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分析当前盛世光环下的种种隐患，系统性地阐述了扶贫作为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战略的重要性以及其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意义，文章还对城市化在扶贫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中国农村的扶贫与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文章最后建议中国政府要把“扶贫”作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来提倡推广。
一． 盛世危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趁美国深陷中东战争泥沼和金融危机无暇东顾的“天时”之便，与周边国家基本确认边界，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地利”，再加上国家内部相对稳定的“人和”局面，使中国的经济、科技、国防在过去十余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2000 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协会（ WTO ）。
2002 年，中国成为吸引外资第一大国。
2003 年，中国首次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2004 年，中国第三代战机“枭龙”试飞成功。
2005 年，全国人大通过重大税制改革，废止农业税。
2006 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三峡大坝建成。
2007 年，嫦娥一号绕月工程成功发射。
2008 年，中国举办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奥运会。
2009 年，建国六十年大庆，在北京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2010 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1 年，神舟八号飞船成功发射并完成了和天宫一号的对接，中国航天迈向空间站时代。
2012 年，世界上 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 高铁将在中国基本成网。
从以上 2000 年到 2012 年的大事记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外患频仍、灾难深重的中国，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繁荣时代。然而，在我们为祖国的成就欢呼鼓舞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盛世光环下的阴影。
就中国内部的问题来说，金融危机后，过去三十年间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出口加工业深受重创，中国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固然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上充斥着“笑贫”、“仇富”的戾气；东西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大量中西部农民背井离乡到东南沿海大城市打工，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分化；过度无序地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危机以及食品安全溃守的政府信用危机，都已经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庞大，影响越来越深远，地方政府越来越难靠收买或恐吓以达到“维稳”的效果。表面上灯红酒绿的盛世中国，实际上已站在了社会动荡的边缘。
就中国的国际环境来说，情况更加险恶。中国东临世仇日本，西与处于战乱中的阿富汗接壤，南向毒品泛滥的东南亚诸国，与菲律宾等国则有海域纠纷。虽然中国解决了与大多数邻国的领土纷争，但藏南尚被印度占领，而且印度长期支持达赖喇嘛分裂中国，近来又想插手阿富汗，取得在中西亚的领导权。作为一个既有核武，又有远程导弹，同时自视为中国竞争者的国家，印度的崛起一定要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中国也是世界上核邻居最多的国家，俄国、巴基斯坦、北朝鲜、印度，都处于相当不稳定状态，他们拥有的核武库对中国的安全都是潜在的威胁。
当今世界局势变幻莫测，“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中东巨变，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中国在现阶段没有海军投放能力保证海上能源通道的畅通，而陆路能源通道则要经过动荡的中亚与西亚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高调宣示重返亚洲，旨在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严重威胁中国的能源与国家安全。
2011 年底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很可能将世界经济再次带入萧条状态。历史告诉我们，严重经济危机经常会转化成政治危机甚至军事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经济大萧条的直接产物。二战以来，除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不少国家的武器库里还增加了可以发动灭绝人口的生物战，基因战等非常规武器。二战结束后， 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将使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将会用木棍和石头（ I do not know with what weapons World War 3 will be fought, but World War 4 will be fought with sticks and stones. ）。 他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今天的世界陷入战争，其后果将远远超过二战的惨烈，很可能是决定人类文明存亡的末日之战。从法国、英国袭击利比亚可以看出，现代战争从准备到发动十分迅速，一个国家从和平滑落到战乱的历程其实极其短暂。
中国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有居安思危的备战思想，在世界局势险恶动荡的今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政府，必须要严肃考虑未来战争的可能性，及早构思战略布局，增强国家的存活力（ Survivability ），减少脆弱度（ Vulnerability ），这将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
二．扶贫：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根本战略
