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何清涟的“中美关系变化之回溯”zt

               简评：何清涟的“中美关系变化之回溯”大体上来说，何清涟对近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轮廓清晰的概述，但遗憾的是何的概述在两个重要方面留下了大的漏洞：

                              万长安

大体上来说，何清涟对近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轮廓清晰的概述，但遗憾的是何的概述在两个重要方面留下了大的漏洞：

1．    中美关系为何对中国如此重要?

2．    中美关系为何突然出现了明显的滑坡？

政治经济往往密切相关。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脱贫致富有两条政治路线作为基础：对内放弃阶级斗争，对外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保持友好，与西方进行密切的经贸合作往来甚至包括相当密切的文化往来。 苏共倒台后我党就成了唯一的“共产主义”大国，但是我党奉行的与西方友好政策使得西方的反华势力捞不着借机大势上扬的把柄，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争取到了长时期的和平环境。

老邓的一大遗憾是他没能长寿看到香港回归，但他毕竟亲眼看到了他的政治经济路线已快速进入正轨。江尽管来自传统派集团，但对邓的政治经济路线是心领神会贯彻执行不虚余力。 美国911事件发生时，江是最早致电布什表示支持美国反恐的外国元首之一。  胡作为邓指定的隔代接班者当然不会放弃改革开放路线，不会有意在与中美关系中制造什么麻烦。

邓阖眼见马克思之前多少还是有些耽心：党内军内的左派和传统派是否在他百年后集结，一举推翻他生前的政治经济路线，高举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大旗与西方势不两立全面对抗。 所以邓给后人留下了两条遗训以防有变：对外要韬光养晦（不搞对抗），对内要拗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不搞内斗阶级斗争也不搞会引起动乱的政治变革）。 

与美国西方友好其实是党内高层各派的共识由来已久。根据记载，联美抗俄的想法是四十多年前由在文革中下放到工厂的几个老帅们提出，作为左派的巨头，老毛得知后欣然同意。 作为传统派的总头和毛晚年内政外交的主要操盘手，周恩来是极力赞成与美恢复正常关系。有那么一次周在与基辛格的谈判中放矮了点身段，事后就受到了四人帮的一顿面对面劈头盖脑的猛烈批判。

中国在文革后期与美国西方的接近建立正常关系一方面是为了抗击俄国，另一方面是为了进入联合国摆脱在国际上的相对孤立状态，最后也是为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十年后，邓的改革开放把毛周的与西方正常非敌对化的政策推到了一个维持密切友好关系的新水平。 当阶级斗争被放弃，市场经济被大规模引进之后，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就消失了很多，剩下的差异几乎就只有了一党专制。 

从1978到2008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较大的波折。 1989年64 之后三年，美国西方停止了与中国高级别的政府来往，大大削减了与中国的经贸数量和技术援助。  1992年克林顿上台后的现实主义思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契机，老邓和江主动迎合，使中美关系又驶入了正常轨道。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经历了64 的低潮后也被邓的南巡讲话注入了新的巨大活力再次扬起高潮。中美关系的第二次波折发生在2005年夏天，起源于美国国防部长Rumsfield作为超级鹰派的反华思维，其结果是Robert  Kaplan,  Max Boot 等人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公开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安全威胁军事上的对手。 幸好美国国务院，美国几位资深媒体人物，美国的几位高级将领包括参谋长联席主席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发出了不同声音压住了极右反华鹰派的狂想。

中美关系的第一次波折持续了几年时间但主要是在政治经济的层面，第二次波折虽只有短短数月但由于涉及到军事看上去似乎险像环生。现在，中美关系的第三次波折好像是呼啸而来，然而，何清涟给出的解释过于简单，在她看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强硬，中国的国力增强后说话的口气自然不同。

