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482757.html
乌坎事件背后的中国与世界
宋鲁郑 2011-12-23
文章开始前，先做一个竞猜，以下的事情究竟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有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公民，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开枪打死。不料警察反污蔑此人袭警，被击毙是罪有应得。如此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自然引发长期受到不公正、歧视性对待的民众的愤怒和抗议，进而酿成骚乱。骚乱发生后，国家领导人和媒体（可能是国家豢养）众口一词，指责抗议者是暴徒，暴民，随后出动大量警察抓捕共计四千余人。司法机关也连夜从重从快审理。手机和网络公司也纷纷配合政府，主动破解、提供参与者的信息，供政府抓捕。其中一位青年人仅仅由于在网络上号召参与，就被判刑四年！不仅如此，政府还声明，必要时将出动装甲车和军队。
看到这里，西方对中国有偏见、国内理念至上的自由派或许已经给出答案：这不就是中国吗？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侵犯人权、没有法治、没有言论自由和上网自由的国度。
不过且慢，事件还没有讲完：骚乱平息后，没有任何人为酿成此大规模骚乱负责。而且西方国家也纷纷站在这个国家的立场上，在对付民众抗议颇有一手的美国甚至应邀派警界专家传授经验。看到这里，或许又感到这不像是在中国。因为如果中国出现类似事件，一定会追究责任的。因为中国有问责制。而且，西方也一定会口诛笔伐，夸张其词（最新名言：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这个国家就是英国。而且直到今天，尽管骚乱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圣诞节也快要到了，英国的警察仍然坚持不懈的进行“秋后算账”，在刚进行的大搜捕中，又有六十二人“落网”。有了英国这个例子做对照，就容易理解发生在中国的乌坎事件了。
首先，外界对乌坎事件有许多批评，认为报道不透明，也不及时。当然一个村发生的事件新闻性自然比不过英国首都伦敦发生的骚乱。没有过多的报道也是正常的。要知道，2011年发生的大事情实在太多。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管好坏，都比不了欧洲的债务危机、中东的血腥革命以及遍及全美持续至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就要结束了，我特意关注了CNN和法国媒体做的年终评选，发现一个共性，在中国几乎天怒人怨的首起动车事故----这样的大事----都无法入选。其实说来也简单，火车事故实在太缺乏新闻性，中国出动车事故的七月，印度发生四起。而在此前后，美国发生三起。当然，正是举国上下对事故的不宽容，才是中国为什么事故少、安全性高的原因。假设美国和印度发生第一起的时候就如同中国一样惊天动地，怎么还会发生第二起，第三起乃至N起呢？要知道，中国一年火车要运送二十一亿人次，超过德国二十年的总和，但事故绝对数却相当。事故发生后，有不少声音指责中国的管理体制不好，看来是有违或者无视事实。
不过，从海外看乌坎事件，恐怕还要加上一个原因：假设中国的媒体如同英国的媒体，中国的国际环境如同英国的国际环境，乌坎事件多透明也没有什么。
其次，乌坎事件是由于征地引发的。具体的详情虽然现在还不可知，但相信是有贪污和侵犯村民利益的行为。但令人不解的是，做出这一切的是村支书和村主任。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村级选举已经搞了二十年，村主任都是民选产生的。何以民选产生的村级领导，竟然如此腐化，大肆侵吞、侵害民众利益？
中国实行村级选举，应该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村是一个较小的社会单元，人人都了解，选举的成本低。而且即使出现问题，影响的面极小。二是改革开放后，公社制度取消，建国后对农村直接管理的方式被放弃。于是决定实行农村自治。三是以此对乡一级政权实行某种程度的制约。四是也是对西方指责的一种回应。算的上是村这一级的还权与民。然而，村级选举搞了二十多年，其成效却远无法和当年的包产到户改革相比。说是失败也不为过。选举的初衷是为了选贤与能，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大规模的贿选，家族势力和黑社会势力崛起。与有资源的村选举出现的恶性贿选相比，没有资源的村则出现了无人竞选的现象。
村级选举令人失望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基层仍然是宗法社会，人情与家族是社会运行的基础。选举到了，候选人如果不贿选，就会被认为不给村民面子。家族卷入选举更未选就决定了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当选的村官，要么以家族利益为重，忽视或者牺牲小姓村民的利益，要么为了捞回选举付出的成本而更加疯狂的腐败，如果是黑社会当选，则更加没有底线。乌坎事件中，民选出来的村官变身为贪官，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理解乌坎事件的中国背景。
我一向反对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除了民主化过程会不可避免的产生社会动荡、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渐进式民主模式行不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直没有谈及。哪就是中国做为一个人情社会，各阶层早就织成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的关系网。中国现行体制，尚能对此进行制约，照顾全民利益。而一旦实行民主化，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民主的形式合法地掌握全部资源，弱势群体将再无出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转型就是如此。老百姓承担了转型的代价，利益集团则攫取了全部利益。
第三，乌坎事件再次重创了广东模式。中国由于地域广大，千差万别，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因地制宜之策，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依然有华西村这样的典型存在。不过，2011年，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多种模式的存在和竞争，这本身就是中国现行制度具有生命力和包容力的写照。如果我们分别只用一个词来概括重庆和广东模式的话，一个是民生，一个是民主。然而，两者的表现却在2011年出现了明显的反差。重庆模式通过打黑，带来了安全。重庆的治安排名从倒数跃居全国前列。通过建立公租房，开始缓解百姓的住房难；通过食品卫生整顿，成为第一个宣布地沟油消失的城市。通过土地转换为核心的户籍改革开始解决农村进入城市的难题。通过大搞绿化，开始解决环境污染。通过“官员下乡”来整顿吏治，同时密切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在重庆没有城管与小贩的冲突。而与此同时，其经济增长更是前所未有。