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中国人汲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建国以来一直大力发展军工技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制造业水平的全面提高，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军事强国，航天大国，高科技、低造价的中国武器已经进入了井喷时代。尽管国际环境日益险恶，只要中国军人有能战的实力，敢战的意志，同时有不轻易言战的智慧，环视天下，敢和中国打全面战争的国家几近于无。
虽然当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一百年前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的根源往往不在外患，而在内忧。当统治集团的腐化造成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时候，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异族入侵，整个社会立刻涣散崩溃。就象一栋美仑美奂的大厦，外表坚固，可是如果内部的栋梁腐化，一经狂风暴雨，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今天的中国尽管处处有人奢夸绮靡，但整个社会已经出现了种种混乱溃败的迹象，如果不及早正本清源，所谓盛世的繁华恐怕只是脆弱的泡影，乱世的先兆。
中国当今最大的内患在于贫富分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确有一小部分中国人先富裕起来了，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发展不均衡，还有很多人依然挣扎在绝对贫困之中。中国贫困线标准的制定，长期都依据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大卡路里来推算。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贫困线不过是一条保障‘吃饭权’的免于饥饿线。人活着，除了吃饭，还要穿衣，还有生老病死的种种费用和生存发展的需求。贫困线标准过低，使中国大量的贫困人口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帮助。
据央视网报道，“我国目前至少有一亿多人属于被社会几乎遗忘的群体，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基本收入，没有最低生活保障；还有二亿多人仅仅维持基本温饱，没有任何资产和储蓄；也有二亿多人属于自给自足型，但缺乏基本的消费能力。”世界银行2009年一份报告发现，如果使用联合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即每天生活费在1.25美元或以下，那么在2005年，中国人口中约有19%，即2.54亿人可被认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两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来看，中国有近4.7亿人口，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国际贫困线下。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让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华儿女都为之汗颜痛心。
由于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存在和痛苦常常被无心忽视甚至有意掩盖，所以解决贫困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贫困人口的客观存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NO.1（2011）》指出，中国贫困线调整步伐没有跟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议应尽快提高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扩大扶贫对象的规模。我们欣慰地看到2011年11月29日，中国政府终于开始正视贫困问题，大幅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到2300元，也就是每天0.93美元，尽管依然远远低于联合国通用的贫困标准，但是也把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发展迂回曲折，出人意料。从1949 年到1979年，中国利用集体经济的模式，动用国家力量，用三十年完成了西方将近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也建立起了一套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防体系，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外来战争的侵扰。
从1979 到200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解散农村集体经济模式，让个人创造力得到发挥，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中国消费品的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大大提高了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公平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穷人，尤其是农民的尊严和利益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在中国进入了第三个三十年的发展阶段时，应该致力纠正过去三十年在一味追逐金钱和利润的政策下，累积的大量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富分化和生态危机。简单说来，中国未来的出路在扶贫，扶贫的关键在农村。
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不能靠个人慈善施舍，更不能靠政府救济，农村扶贫的核心在于教育，把科学知识和技能教给贫困人口，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彻底解决他们的发展需要，给他们带来希望。教育是最直接有力的扶贫方式，只要政府有决心大规模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改善农村学校的条件，保证农村孩子读书的权利和机会，不出十年，就会出现精神面貌截然不同新的一代农民。