何清涟没有看到或者看到后不想点明的是，中国目前对美国的态度变化主要是来自于党内派别的斗争。 这些年来，在党内占有主导地位的传统派们突然感到了“民主”是个威胁，改革派要求民主宪政和增加人民对政府监督的呼吁使传统派们有些手足无措。在中国是否要引进市场经济的问题上，20年前传统派的新一代骨干在邓的压力之下欣然让步引发了浩大的市场经济潮流。于今改革派们又想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传统派觉得必须竭力反击。

要击退改革派就必须搞臭民主，要搞臭民主就有必要搞臭美国，要搞臭美国就需要大力宏扬民族主义压制个人奉行国家至上。当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公平正义得到了第一优先，党就拥有了至高的权力。因为只有共产党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人民就必须把党而不是民主宪政奉为神灵。

在党内军内的传统派们看来，中美疏远和对民主的打压都只是暂时现象。一旦党内路线斗争尘埃落定告一段落，中美关系就可以马上修复，民主和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着手进行。 原则是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一切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最好是由传统派来着手主持。 

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一切有利于民生民主的政治和经济变革离不开传统派的赞同参与甚至是领导指挥。 传统派目前的反普世方针也许有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中国模式，但同时也暗含着危险。 这个危险就是，反美反普世的口号对中国的极左派来说也是一付兴奋剂和大补丸，

我们不妨设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的某一天，像孔叫兽这样的极左角色通过潜伏进入把持了军队的上层，文革浩劫将会重演。当黑暗到来之时，被称为左派带路党的传统派们与被称为右派带路党的改革派们，其命运大概只是会大同小异。

在18大之前的路线斗争中，传统派改革派邓派都在边走着钢丝边斗法，中华民族的安危和福祉就维系在这些钢丝行走者的智慧修养和良心之上。 

要改变我党三十多年与欧美修好的传统共识并非易事。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看到中美联手的就是俄国总理普金，因为在中美欧的三道重压之下，俄国就只是个二流强者，中国与欧洲分享着老二老三的荣耀。 中国一旦联俄抗美，俄国就有了老二的荣耀，因为那时中国必须仰仗俄国的军事力量。 中国放着老二不做，要去仰仗一个经济上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含量的军事强国，岂不有点遗笑大方？ 

 

 

 

1．    中美关系为何对中国如此重要?

2．    中美关系为何突然出现了明显的滑坡？

政治经济往往密切相关。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脱贫致富有两条政治路线作为基础：对内放弃阶级斗争，对外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保持友好，与西方进行密切的经贸合作往来甚至包括相当密切的文化往来。 苏共倒台后我党就成了唯一的“共产主义”大国，但是我党奉行的与西方友好政策使得西方的反华势力捞不着借机大势上扬的把柄，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争取到了长时期的和平环境。

老邓的一大遗憾是他没能长寿看到香港回归，但他毕竟亲眼看到了他的政治经济路线已快速进入正轨。江尽管来自传统派集团，但对邓的政治经济路线是心领神会贯彻执行不虚余力。 美国911事件发生时，江是最早致电布什表示支持美国反恐的外国元首之一。  胡作为邓指定的隔代接班者当然不会放弃改革开放路线，不会有意在与中美关系中制造什么麻烦。

邓阖眼见马克思之前多少还是有些耽心：党内军内的左派和传统派是否在他百年后集结，一举推翻他生前的政治经济路线，高举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大旗与西方势不两立全面对抗。 所以邓给后人留下了两条遗训以防有变：对外要韬光养晦（不搞对抗），对内要拗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不搞内斗阶级斗争也不搞会引起动乱的政治变革）。 

与美国西方友好其实是党内高层各派的共识由来已久。根据记载，联美抗俄的想法是四十多年前由在文革中下放到工厂的几个老帅们提出，作为左派的巨头，老毛得知后欣然同意。 作为传统派的总头和毛晚年内政外交的主要操盘手，周恩来是极力赞成与美恢复正常关系。有那么一次周在与基辛格的谈判中放矮了点身段，事后就受到了四人帮的一顿面对面劈头盖脑的猛烈批判。

