步不再限于容忍不同政见，甚至容忍不同政治模式，比西方民主政治宽容度大多了。
王立军事件是孤立事件，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争论的可以继续争论，薄熙来和习近平都可以就自己各自的模式继续深入改革开放。有兴趣的继续加入争论，没兴趣的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爱怎么生活继续怎么生活。
国内不同模式斗一斗不是什么坏事，没有这个磨练怎么在国际上斡旋?中国现在是一个开放走出去的国家了，如何适应各国不同商业文化？先在国内练一练，国内有多元模式。
多种模式共存有利于以后港台真正回归取消“边境”检查，有利于两岸三地申根化。
有分歧不是坏事，分歧成为常态是民主制度的标志。
有分歧才有争论才有改革才有进步。
当年庐山会议有没有分歧，能否容忍分歧？当时国际国内环境或许不允许有分歧，但不允许有分歧就是灾难。
分歧是常态，就是没有权威，这是党内民主集体领导的应该有的模式，谁说的都不是权威，老百姓说的才是权威。没有理论和模式是权威认定正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用在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上，就是老百姓拥护就是好模式。只要广东老百姓赞成广东模式就是合法模式；只要重庆老百姓赞成重庆模式就是合法模式。以后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还应该有各种创新模式为中国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作出榜样，因为现在亚非拉国家学广东模式学不来，学重庆模式也学不来，不合适他们的国情。
当年小岗村包产到户，是欺瞒党和国家的违反党纪国法的体制外改革，后来事后承认合法。
当年温州模式也是欺瞒党和国家的违反党纪国法的体制外改革，也是事后承认为合法。
建立多种模式共生的政治生态使得以后的改革开放可以都包容在体制内，不再需要体制外改革，这就是中国的进步。中国需要这样能够自我进化的体制。这可以有效地防止“茉莉花”革命和“颜色革命”那种颠覆性的动荡，有利于改革开放平稳有效深入，给社会文化足够时间消化适应这种局部渐进的政治改革。
企业信息系统升级更新，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恢复原状，即万一系统升级不成功，公司依然能够运作，至少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运作。国家改革能否有这种保障呢？至今看不到，苏联解体，东欧骤变，都是不可逆过程，错了就错了，没有退路。当年中国先在深圳改革开放试点，就有这个保障，如果深圳不成功，对全国其它地区还可以走其它的路，不必都吊在一棵树上。
没有权威裁决，老百姓高兴才算，这是多种模式共生的政治生态的基础。没有权威，也就不需要普世派来做理论权威说非得如何多党普选宪政才是合法政权之类。
没有权威裁决模式，由老百姓高兴决定，也有利于中国国际政治的灵活性性，中国香港有普选，中国没有现代学术话语的任何意识形态模式，即不是重庆模式一刀切，也不是广东模式一刀切。中国如今是对事不对国，无论什么国家，只要事可双赢都可以谈都可以做，没有明确意识形态很重要。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是“人民”，就是“老百姓”。只要对中国老百姓好就行，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损害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官方“沉默”不是被动，而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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