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周恩来笑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的光环，又像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中国历史上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谓凤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恩来！
周恩来有着儒家、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们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 深厚的遗爱。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对 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如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 毅”。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 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 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 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 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 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 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 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 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 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发抒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 学理之长短哉？”鲁迅 曾在一次演讲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 书；杨朱就一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因为一旦写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英雄巨眼。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 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孔教、耶稣教和佛教)中，对生死存亡阐发得最为通达的，无过于老子和赫胥黎。
这两家学说，一派主退让，一派主竞争，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炉，实则“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来“深思” 后的见解是，老子主“无为”，实际上是想做到“无不为”；老子讲柔弱，而柔弱却可以胜刚强，比如水至柔，却无坚不摧；舌至柔，但齿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谦冲 处下，但谦冲方能受益，如江海为川谷所归。这便是老子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的精义所在。退让与竞争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对于周恩来的 见解，他在南开的国文教师深有同感，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 心，曲曲传出，识解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 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恰恰是周恩来以前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 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论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道： “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笑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 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集中的表达。
《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 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它们。所谓 “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玄德”。老子在这里阐 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着儒家、墨家那种积极 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们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 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 深厚的遗爱。
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治国理念上，周恩来还推崇“无为而治”基础上的“无我之境”。作为举世公认的行政雄才，周恩来历来把政治管理当作一门精湛的艺术来对待。早在 1943年他便意味深长地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显然，这与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脉贯通 的。在周恩来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应当把自身的活动“消融”在人民的创造过程之中，“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 和施工，本来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当人民大会堂落成时，他考虑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绩，而是一再感谢那些为工程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们，他甚至 特意安排搬迁的群众回来参观并观赏文艺演出。他的无私和淡出，给中国人留下了悠远的回忆，也为东方式的管理树立了一座丰碑。
周恩来的人格风 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他以廉养德，自奉甚俭，曾经自勉勉人地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 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但周恩来嘉惠后世的精神遗产远不仅是官德官品，而是体现在诸多方面和层次上，特 别是他的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前者表现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普遍共识，后者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 要理论基石。
周恩来精神遗产的大部分是务实主义，他曾试图以此稳步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毛泽东相比，他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周恩 来富于远大的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着重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 “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全面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多次告诫党内干部，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大家的知识 这么有限，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又这么少，因此“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万勿以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随着《共同纲领》退出历史舞 台，在经济建设上一种贪多求快的心理氛围逐渐形成，表现为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升级和生产资料的全面紧 张。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温，旗帜鲜明地反“冒进”，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从反面印 证了周恩来务实主义精神的可贵，同时也把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艰苦卓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 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丝毫大意不得，要“戒惧恐惧”地工作。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 白：“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特意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 地。按照老规矩，他对家族首脑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 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 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 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来不为所动，而 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收买笼络周恩来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