美国是个丰裕社会，有着相当完善的社会救济和保障制度，然而很多社会学家发现在美国印第安土著保护区中，依靠政府救济的地方，贫困率居高不下，而且世代相传；但是没有政府救济的部落，一方面自力更生，一番面引进人才，靠开矿或者发展博彩业，反而开创出了繁荣的社区，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数量。这个例子说明解决贫困问题的要点在于建构贫困人口的自信，传授他们科学技术和商业知识，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生存能力，帮助他们自我提升，从而达到全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总之，只有扶贫才能从根本上缩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改变中国目前存在的地区、城乡、族群、行业等多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延迟甚至消弭社会矛盾的爆发，保持国家的稳定。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中国的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在这些地区大力扶贫，还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
只有扶贫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环境。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原因在于贪婪和短视导致的无序开发。当人口贫困而资源丰富的地区的人们有了技术和技能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为了微薄的报酬而轻易出卖土地和矿产，作出贻害子孙的蠢事。
只有扶贫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防安全。扶贫的国防意义在于分散资源，把人力和财力从中心城市逐步转移到边远地区，把中国的每一个村镇都变成可以延续中国文化的方舟，提高中华民族的在未来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换言之，扶贫能够为中国筑起一条无形的长城。
总之，中国人一定要有居安思危的头脑与远见，把扶贫作为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战略，上升到国防的高度来对待，才能提高全民素质，增加民族存活力，降低脆弱度。
三． 城市化陷阱：城市化不是农村扶贫的唯一道路
关于扶贫的一个常见误区就是把城乡对立。很多人，包括决策者，简单地认为城市意味着先进、文明与富裕，而乡村意味着落后、愚昧和贫穷，因此城市化被很多国家作为解决农村贫穷问题的万灵丹，广泛使用。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城市化固然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短时间内高速增加GDP，从统计数字上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程度，但对改善大多数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却影响甚微。尤其是从长期角度的发展来看，很多时候，城市化只是把贫困人口从农村集中驱赶到城市的边缘，把他们从贫困的农民变成依然贫困的市民，对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穷状况并没有根本的作用。
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大规模城市化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是需要集中人力资源，减少流通成本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副产品。由于城市化后地产大幅度增值，因此在有限的土地上建设高楼大厦成了最划算的选择。然而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城市是建在地震带上的，随着地球进入新的地质活跃周期，而人类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很多城市高楼大厦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处在强烈地震和其它自然灾害的阴影下。2005年新奥尔良的恐怖的风灾水灾让我们意识到现代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人类面对严重自然灾害时的防范能力并没有增强，如果不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其后果不堪设想。
从国防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会令政治资源、智力资源过分集中，反而不利于国家的生存力。古今中外历史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北宋末年的都城汴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经济最发达，市区最繁华的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尽管北宋从兵员人数到军事技术都远远超过金国，但由于指挥失当，都城沦陷，几乎全部皇室成员与文武大臣被掳掠异乡，惨遭凌辱，史称“靖康之耻。”汴梁失陷后，整个国家群龙失首，尽管外地还有几十万援军，也无法挽回北宋灭国的命运。
自二战结束以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与发展，令城市在战争中格外的脆弱危险。当年在美苏两国的核威胁下，中国积极开展的“三线建设，”把大量的工业与国防建设项目安置在中西部，开拓了一个广大的战略后方，形成了反击力与震慑力，为中国赢得以后几十年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安全环境。当今的国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危险，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有国家安全意识。不能一味地扩张现有城市规模，过度集中人力、脑力和财力资源，反而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当年的“三线建设”只注重军工发展，没有在民生方面也做相应的安排。新世纪伊始，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其实是完成当年未竟之业，把沿海大城市的资源疏散到内陆，把中国贫困人口最集中的西部发展起来。
从环境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给自然带来巨大的压力。现代城市是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加上汽车尾气、工业排放的污染，使城市产生“热岛效应”，严重影响正常的自然生态循环。而且城市化的推展令中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日益严重。从长远来看，无论是高污染的煤炭，还是高价格的原油，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饮鸩止渴的效应。如果不从环境保护角度着眼，即使靠城市化增加了GDP，让一部分人发了财，可是大多数国民失去了健康，子孙失去了家园，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放任不法商人把大片膏腴之地变成不生五谷的住宅圈，表面上创造了财富，实际上是自掘坟墓的行为。中国的人均耕地数量本来就居于世界后列，城市化占地越多，粮食安全就越岌岌可危。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安全，其他的安全是完全谈不上的。靠圈地建房来创造的所谓的GDP，无非是“刮地皮”的一点浮财而已。
