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能否不仇恨、不暴力？--再论王立军事件

来源: 零雨其蒙于 2012-02-17 15:27:35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5873 bytes)

王立军事件不仅引爆中国的权力之争的真相，也引爆模式之争，更让所有爱国者思考如何爱国才能达到爱国之初衷。

王立军事件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必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载入史册。

这个事件将昭示一切爱国者，一切有爱国心的的中国人，面对中国的重重困难和问题，需要恒久的忍耐，坚决地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实事求是得去作为，而不能凭借一腔爱国热情、不择手段地去胡乱作为。

王立军事件不能说明广东模式的成功，但至少表明了重庆模式的失败。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不乏真正的爱国者，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民族耻辱，每一个爱国者都试图通过自己和自己团队的努力，改变中国的被动挨打的现状。于是孙中山和黄兴成立同盟会、兴中会，发动辛亥革命，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发动南昌起义，和国民党分庭抗礼，最后在日本侵华14年的民族自救斗争之后，共产党胜出主宰大陆，国民党失败退居台湾。但是两岸虽有党派政见和利益之争，但有一个共同的不变的信仰，这就是要振兴中华。

大陆建政后的60余年，无论在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之后的世代，无论各派如何的内斗，振兴中华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在改革开放20余年后，中国经济虽然发展迅猛，成绩斐然，但是社会矛盾也广泛而深刻地积聚，随时有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危险。因此，我相信重庆模式应该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左派对民族和社会自救的一次尝试。

这种尝试不能说对中国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没有益处，但是王立军事件和这个事件之前暴露出来的问题，证明这个模式是失败的。这个模式的失败，不能证明薄和他的团队不是一群爱国者，只能说明他们是一群脱离了实事求是路线的爱国者。
这个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本人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
1）错误地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复活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路线。
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错误，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在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不分阶级，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发动全民族各人等共同发展经济，进而发展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和国防，使中国走向振兴和崛起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中国无论是资本家（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还是工薪阶层，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是公民社会的一员。只要人家不违反宪法和法律，都应该是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关系，绝对不是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关系。而重庆唱红打黑的实践里，明显地受文革极左错误思想的干扰，许多作为远远偏离了改革开放后倡导的宪法和法制的范围，唱红打黑，成了国家机器和弱势人民要求公平、公义、公道的呼声结合，撇开宪法和法律，冲击、打压甚至屠杀强势群体、杀富济贫的一场闹剧，人为地分裂了公民社会。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事实和即将揭露出来的更多事实，都将证明重庆的唱红打黑是从好的动机出发，但是走偏了方向，最终伤害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公平、公正、公义社会的伟大事业，也伤害了开展这个实践的薄和他的团队。王立军成为这个实践的体制内的第一个高级别的牺牲者。

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和腐败等丑恶现象，应该怎么办？

无论作为执政者还是在野者，都应该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解决问题。宪法和法律不完善的，要修改，体制不合理的要改革，人心罪恶的，要从宗教和文化层面解决问题。而决不能挑起阶级和社会阶层间的仇恨，仇富、仇官，斗富、斗官，使社会和国家分裂。

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广泛的国际竞争中，中华民族、中国全体国民，不分港澳台、不分左中右、不分民族和社会阶层，我们的根本利益还是一致的，我们的地区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绝对不应该是敌我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的错误就是人为地用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和矛盾，来使社会走向敌我，并且还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去打压有产阶级和原有的官僚阶层。

中华民族，无论贫富、官民，社会地位高低，都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民族资本家、个体业主、政府官员也都是我们亲爱的同胞和兄弟。发生了问题和矛盾，都要本着爱中国、爱我中华民族的信仰，抱着爱心、信心和耐心去想法子解决。因为只要大家想办法，办法总比问题多。

2）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和中央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重庆的社会改革的精神和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也犯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爱犯的错误，就是不能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打着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的旗帜，和中央政府搞对立，人为将中央政府和地方人民搞到敌我的对立面去。

薄和他的团队，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干部组织路线和政府行为上，都有明显偏离中央政府路线的嫌疑和实际。这些作为的结果，形成地方和中央的对立。最终也危害了这些作为者。

3）不应仇恨违法者，应该尊重和保护违法者的基本人权
重庆在打黑中很多作为，暴露了作为者和中国无法无天的一群人，有一样的、错误的思想感情。就是仇恨违法者，进而不顾宪法和法律，公然利用国家机器去侵犯违法者的人权。

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建立法治社会。

法制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依法办事。承认人不是完人，人人都会犯错误，甚至违法犯罪。但违法犯罪的人，也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享有公民权利的人，也是我们的同袍兄弟。不能他违法了，犯罪了，就乱用刑罚，超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他该受的刑罚。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敌人，而依然是我们需要拯救的同胞、兄弟。

一个公民、一个政府官员，没有这样的基本人权、法制观念，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和官员。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重庆模式，一方面说明了实践的可贵，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这些严重的错误和问题。这启示中国的一切爱国者，特别是那些手握重权的爱国者、执政者，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广东模式虽然不算成功，但是却没有以上的种种错误和问题。如果广东能够借鉴重庆的经验、教训，通过在坚持宪法和法制的情况下，打黑除恶，建立公平、公正、公义社会，必定能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的新局。

而对于老薄和他的团队以及在唱红打黑中的受害者和牺牲者，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还是要感谢他们，正是他们的错误，受难与担当，才使中华民族能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中拨云见雾，重新出发。
因此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善待薄和他的团队，同时也要为那些冤屈者平反、昭雪，以彰显公道和公义。

也要特别感谢重庆之外的各省处于不公正、不公平、不公义对待的处于社会弱势的同袍，正是你们在艰难、困苦中的忍耐，才使中华民族能够避免社会再次进入动乱和动荡，和平地、无暴力地进行社会改革，使全民族的利益得以保全。

因此，希望中央政府借鉴重庆、广东两地的经验教训，抓紧部署社会改革，以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

最后，我呼吁一切爱国者，不分左右，坚定团结起来，以持久的爱心、恒心和耐心，共谱中华崛起的伟大篇章，共赴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