反观广东，虽然是全国经济排名第一的大省，富省，但治安之差全国闻名。全国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广东就占了三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但2011年最令全国瞩目的则是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仅六月份连续发生增城和潮州骚乱震惊全国。现在乌坎事件只不过是另一起罢了。而且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乌坎事件竟然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得不到解决，这在一向以效率著称的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以广东的经济实力，采取维稳、“花钱买平安”的方式来解决并非难事，显然在这里缺乏的是政治决断。更不可思议的是，早在瓮安骚乱，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放弃给群体性事件贴政治标签的作法，而仅仅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解决。但这一次乌坎事件，却被地方政府定性为境外势力干扰，是敌我矛盾。如此落伍思维竟然就发生在开风气之先的广东！
广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引发外界批评并非始自今日。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而重庆则是出动特警为民讨薪。2010年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结果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却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而重庆则是由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对话，寻找解决之道。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自由派群体面对重庆和广东如此不同的表现，却一边倒的支持广东模式，而对重庆模式横加指责。我很难理解的是，贺卫方可以为一名高高在上的律师抱不平，何以就无视广东增城、潮州底层百姓的苦难呢？一向号称站在民众立场的南方报系，这次到乌坎采访，也被村民指责报道不公正。十分的耐人寻味。
至少到目前，广东以民主为象征的模式远远逊色于以民生为特点的重庆模式。原因或者是这种诞生于西方的民主确实不适合中国，或者广东没有把民主运作好。但向来以结果做为衡量标准的中国来说，广东模式的吸引力、认可度是远远比不上重庆模式的。
第四，目前乌坎事件已峰回路转，正逐渐平息。而这种解决模式，也依然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政治传统向来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总是好的。在当代则是民众只反基层的贪官而对中央寄与希望与信任。就是在矛盾最尖锐的时刻，乌坎村依然悬挂着这样醒目的标语：请求中央政府救救乌坎村民。而最终，中央政府也不负重望，广东省政府组成的工作小组进入，秉持“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明确承认村民的多数诉求是合理的，乌坎村民的举动属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终接受了村民的所有条件，征用的土地也将收回，并赔偿原来徵地者的损失。同时也表示理解和原谅村民的过激行为，发生在九二一和九二二的砸坏警车等事不会追究（不妨想想现在正在继续追究的英国）。代表中央立场的《人民日报》，其评论堪称经典：有利益博弈并不可怕。有了这样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协调关系，让整个社会处于动态稳定之中。群众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再合理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基层政府也不能把本属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在乌坎事件中，基层政府最初失误正在于，没有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让理性的上访升级为过激的行动。省工作组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坚定承诺，化解了激烈的情绪，为问题的彻底解决，为当地的稳定和谐，创造了基本条件。”
这种解决模式其实应归功于中国式的契约论。西方的契约论是指，统治者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也就是权力通过选举产生。而中国的契约论则是政府提供经济发展、秩序和赈灾等功能，百姓则接受统治者的统治。如果西方式的契约论重点在程序和过程，中国的契约论重点则在结果。传统不同，文化不同，难以一言定优劣。只能是什么土壤就只能采用什么方式。
最后要谈的是中国强势政府与自由派的“良性循环”。中国几千年传统上就是强势政府（地广人众、农业文明对大型水利工程的依赖），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是如此。这似乎不太符合自由派所倡导的“大社会、小政府”理论。不过，自由派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政府越来越强势，自由派也功不可没。每当中国出现问题，自由派就习惯性的把矛头指向政府。并借助民粹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这种压力又迫使政府介入和采取措施。结果却形成了每出一次事情，政府的干预就越广泛和深入，而政府干预和介入的越深广，政府就越强大，自由派心仪的“大社会、小政府”就愈发遥远。这就是自由派的悖论。然而问题在于，自由派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助推一个更强大的政府出现。假设自由派能够对车祸、矿难、食品安全等就事论事，客观以待而不是动辙上纲上线到制度和政府层面，或许中国的强势政府会有所改变（不妨想想煤矿行业的国进民退不就是和矿难密切相关吗？）。公平而论，这并非自由派才学疏浅，实是传统力量的无比强大。从而令自由派经常表现出言、行的分裂和矛盾：主张言论自由，却又对不同意见缺乏宽容；主张民主，其手段却往往是专制色彩、人治色彩浓厚。从我本人来看，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知道并且承认民主转型会导致动乱、甚至内战和国家分裂，但仍然认为为了更美好的民主明天，这些都值的牺牲。而这种逻辑和他们反对的斯大林主义却一脉相承。斯大林不就是主张，为了更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今天的牺牲就是必须的吗？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