我们必须承认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亿万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城市建设更是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给。然而由于城市扩张，大量一无所长也一无所有的农村人口被动地进入城市系统，他们从就业到生存，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乃至歧视，社会福利更是难以得到保障。如何帮助这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新贫民改善生存环境，是当今中国扶贫事业的一个重大挑战。
过去几年中，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取法印度，放任城市贫民窟的滋长，让贫困在一定的社会人群中固化，来保障现有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水平。但更多的人认为，中国应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兄弟姐妹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我们应该借鉴北欧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公平合理的税收，教育等政策，缩小贫富、城乡、地域差别，把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变成现实。
和三十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社会与人口结构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思城市化进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尤其是讨论城市化对推动全民脱贫致富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势在必行。中国目前还有56%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农村人口数量在今后几十年中会持续减少，他们将主动或者被动地涌向本来已经嘈杂拥挤的城市。如何安排这些农村人口就业，如何提高他们的技能，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将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执政挑战，也是发展契机。
“大跃进”式的城市化不可取，高楼大厦容易建成，但是工作机会不容易创造，大量没有技能，没有经验农民涌入城市，很容易滋生出社会问题。城市化必须是个渐进式的过程，有规划，有目标，同时借鉴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北欧和北美国家的发展经验，不去盲目扩大城市规模，相反要把大城市人口向郊区疏散，而且大力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努力发展教育和服务业，让村庄城镇化，让农业产业化，让转型后的农民可以直接在当地就业。
总之，我们应该破除靠城市化扶贫的迷思，认识到当今世界从技术角度来说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信息革命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交流，交通技术的发展也大大缩短了地与地交流的成本，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帮助突破能源瓶颈，因此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避免重走环境高污染，人口高集中的城市化老路，而直接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把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相结合，开拓一条因地制宜的生态扶贫新路来。
四. 明日乡村：希望的田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探讨扶贫措施之前，让我们来先回顾一下当前中国农村贫困局面形成的原因。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农业技术水平长期领先世界，然而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依靠传统耕作方式的中国农民，由于生产力根本无法和欧美以机械化、商业化现代农业相比，中国农业价值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才逐渐边缘化。
从1949 到1979年期间，土地收归国有，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模式被转型为集体经济，政府组织了大范围的水利工程建设和农村扫盲活动，提高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农民的基本素质。但是为了集中财力迅速实现工业化，当时政府采取了城乡二元体制，利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自由流动的权利，而且以政府手段统一收购农产品，制度性压低农产品价格，事实上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方式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从1979年后到现在，以“大包干”为模式的农村土地改革，给与了农民土地使用权和个体单干自由。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为强制型“集体化”所束缚的创造力，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小农经济的缺点和局限性。除了一些邻近大城市得到了城市扩张的益处，或者靠矿产等自然资源，以及个别靠集体经营企业而致富的乡村外，大多数农村的现状极不乐观。青壮年劳力纷纷离乡背井到大城市打工，农村变成了老弱病残和儿童的留守家园。尽管中国政府从2006年开始就中止了农业税，但由于水利失修，管理失序，政策偏失，以及老龄化严重，中国农业整体面临着环境、经济、医疗和伦理等种种危机，过去三十年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可有上亿的农民依然处在贫困线下，更多的人虽然勉强温饱，但没有消费能力，更谈不上融资和提高再生产的能力。
尤为严重的是，近年来贫富分化严重，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固化，农家子弟上大学越来越难，就是上了大学，毕业以后还会有就业难的问题，就业靠“拚爹”的社会现象，阻挡了农家子弟的上升渠道，也极大地妨碍了农村的脱贫努力。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农村耕地面积少，自然资源匮乏，所以中国农民的脱贫不能单靠提高农产品的产量或价格来实现。同时，由于农村的教育资源有限，很多农民缺乏农耕以外的知识和技能，怎样提高他们的生产水平，提高农业产品的价值增值能力，将是农村扶贫事业的重大挑战。
