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辛亥革命的第四种思路：谁被煽了一记耳光？
发生在1924年冯玉祥的“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在中外历史长河中还算个不上一个重大拐点。 但这一事件对当时的泰斗级文人王国维来说几乎成了世界末日，他邀另外几个满清遗老一同投河自杀，遭家人劝阻未果。 三年后北伐军兵临北京城下，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身亡， 留下遗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在陈寅恪撰写的悼念碑文中，王国维化为不朽， 成了一个远逝而去旧文化的“民族之魂.” 有趣的是，鲁迅, 王的同时代浙江老乡,凭着对旧文化的诅咒批判也成为一文化巨人，被后人誉为新文化时期的“民族之魂。”
两个新旧“民族之魂”的区别其实也就是一念之差：新的看到了辛亥革命“主权在民”的伟大意义，旧的觉得美好的东西失去太多,革命是得不偿失。 王国维非常痛苦，因为清王朝的悠远浩大，封建文化的温柔敦厚看来好像灰飞烟灭。鲁迅也有痛苦，因为他看到新的来得太慢太弱小而旧的却是太深重颟顸，于是我们就有了他写下的几篇文学名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祥林嫂。”
世事苍桑日月如梭，辛亥革命距现今已有百年。王国维还一直被看作为守旧的殉道士， 而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仍是现今的主流。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导着我们对历史变迁的理解，但观察诠释历史也可以有另外的思路。
自由主义的思路， 没有保留地承认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认为辛亥革命有其不可替代的阶段性进步作用；
历史主义的思路， 在仔细地梳理了当时的客观条件后，认为君主立宪可能是一更好的选择；
最后或最新的是一种反民主反历史的民族主义思路，确认辛亥革命没有太多积极意义，它给中国造成的只是贫弱紊乱军阀混战。这种思路的代表之一是保守民族主义人物宋鲁郑，目前还暂为异端，但随着狭隘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有可能今后成为主流。在宋的“中国特色民主从反思中华民国开始”一文里，读者可以看出其思路的大致轮廓。
宋首先展世给读者的是辛亥后几十年间中国的一片混乱，政府软弱无能更换繁复国家财力空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所以民主或全新普世的观念“主权在民”他看来，就成了笑柄或永远的水土不服。宋的结论是清晰明了的：中国只需要引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在思想精神领域在政治理念社会制度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已是近乎完美。
宋的这种思路粗看之下好似并无新意，类似于用国民党的无能来证明共产党的伟大或用民主的种种问题来为集权辩解。但实际上宋的思路确有新意，通过巧妙地抹煞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区别，作者重点说明的并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无能而是说孙中山的无能或整个民主革命者的无能。于是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专制反民主的这一说法就变成了失败是由于照搬西方民主。
按照宋的思路，近百年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英勇奋斗失去了意义，中国的近代史应该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只有那场改革开放才使中国进入了新的纪元。由于宋的狭隘民族主义，民主主义革命一词在他文中不见踪迹更谈不上肯定。在宋的眼中，民主就是混乱孙中山只是个败例。在一片混乱中只有一人可入他的法眼，那就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因为袁大头有实力懂中国敢专制。
宋的实用主义思路阉割了历史否定了历史的延续性，既抹煞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也偷偷抛弃了“主权在民”这一对中国的旧文化来说是全新普世的观念。封建文明转为现代文明的过程要花代价和时间是十分自然的。 在描述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种种混乱之后，宋认为时间太长代价太大：
“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完成这两大任务竟然用了一百年。”
令人可笑的是， 仅两三个段落之后为了劝说人们接受他的政治保守主义路线图，宋就指出：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各国，凡成功的模式大多是经过数百年的来回摇摆、尝试才最终确立。”
宋为何会这般自我矛段或采用毫不掩饰的双重标准呢？ 宋的思路观察笔触受控于他心灵深处的一个幽灵——中国人不应该对民主有任何的耐心，而应对集权要有无限的耐力。在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上，宋鲁郑和封建中国的“民族之魂”王国维大体一致，但也有一些重要有趣的区别。王国维是为一个逝去的旧社会痛哭，宋是为一个半新半旧的社会呐喊。前者是看不到封建文化在新思想新生产方式冲击下瓦解的必然，后者有可能是刻意闭眼不见在新的工业文明对一种旧的农业文明造成的巨大冲击时，中国如不除旧迎新锐意变革就是死路一条。
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和辩证维物主义方法在宋的字里行间找不到踪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历史有其阶段性不可跨越。 相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一个巨大飞跃。 马克思不光是憎恶专制也认为东方封建主义坚固有强烈的循环特征而难以自拔。鸦片战争开始后几天，马克思有些欢欣雀跃为此写了篇小文，预言古老的中国被惊醒将出现巨变。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巨变之中看到的只是屈辱或荣耀，而对是否出现一种升级版的新文明形态兴趣厥如。
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论当然是在充分肯定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的先驱作用后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肯定辛亥革命不个光是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客观的尊重，它也来自于第一代第二代共产党人的亲身经历。他们投身革命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主权在民”，民主自由，相信中国的前途在于变革，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观念还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所谓“中国的先进知识份子”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那些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人们并可付之实践， 其使命决不是单一的使中国变得与西方一样强大，他们也盼望人民从黑暗的封建专制中获得解放。