中国在文革后期与美国西方的接近建立正常关系一方面是为了抗击俄国，另一方面是为了进入联合国摆脱在国际上的相对孤立状态，最后也是为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十年后，邓的改革开放把毛周的与西方正常非敌对化的政策推到了一个维持密切友好关系的新水平。 当阶级斗争被放弃，市场经济被大规模引进之后，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就消失了很多，剩下的差异几乎就只有了一党专制。 

从1978到2008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较大的波折。 1989年64 之后三年，美国西方停止了与中国高级别的政府来往，大大削减了与中国的经贸数量和技术援助。  1992年克林顿上台后的现实主义思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契机，老邓和江主动迎合，使中美关系又驶入了正常轨道。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经历了64 的低潮后也被邓的南巡讲话注入了新的巨大活力再次扬起高潮。中美关系的第二次波折发生在2005年夏天，起源于美国国防部长Rumsfield作为超级鹰派的反华思维，其结果是Robert  Kaplan,  Max Boot 等人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公开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安全威胁军事上的对手。 幸好美国国务院，美国几位资深媒体人物，美国的几位高级将领包括参谋长联席主席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发出了不同声音压住了极右反华鹰派的狂想。

中美关系的第一次波折持续了几年时间但主要是在政治经济的层面，第二次波折虽只有短短数月但由于涉及到军事看上去似乎险像环生。现在，中美关系的第三次波折好像是呼啸而来，然而，何清涟给出的解释过于简单，在她看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强硬，中国的国力增强后说话的口气自然不同。

何清涟没有看到或者看到后不想点明的是，中国目前对美国的态度变化主要是来自于党内派别的斗争。 这些年来，在党内占有主导地位的传统派们突然感到了“民主”是个威胁，改革派要求民主宪政和增加人民对政府监督的呼吁使传统派们有些手足无措。在中国是否要引进市场经济的问题上，20年前传统派的新一代骨干在邓的压力之下欣然让步引发了浩大的市场经济潮流。于今改革派们又想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传统派觉得必须竭力反击。

要击退改革派就必须搞臭民主，要搞臭民主就有必要搞臭美国，要搞臭美国就需要大力宏扬民族主义压制个人奉行国家至上的观念。当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公平正义拿到了第一优先，党就拥有了至高的权力。因为只有共产党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人民就必须把党而不是民主宪政奉为神灵。

在党内军内的传统派们看来，中美疏远和对民主的打压都只是暂时现象。一旦党内路线斗争尘埃落定告一段落，中美关系就可以马上修复，民主和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着手进行。 原则是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一切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最好是由传统派来着手主持。 

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表明，有利于民生民主的政治和经济变革离不开传统派的赞同参与甚至是领导指挥。 传统派目前的反普世方针也许有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中国模式，然而同时也暗含着危险。 这个危险就是，反美反普世的口号对中国的极左派来说也是一付兴奋剂和大补丸，

我们不妨设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的某一天，像孔叫兽这样的极左角色通过潜伏进入把持了军队的上层，文革浩劫将会重演。当黑暗到来之时，被称为左派带路党的传统派们与被称为右派带路党的改革派们，其命运大概只是会大同小异。

在18大之前的路线斗争中，传统派改革派邓派都在边走着钢丝边斗法，中华民族的安危和福祉就维系在这些钢丝行走者的智慧修养和良心之上。 

要改变我党三十多年与欧美修好的传统共识并非易事。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看到中美联手的就是俄国总理普金，因为在中美欧的三道重压之下，俄国就只是个二流强者，中国与欧洲分享着老二老三的荣耀。 中国一旦联俄抗美，俄国就有了老二的荣耀，因为那时中国必须仰仗俄国的军事力量。 中国放着老二不做，要去仰仗一个经济上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含量的军事强国，岂不有点遗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