“大包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开拓全民思维的效应，然而三十多年后，我们应该看到各自为政的小农经济在自然灾害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都不堪一击，如果想在中国达到全民富裕的目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建立新的农村模式。
事实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都是以合作化为基础的。美国根据农产品的种类建立了一系列行会来确保生产、销售、经营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障，并且通过立法来建立农产品补贴制度来确保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日本、南韩、台湾也都有农民协会通过互助合作来提高农产品的增值效应，并改善农民的收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政府应该学习各个国家的不同经验，为中国农村建设制定出一个长远的发展措施来。
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杰出的贡献，然而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经济、政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却长期处于弱势，他们的默默付出奠定了今天中国高速发展的根基。今天当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侵蚀的时候，中国政府必须作为他们最后的防线来为他们提供基本保障和最后保护，而社会的其他行业和阶层，也必须意识到反哺农村不光是所有中国人的道义责任，也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最好出路。
教育是农村发展的关键。从2000年开始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是个很好的开端，但是仅靠初级教育难以培养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本领。电视，电脑，手机，网络等现代通讯手段大大降低了知识的传播成本，政府应该大力利用电视和网络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推广技术教育，帮助农村人口学习商业知识，掌握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和创业能力。除了传播知识和技术外，教育也应该包括观念的改变。中国教育应该大力消除以体力劳动为耻的陈腐观念，让全社会了解技能教育的重要性，让劳动者感到自身的价值与光荣。
德国的制造业水平在全球首屈一指，不管全球经济如何发展，迄今没有国家能够挑战德国在精密仪器、机床等方面的垄断，原因就在于德国注重对技术工人的培育和关怀。中国如果想真正在技术上领先世界，就必须改变目前浮夸的教育方针，把注意力从创建几个所谓世界一流大学转移到投资到成百上千所中等职业学校上去。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奖对国家的经济其实不重要，但是当中国人能培育出几百万职业水平精湛的技术工人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自然就会称雄世界，民生水平自然会水涨船高。
过去十年中，中国交通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铁成网后，各地的人员与物资交流将更加便利，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和损耗程度，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设立“扶贫特区”，不搞一刀切的行政化措施，针对各个地区的贫困现状，制定发展措施。利用农村发展的后发优势，广泛使用新能源、新材料，提高农业产品的增值价值以“本土化”的方式发展经济，让青壮年农民不必背井离乡就能找到非农业型的工作，从而逆转当前的农村危机，并有效消减城乡差距。
目前农民因为没有可抵押资产，很难融资。如果政府调整目前的土地政策，由政府出面来组织改革农业资金信贷系统，为农民背书，让他们可以用土地使用权来换取资金，将会很大提高农民的贷款率，让他们得到现代金融系统帮助来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一定要慎重对待“土地流转”，绝不能放任，不放任私人资本巧取豪夺农民土地，一旦农民失去了土地依托，就会变成无法制约的流民，中国历代覆亡于流民起义的王朝比比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从1949 到1979年，中国修建了八万多座水库，治理了数百条河流，修建了上百万里的灌溉系统，可令人痛心的是，过去三十多年的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方式分散了农村基层政府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停顿，水利失修状况严重。政府必须承担起重修水利系统的责任，这样的工程不光会给中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还提高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为只有科学综合地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才可以保持水土，保护环境。
中国是世界上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政府应该继续大力发展小水电，并且在农村投资推广风能、太阳能等洁净能源项目，让广大农民能够安心持续地享用到低廉的电力，他们才有可能购买冰箱、洗衣机等耐用电器，制造业才能稳定地扩大市场。
政府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需要，发展交通，冷藏和储备等和农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的基础建设会给产能过剩的城市企业带来新的机会和更多的利润。政府还应该根据具体的农作物，制定从生产到加工到营销的综合性市场策略，让农民除了生产农产品外，还可以从商业链的不同环节中受益，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只有当农民的综合收入水平提高了，中国才能真正扩大内需，消化剩余资本，促使经济繁荣，保证社会安定。
尽管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制造业的发展使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依然有将近一半以上的人口还是以务农为生，遍布在各个城市中的亿万农民工依然根系农村，中国到底是个农业大国。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农村贫困依然广泛存在的现实，努力改善农村的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的经济状况，把今天老弱病残留守的黄土地，变成明天朝气蓬勃的希望田野。归根结底，全面发展农村，帮助广大农民脱贫才是中国最好的维稳措施。
