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一名体制外经济学家
一个守法公民的“狂言”：有种的上法庭！
从刘小波、胡佳等到艾未未，中国当局以各种罪名剥夺了异见人士的自由，从几个月到十一年不等。但是，对这些维权和促进政改公民的抓捕，当局并没有公开的“宣判”，即在法庭上，当着全体中国人的面实行正当的法律手段和程序给他们定罪。有大陆网民曾指出，当一个政府把枪口对准自己的百姓时，它的合法性就变了！
那些逢中必拥的人会说，“美国也会把枪口对准美国公民啊，也会这样抓人啊！”
的确，美国当局也抓过马丁路德金，还抓过哪些著名民主运动人士我不清楚了，但是，美国政府抓人要在法庭上对其起诉，也会让被告人请律师辩护，独立的媒体和调查记者也会旁听。但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著名獨立學者茅於軾在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之後，遭到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發起“公訴”, 给茅于轼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茅于轼反击表示，欢迎他们上法庭辩论，最后结果不会是审判他, 而是审判毛泽东。
茅於軾指出，目前大陸社會對毛澤東的判斷有如此大的差異，主要原因是人們對真相不了解，因為共產黨掩蓋了很多事實，人們很難了解事實的真相。中國人對是非的判斷往往是搞反了，不僅是對毛澤東的問題，還有其他一系列問題。例如大陸在外交上交的朋友都是金正日一類的獨裁者，而把民主國家看作另類人，就是對基本的是非判斷都有很大的錯誤。
茅於軾認為，這些錯誤不糾正的話，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中國要走哪一條路？是非搞不清楚，選擇的道路就會錯。現在由於網路資訊發達，中國大陸正處於能夠重新評價過去的階段。
单调的“红色歌曲”还能压倒一切吗？
文革是毛泽东无法躲避的浩劫，无论从“毛时代”持续至今的“一党政府”如何压制客观的历史侦查和讨论。毛泽东已经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历史人物了，对他的功与过是早晚要客观评说的。面对历史而自欺欺人是对自己良知和民族内涵的猥亵。
当前，由薄希来发动的“唱红歌”运动与其说是一个反常现象和滑稽的“红色文艺复兴”，不如说这种运动的目的就是再次掀起文革时的政治宣传手段，用“歌声压倒一切不同意见！”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有人给茅于轼这样的直言学者扣帽子就是预料之中的了，可他们却不敢和茅于轼在公开的法庭上对峙。
当我看到“芙蓉姐姐”的这身装扮时，感觉无知的她再次被人利用了，而且很丑陋，让我想到那些追随“纳粹时装”的无脑一代。如果是演小品需要还无可厚非，希望芙蓉姐姐的粉丝们讨论。
資料：茅於軾“把毛澤東還原成人”--
“三年災荒中國餓死三千多萬人，超過中外餓死人最高紀錄。這無疑是毛澤東的責任。”
“毛澤東姦汙過不計其數婦女。但他在神壇上，他的人性獸慾方面誰也不敢說。”
“毛澤東心理非常陰暗。國家由這樣一個人指揮，走到經濟政治雙崩潰邊緣一點不奇怪。”
“他發動文化大革命，逼死劉少奇。他想消滅一切政治上的對手，為此完全瘋狂了。”
“他最後幾年腦子唯一想的，就是毛家天下如何維持。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毫不相干。”
“（中共建政后）因政治原因死亡達五千萬之眾，超過二戰死亡總數，造成人類史無前例生命損失。”
“（蘇共前領袖）史太林通過殺人清除異黨，毛澤東目的不在殺人，而是讓他遭受侮辱和痛苦。”
“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死人無數，但在所不惜。文革自殺很多不是一般人，有的還是他的朋友，但他絲毫沒有同情心。”
“毛澤東還輸出理論，讓全世界殘酷鬥爭。所有遵從毛理論的人也許斗得很開心，但擺脫不了貧困，無一例外。”
高氏兄弟作品：忏悔的毛泽东
From Wikipedia: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经济学家。
茅于轼195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后分配到铁道部门工作，1958年被劃歸為右派分子，下放到大同机车车辆厂劳动。茅于轼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一书，1993年参与创办美國福特基金赞助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理事长，现为理事长、常务理事。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发起的呼吁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的《零八宪章》签署者之一。其父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其伯父茅以升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