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目的，宋鲁郑用历史的表象完全抹煞了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不错，主权在民或民主是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制约，我们应该在国家的繁荣强大，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个人生活的尊严之间找到一种综合平衡。从历史的教训中我们知道，民主需要一种逐步稳健的法制建设，它不可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背离市场经济，不应造成权力集团的尖锐对立。不可否认，中国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确有一条大的痕沟， 权势集团中部分人认为中国人要感觉良好最有效的方法的是送子女读西方名校并同时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敢斗西方，弱势群体大多认为中国人要感觉良好就必须有社会公平正义整治腐败。
宋鲁郑是站在哪个立场? 宋或是在探讨中间地带。宋在口头上对民主的封杀是为了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实践中民主的否定。他的大意好像是中国的政治一定要从上而下，人民为了子孙后代可能享有更平等的生活，他们目前应该压抑政治上人人平等的想法，不要自己发声要求政府作出政治改革的任何承若。
中国以后的政治有可能与宋的构想吻合，但他应看到要实现的他的保守实用主义路线图具有以下几种风险。 第一，百年后党可能变质忘了自己内心对民主的暗暗承若。第二，百年后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可能变得只贪图享受也忘了要求民主。第三，为了红旗永远鲜艳，民主最多最后就是个半拉子。宋的实用主义路线图最终是否到达目的对他来说也许并非十分重要，他的另一半心思大概就是不管好坏，中国一定要独立独行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打击西方文化优越的嚣涨气焰，乐趣不全在结果，乐趣更在过程之中。
宋的保守民族主义政治构想大体上还处于零敲碎打的状态之中，要形成一个体系，宋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思想基础应该还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种国际主义，它厌恶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不久，马克思就发现民族主义使德国的无产阶级难以认识自身的卑微状态从而丧失争取解放的斗争意志。当然只要部分西方人士还紧抱着种族和文化优越感不放，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种自然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应有节制而不应失去理智而演变成紊乱的情绪风暴。
一个农民或乡下绅士在城市受到侮辱而决定不再进城，一个穷人受到富人的侮辱而决定不再致富，都是可笑情绪化的反应。几年前中国遭到西方藏独份子部分记者部分政客的漫骂攻击，中国应该坚决反击，揭露其反理性反历史反现实的恶劣本质，而不是激动忿恨地说我们决不会再搞民主。
送鲁郑在其发表的文字中很少提到马克思，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打算用实用保守的民族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还是希望两种思潮之间发生有机的结合。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种新的人道的发展着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它承认市场经济的威力但追求人的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共产党抛弃马克思主义而一味沉迷于民族主义之时，这个党就蜕变成了一个权贵利益集团，用温和良性或严酷恶性的方法维护一个类似古罗马的贵族共和体制，这种中国特色的贵族共和体制有朝一日可能会与西方文明平起平坐但决不会超越。
中华文明要超越西方不是没有机会，其主要条件可能就是执政党坚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原则以民为本，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官集团才会抵御封建的王朝意识家族利益至上意识，刻守住基本的道德操守，只有这样中国文官集团管理社会时可超越社会各利益群体这一传统优势才会发挥它的最大作用。西方政治主要为通过选举立法展开的社会利益集团博弈，使人难以看到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相对之下，中国的文官集团有可能更好地整合自然，社会，和生产中的各种要素而到达更佳人文的效果。
在中国获得令人眩目的经济成就时，西方的政治经济陷入了一场危机。宋鲁郑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治举张看上去是恰逢其时。但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纲领是否达到目的取决于多种要素在历史与现实时间的纵轴上，社会大环境小环境的横轴上种种复杂的互动融合。一种对历史的简单甚至歪曲的观察，一种简单情绪化与西方对立的心态决不是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们都承认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中国模式，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应该有一种平和的关系，在竞争中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而不是意气用事屈从于集团政治的压力。在美国，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开始研究中国并修改自己的论断，韦伯对中国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的评价以前算是合理现在显得武断，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中国封建历史的否定今天也显得更加难以接受。中国的风头正健，但所有这一切不应妨碍我们自己对历史和现实作出客观合理的观察判断。
历史和现实是种延续性的客观存在，一位严肃的政治写手在评述中国时来不得浪漫主义式的切割分解。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上，有那些重要参数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呢？
第一， 中国曾是个专制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态坚固难以自身突破。清朝比两千年前的汉朝并无文化和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学者金观涛的“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第二， 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巨大但人均收入低下，不小比例的人群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且还遭遇人权问题的侵扰。
第三， 和平与发展早已为国际社会主流，任何盲动过激的民族主义显得可笑并背离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第四， 党决不会抹煞辛亥革命，党愿意做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党的合法性来自于对三民主义的认同，而不是对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认同。
为纪念辛亥革命在北京的隆重集会，对那些想以抹煞辛亥革命来向党献媚的人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并未完全开窍。
在历史的长河中，王国维将永远是位为旧社会殉道的浪漫诗人，而鲁迅对旧社会的鞭鞑对“主权在民”新社会的憧憬早构成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