五. 重塑中华魂：为人类开辟共同富裕、天人合一的道路
自从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天朝大国的美梦后，将近百年的战乱和屈辱，使中国人对自身的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经济体系都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无论是以欧美为参照的“全盘西化”还是以苏联为模式的“共产主义”，都是为了救亡图存而不得不走的生存之道。经过过去六十多年的发展，今天中国已经没有百年前面临被列强瓜分的生存危机，也没有三十多年前渴望现代物质生活的焦灼感，中国民族已经实现了伟大的复兴，然而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今天的中国人应该重新思考今后发展道路。
殖民主义也好，帝国主义也罢，甚至所谓的“全球化”，体现的都是过去五百年欧美人制定的是“奖强惩弱”，“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游戏规则。依靠军事优势，这套规则带给了欧美等少数国家高水平的生活，也带给亚非拉各国数百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即使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品质建立在对全球资源的消耗和控制上。事实上，每一个美国家庭后，都站着几十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能源奴隶。我们的星球根本无法提供十四亿中国人同样的资源，中国人必须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这条道路的核心在于扶贫。扶贫不是施舍，也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帮助本来没有生产和消费能力的穷人进入经济体系，让他们变成价值的贡献者和产品的消费者。消费者数量越多，消费能力越强，富人才能有可能持续性地增加财富。而且“有恒产者有恒心”，一个社会资产拥有者越多，社会越稳定，越容易管理，所以扶贫是穷人，富人，社会三方面共赢的行为，非常值得提倡。
如果政府能把扶贫当作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根本战略，就会意识到扶贫最有效的国防。把国防和扶贫一体化，适当削减军费，把省下的钱投资到人身上，尤其是孩子的教育上，这将是最有回报的投资；寓兵于民，减少正规军数量，大规模训练民兵，让他们平常参加经济建设，战时迅速转化为军人；关注农村教育，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把农村建设成文化方舟，增加中华民族的生存力；扶贫还能减少民族矛盾，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
目前美国高调重返东亚，企图军事上围堵中国，经济上控制中国，中国政府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上策是扶贫。对外扶贫可以结好邻国，只要有了共同发展的机会，没有国家会笨到替美国当炮灰。对内扶贫可以增加内需，老百姓手里的钱越多，才越有购买力。中国的经济可以不再受国际市场需求的波动而困扰。
中策则是继续目前的政策，外交上以“韬光养晦”，经济上以购买美国的废纸国债来换取国际秩序的安定。然而靠这种做法不仅损失了本来可以改善中国百姓生活的血汗钱，还丧失了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长期来说，并不符合民族利益。
下策是武力冲突。以中美两国目前的武器水平来看，双方直接交战会带来人类的末日。最可能的是某邻国在利益驱动下，挑战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被迫接招应战。“兵势一交，不可骤解”，中国海军还没有能力冲破第一岛链的封锁，重要的海上商业通道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中，国际形势的动荡会直接冲击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由此看来，扶贫是中国最有效的国防政策，也是最有力的经济发展保障。
如果政府能把扶贫当作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根本战略，就会意识到扶贫还是最有效的环境保护策略。我们应该懂得，我们并不曾从祖先手中继承土地，不过是从儿孙手里借用一段时间，想造福儿孙，必须保护环境。只有扶贫才能提高农民的认识水平和环境意识，杜绝毁灭式的开发，科学有序地利用自然资源，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存，实现新世纪的“天人合一”。
如果政府能把扶贫当作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根本战略，就会意识到扶贫是通往世界和平的桥梁。英国曾以“贸易”为立国根本，靠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队纵横天下，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后，就变成了奄奄一息的日落帝国；美国以“人权”为道德旗帜，击败苏联，成为二十世纪末的世界独霸，然而自从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沼和金融危机的经济泥沼，也开始全面收缩。如果中国想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世界的领袖，就必须有自己独特核心的价值观，我们认为没有比“扶贫”更能体现中国传统的“仁义”理念以及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政策。
二千年前司马迁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今世界格局中的种种冲突与纷争都和利益有关。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切实解决了中国所有老百姓的贫困问题，富裕安定的生活就会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万国衣冠朝冕旒”的胜景必然再现。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有雄心帮助世界其他的人民来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中国自然就成为世界的领袖，“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其实才是扶贫最大的红利。
爱因斯坦曾说过，这个世界的危险，不在于有人想做坏事，而在于很多人袖手旁观（The world is a dangerous place, not because of those who do evil, but because of those who look on and do nothing.）。我们衷心希望政府意识到扶贫的重要性，把扶贫作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根本战略，大力推展，更希望每一个普通人都行动起来，加入扶贫队伍，为人，为己，为子孙后代，做一点儿有意义的事情。
“计利当计天下利，”扶贫代表天下人的利益，我们深信中国人有志气为人类开辟一条共同富裕、天人合一的扶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