茅于轼作为一名体制外经济学家，发表了不少批评政府政策的言论。
2008年圣诞节前夕，茅于轼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温家宝提出的“18亿亩耕地红线”并非是不可逾越的，引起了争议。新华社第二日也发表评论文章进行抨击。批评者认为该言论有为美国农产品打开中国市场的嫌疑。
茅于轼撰文提出：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
提出如下觀點：
| “ | 水和石油稀缺的程度在上升，价格在上涨。这用不着着急。如果稀缺而不涨价这才要着急。我们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稀缺又不想让它涨价。结果肯定是供不应求，市场上买不着，当然出现危机。如果让它自由涨价，就会有替代办法出现。比如用风能发电，用电作动力开汽车。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块石油。现在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石油价格还不够高，替代不合算。事实上替代的办法多不胜数，我们可以用酒精开汽车，也可以种菜子油转变成柴油来开汽车。用注入高压高温蒸气的办法提高油田的采收率（现在的采收率一般只有35%左右），还有注入二氧化碳、注入氮气等等办法。总之有几千种办法解决石油不足的问题。只要石油价格涨得够高，这些办法都能够起作用。 | ” |
| “ | 既然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的；其次这和本人的职业利益有关，粮食专家强调粮食有危机，自己可以得到重用。 | ” |
2009年5月21日在云南开远答听众问："水果可以替代一部分粮食，大家多吃一点水果就能减少对粮食的需求，所以水果和粮食之间也存在着替代关系。这就使得耕地面积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更具有弹性。我们可以选择多吃水果，进口粮食，多施肥多灌溉等等各种方式来代替耕地。所以耕地面积和粮食安全之间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比例关系，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不必要的。"
2009年，针对担心中国粮食如果依靠外国进口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茅于轼非常有信心的指出经济学理论可以实现效能最大化。提出如下觀點：
| “ | 有人担心把性命攸关的粮食供应交托给进口，非常不保险。万一人家不卖了，岂不是出大问题。其实市场买卖是非常安全的。如果没有外来的干扰，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停止交易。相反，倒是争着要把买卖做成，唯恐被别人把生意抢走了。 | ” |
2009年3月7日，茅于轼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题为《几个有争议的政策问题》的演讲，在接受采访时主张要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必须向民众开放垄断行业；主张中国的房地产的土地和资金全部市场化；由于经济适用房败坏社会风气，主张建只设公共厕所的廉租房[1]。
2010年，针对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实施升值压力，茅于轼指出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理想化的最优汇率。
| “ | 最妙的是，这样的汇率不但对我方是最优，同时对对方也是最优”“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不存在损人利己的汇率，也不存在损己利人的汇率。汇率只有两种，即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认为对方迫使我们调整汇率是出于对方的利益考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利于对方必定同样不利于我方。我们也不可能制定一个使对方受损自己得益的汇率”。 | ” |
| “ | 我不愿意用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别人也这样看。我想说明我的理由，供大家参考。 一般人看来修建航空母舰有利于增强国防力量，是很必要的。但是这种想法有点一厢情愿。因为这假定别的国家不相应修建航空母舰，听凭中国加强国防，他们自己不加强他们的国防力量，这才有道理。如果别的国家因为中国加强了国防，他们也加强自己的国防，双方加强军备的效果就是彼此抵消。剩下的唯一后果就是浪费了各自的国力。事实上世界上的大国正在走上这条路。各自扩军，彼此抵消，造成巨大浪费。 | ” |
| “ | 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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