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宋鲁郑，与拾荒妹：实用主义能走多远？
万长安
老卡战死，在一些人眼中算是虽死犹荣，不知宋鲁郑作何感想？就在老卡因为首都人民起义军队也集体缴械而他不得不仓皇出逃数天前，宋同志作过一深刻的论断：一方是为普世理想而战的动乱分子，一方是为生死而战的保皇卫国大军，哪一方愿死战到底非常明显，西方是不自量力自找苦吃。
宋鲁郑对利比亚的误判，主要是由于他对理想主义的反感对实用主义的迷恋：人的生存欲望应大大超过人对理想的追求。 宋认为实用主义是中国人的思想核心和行为准则，在这一点上宋同志是掌握得非常准确。一周前，佛山幼童遭车碾压后，十几位过路者看到惨祸后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匆匆走过，害怕惹麻烦的实用主义绝对占了上风。
只有一位拾荒妹救起了血肉模糊的幼童。因为拾荒妹的生活过于简单，实用主义意识得不到生长，由是她的良知还闪发着光芒。可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实用主义者占了多数，非实用主义者只是一小撮。
大多数中国人真正关心的就两件事：第一，个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第二，社会稳定与国家的强大，其余的一切，比如说社会公平正义，都好似可有可无。中国人的爱家和爱国，当然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不是为了自己个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爱国家多少也是为自己。
中国当然也有理想主义，但在民众的小农意识和权贵的“大农”意识汪洋大海之中，中国的理想主义实在过于淡薄。 孔子曰“朝闻到夕可死也”算是理想主义的名言，但老夫子又曰：“子为父隐，”“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实则暴露了他的实用主义底蕴。圣人的“朝闻到夕可死也”大概是一时心血来潮，救国救民可能也只是他心灵的慰籍。 一天，老夫子高兴让弟子猜猜他的最大心愿，看到无人猜中夫子自己只好合盘托出：春光沐浴中带几个童子来到河边，临风咏唱。 在这种优哉自娱的文人气质中，哪有半点孟子那种伤其体肤劳其筋骨为正义而赴汤蹈火之气势。
不可否认，在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中，实用主义是一个基本的思维准则和行为坐标，但它常常与理想交织成为历史进程的推手。我们做人和思考的基本原则应该至少是把理想主义摆在与实用主义同一个高度并力求两者的平衡，而绝不是用实用主义去打击抹煞甚至消灭理想主义。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宋鲁郑近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好像是彻底违背了这一作人的基本原则。 宋同志近来一直致力于用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来消灭“主权在民”的理想主义，他的这一做法在他的重点文章“中国特色的民主从反思中华民国开始”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竭力抹煞辛亥革命开创的“主权在民”的伟大意义，宋的实用主义在文章的第二段马上开宗明义：“中华民族从本质讲是务实和讲究实际的，因此对待历史也一向如此。” 通过用混乱的历史作为掩盖并巧妙地抹煞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区别，宋鲁郑重点说明的并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无能而是说孙中山的无能或整个民主革命者的无能。于是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专制反民主的这一惯用说法就变成了失败是由于照搬西方民主。
按照宋的实用主义思路，近百年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英勇奋斗失去了意义，中国的近代史应该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只有那场改革开放才使中国进入了新的纪元。由于宋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民主主义革命一词在他文中不见踪迹更谈不上肯定。在宋的眼中，民主就是混乱孙中山只是个败例。在一片混乱中只有一人可入他的法眼，那就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因为袁大头有实力懂中国敢专制。
人大的一位教授也写了一篇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出于保守政治的目的，人大的那位教授抹煞了西方思潮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但这位教授还是不得不重点说明：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主权在民”的伟大理想。 教授抹杀了部分历史但还不敢突破底线不敢抛弃理想不敢泯灭自己的良心。然而宋的实用主义，通过“民生”一词的巧妙包装，竟可以胆大包天消灭一切于肉眼看不到的伟大。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使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种种局限，但大部分理智正常的文人还不会用科学和市场经济的一些失败来彻底否定科学与市场经济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宋鲁郑就是要来个彻底否定，而且听上去还蛮有说服力，就因为他巧妙得利用了中国人害怕混乱的心理。因为怕乱，所以人人都得放弃“主权在民”的伟大理想。
当然，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社会的正常状态，人们可用之来指出民主的历史局限，一些人对民主的幼稚理解，以及民主是一个受其他因数制约长期渐进的过程。 可惜得是，宋同志不愿走正常的理性主义路线而是一味抬高实用主义，以至把它变成了一把关公大刀飞向人类的伟大理想。
宋本人是否想过：清朝如果是汉人统治延续到现在并且强大，受自由主义支配的国民党和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共产党在狭隘实用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者眼中，岂不都是汉奸垃圾？
百多年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谭嗣同被刽子手斩首于北京菜市口时，得到了保皇愚民们的阵阵喝彩。 今天宋用实用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把“主权在民”的伟大理想打得无影无踪时，也得到了阵阵喝彩，不同的是那时喝彩的人是蒙味的封建愚民，今天喝彩的人是大小知识分子，像宋一样具有强大精致的的市侩哲学，不惜扫除我们民族已经十分稀有的理想主义。
在消灭理想主义的快乐之中，宋是否想到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接近于文革时四人帮的劣迹，为了政治目的而丧失良心不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