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苏联式的土崩瓦解 学习美国式的长治久安
辛子陵（2010.10.6.）
政治体制改革风声一起，主流媒体的写手们纷纷出来划清界限：问一问姓无姓资，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光明日报》于
“划界”理论是祖师爷列宁传下来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理论有两大要点：一个是阶级论，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坐天下，这是阶级的优势；一个是数量论，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永远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这是数量上的优势。当时列宁理直气壮地说：“无产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这两论一摆，反对者只好噤声。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这个为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
这一套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人民还是信服的。暴力夺取政权，首领不执政谁执政呢？两代人的时间，合法性的危机就出现了，三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中越等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列宁为一党专政打造的“护身符”是1918 年发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表现在彼此易位。“无产阶级民主制”正在变成代表一小撮权贵资产阶级的政权（如中国、朝鲜），“资产阶级民主制”超出了有钱人的范围，变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权（如美国、欧盟诸国），投票权成了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有力武器。
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欧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产限制，说这个时期的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民主大体是不错的。1883年恩格斯说：“‘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美国和西欧国家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当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的时候，恩格斯的观点完全变了。他肯定了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
1924年1月，英国出现了世界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北欧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政策调节，不是重建制度，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奠基的。所以从制度上说，这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但这次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其影响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使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使暴力革命变成了和平进化，使社会重大的利益调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剥夺资产阶级，保护了先进生产力，保证了生产率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政府调节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实现了相对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资本家可以接受，劳动者也满意的根本国策。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政策调整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一个既非老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的老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社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政府实行再分配；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政策，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叫响的。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使原来的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中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苏联模式的变种，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历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说上世纪40 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 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光明日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由谁统治”的问题，好极了，我们就从这里入手，只要一较真就会发现，这正是执政党的软肋。构成我们政权的四梁八柱是些什么人呢？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这个概念在本文中专指大陆）人的资产占有情况，是党和政府的中层以上干部成了特权阶级。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 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 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更多的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这个数字许多文章引证错了，说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点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
邓小平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多次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革命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没有人能够控制左右他们。三代人以后，强人政治已经变成了常人政治。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幸运地通过各种机遇走上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在组成当今社会合力的力量中，权贵集团力量最强，所以权贵集团可能决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贵集团的俘虏 (西方政治学已经有一个共享名词“俘获国家” [State Capture] ，中国习惯译成“俘获政府”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领导人成了权贵集团的俘虏），被他们所掌控，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所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媒体过滤掉，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他们企图把改革派领导人与人民隔绝开来。改革派领导人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力量。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改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和平改良，一种是暴力革命。
两报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这种站在云端说出来的神话，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十万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苍白，那样丑陋，那样无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种程度，连指鹿为马的祖师爷赵高都只能自叹弗如。在推动中共亡党亡国的问题上，两报一刊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头功”。
结论：原来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众的，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共是经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进而成为执政党的，没有参加过暴力革命的党派不可能成为与它平起平坐的反对党；而没有具有平等资格的反对党的监督，革命党必会腐败蜕化，这已为二战后社会主义各国走向衰亡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特别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一党执政走向腐败的鲜活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中国的具有反对党资格的反对党，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一个从中共分裂出来的、在执政党面前毫不矮化的反对党的存在，是执政党正确执政、民主执政、廉洁执政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政党轮替，不会产生亡党亡国的心理危机。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干预政治，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实现。
美国轮替执政的两党，原本是一家。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来源于1792 年托马斯·杰斐逊建立的民主共和党。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 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的主要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1825年，民主共和党发生分裂，其中一派自称国民共和党，后改称辉格党；而另一派在延续了一段民主共和党的名称后，1828年建立民主党。1854年7月，辉格党与北部民主党人和其它反对奴隶制的派别联合组建共和党。1860年11月，共和党领导人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当选为总统，该党首次执政。
1861 年4月至1865年5月发生了南方奴隶主的叛乱。林肯领导了共和党政府平息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
南北战争结束后，共和党五任总统连续执政20 年。由于长期执政，许多共和党官员贪赃枉法，腐败无能，引起民众的痛恨。民主党改变了只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狭隘立场，转而代表工商企业家、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利益，其总统候选人克利夫兰在1884年大选中胜出，当选第22任美国总统。从此，共和党与民主党通过竞选轮替执政的局面形成。
参照美国长治久安的历史经验，只有执政党一分为二，只有把党的队伍整编成两路大军，这两支同根生的党的队伍，才能够互相监督，互相砥砺，互相轮替，互相转换，在为国民服务的竞争中接受执政的考验，永葆青春，永不懈怠，永不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主义共产党(2009年1月成立)、中国工人党（2009年7月成立）的出现是件好事情，要因势利导，允许其合法存在。
现在共产党内事实上有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
官僚资本主义派是当权派。他们控制着国有企业，控制着媒体，控制着国家机关。他们主张改革开放既不前进（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后退（放弃经济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时代），停下来。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想的是“维稳”，干的是“维稳”。他们增加维稳经费，扩大维稳编制，甚至运用安元鼎保安公司这样半黑社会力量抓捕关押上访者，想在国庆60周年露一手，创造太平盛世。让他们没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他们终于认识到，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们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有所动摇。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访华。
毛派的主体是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农弱势群体的面目出现，打毛的旗帜，以公平正义夺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夺取政权，至少是谋求政坛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组织了两个毛派政党。他们甘为权贵集团利用，攻击改革派，成为权贵集团的同盟军。
民主社会主义派由党内民主派演化而来，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胡赵被撤换后跟着失势。这一派是一个广大的党内干部群体，离退休老干部多数属于这一派，在职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们人数众多，但不显山，不露水，不组党，不组派，等待中央转型。他们忧国忧民，也真心为党，主张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性的救党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一个类似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或政党，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谁能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谁将在党内和民众中争得多数，谁将在十八大胜出，并主导中国的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最近明确表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他还表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决定国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
温总理的坚定态度，说明在当权派中，改革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硬。这种明智态度，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正当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向人民走来，与人民结合的时候，有人说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温家宝，他是有个人企图的，你们这些“改革迷”被他耍了……，这些“智者”明告我们的是共产党只能推翻，不可能改革；我听到的画外音是：把温家宝和人民隔开，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来势汹汹的改革潮流就被化解了。我很赞成一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致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
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执政党的民主化。“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是陈独秀说的。要承认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派别，把这看作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能力。有意识地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
要有意识地建设一个与执政党相辅相成的反对党，在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不能继续执政时，成为有准备地替补队员。谁能担当大任，被推上历史的前台，要看他们的表现。中共各派只有在党能够继续执政的前提下，才有自己的前途。毛派必须改变文革思维，放弃推翻中央领导，祸乱全国的打算，自觉地参加到民主宪政的运动中来，按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的模型建设和塑造自己，才能成为政治改革中的建设性力量。在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下，在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实现党的民主转型，建设执政党和反对党能够互相转化、互相替补的多党制，避免苏联式的土崩瓦解，实现美国式的长治久安，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201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