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首先在政府内部,打黑就是由政府内部开始的,自己对自己割肉。对这个腐肉动刀子,这就是一个政治。在政治目标上,重庆政治目标的改变就是唱红,之所以唱红能够引起这么多人好多主流媒体的反感,是因为它调整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目标。
另外在政治基础上,重庆现在要追求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是中国政治基础回到了老百姓,这也是重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现在要说政治体制改革由哪些方面来改,由谁来改,为谁来改,这都是重庆在回答的问题。重庆是做非常实在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改这个词已经完全虚拟化,要么有人把政治体制改革完全颠覆了,变成政治体制革命,要么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方法。
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地方政府,没有人拿出实实在在的方法。所以说,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信政府说的话,因为政府没有说出方向,而不是方法不好,自由、民主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提法不对就没有意义。在这一点上,重庆最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文章指出,媒体上说重庆的打黑是“黑打”,也不是没有疑惑的,但是人们确实看到很多贪官污吏打掉了,看到很多黑社会打掉了。人们看到重庆的天空洁净了。这一点点征服了很多人,尤其是老百姓。因为中国老百姓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中国的政治家,可能不一定是借鉴重庆的方法,但是得有一点是得做实实在在的事,不能老喊空口号。现在中国的政治家口号喊得特响,而且所有的口号与所有的实现差距太远,每年的人大、政协、党代会的新闻发布会都提得非常好,都很感人,但最后还是让人失望,没有具体方法。重庆拿出的是具体方法,这方面是有建设意义的。
另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致富,现在重庆是在治贫困,治理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遗留下来的阴暗,贫穷就是社会的阴暗,社会不足的角落。他在治贫,他在这方面是提出一些方法的,比如,他提出消灭三大差距,消灭城乡差距、消灭地区差距、消灭贫富差距,其实最主要一点也是最终一点就是贫富差距。
文章最后呼吁,现在重庆面临的困难可能是中国面临最顶级、最尖端的困难,应该由全国的力量来解决,而不是由重庆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尤其在舆论上的合法性,在各种各样的合法性上。包括城乡统筹啊,打黑等方面的困难。打黑现在也面临困难了,因为有的人抓不到,重庆打黑了,但全国没打黑。城乡统筹不一定是解决重庆本地人的问题,也可能解决的是到重庆工作的外地人的问题,这些问题靠重庆自己的力量解决确实很难的。
自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07年底主政重庆,推出重庆模式以来,重庆模式就在海内外引起激烈争论。在北京学者举办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次日,乌有之乡第三次举办重庆模式研讨会,并在9月5日发表长达万言、题为“世界危机下的重庆模式与中国未来”的研讨会纪要。前不久,就在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争议愈演愈烈的时候,乌有之乡曾恫言重庆模式若失败中共将下课,还曾发文表示,重庆模式的成败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广东模式导致中国面临亡党亡国的边缘。作为社会改良方式的重庆模式,如果因利益集团阻碍失败,中国很可能面临一场混乱、动荡、革命。有评论指出,对这种混合了中国、古巴、朝鲜的“重庆模式”,中央高层似乎并无共识,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人对重庆的唱红打黑迄今并无正面表态,民间评价更是两极,在十八大上,薄熙来的命运将决定“中国特色”会否演变成“重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